俞月亭：敢为人先的嵊县人

俞月亭，1953年入复旦大学新闻系学习，1957年毕业后分配去《青海日报》工作，1962年调《福建日报》,1978年调杭州大学编辑《语文导报》，并在中文系新闻专业任教，后又参与新闻系的筹备工作并任负责人，1986年调任福建电视台台长，1995年底退休。

问：俞老师，我是2006年见到你的，到现在9年了。那两天一直跟俞老师在一起，开车来回都是坐在一起的。你讲的很多东西，我都记在日记里，来之前，我还重新去翻了一遍，看看当时记了些什么东西。现在看来，俞老师没变。俞老师，你怎么记性那么好，那么久的事情都还记得？

我也有记日记的习惯，有些亲身经历的比较有兴趣的东西也会在日记里记一记，有时候也会回忆回忆，不过那总是少部分，许多东西也还是忘记了。

我没有什么故事，我的经历也很简单，再说我的普通话讲得也不好。现在年纪大了，什么毛病都出来了，这几天嗓子也不太好，腰腿也不好，行动不便，差不多已经有一年多没有下楼了。（苦笑一下）

问：俞老师，非常感谢你能够接受我们的采访，你已经多年不参加这些活动了，说明你对新闻系还是很有感情的。

我这一辈子都干新闻工作，就是在杭大待了8年，算是改行，主要也还是在“语文战线”（后改“语文导报”）做编辑，在新闻专业教书只教了一个班，就是第一届的；还有一个培训班，是浙江省下面的地县报或报道组的人，大概也有二十几个人。我一辈子就讲了这么两次。所以，严格说，我连助教都评不上。

问：我记得2006年，福州的那次会议期间，你专门向丁淦林老师打听有没有杭大过来的老师，还在门口等我，想见见杭大原来新闻系的人。我当时就很感动。到现在，我还觉得你离开我们系，是我们系的一大损失，也是我们学校的一大损失。如果俞老师在的话，我很有可能会做你的助手。我们新闻系的很多老师，都是你曾经复旦新闻系的系友，后来又成为你的同事。我们想先请俞老师谈谈你的经历。

我是1953年从嵊县中学毕业，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那时候叫嵊县，现在叫嵊州。1953年，是全国大学院系调整以后第一次招生。当时，全国只保留了两个新闻教育单位，一个是复旦大学，保留了新闻系，还有一个是北大，在中文系里面，保留了一个新闻专业。复旦当时招生就招了30人，读4年，1957年毕业。毕业那年，正好碰上反右运动，所以我们毕业时间很迟，本来七八月份就分配工作了，我们却一直到10月份才分配工作。当时，国家对大学毕业生有一个口号是“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还有一句是“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那时候的大学生，就是以响应这个号召为荣。当时，我们班有10多个同学，联名写了一封信给国务院表态，要求到祖国最需要最艰苦的地方去，我也参加了。这封信后来还在《中国青年报》一版显著位置发表了。当时大学生毕业后都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国务院下达地区和人数，然后由校、系分配学生。那一年分配去的地方，有新疆、青海、甘肃、陕西、福建、浙江、江西和上海，人多的组都要有一个党员带队。在系里讨论分配方案的时候，系秘书、新闻史教研室的伍老师曾找我征求意见，说系里想留我在新闻史教研室教书，问我愿不愿意，我当时一心就想做记者，便婉言谢绝了。我是1956年在学校里入的党，我们班的党支部书记有一天征求我的意见，说“其他地方都有人去了，就是青海6个人，还少一个带队的”，问我能不能去。我想都没想就说：“好啊，我去！”在上述那些地方中，青海是最艰苦的一个地方。我就这样去了《青海日报》。

在反右派运动中，我们的系主任王中教授因为在1956年第一个提出要对我国的报纸宣传和新闻教育进行改革，被当时华东区的机关报《解放日报》点名打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复旦大学新闻系也因此被打成了“资产阶级新闻教育的苗圃”，从这个“苗圃”培养出来的学生自然就成了“资产阶级新闻教育的苗子”了。所以到了工作单位以后，凡是有“改造思想”的机会，单位领导往往就会想到我们。1958年兰州到西宁的铁路开建，我就第一个被选中参加报社的建筑队去挖了一个星期的路基。1959年下半年到1962年上半年，即三年困难时期，就在1959年，中央提出机关干部要轮流下放劳动锻炼一年。据说第一批原来是有我的，因为我在这一年初结了婚，大概是为了照顾我新婚吧，我被安排到了1960年第二批下去。在三年困难时期中，1960年是最苦的，就在这一年，我们报社下去的5个人被分配到了青藏高原一个偏僻的藏族聚居的小山村与藏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了一年。这一年的艰苦经历，在我去年刚出版的长篇小说《炼乡》中有很具体的描述。等我一年后回到报社，才知道机关的形势也大变，我爱人也因为严重缺乏营养而无法坚持工作，后来不得不请假回上海老家养病。本来，像青海这类边远贫困地区是要向国务院要干部，国务院下令向各省要，各省再以“支援边疆建设”的名义动员干部才会有人去的，这时竟然以“粮食严重缺乏，快撑不住了”为由，在机关内部动员凡是内地去的干部，有办法调回内地的，只要本人想回去，马上放行。就是这样的情况，当时我也还没有调回内地的想法，因为我是自己报名要求去的，可以说是喊着口号去的。我爱人也是作为上海第一批“支边青年”去青海的，离开上海时上海市市长陈毅等领导同志还亲自到火车站去送他们。当时，她也在《青海日报》工作。我们都没想到过要调回老家去，后来是一些朋友劝我，尤其是人事科的干部提醒我，说从我爱人的身体状况看，短期内未必能回青海工作，如果我们想回去，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错过这一次恐怕再也不会有了。加上那个时候，请假回家探亲是很难的，我爱人去了六七年，我去了5年，都没有回家过一次，你说我们不想家那是假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和在上海养病的爱人联系商量后决定试一试，便根据人事科的建议，一下子填写了7张履历表，寄给了浙江、江苏两省的7家新闻出版单位，其中就有杭州大学（当时杭大办了一个新闻系）。没过多久，就收到好几家的回信，包括杭州大学，都欢迎我去，要求寄档案去再看看。但档案只有一份，寄给哪一家呢？我当时犹豫不决了好几天，最后决定，寄杭大新闻系。杭州大学新闻系有个老师叫朱振华，原是复旦新闻系教编辑课的老师，还有一个胡其安教授则是教我们时事研究的老师，都是当年支援杭大新闻系创建时过来的，比我低一两届的复旦同学也有好几个在杭大教书，都是比较熟悉的。但我这边信刚寄出不久，杭大那边就又来信说，“刚刚接省里决定，我们新闻系停办，不办了，调动的事只好以后再说了。”接着，其他几个要我的单位也陆续回信暂停，原来中央正在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内地好几个省向大会提出，边远地区大批的人往内地涌，内地有点吃不住了，希望能够暂停。结果，中央立即下令暂停调动。这一暂停，第一次联系便都落空了。人事科的同志替我出主意，“省级新闻出版单位不行，你不妨往地市级单位发发看，地县市那么多报纸，也许会有要的。”于是我又试着给地市级新闻单位发了七八封信，也有好几个地方要我。有一天，和我一起去青海的一个同班同学是福建人，他告诉我：“听说《福建日报》要人，你可以跟他们联系一下，省报总比地县市的报纸好一点。”我想想也对，且福建和浙江也算隔壁省，离老家也近。于是又向《福建日报》发了一封信，不料，信发出没过几天，《福建日报》的人事科就来了电话，说，“我们要，夫妻两个都要，马上来报到。”人事科一通知我，我们两个人联系了一下，很快就办好调动手续，赶到福建来报到了。来了之后才知道，当时《福建日报》也听到了七千人大会传来的消息，但还没有收到省委的正式通知，怕写信太慢，来不及，所以才打电话。我们来福建路过上海时在岳母家里停留了几天，4月底赶到福州时还是迟到了。人事科的同志说：我们刚刚给你们发了信，让你们不要来了，因为我们已收到了省委正式文件通知，暂时停止人事调动。既然你们已经来了，那就先住下吧。后来办户口还花了很大的劲。我们就这样到了福建，这一住就是16年。

我们1962年4月底到《福建日报》报到，5月1日开始正式上班。因为我在《青海日报》的最后一段时间是编副刊，《福建日报》也安排我到副刊部当编辑。《福建日报》比起《青海日报》各方面条件自然要好得多，《青海日报》的副刊“江河源”，一个星期出一期，只有我一个人，既是主编也是编辑。《福建日报》的副刊“海潮”也是一个星期一个版，连主任有10多个人，不但工作轻松，还经常有机会下去采访，自己写些东西发表。10月，我利用工余时间写的散文“藏乡纪事”的第一篇《拉伊》在人民日报副刊发表，这是我有意识地学写散文的第一篇（因为当时副刊部领导分配我编散文，我得自己也学着写一点），反映还不错，《人民文学》编辑部很快来信，向我约稿。上海的大型文学季刊《收获》编辑部到福建组稿的编辑也来找我。我在青海的一个同学还写信告诉我，他听广播听到有一个省的广播电台还把我那篇《拉伊》编成配乐散文播出，因为我写的是藏族题材的散文，文中还穿插了几首藏族民歌。此后不久，《人民文学》也发表了我的第二篇“藏乡纪事”《乞库》，还特地给我寄来了5张小小的“特约稿”的标签，嘱我“以后寄稿子，在稿子角落上贴一张标签，就会优先处理”。《人民日报》副刊也陆续发表了我的好几篇散文，在福建日报和《福建文学》（当时叫《热风》）等省内报刊上也经常会有我的散文、杂文、诗歌或诗配画（我从小喜欢画画，还能瞎涂几笔呢）等作品发表。初到福建的那段时间，我的工作、生活都很顺利，报社领导对我也不错。1963年，闽南大旱，受灾最严重的地处九龙江口的龙海县发动了一场“横堵九龙江，引水灌溉农田”的抗旱斗争，夺得了大旱之年大丰收，实现了“水稻亩产千斤县”的出色成绩。后来轰动全国的“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龙江颂》就是根据这次抗旱斗争中出现的“榜山风格”的故事创作的。这年年底，报社的老总亲自带了一个采写组到龙海县采写这次抗旱斗争的报告文学，第一稿写成后他不满意，又亲自打电话到报社，让我连夜赶去龙海负责采写第二稿，这篇题为《抗天歌》的报告文学后来分两天以整版的篇幅在《福建日报》发表。在这次采访过程中，我发现地处九龙江口的海岛玉枕大队的事迹比“榜山风格”的故事更感人更动人，便在征得报社领导同意后找了一个当地报道组的同志做翻译（那时闽南农村还很少有人会说普通话，而我又不会听闽南话），一个人到海岛上住了20来天，就在海岛的农舍里写成了3万多字的报告文学《玉枕人》，后来又到海岛上补充采访了十来天，因篇幅限制，压缩成12000字在《福建日报》发表。事后我觉得可惜了，就把3万多字的原稿稍作改动，寄给上海的《收获》杂志。《收获》的编辑很快回信，提了几点很具体的意见再让我改一改，便送给主编巴金作最后审稿。巴金审看后认为：“这个题材激动人心，写得也不错。同意全文发表。”因为当时有个规矩，真人真事的东西，都要当地的领导机关盖章。他们征求我的意见，我让他们直接寄给龙海县委。说时迟，那时快，时间已经到了1965年，“文化大革命”的风声已经逼近，不久，便传来《收获》被江青定性为“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物”而勒令停刊，我的一篇已经编好备用的“藏乡纪事”《青稞》被退了回来，那篇写玉枕的稿子则连原稿都没有回来。

接着便是“文化大革命”。新中国成立17年，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说实话，每个运动开始时我都有点不理解，但慢慢地也就被卷到里面去了。特别是1956年入党以后，又经历了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我的脑子里就形成了一个观念：共产党是反不得的。所以“文革”一开始，报社的造反派就把矛头对准总编辑，不讲任何事实，就给戴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我就接受不了，很自然地成了“保皇派”。后来随着运动的发展，我又像过去历次运动一样，慢慢地意识到是自己思想“跟不上革命形势的发展，落后了”，这才慢慢地向“造反派”靠近。但跟了一段，又觉得不对了，便又退回来，不过也没有完全回到“保守派”一边，而是采取了鲁迅先生当年采取过的“横站”的态度：哪边都不靠，根据自己的判断，哪边对就支持哪边，哪边错就反对哪边。这一来有个好处，就是又开始使用自己的脑子了。17年慢慢被培养起来的“一切听党的话，一心跟党走”的懒汉思想慢慢又被改造，用当时流行的话说就是“自己的脑袋又回到了自己的肩膀上”。到了这时候，人家在那里忙着闹“革命”，我闲着没事干，便重新捡起慢慢荒废的画画的爱好，在家里学素描，学写毛笔字，晚上睡在床上，也开始对自己这20多年的经历进行反思。对一心向往的新闻工作渐渐也失去了兴趣。这样，便成了我想离开《福建日报》，另找一项工作做做的缘由。加上父母年老，孤零零地在农村生活，也希望我们能调到离家近一些的地方工作，好有个照顾，于是我们终于下了回杭州的决心。

但是，我们俩从学校出来后都是在报社工作，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本事，回杭州能干什么呢？想来想去又想到了杭大。杭大当时还没有新闻系，但我喜欢大学那种安静的很适宜读书的环境，不像报社整天熙熙攘攘，根本坐不下来读书，我想到大学去随便找个工作做做，业余时间读读书总是可以的吧。当时杭大的组织部长是我小学时的同学，他爱人又是我的亲戚，当时杭大的一位副校长是我《福建日报》同一个办公室很好的同事的同学，他们都表示愿意帮忙，但根据当时的规矩，干部跨省调动一般都要对调，即你来一个，我也要去一个。开始是报社这边不肯放，后来是要找一个杭大想回福建的人对调，这样折腾来折腾去折腾了3年半，一直到1978年年底，才终于调到了杭大。在福建工作头尾16年。

问：作为新闻系的筹备人之一，后来又成为新闻专业的负责人之一，请你谈谈学校为什么又要恢复新闻系，对这个决定，你们有什么感觉和想法？

当时，杭大没有新闻系，我报到后就安排我到宣传部，宣传部部长想让我去办校刊，我当时就想，我大报都不办了，难道还跑到这里来办小报？便没同意。那么干什么呢？正好那时，我听说中文系那边要筹办一个新闻专业，我就自告奋勇要求去参加新闻专业的筹办。就这样我到了中文系。筹备组一共3个人，除我外，还有两个是张大芝和也是新调到中文系的姓赵的老师。张大芝也是复旦新闻系毕业的，他1960年毕业后就到杭大刚刚筹办起来的新闻系来了，是老杭大，又是老新闻系的教师，本来应该是他当筹备组的头的，可能是他谦虚，也可能是我比他早毕业3年，资格比他老一点，硬让我当了筹备组的负责人。筹备组成立后的第一件事是取经，我们一起先到复旦新闻系，然后又到人大新闻系，最后是到郑州大学中文系的新闻专业，向他们讨教办学经验，向他们索取一些教材和相关的资料等。回来后就开始研究，写报告，报到学校里，批了，又向省委报告。谁知省委分管文教的副书记薛驹看了以后只讲了一句话：“浙江不需要那么多新闻干部，不要办了。”我们忙了几个月，他一句话，这个计划就泡汤了。新闻专业不办了，我又没地方去了，怎么办呢？正好当时省总工会正在筹备办一个《浙江工人报》。我想实在没办法，就去工人报看看行不行吧。于是我给总工会主席写了一封信，毛遂自荐。总工会很快给我回信，把我找去，由总工会主席和我面谈，表示欢迎我去。但回到家里一想，又动摇了，好不容易刚刚跳出报纸这一行业，怎么又进去了？不行不行，还是赖在杭大，随便找个工作，看看书算了。就在这时候，我又打听到中文系办了一个语文刊物《语文战线》（后来改名《语文导报》），便想干脆给他们当编辑去吧，于是到了《语文战线》。从这张照片也可以看出，编辑部一共七八个人，负责人是袁丰俊老师，实际上负责具体业务的是张春林，绍兴人，是“文革”前杭大新闻系毕业的，年纪轻，点子很多。刊物一个月出一期，薄薄的一本，我分工写作教学部分的稿件，工作量不大，又不用上班，除了开会，其他时间都在家里做，比起报社工作，一天3个班都要坐在办公室，真是神仙过的日子了。这样一干就干了好几年。一直到1982年夏天，杭大决定中文系还是设立新闻专业，并开始招生。

新闻专业正式成立以后，中文系的系主任郑择魁和系总支书记陆坚找到我家里，找我谈话，要我当新闻专业的负责人。我当即推辞。这倒不是客气，一是我没有教学经验，二是我的确也不想当，因为我对当官的确没有什么兴趣。当初我向报社领导提出要求调回杭州时，报社领导曾一再挽留我，最后并给我封官许愿，说编委会已经讨论过，如果我肯留下，他们马上上报省委组织部，让我担任部领导（处级），我也没有同意。后来人事科填写我的调动表格时要在“现任职务”栏填写“文教组负责人”（相当处级，因为“文革”期间，原来的“部”都改成了“组”）我也让他们不要填。到杭大报到时组织部长曾问我“文教组负责人”是什么级别，我说这是“文革”期间临时负点责，没有什么级别，我只是个一般的编辑记者。郑、陆两位找我谈话时我开始感到很突然，后来就想，我花了这么大力气才跳出报社跑到大学来，为的就是羡慕大学的读书环境好认真的多读点书，切切实实地做点学问，如果当了专业负责人，便什么行政事务都要管，哪里还有什么时间和心思读书做学问？所以坚决不答应。他们一直劝，后来实在觉得不好意思了，才退一步说，如果一定要我当，那就当个副的吧。他们还是要我当正的，我就说：“如果这样，那我连副的也不当了。”就这样，他们只好同意，后来是邬武耀当了正的负责人，我就当了个分管教学业务的副手。这张照片是当时教研室开会时拍摄的。

这里再说个小插曲：在新闻专业成立之前，有过一次评职称和提工资。我在《青海日报》和《福建日报》工作了20多年，从来没有评过职称，当时我在《语文战线》当编辑，能评什么呢？按照系里的意思只能从编辑评起，我已经当了20多年的编辑，还只能评编辑？我有点想不通。后来打听到《青海日报》有一条规定，说是凡是以前采写稿子在本报发表时能挂“本报记者”头衔的，这次评职称都算已经是“中级职称”（编辑、记者）了。我记得我离开《青海日报》前，报社编委会有一次宣布可以挂“本报记者”的人的名单中就有我的名字（此前我发表的以报社记者身份采写的东西只能署自己的名字，不能在名字前挂“本报记者”，大概只能算助理记者或助理编辑吧。）我把这情况告诉编辑部的同事，反映到系里后答复是要有《青海日报》的证明。我离开青海都快20年了，人家还能给我开这个证明吗？我便不再提起，也不申请评什么职称，自动放弃了。后来编辑部宣布职称评定结果时，我竟被系里定为“编辑”，我只是苦笑了一下，根本没把它当回事。评职称不久又有过一次提工资。那年代要提一次工资是很难得的，我在《青海日报》6年就一直拿的刚参加工作的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刚调《福建日报》不久有过一次提工资，因为名额有限，报社规定凡夫妻都在报社工作的，只能提一个，那一次是我提了，我爱人没有。很久以后好像还提过一次，算是两人都提了一级。我工作20多年，这一次算是第三次，如果按当时提工资的条件，我是完全够格的。因为当时中文系1957年大学毕业的人只有我和一位系副主任，1958年毕业的也很少，大部分是60年代毕业的，但结果是那位副主任和许多60年代毕业的教师都提了级，只有我和好几个从外面新调进来的没有，后来听比我先调进来的老师告诉我，说这是老规矩了，因为参加评定工资级别的评委成员都是老杭大的，凡是有好处的事情总是优先照顾杭大自己的人，外来的人很少能占到便宜的。据说那一次系里拟定的名单中是有我的，按规定只要评委中有一个人附议就可以通过，但念到我名字的时候，十几个评委中竟没有一个人吭声，就被否决掉了。为这事，当时一位姓张的中文系总支书记还特地到我家里来作说明，但只笼统地说了一句：“一个干部新调到一个单位总是要吃些亏的。”当时我就笑笑说：“要是按工作量来比较，不要说没提级，就是降我一级也没意见。”这不是客套，是实话，因为在报社时基本上是一天三个班，连星期天有时还要加班。到杭大后除了开会，天天都待在家里，你爱干什么就干什么，编杂志工作量也不大，常常闲得没事干，有时写点稿子到外面报刊上投稿，发表了还有稿费，一次稿费顶得上提好几级工资了（那时工资级别很小，像我们这样的干部一般提一级不过六七元钱）。书记说了句：“你能那样想就好了。”就走了。

1982年新闻专业第一届招生以后我也没有离开《语文战线》，因为根据分工我负责教“报纸编辑”课，而这门课要到三年级才开。这两年时间我一边继续做编辑，一边写“报纸编辑”课的教材，两头兼顾，我查了一下，1985年3月份的一期《语文导报》的封面还是我设计的。当时的《语文战线》在全国中学语文教学刊物中被视为是四大“明星”刊物之一（还有3家是上海的《语文学习》、北京的《中学语文教学》、山西的《语文教学通讯》），我们编辑部的同事之间关系都很好。一直到1984年，我开始给学生讲课，才正式离开《语文战线》。

问：你教的那个班里有个沈爱国，现在是我们的系主任。

这个，我倒是第一次听说。第一届一共招了40个学生。1986年3月，当我离开的时候，他们班为我送行，和我拍了一张合影，我数了一下是22个男生，11个女生。他们毕业的时候，我已经到了福建，有一天收到朱国贤写来的信，说系里要留他当教师，他不愿意，想请我帮他向系里说说。朱国贤教学实习的时候，是由我带的去新华社浙江分社实习的6个同学之一，因为表现不错，分社想要他，他想去分社。记得当时我写了一封信给张大芝老师替他说明情况，后来就同意了，改为留沈爱国。徐忠民是中文系留下来的，他比较早，好像是1984年毕业后就到了新闻专业，我们送他到复旦新闻系去进修摄影，指导教师是摄影教研组的主任马棣麟，回来后负责新闻摄影课的教学。

问：你是1978年底到杭大的，调动工作差不多是“文革”结束以后开始的。那么，你正式在我们学校上课是1984年，这段时间刚好是改革开放之初，不知道俞老师当时的心情怎么样？

当时心情还是比较好的，离老家也近了，老家就父母亲两个人，他们在乡下。而且，我的母亲在我还没有调到杭州的时候就已经去世了。我们到杭大后，我就计划着想把父亲接到杭州来住，谁知那年我们从北京刚转到郑州大学的当天，郑大新闻专业的一位老师（也是张大芝老师的同班同学）就转给我一封信，说我父亲突然中风偏瘫，让我马上回家。我连旅行包都未及打开，就连夜乘火车赶回家了。父亲病得很重，农村里医疗条件又很差，虽经多方努力，在病床上挨了七八个月后也还是走了。内心的歉疚和伤痛久久徘徊不去，我只能用转移注意力来分散，于是便想到搞研究，写论文。这一点，后面再说吧。

问：请俞老师谈谈你的工作经验和教训。

我在报社工作了22年，要说报纸工作的经验教训也还是有的。我想来想去，在中国这个地方，你想要完全按照办报人的愿望去办报，是不可能的。党在那边管着，而且那个时候的报纸都是党报。党报是党的喉舌，能允许你自由发言吗？新中国成立以来，那么多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现在回过头看看，哪一个是对的？而那时所有的报纸、广播宣传，又有哪一家不是起的吹鼓手的作用？我那么多年辛辛苦苦的工作，编了多少稿子，自己也写了那么多东西，又有多少是对的？我觉得辛辛苦苦半辈子，结果是两手空空，有时觉得很伤心。这也是我下决心离开新闻界的主要原因。因为我要是还留在这里，我还得这样工作生活。到学校以后，尤其是到新闻专业以后，我也踌躇过，如果还按过去老师教的那一套原封不动教学生肯定是不行的，那么教什么呢？我想来想去，新闻工作是靠人做的，学校教学除了教学一些技术性的东西以外，还是应该教会学生懂得新闻工作者应该是一个怎样的人？要让他们懂得真正的新闻规律，按新闻规律办事。当然，在目前中国的体制下，任何新闻媒体都不可能脱离党的领导，自行其是，但作为新闻人，你至少应该能判断那样做对不对，对广大人民群众有好处还是害处，如果有好处，你就积极去做，如果没有好处相反有害处，即使你不能公开对抗，也应该想合适的办法向上面提出来，让上面知道，而在行动中尽量避免或缩小危害，切不要不动脑子，盲目地去做吹鼓手，为错误的东西火上加油。新闻教育单位的教师不可能改变国家的新闻体制，但可以教会学生怎样去识别新闻体制的利弊，用自己的努力去慢慢推动新闻体制的改革，而这，首先决定于新闻从业人员本身是一个怎样的人。我认为，一个合格的新闻工作者，首先应该是一个正派、正直、无私、无畏、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和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的人，不人云亦云，不随声附和，以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重，不计较个人得失。这是我从自己20多年新闻实践中得出的一点教训，也成了我对新闻教育寄予的希望和设想。在杭大新闻专业的那几年，我基本上就是本着这个想法做的。当然因为时间很短促，加上各种条件的限制，远没有达到目的。

问：俞老师，当时新闻系刚刚创办，肯定有很多事情要做，那么，你作为负责人，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呢？比如教材、师资等方面。

教材方面，都是老师自己解决的，因为自己过去都学过，还有复旦和人大现成的教材可做参考。我是根据人大新闻系编辑教研室主任郑兴东教授为主编写的《报纸编辑学》和复旦新闻系编辑教研室主任叶春华教授编写的《报纸编辑》两本书，再联系自己20多年报纸编辑工作的实践和体会，编写了讲稿《报纸编辑原理》做教材。

第一批教职工怎么来的我不知道，一共才六七个人，有的是过去杭大新闻系留下或新分配来的，如张大芝、邬武耀、张英华。有的是中文系毕业留下的，如黄旦、徐忠民。后来从外面调了几个，如王欣荣是从宁波的一个单位调过来的，吴工圣是人大新闻系毕业的，徐艰奋是1982年杭大中文系毕业的，原来好像也在宁波一个什么单位工作。桑义燐和张允若则是我离开后从武汉大学和江西大学过来的。这么些人中，像张大芝、王欣荣、桑义燐、张允若、张英华和我，都是复旦新闻系出来的。教材方面都是自己想办法，主要恐怕也是参考复旦、人大的教材，郑兴东和叶春华也是复旦新闻系毕业的老系友。当时，武汉大学新闻系主任和新闻研究所所长何微教授，在当年全国大学教育改革的先锋人物、校长刘道玉的支持下，准备编辑出版两套新闻丛书，他知道了我的这一本《报纸编辑原理》后，说我这本有自己的特点，曾告诉我想把它编入他的“新闻教育丛书”出版，我给第一届学生和一个新闻干部培训班讲了两次课，答应再改一稿后交给他，后来是因为调回福建的事把书稿耽搁了。

问：俞老师，当时新闻系刚刚开始办，是如何要求学生成为一个合格的毕业生的？

我前面说的只是一个指导思想，是指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要贯穿这个原则，但在实际教学中当然不能把这些话都挂在嘴上。我从20多年报纸工作中体会到，新闻工作的实践性很强，而所谓新闻理论严格地说实在并不多，培养学生倘能把理论和实践很好结合起来，一定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便和其他教师商量对传统的新闻教学方法进行一些改革，教师们都很支持，认为这也是解决目前专业师资缺乏的一种办法，对教师本身业务提高也有好处。经过讨论，我们决定办一张《钱江晚报》（当时浙江尚无晚报），由专业教师分别兼任各编辑组组长，高年级学生轮流担任编辑记者，只聘请少量专职工作人员；学生上课时间则视情况灵活掌握，可以白天，也可以晚上。如有赢利还可贴补教学经费的不足。这个想法得到了系、校有关领导的支持，但找省委宣传部审批时却被一口拒绝，任凭我们磨破嘴皮，仍一口咬定学校不能办报。我们见此路不通，便要求让我们办一个“西湖通讯社”，能让学生在课余时间到杭州市区和近郊采访，将采写的稿子编成一份《西湖通讯》，分送各新闻单位投稿。谁知这个建议同样遭到拒绝，说通讯社只有国家能办，学校更不能办了，绝对不行！一切努力都告失败后，我们只好走“阳奉阴违”一条路了（这大概又是我的嵊县“基因”在起作用了，嵊县人好像都有一股不服输的倔劲，所以被周围邻县的人戏称为“嵊县强盗”）。我们找到浙江的几个主要新闻单位和中央驻浙新闻单位的头头，把拟办“西湖通讯社”的想法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都说这办法好，表示大力支持；我们又提出将高年级学生分成若干组分别与各新闻单位挂钩，经常联系，并请他们担任西湖通讯社的顾问，他们也欣然答应。于是我们约定时间，把他们和校系领导请来，与全专业师生一起开了一个隆重的西湖通讯社成立大会，会后又把事先打印好的新闻稿分发给他们，请他们在各自媒体上发表，造成既成事实。第二天，好几家媒体都发表了杭州大学新闻专业成立西湖通讯社的消息。省委宣传部大为光火，当即打电话来责问，我们便用各种理由搪塞过去。后来教育部还曾发来加急电报制止，我们也只是敷衍。有教师查到中宣部、教育部曾在1983年发过一个文件，规定有条件的新闻院、系可自办实习报纸、实习电台或电视台，既然如此，通讯社为什么不能办？我们的心里更加有底了。西湖通讯社一直办到我调离杭大才停止活动。

事实证明，西湖通讯社不但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而且对提高学生采访写作编辑校对以至组织领导等各方面能力都有很大帮助。根据通讯社章程，通讯社只吸收高年级学生参加，一切活动由学生选举产生的社务委员会主持开展，教师只担任指导和顾问。社务委员会设社长一人，副社长一人，委员5人，负责指挥和管理通讯社的采编印发业务，并不定期编印《西湖通讯》，赠送省、市各新闻单位选用或参考。第一学期仅3个多月时间，他们就编印了8期《西湖通讯》，选发了90篇新闻报道（不包括有的时间性强写完就交给媒体的新闻稿），被各家媒体采用了78篇，绝大多数学生都受到了挂钩的新闻单位的好评。与此同时，我们对课堂教学也作了一些改革：为了方便学生外出采访，适当调整了上课时间，把原来安排在星期六上的课移到星期五下午，腾出星期六和星期日完整的两天供他们活动；采访写作课和报纸编辑课都取消了期终考试，在学期开始时就宣布，采访写作课以这学期内学生在西湖通讯社采写的新闻作品为学期成绩，平时则将学生们采写的稿件作为上课时的讲评材料；报纸编辑课则在期终由学生自己挑选在西湖通讯社采写的不同内容、不同体裁的稿件和拍摄的照片，标题，画版，组成一个完整的版面，由教师根据这个版面给学生评分。这样，便把课堂教学和课外实习很好地结合起来，受到了学生的欢迎。1985年春假期间，二年级有两位学生从杭州骑自行车去上海，沿途还作了一些采访，在途经一个小村，向一位孤老太太讨水喝的时候，发现这位孤老太太穷得连请客人坐的板凳都没有。他们在了解了她的身世和处境以后，把随身备带的面包、水果等食品全送给了她，还同她一起拍了一张照相，回杭州后特地放大寄去给老太太。老太太非常感动，又不知道他们的姓名，只从信封上知道他们是杭州大学的学生，便请人代写了一封信，连同那张照片，一起寄给杭大校领导，要求找到这两位同学并代她致谢。这两位同学从未向别人谈起过这件事情，直到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新闻专业一位教师看到这张照片，认出了这两位同学，才明白真相，由此也可见当时新闻专业学生精神面貌的一斑。杭大教务处有一位领导说，新闻系的学生历来是最难管理的，这一次被我们管理得这么好实在不容易。1985年底在桂林召开的全国新闻教学改革研讨会上，我们递交的关于西湖通讯社的材料也受到了许多与会代表的肯定（见附录）。后来这批学生无论到新闻单位正式实习还是毕业后参加工作，都受到了新闻单位的好评。正式到新闻单位实习的时候，分配去新华社浙江分社的6个学生（4男2女）是我带的，实习结束时分社负责分管实习生的副社长傅上伦也是复旦新闻系出来的，他对我说，你们这几个学生都不错，我看比复旦在这里实习的几位学生还强（当时复旦也有几个学生在浙江分社实习），我和其他几位领导碰了下头，6个人我们都想要，但报给总社批时，总社只给了两个名额。所以这班同学毕业后他们只挑了朱国贤和胡宏伟两个，朱国贤后来被提为分社的采编主任，后来又当了副社长，再后来轮换到西藏分社当副社长，本来要提为社长的，因为高原气候不适应，才又回到浙江，再后来就调去贵州分社当社长了，最近又听说已调去总社，不知当了什么。另一个胡宏伟，在朱国贤提为副社长时，他也被提起来当了采编主任，后来听说跑到新办的长三角的一家什么报纸去了。其他组的同学也都差不多，现在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已成为新闻单位的骨干，有好几个且已走上了重要的领导岗位。很少的几个当时的学习成绩不怎么样，后来听说改行做生意去了，也做得不错，我想他们可能是当初选错了专业。

问：你们这辈人，在1949年以后，经历了很多的政治运动，反右、“文革”等等。改革开放以后，又对这些运动进行了拨乱反正。那么，你在新闻系工作的时候，这些事情对当时的新闻系有什么影响？

这些东西，很难具体地说，我们这些人的思想肯定有变化，比如我吧，新中国成立后的许多运动，几乎每一次都是紧跟的，有的开始时也有怀疑，但总认为是自己世界观没有改造好，跟不上形势发展，所以总力争要与中央保持一致。“文化大革命”开头也是这样，一开始当了“保皇派”，就是受了“反右派”运动的影响，那时候对党支部提提意见就有可能被打成“右派分子”，如今一开始就把报社总编辑说成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编委会执行了“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这还了得？但后来毛泽东一讲话，中央文革小组一表态，马上就觉得自己错了，政治上犯了一次大错误，便赶快转变立场。但后来经过几次大翻覆，脑子便慢慢清醒了，开始自己动脑子判断是非了。所以后来我常说“文化大革命”千错万错，对我却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让我破除了对共产党和从中央到各级领导干部的迷信。过去这些人在我脑子里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他们的话就是马克思主义，“文革”中他们的老底被揭了个透，便觉得原来你们也不过如此，再不把他们当神仙了。到新闻专业后最明显的一个表现就是批判“党的喉舌论”。报纸等新闻媒体不能只做党的喉舌，同时也还要做人民的喉舌，也要让人民群众发言。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新闻媒体也不能只做“喉舌”，还应该做“耳目”，而且首先是耳目，因为你只有听和看人民群众的生活、工作和意见，你的发言和决策才能有的放矢，才能符合人民群众的实际情况和要求，否则便会无的放矢，便是胡说八道，便容易造成瞎指挥。所以对报纸等新闻媒体的定性，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新闻媒体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和喉舌，首先是要反映人民群众的生活、生产和工作的情况，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发挥耳目和人民的喉舌的作用，让党的各级领导了解这一些，作出正确的决策，然后通过新闻媒体向人民群众发言做宣传，发挥党的“喉舌”的作用。这两个方面是缺一不可的。当然，我敢于这么放肆大胆地在课堂上批评传统观点，与那时的政治气候比较宽松有关，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对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历次政治运动作出了重新评价，我才会有这样的胆量，要放在以前我也是不敢的，相反的甚至还会看成是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好，才没能在思想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

问：俞老师，改革开放的时候，大家都在努力工作，都想把耽误的时间弥补过来。那当时，我们新闻系是不是这样，你是不是也这样？

新闻系学生很难说，“文革”时他们还很小，基本上都是60年代上半叶出生的，应该不会有浪费时间这样的感受。老师则应该没问题，拿我自己说，要求离开报社调到杭大的原因里就有这么一条，就是觉得以前这20多年的编辑记者工作起早摸黑忙忙碌碌，到头来两手空空，都白做了，到杭大后搞邹韬奋的研究也是出于这种想法。

问：能否请你具体谈谈邹韬奋研究的情况？

我到杭大后大部分时间是在《语文战线》做编辑。《语文战线》一个月出一期，我分管写作教学部分，数量不多，而且可以不上班，自己在家里做。这样，我就有大量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在报社20多年，根本静不下来也没有比较完整的时间让我看书，到杭大后便想好好地多看些书，所以开始时只要看到有什么喜欢看的书就抓来看，但时间一长，又觉得这样不是办法，能不能找个题目实实在在地做点研究呢？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在复旦写的毕业论文《点石斋画报》初探。当时我的指导老师是舒宗侨教授，原来我选择的题目是《中国画报简史》，大概有半年的时间，我天天跑到上海新闻资料馆、徐家汇藏书楼、上海图书馆，后来又到复旦大学新闻系的资料室去看《点石斋画报》和与它有关的资料。我把13年的《点石斋画报》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同时做笔记。那时候我天天一早就从学校所在的江湾坐公交车到市区，再转车到图书馆，中午就在附近的小巷里找一家小店或者小摊吃一碗阳春面，吃完再进去看资料，一直到傍晚图书馆关门了才坐公交车回学校。当时的想法是想把我国画报发展各个时期的代表性画报都翻阅一遍，结果第一本画报刚看完时间就快到了，只好临时将题目改成《我国画报的始祖——〈点石斋画报〉初探》，一写就写了3万多字，交给舒老师。不久就开始了“反右派运动”，舒老师因为在学校召开的教授座谈会上给学校党委提了一些意见，被打成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我原以为他不可能再对我的论文提意见了，没想到毕业前夕，他竟然把他的意见送来了，意见写在几张他自己拍摄的明信片大小的彩照背面，有七八条，交给我时他说：“你的论文写得不错，看得出你下了不少功夫，我提了几点不成熟的意见，供你将来有机会修改时参考。”我当时的确很感动，但因为他是“右派”，不敢太流露出感激之情，但那几张意见却作为纪念被我保留下来了。20多年后我把我的论文初稿和舒老师的意见找出来，认真地从头细读一遍，然后重新写了一稿，寄给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主编的《新闻研究资料》丛刊编辑部，很快收到回信，说他们正准备对上海《申报》作一次全面深入的研究，刚刚列出一批选题，《点石斋画报》是其中之一，没想到我把论文都写好了，比他们的计划提前了好几步。这篇论文发表在1981年第5辑《新闻研究资料》，全文两万多字。后来听说舒老师看到这期刊物后非常高兴，在一次上课时特地向学生介绍了我和这篇论文的写作经过；再后来舒老师应聘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画报史部分的编委，还推荐我撰写《点石斋画报》词条。有一次我回复旦联系工作时特地去看望他，他把我带到他的办公桌前，指着压在玻璃板一角的一张黑白大照片说：“你看，这就是你们那一班选修摄影课的同学的合影，这个就是你。”当时因为摄影器材不足，全班只有一半同学能够选修摄影课。舒老师成为“右派”后被剥夺了上讲坛的权利，到系资料室当了个资料员，所以我们那一班是他当“右派”前教的最后一批学生，这张照片居然在他的玻璃板下保存了20多年，而且对照片中的每个人还记得那么清楚，可见我们在他心里的记忆是多么珍贵！当时我真的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点石斋画报》一文是我生平第一篇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此前曾压缩成5千多字发表在新华社编印的《新闻摄影参考资料》1964年10月第19期上），在接到编辑部第一封回信后，我便开始考虑另一个研究项目。在大学时我曾经接触过一些邹韬奋的书，三年级时写的学年论文就是《邹韬奋〈生活〉周刊研究》，对韬奋先生的人品和文品都很钦佩，认为他是中国新闻工作者的楷模，他的那种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为了坚持真理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铮铮硬骨，以及视事业如生命的敬业精神，都是今天的新闻界所普遍缺少的，便决定从他入手，对中国新闻史上有代表性的著名报人作一系统研究，为总结新闻发展规律发扬优良传统做些工作。正好，校图书馆有一套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影印本，但不能外借，我通过在图书馆工作的邻居走后门借出来，在规定时间内翻阅完交还再换另外一本，就这样，我硬是把8年的《生活》周刊全部翻阅完毕，并做了比较详细的笔记。我又把能借到的所有关于邹韬奋的书刊借来阅读，并陆续写了几篇论文，有的还寄给一些新闻理论刊物发表了。

再想找韬奋主编的其他报刊来读，一时借不到，接下去做什么呢？我忽然想到了写电影剧本。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电影中，新闻记者的形象往往都被写成小丑模样，我一直愤愤不平，心想有机会我一定要写个正面的新闻记者形象，为新闻记者正名。过去因为工作忙，也因为没有找到可作为新闻记者典范的模特儿，一直没有动笔。读了邹韬奋的许多资料，我忽然想到这不正是我要寻找的新闻记者的典范吗？于是便决定写一部邹韬奋的传记片。我从来没有写过电影剧本，只是根据平时对电影的理解，埋头苦干了几天，写成了几万字的初稿《流亡》，是以邹韬奋四次被迫流亡为主要线索写他一生经历。因为有些问题还需要弄弄清楚，我写了一封信向北京的沙千里先生请教。沙先生是韬奋的老朋友，当时正住在北京医院里，他很快给我回了信，除回答我的一些问题外，还告诉我一个消息，上海电影制片厂已准备拍摄邹韬奋的电影，剧本也已经写好了。（我接到沙先生的信大约一个月左右，沙先生便去世了）我见题材撞车了，只好放弃。但又不甘心，想到资料中看到的关于“七君子”事件的材料，“七君子”中除了韬奋，还有好几个都办过报纸刊物，何不来写他们呢。于是又找了许多有关“七君子”的资料来读，最后写成了9万多字的电影剧本《“七君子”案件》，并投寄给了上海电影制片厂。也巧，本子正好落在我的老朋友边震遐手里。老边和我在福建日报副刊部一起工作了10多年，“文革”后先我调回上海，原来是调去上海文艺出版社当编辑的，不知什么时候转到了电影制片厂文学部。他很快给我回了信，并提了些意见让我修改。这时我才知道，一部电影的文学剧本一般只能写3万字左右。我认真地改了一稿寄去，他说改得不错，让我马上写个3000字左右的故事梗概寄去，他准备附上他的审读意见立即送审。第二天正好是1984年的大年初一，我关在房间里一口气写成了7000多字的故事梗概，老边收到后回信说写得长了点，但不错，他已经连同他的审读意见上报给文学副厂长了，让我耐心等待通知。这一等就等了10个多月，一直到这年的12月才通知我去上影厂改本子，到后才知道原来是那位文学副厂长自己想写“七君子”，所以一直压着我的剧本不批，这次请我到上海改本子还是文学部两位年轻的主任看不过去才自作主张的，但老边告诉我，最好的时机已经错过了（因为一年前胡耀邦总书记曾在一次全国性大会上提出要向民主党派进步人士学习，其中点名的就有“七君子”中的好几位）。剧本还是继续改，不过花在改剧本的时间并不多，大部分时间倒是等待他们逐级审读。正好上影厂文学部离韬奋纪念馆不远，许多有关韬奋的资料杭州找不到，我便趁修改剧本空隙，跑到韬奋纪念馆去看资料。纪念馆的资料看完了，我又跑到徐家汇藏书楼和复旦大学新闻系资料室看。在徐家汇藏书楼时我发现那里有一套完整的《飞影阁画报》，这是《点石斋画报》的主要画师吴友如创办的，如果研究我国的画报史，这应该是继《点石斋画报》后的第二本画报了，我当时想也许将来还会有继续研究《中国画报史》的机会，这是难得的机会，不能放过，便花了好些天时间，将出版了两年八个月共100期的全部画报从头浏览了一遍，后来写成了一篇6600字的《〈飞影阁画报〉述略》发表在《上海出版史料》杂志上。这可说是意外的收获。在我为韬奋研究早出晚归忙碌的时候，有一天，文学部放映室放映刚制作完成的影片《海上生明月》，由关牧村主演，其中10多首插曲也全部由关牧村演唱。关牧村的歌我很喜欢，但这10多首歌听下来却没有一首好听的，剧本的故事也很一般。散场后我同老边说：“这部电影太差了，我要是写部歌舞剧可能比它还好。”老边问：“你有什么好题材吗？”我说：“我来写个藏族歌舞题材的电影你们要不要？”老边说：“好啊，少数民族题材我们正缺，你就写吧。”于是我动用6年青海生活积累，尤其是一年藏族地区劳动锻炼的经历，很快写成了一部藏族歌舞题材的电影剧本《拉伊》，老边看了说不错，很有希望。不过一个人不可能同时上两部电影，我们的主攻方向还是《“七君子”案件》，毕竟这是重大题材。当时电影《西安事变》正在全国热映并轰动香港，老边说，《“七君子”案件》和《西安事变》是我国抗战初期两大爱国事件，一南一北，一文一武，异曲而同工，拍好了一定会打响。我很受鼓舞。《“七君子”案件》断断续续改了四五个月才定稿，我想看的资料也全部看完了，还抽空写了几篇论文。这时《语文战线》要在黄山召开一个会议，来信问我能不能参加，我没有到过黄山，自然要去的。但等我开完会回到文学部，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原来住在文学部改本子的一批作者基本上都走了，另换了一批陌生的作者。老边告诉我电影厂搞经济承包责任制了，一切要看经济效益了，以前那批作者写的都是考虑社会效益多，现在这一批写的都是武打片、情爱片、滑稽片，都是能赚钱的。《“七君子”案件》成本高，拍摄难度大，厂领导估计经济效益未必能好，看来有点难度（后来听说还有一个原因也许更重要，那就是“七君子”中章乃器和王造时两位曾经是全国知名的“大右派”，为“大右派”树碑立传是大忌，但这种事又不好明说）。我想，反正邹韬奋的资料我都看完了，电影能不能拍我也无能为力，即使拍不成我也不吃亏，免费让我到上海看了几个月资料，这就是赚的了，何况还学到了一些电影剧本创作的基本常识呢，还是回家写我的论文去吧。后来电影果然没有拍成，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触电”以失败而告终（5年后拍成了4集电视剧），却根据这期间看的资料，完成了3部研究邹韬奋的学术专著（《韬奋论》、《韬奋论编辑工作》、《韬奋写作技巧研究》），共计50多万字，可谓歪打而正着。这3本书先后在3家出版社出版。这时，我的兴趣已完全转到新闻学术研究方面来了。

问：俞老师，你在上海改稿子，那么你在杭州大学的工作呢？

我是1984年下半年才开始给第一届三年级学生讲课的。1984年上半年以前还在《语文战线》（已改名《语文导报》）做编辑，当时上海电影制片厂是发信给学校领导为我请假去改稿，学校领导同意我去的。前后四五个月，1984年5月回的学校。这张照片拍于1985年，在学校里面。

问：你对邹韬奋很有研究，先后写了3本专著，能否请你谈谈这3本书的出版情况和出版后读者的反映，以及下一步研究的计划和打算？

对邹韬奋的研究和写作情况前面大体上都说了，至于出版情况是这样：最早出版的是《韬奋论编辑工作》。韬奋一生所从事的主要是编辑出版工作，新闻采访和写作方面工作相对比较少，所以我对他的研究主要也侧重在出版和编辑方面。《韬奋论》里有一篇《论韬奋编辑工作的经验》，写完后觉得还可以再充实发展写得详细些。正好那时山西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一套“编辑丛书”，已出几本，我得悉后便寄了一份目录去，问他们有没有兴趣，谁知他们很快回信让我把书稿寄去，并且很快就出版了（1986年1月），是一本小册子，书名改为《韬奋论编辑工作》，全书七八万字。我拿到书时刚回福建不久。第二本是《韬奋论》。这是把韬奋一生分成《生活》周刊时期、出国流亡时期、《大众生活》时期、《生活日报》时期4个阶段和总论5个部分，对他的思想变化发展过程和新闻出版工作的成就作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全书30多万字。这些文章陆续写完以后，有好些篇分别在社科院的《新闻研究资料》、人大新闻系的《新闻学论集》、复旦新闻系的《新闻大学》、新华社的《新闻业务》（后改名《新闻记者》）、《人民日报》的《新闻战线》、陕西社科院的《新闻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开始都是自己抄正一份就往外寄，后来觉得不行，这一份一寄出去就没有了（因为寄出去的基本上都会被采用），要出书还得再抄一份，太花时间了。有一年暑假，我老伴和女儿去北京看望舅舅，家里只剩下我一个，我忽然想，有好些同学暑假都留在学校没有回家，我何不请他们帮帮忙呢？便找我印象中钢笔字写得比较好的同学商量，不想他们很愿意，于是便找了五六个同学到我家里，我事先买了一盒复写纸和稿纸，一人一篇，在我家里摆开了战场，到了中午，两位女同学自告奋勇到附近的松木场买些肉蛋等蔬菜回来做午饭，做完就围着小圆桌吃，吃完休息一会再做，真是又紧张，又开心，这样一直干了好几天，把30多万字的书稿全部复写了3份。武汉大学的何微教授得悉后决定把它纳入他主编的第二套丛书“新闻学研究丛书”出版，后来也是因为校长刘道玉被免职、丛书出版计划被迫取消而告吹。他把书稿转寄给了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社以这本书不可能赚钱为由，长期压在那里，何得悉后通过他在河北省委工作的老朋友要回书稿转交给河北教育出版社，该社社长很快亲自给我写信表示由他们出版。后来他又告诉我，因为全国新华书店征订结果只有300多本，加上他们出版社之间内部交流和自留的也只能印700多本。当时我想全国那么多大学新闻系资料室、省市图书馆等等，一家买一两本就不止300多本，征订数怎么会这么少呢？后来想想也不奇怪，新华书店尽管很多，但有几个职员知道韬奋是谁？哪里会懂得应该向哪些地方发征订单征订？我向社长提出由我自己购买一部分，让他多印一点，他说书已经开印了，加印不可能了，最后算送给我25本样书（1991年10月出版）。本来想给那几位帮忙复写的同学每人送一本做纪念，等我将送给复旦、人大新闻系相关的老师和过去的同学和朋友（许多是我认为必须送的）以后，只剩下几本了，只好打消这个念头，心里却一直觉得对不起这些同学。这本书发行以后，我果然收到过好几位读者的来信，说书店买不到，问我有没有书，他想买一本。这本书的反映我听到的不多，在一次福州召开的纪念林白水的研讨会上我碰到了安徽大学新闻系主任蒋含平老师，她知道我是《韬奋论》的作者后对我说：“俞老师，我真没有想到你会这样写《韬奋论》，现在很少有人会这样来写书写论文了。你得花多少时间和精力啊。”2003年在上海韬奋纪念馆举行的韬奋出版思想研讨会上，有一位也是韬奋的研究者、写过一本韬奋传记的年轻学者也对我说，写韬奋先生的传记的书这些年已出了好几本，但像你这样那么具体详细的分阶段研究韬奋的论著却至今还只有你一本《韬奋论》！这两位大概都是说的我花那么多那么大的苦工夫去读韬奋的著作和主编的报刊，研究韬奋。这倒也是，现在许多人写论文写书，舍不得下苦工夫，多是找些现成的论文来读，然后东拼西凑地弄成一篇文章或一本书。而我则始终认为，做学问是实打实的事情，来不得半点虚假。至于还有一本《韬奋写作技巧研究》是我读完几本《萍踪寄语》和《萍踪忆语》以后得到的启发。韬奋先生一生写的新闻消息一类作品不多，但却写了大量的评论（小言论），流亡国外时又写了许多游记，当时在国内发表和出版后都引起了轰动。这些游记都是经过采访写成的，当时也被称为“海外通讯”，我读了那么多他的小言论和海外通讯，觉得他的这些作品，很明显地有他自己的风格和特点，已经写了好几篇文章在《韬奋论》里，后来也是觉得还可充实发挥，于是便在这几篇文章的基础上写成了《韬奋写作技巧研究》，内分评论写作和通讯写作两大部分，大约14万字，记得最后一篇写完已经是1986年1月，离开回福建只有两个多月了，所以这本书是在到福建以后在福建的出版社出版的（1994年10月），出版时也碰到了发行问题，征订数很少，后来是福州市新华书店的总经理帮忙，才印了2000来本。这3本书的出版给我一个很突出的感觉，就是这一类学术研究的书籍读者的确很少，出版社想靠它赚钱是不可能的，如果出版社以赚钱多少来作为选稿的标准，这类书注定不受欢迎，这恐怕也是商品经济对文化发展带来的必然结果吧。

前面说过，在开始研究韬奋的时候，我就打算对我国新闻史上一些著名报人逐个进行研究，这既是为今天的报人树立学习的榜样，同时也从他们身上探寻新闻发展规律。《韬奋论》的文章快写完时我便开始考虑第二个研究谁的问题。在研究韬奋的时候，我把他当成编辑的典范，侧重研究他在新闻编辑方面的成就。在新闻工作这个行业，与编辑同样重要的还有记者，那么找谁呢？在学校听新闻史老师讲课时，听到邵飘萍的事迹时曾让我很感动。邵飘萍是《京报》的创办人，但他留给后人的最深的印象却是著名的新闻记者。这样我便选择他作为新闻记者的代表人物之一进行研究。我将杭大图书馆能够借到的关于邵飘萍的资料都看了，又到浙江图书馆去看，各种资料看了不少，也做了不少笔记。当时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新闻史研究专家丁淦林是比我高两届毕业的新闻系的师兄，我曾送他一本《韬奋论》，他知道我在研究邵飘萍，有一次出差北京，非常偶然地在一家书店里看到了一本厚厚的《邵飘萍选集》，当即买了下来，回上海后即寄来给我，我也看了，但就是找不到《京报》。不看看《京报》，总觉得缺少了什么，不放心，文章就不好写，而要看《京报》看来就得去北京，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只能慢慢等机会了。后来发生了调回福建的事，这事也就耽搁下来了。

问：俞老师，你为什么要离开新闻系？

主要是两个原因。

一是杭大这边的。1984年下半年开始给三年级学生讲课以后，我就完全离开了《语文导报》编辑部，但我还经常会抽空去那里聊天，天南海北的海聊，有一次聊着聊着，我怎么的聊到了广告。那时候广告业刚刚兴起，还是个新事物，我说复旦新闻系原来有个广告专业，老师就是当年上海《申报》的广告部经理，50年代初院系调整后被取消了。现在广告业又复活了，但大家对广告的知识了解得很少，如果我们来办一张广告报，向大家介绍有关广告的各种知识，对广告界作些指导，自己也刊登一些广告，一定会受欢迎，赚了钱还可贴补教学费用。从这个话题又谈开去，有人又提出，社会进入商品经济时代以后，新闻出版界原来那一套管理办法不行了，而新型的经营管理人才又奇缺，如果我们能来办一个出版管理专业和出版法专业，一定很受欢迎。大家觉得这个想法很好，我提出干脆在我们新闻专业基础上扩大成立新闻出版学院，内设新闻、编辑、出版法和出版管理四个专业。又有人提出出版法专业可与法律系合办，出版管理专业可与经济系合办，既可充分利用校内资源，又可解决学院师资不足的困难。如此七谈八谈，一个办院方案慢慢明晰起来，后来又经过“导报”编辑部和新闻专业双方几次商讨，认为除教学以外，还可以成立一个新闻出版研究所，办一个实习出版社，既可为学生提供实习场所，如有赢利，还可贴补教学经费的不足，等等，最终形成了一个具体的办院方案。在征得系领导同意后，我们当即推举张春林和钟仲南两个同志到北京找中宣部教育局、教育部和出版总局领导汇报。他们非常兴奋，特别对出版管理和出版法两个专业很感兴趣，说全国还没有这样的专业，当时的出版总局局长边春光更提出愿意与我们合办，毕业生出路问题可由他们解决，他们还可以组织全国出版社在职干部分批到学院培训，而且帮我们建一座教学大楼，每年还可由他们提供100万元资金，并提出凭借杭州国际旅游城市的优势，把杭州办成国际出版中心。前景如此美妙，我们真是喜出望外。回来向学校领导一汇报，校领导也非常高兴，叫我们赶快把材料整理好报省审批。谁知结果和当初申请办新闻系一样，省委宣传部长罗东批示说：浙江不需要那么多新闻出版干部，不要办了。居然理由和语气也和6年前那个副书记的答复一样！我们国家的体制就是这样，领导一句话，可以决定一个人的生死或一项事业的成败。这一次比第一次给我的打击还大，我真的有点灰心了。正好这时，一个全国性的出版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胡乔木同志也应邀参加，浙江省委那位部长罗东在向胡乔木同志汇报工作的时候，无意间提到了我们想办新闻出版学院的事，不想引起了胡乔木同志的极大兴趣，要他作详细汇报，罗东马上打电话要我们送文字材料。我们一看事情有转机，非常兴奋，连夜讨论起草了一份详细的办院方案，第二天便送去省里。若干天后，省委宣传部转给我们一封胡乔木同志写给罗东的信的复印件，原来胡乔木同志看了我们的方案以后很感兴趣，当时就关照罗东要帮助我们把这件事情办起来，为了表示慎重，在会议结束回北京前又特地给罗东写了一封信，指出我们办的是一件“为子孙万代造福的大好事”，一定要帮助我们办好，“如果办新闻出版学院的条件不成熟，也可以先办专业或系，待条件成熟时再转为学院”。乔木同志的信的中心思想是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办好，至于怎么办则看具体条件而定。在制定办院方案之前，我们不仅找了中央有关领导部门，还请教了许多新闻出版战线的老领导、老专家和权威人士，他们都很支持，有的并表示愿意担任客座教授，到学院来上课；我们还同校内经济系和法律系通过气，他们也表示同意，因此认为办院的条件基本上已经成熟。但罗东却抓住信中“先办专业或系”一句，明确“指示”我们分3步走，“先办专业”，等将来条件成熟时再办系和学院。我们将这情况告知出版总局，总局却没有兴趣了，他们说，如果办成相对独立的学院，他们出钱盖大楼，这大楼是属于学院的，他们参加联合办学，他们也有职有权；如果只办专业，只能附在别的系里，不但规模太小，跟他们也没有多少关系了，拨了钱也到不了专业手里，让他们出钱来养别的与他们无关的系和专业，他们不干。我们呢，当然对办专业也不感兴趣。于是，一件大好事就这么黄了。

二是福建方面的。创办新闻出版学院的事没了希望，我的心也冷了，恰恰这时，1984年11月间，有一天，我突然收到福建省委宣传部长的电话，要我到杭州西湖边的一家宾馆去找他。这位部长过去是我《福建日报》的同事，“文革”前都在一个办公室工作，关系很好的，项南到福建当省委第一把手以后，想找一个年轻一点的宣传部长，要《福建日报》推荐一个副部长人选，报社编委会开会讨论决定推荐了他，他到宣传部报到后，项南临时改变主意，竟破格让他当了正部长。这次他是去北京开会回来路过杭州特意留下来找我的，目的是劝我回福建。他告诉我，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文革”前福建日报总编辑孙泽夫，当时是福建省委宣传部分管干部的副部长，他一直认为当初报社放我回杭州是一个错误，我调杭州时他已调省广播局当局长，管不到我了，他听说我要调回杭州的消息后曾找我谈话挽留，并说如是因为不愿在报社工作，欢迎我到广播电台去，不过在他看来，我还是更适合报纸工作，我没有同意；当时宣传部还有两位副部长也是从报社调去的，对我也很了解，所以老总编一提出建议，他们便都支持。这次部长就趁出差路过杭州的机会找我谈这件事，还请了浙江省委宣传部长罗东出面做学校方面的工作。罗东是福州人，福建那位部长还告诉我，罗东听说这事时还有点吃惊地问他，这个俞××是什么人，我怎么没听说过？我当时毫无思想准备，还认为“好马不吃回头草”，没有答应。但他们不懈不馁，一直来信动员，1985年暑假更邀请我回福建“看看”，发动了许多我过去的老同学老朋友做我的工作，从来很少请人到家里吃饭的老总编，还破例请我到他家里吃了一顿山东饺子，非常坦诚地解释为什么希望我回福建工作的理由。在福州游玩几天以后，他们又送我去厦门看看，厦门是和深圳同时列为我国第一批开放城市的，厦门市的一位分管文教的副书记和一位副市长原来也是我在《福建日报》的同事，他们一起到火车站来接我，听说我要调回福建后，就动员我到厦门去，说他们正好还缺一位管宣传的部长。我听了吓了一跳。我对中国的宣传部长一直有个看法，就是这个职位的人实际上就是一个传声筒，任务就是原封不动地把各级领导的话传达给下面，不能有自己的思想，如果谁想自由发挥一下，就可能挨批评，严重的还会被撤职，这样的例子太多了。而我，自认为是一个不太听话的干部，所以对这个职位毫无兴趣。当时我推说就地点讲，厦门当然比福州好，但宣传部这个工作我绝对干不好。他们就说，只要你肯来，工作可以再考虑。我便说，这样吧，这次是省宣要调我回来的，你们可以跟×部长联系一下，如果他同意，我就到厦门来。后来我回到杭州后，那位副书记给我写信说，他跟×部长打电话了，部长说，俞某人要回就回福州，别的地方都不行。去厦门的事只好作罢。因为我一直犹豫不决，到1986年2月，福建宣传部更派出干部处的副处长到杭州。因为我在杭大河南新村的宿舍，这位副处长就住在杭大附近的宾馆里，并请浙江省委宣传部的干部处长陪同，一起到杭大做学校和我的工作，不急不馁，先后竟磨了一个星期。我被他们的盛情所感动，终于在3月底离开杭大回到福建。

我是一个人到福建报到的，家仍然留在杭州，这是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还有点舍不得杭州，尤其是妻子，她对杭州有比我更深的感情，而且女儿也正在上中学；二是我对当领导（更确切地说是当官）没有什么信心，倒不是业务能力方面的考虑，主要是从我的思想和性格。我觉得我适应不了当今的官场，官场上广泛流行的那一套，诸如吹牛、拍马、说假话、大话、空话、拉帮结派、争权夺利等等我都讨厌，所以我确定回福建后即给我那位部长朋友写了一封信，说我这个人是不适宜当官的，即使勉强当了也不可能长久，如果什么时候你发现我不行了，你就赶快给我打个招呼，我好打辞职报告，辞职总比撤职好看，等等。这不是客套，是真心话（事实上，后来我同这位部长朋友的关系就搞僵了）。杭大领导在同意我调离时曾对我说，你什么时候想回来我们都欢迎。我把家留在杭大也是为自己留一条退路。但这一调动，原打算再改一稿的《报纸编辑原理》就搁下了，原计划研究著名记者邵飘萍，也只好放弃了。

对于我这次的抉择，好些新闻教学界的朋友如武汉大学新闻系主任何微教授等都表示过惋惜，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编辑教研室主任郑兴东教授对他的一个研究生黄黎萍（是我杭大新闻系的学生）说，俞某人“是块做学问的料”,“丢了报纸编辑学研究很可惜，不只是为他自己，更为了杭大，为了我国的新闻教育”。这当然是过誉了，不过也说明那几年我的确在新闻教学上下了一些功夫，实际上，那时候的确我也已经爱上了新闻教学工作。

问：你到福建电视台后很快改变了电视台的面貌，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你是怎样贯彻你对新闻从业人员的要求的？

成绩是有一点，“很大”则谈不上。

到省里报到时部长朋友曾问我，愿意到电视台还是愿意到报社，因为两家老总都已到退休年龄。我知道《福建日报》是正厅级单位，福建电视台则是二级局，即副厅级，但这种职级观念在我脑子里很淡漠，我只是想，我已经干了20多年报纸工作，腻了，不如电视台新鲜点，何况电视还有许多文艺节目和电视剧等，可以在更大的天地满足我的兴趣，试试我的才能，所以还是选择了电视台。刚到电视台时我是副台长，任务是“协助台长管理全台工作”，也就是说还只是个助手，没有决断权。当时的台长解放前就在国民党的报纸工作，解放后被接管下来，“文革”前也是《福建日报》一个部门的中层领导。在报社时，我爱人曾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他对我们两人的评价都不太好，有时还会给我爱人一点小鞋穿。我对他的印象也不好，“文革”后期清队时我看过他的全部档案，对他的历史、性格和为人也很了解。他原来选的接班人并不是我，也是过去《福建日报》的一个同事，“文革”中和他一个派的年轻人，这是我有一次去厦门时这位年轻人告诉我的，他说这位台长曾亲自找他要他来接台长的班，他没答应。他对我说：“电视台这个烂摊子，我才不去呢！”那时他已是《厦门日报》的副总编。我到电视台后也发现电视台是个烂摊子，职工对他的意见很大，为了避免和他矛盾冲突，加上我新来乍到，对电视台的工作和业务都不了解，我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搞调查研究，差不多有半年时间，一直到这年的11月我正式接班后才开始对电视台的机构、人事和业务进行改革。那时候，新闻媒体的名声因“文革”而几乎扫地殆尽，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逐渐发展，也开始了对新闻界的腐蚀，有的企业单位为了利用新闻媒体替他们的产品吹嘘做广告，请媒体工作人员吃饭、送礼甚至红包，慢慢地有些新闻从业人员也开始主动向被采访对象要这要那，新闻界的名声变得更坏了。电视因为是新兴的媒体，特殊的传播手段更受群众喜欢，因此电视台的记者在社会上也更受欢迎，名声也就更差。新闻界的这种状况与我在大学时对学生的要求和希望正好相反，这种状况不改变，电视台是绝对办不好的，我就想测试一下我的实力，看能不能在我的管辖范围内为恢复新闻界的名声尽一点绵薄之力。我平生最讨厌唱高调，同时也考虑到我的实际能力，我不希望大家对我的期望值太高，免得到时失望，我向全台职工提出我的目标是实现3个“一点”：把电视节目尽量办好一点，让广大观众满意；把全台职工的生活尽量安排得好一点，减少职工的后顾之忧；让全台职工的心情舒畅一点，尽可能调动大家的积极性。紧接着对某些不合理的机构进行了调整，提拔了一些年轻干部，根据播出需要制定了各部的工作量，重新确定各部门编制，然后让全台职工根据双向选择的原则进行适当调整；同时制定了一整套切实可行的管理规章制度，严格执行；并制定了“福建电视台工作人员守则”5条，在电视上连播3天，同时公布纪检电话号码，吁请广大观众监督执行；在内部又制定了“党员守则”5条，要求党员起模范带头作用（约四年后的1991年1月，中国记协第四届一次理事会正式通过《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1994年6月和1997年1月又两次进行修订，共6条，内容和我们订的5条基本相同，但这已是我们制定“守则”10年以后的事了）；不久又在部分部门实行了承包责任制。

在制定这些规章制度的同时，我的第一个实际行动是取消了打卡机。新闻单位职工上下班用打卡机可以说是我们老台长的创造。鉴于当时电视台职工纪律涣散，迟到早退的现象很普遍，老台长便想到了借鉴有的工厂对工人实行打卡机的做法，也去买了个打卡机，谁迟到早退超过几次，就扣发奖金和工资，还让办公室指定专人暗中窥视监督。我认为要提高职工的组织纪律性，关键是要提高他们工作的自觉性和积极性，而靠打卡的办法是做不到的，尤其是新闻工作者，他们的工作是很难用死板的时间来规定的，有时候他们可能很早就要出去采访，许多时候还要加班加点，你能用打卡来计算他们的工作时间吗？事实上，在那半年里，我经常发现有的人虽然每天都准时打卡上下班，上班时间却几乎都在喝茶聊天，并没干什么事；有的人甚至只来打个卡，打完卡就下班回家去了，有的人下班的卡还是请站岗的武警战士帮助打的。我取消打卡机虽然只是件小事，却得到了大多数职工的好评，并开始用“另类”的目光来看我了。以后的事实也证明，我这个决定是对的，在我当台长的3年半时间里，大家的自觉性都很高，很少有人无故迟到早退，都把精力放在做好本职工作，上班时间喝茶聊天的现象也很难看见了。

紧接着开始各项改革。我首先花大力气抓行政后勤和经济收入。我认为时至今日，空洞的大道理已无人爱听，政治思想工作必须结合解决实际问题来做，才会有切实的效果，才能事半功倍，而且也容易让大家看到改革的成效。只要把大家的生活条件改善了，奖金福利提高了，后顾之忧减少了，再加上发扬民主作风，改善管理机制，大家就会安心在电视台工作，就会把精力集中到工作上去，工作积极性自然就出来了。我从外单位调了一个富有行政工作经验的同志来管理办公室工作，又将体育组组长、一个很有商业头脑又有经营管理才能的大学毕业生调去负责广告部，并给了他们比较宽松的政策。果然，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电视台很快出现了新面貌。行政服务状况大大改善，不但工作环境面貌有所改变，食堂面貌也大变，过去只有少数单身汉在食堂吃饭，现在许多双职工都跑到食堂吃饭来了；我还让行政部门在郊区搞了个副食品基地，每逢节假日就给全台职工分发鸡鸭鱼肉蛋等副食品；办公室还将全台职工生日列表，按时送生日蛋糕上门，等等。1987年是我当台长的第一年，全年奖金福利就比1986年翻了一番，1988年又比1987年翻了一番，1989年又比1988年有大幅度的增长。广告部经过整顿，实行经济承包责任制后，广告收入大大提高，1986年全年收入是150万元，只及浙江台的一半，改革后的第一年即1987年便几乎翻了一番，1988年又比1987年增加了86.33%,1989年虽因“六四”风波遭受一定损失，还达到净收入670万元（这一年浙江台是毛收入700万元），差不多赶上浙江台了。与此同时，各部自己创收也大幅度增加，电视台整个经济状况大为好转。技术部门重新调整设备，合理安排使用，加强维护保修，实行成本核算，有偿使用，使用率大大提高，不但没有了为争设备吵架的事，有时设备还有空余。人际关系也大大改善了。

在大抓经济收入和行政服务同时，我又在电视宣传方面作了一系列改革。其中我又着重抓了新闻、对台宣传和电视剧3项。

新闻是电视台的灵魂。1986年福建新闻上中央台的条数在全国31个省市中排名16，实行改革的第一年即1987年便上升到了第7位，1988年仍保持在第8位，1989年又上升到了第5位。不但信息量大幅增加，办了几个专栏也都受到了广大观众的欢迎，尤其是以舆论监督为主要内容的新闻特别节目“新闻半小时”，不仅开创了全国电视台新闻舆论监督专栏的先河，且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半年后全省信息员调查全台专栏节目，它独得4项冠军，年终全省观众投票评选优秀栏目，它又名列前茅，《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及《新闻战线》、《中国记者》等媒体都作过专题介绍，全国有10多个电视台和新闻部派人来了解情况，翻录节目带回去研究，北京广播学院的教师还拿它做教材给学生讲课，“新闻半小时”专栏组多次受到省领导的表扬，专栏主持人还被团省委推荐，作为全国唯一的新闻工作者，由团中央在1989年“五四”青年节上表彰，并荣获“社会监督标兵”和“新长征突击手”称号。

福建与台湾隔海相望，台湾有80%以上同胞的祖籍在福建，闽台语言相通，因此对台宣传成了福建电视台的独家优势；而且台湾当局对我国全国人大提出的“三通”建议反应已有所松动，我估计很快就会出现两岸“三通”热潮，因此，抓住对台宣传不仅是统一祖国大业的政治需要，也是让福建台办出特色的重要举措。我们将原有的一星期只播出一个专题和一集电视剧的“海峡同乐晚会”进行了彻底改造，办成了包含有10多个小栏目的丰富多彩的杂志型的专栏节目“海峡同乐”（这种形式在当时还不多见），受到了全省观众尤其是台属的热烈欢迎和好评，台湾的有些地方的台胞收看到这个节目后也纷纷来信赞扬，特别是“寻亲人”这个小栏目帮助许多台胞找到了失散四五十年的亲属，对促进“三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若干年后，该栏目主持人还被台湾方面邀请作为大陆第一个访问台湾的电视节目主持人。这个栏目一直办了约10年才停办。

福建电视台的电视剧制作一直是个弱项，从1979年到1986年，8年间一共只拍了62集电视剧，其中还包括一部分短剧和小品。电视剧制作从某种角度看反映着一个电视台的综合实力，但台里的创作力量和经费严重不足，人员只有十六七人，经费每年只能拨给20万元，这点钱即使全部拿来拍电视剧也只能拍四五集。在这种困难情况下，我和电视剧部的同志经过反复讨论，确定了“四条腿走路”发展电视剧的方针，采取横向联合，充分利用社会力量解决创作人才和拍摄资金困难，同时上马了“《聊斋》电视系列实验工程”，探索小台穷台“好快多省”地发展电视剧创作的途径，很快取得了很好效果：第一年就拍摄了30多部集电视剧，第二年翻一番拍摄了70多部集，第三年拍摄了100多部集。尤其是《聊斋》电视系列剧，总耗资五六百万元，3年内完成了46部80集的摄制任务，还顺手牵羊拍摄了10多集其他题材的电视剧，没有用台里一分钱。《聊斋》系列剧分3批在全国省级台播出后引起了强烈反响，日本购买了全部录像带制作权和播出权，对岸的台湾也第一次付费购买了录像带发行权（以前进台湾的录像带都是无偿赠送的），我国香港、新加坡、美国、俄罗斯等地区和国家也有公司来联系洽谈购买版权事宜。国家广电部艺委会还因《聊斋》采取了全新的生产方式而专门召开了全国第一次电视剧生产、经营、管理经验交流会，听福建台介绍经验，并认为《聊斋》经验提出了一个“带方向性的问题”（直到现在，20多年过去了，网上还专门设立“聊斋吧”吸引了许多年轻人热议我们的《聊斋》，把我们的《聊斋》称为“八六经典”，艺术质量超过了此前拍摄的“聊斋”电影和以后新拍的电影和电视剧）。与此同时，艺委会还破例将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的摄制权交给福建台。我们还约请了张天民、苏叔阳、张笑天、毕必成、于力等5位我国第一流的电影剧作家完成了100集电视剧剧本，日本一家影视公司已决定以预付版权费的方式支持我们摄制，我们还准备结合摄制“三国”建设一座“东方电视城”，且已与有关部门组成了筹备组开始工作。要不是“六四”风波和随之而来的一系列变故，福建台的前景将是非常灿烂的。

由于全台职工精神面貌大大改观，积极性和创造性空前提高，大家都把精力用在做好节目，办好专栏，扯皮的事大大减少，节目制作不仅数量大大增加，质量也有很大提高。1986年前，福建台在全国电视节目交换中一直是个“负债户”（当时各省级台之间都实行节目交换制度，尚未有买卖），改革第一年的1987年即开始扭亏为盈，1988年全国省级台节目交流年会评比，福建台在全国30多个省级台中排名第八，荣获“繁荣荧屏奖”二等奖；1989年又上升到第五名，荣获“繁荣荧屏奖”一等奖。我下台后还连着得了两年一等奖，其中《聊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一直默默无闻的福建台一跃而跻身于先进台行列。省委主要领导同志曾当着电视台许多人的面称赞福建台“成绩很大”，是“无产阶级电视台”。

由于广电厅老厅长将于1989年下半年退休，省委有关部门联合广电厅组成考核组，到广电厅下属各单位对现任副厅级干部进行全面考核，以确定厅长候选人。考核组在分别个人谈话和召开座谈会听取各方面意见后，找我谈话，征求我的意见，最后告诉我，从考核结果看，我的“呼声最高”，希望我“做好接班的思想准备”。我说，如果领导上认为这两年我干得还可以，那么我还是希望继续当台长；要是觉得当台长不行，那么我可以回杭州教书。当厅长我绝对当不好，也没有兴趣。他们说，这个，由省委决定去吧，我们只能如实向领导汇报。为此事我还专门给省委宣传部分管干部的副部长写了一封信，要求不要让我当厅长。

问：那么后来为什么被免职呢？

宣传部长找我谈话，代表省委宣布我免职时并没有讲原因，只笼统地说是“正常工作调动”，后来在我的追问下，他才讲了3条：（1）政治思想工作抓得不够；（2）政治方向把握得不正，如“新闻半小时”；（3）“六四”动乱期间的舆论导向，社会上有许多反映。他宣布决定不过几分钟，我一条一条进行反驳却讲了个把小时。

其实，这个结局我也是有预感的，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福建台在短短3年内取得上述成绩，经历了一个艰难和曲折的过程。上世纪80年代后半期，全国的改革开放正处于乍暖还寒的阶段，守旧势力还很顽强，改革者举步维艰，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下台和福建省委书记项南的免职便是集中的反映。在这种形势下，我的处境可想而知。电视台的改革刚刚开始，老台长和台里有的“老人”便纷纷向上面写信或口头告状，说我拉一批人压一批人，娇宠年轻人，排挤老同志。厅领导找我谈话，说我们调你来原是想改变电视台乱的局面，没想到你反而把电视台搞得更乱了。我说这是搞活了，怎么是更乱呢？群众大量来信要求播出《射雕英雄传》，我们刚一播出，一位分管宣传的副厅长就把我找去责问是谁批准你播的？我说别的省早就播完了，我在杭州就已经看过了。领导说浙江是浙江，福建是福建，你知不知道现在总的形势是收？我说恰恰相反，我的理解是放，怎么会是收呢？他说你好好去学习学习中央有关文件吧。官司打到宣传部，最后总算同意在晚上10点半以后播一集。我出主意在播出天气预报时画面上插播广告（像现在的中央台一样），还没有播几天，就有人告到国家工商总局，总局立即拍电报指示省工商局到电视台勒令制止。为了加强对台宣传我要求成立对台部，尽管我把好处说得嘴唇起老茧，有关部门就是不同意；我写信向省委书记求援，省委书记竟批示给宣传部，说俞某人和广电厅的关系很紧张，请你们帮助他们调解调解，弄得我哭笑不得，只好又搞阳奉阴违。这个部直到“海峡同乐”停办还是个“黑部”。有几个人大家公认很有才华，只是因为不大听话或有某些缺点或爱出“鬼点子”，而经常被某些领导在大会小会上点名批评，长期搁置不用，我想把他们用起来，又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有的领导还一再向我提出警告。我顶着各方压力把他们用起来了，有些人又横挑鼻子竖挑眼地找岔子进行攻击。后来的事实证明，我当政几年中成绩最突出的几件事情，例如“新闻半小时”、《聊斋》电视系列工程、广告和“海峡同乐”等，就是在这几个人主持下干出来的。因为我要在电视台推行改革，加上我的“书生气”（亦即前面所说的思想和性格）太重，凡事太过认真，必然地会同某些领导部门和领导发生牴牾，也就不可避免地得罪了不少官场上的头头脑脑，尤其是“新闻半小时”因坚持舆论监督而遭到官场上某些人的忌恨。——像上述这些事情，可能正是群众认可、信任我的缘由，但同时也成了某些官场中人反对、攻击我的根据；而福建台在短短3年内名声大振又使某些人觊觎台长这个位置，处心积虑地想谋取这个位置。两方面人动机不同，目标则一，我的屁股便岌岌可危了。恰巧这时北京爆发了“六四”政治风波，电视台又有20来个小青年上街游行了一次，于是省委便以此为借口，下令于1989年6月30日停办“新闻半小时”，一个风云一时为广大干部群众热烈欢迎的电视新闻栏目便这样夭折了（一直到1994年4月，中央台才推出一个舆论监督栏目“焦点访谈”，这已经是“新闻半小时”停办快5年以后的事了）。不仅如此，省委还下令要对几个参与“新闻半小时”采编又参加了游行的年轻人进行处分。我不同意仓促行事，并举解放后反胡风、反“右派”、反“右倾”以及“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错伤许多好人而最后不得不平反为例，要求“冷处理”，结果被省里几个领导在不同的大会上点名批评，有的人又因觊觎我的位置而趁机在背后使坏，这样，我下台的结局就注定了；又因为我不甘心就此离开新闻队伍，拒绝重新分配工作，从1990年4月16日起便做起了“寓公”。我这一生的“革命工作”就到此为止了，这一年我56岁。我在电视台工作计4年零20天。

问：免职后省里还给你安排过什么职务？有没有想过再回杭大？

宣传部长向我宣布免职决定时就对我说，我的免职不是处分，是正常工作调动。又说宣传部下面有十二三个厅局，我可以挑一个最适合我的单位去工作。我听懂他的意思是我当电视台台长不合适。我就偏说，我一辈子都干的新闻工作，干电视台最合适，别的都不合适。他知道我的脾气，便说那你回去再考虑考虑吧。移交工作后不久，有一天新任厅长找我谈话，说上面的意思想叫我到厅里去，问我愿不愿去（他没有说具体职务，后来听别人告诉我是叫我去当副厅长，分管电视剧）。我没同意。几个月以后，省里开党代会，在会议结束招待新闻记者的一个宴会上，省委书记挨桌敬酒时特别交代新任广播电视厅厅长兼电视台台长，让厅党组抓紧研究一下我的工作问题上报省委，好安排工作（这是电视台一位一起参加宴会的副台长告诉我的）。但这个消息被这位新厅长兼台长封锁了，后来一位副厅长告诉我，他们根本不知道，所以厅党组也根本没有开会讨论。到了春节期间，省委第一书记的秘书和那位副厅长电话告诉我，省委组织部很快就要下文安排我的工作，让我等候消息。以后几天我便考虑到时接不接受？谁知春节假期刚完，组织部的通知没有看到，却接到了刚刚成立不久的省反贪局的通知，让我去谈话。原来事情是这样：这个新厅长兼台长原在一个比较落后的地区当副书记，一直没有升迁转正的机会，“六四”后依靠关系才当上了广播电视厅的厅长，当了厅长又觉得不过瘾，一直要求兼电视台台长，因为他知道电视台台长的名声实际上远比厅长的名声大，于是他编织谣言，谎报军情（这是我在宣传部长向我宣布免职决定，我要求他讲原因，他罗列我的罪名时知道的）。这个人秘书出身，官瘾很大，他的目标不是厅长，而是更高，他急于想利用电视台扬名，所以当了厅长后“积极努力”了半年，终于把我弄下台，如愿以偿兼任了电视台长。又因为他扬名之心太切，一上来就把我手上拍的尚未播出的电视剧，例如《聊斋》（部分）、《杨乃武与小白菜》、《傅连暲》等几十部集片子上我的名字换成了他的名字。大概他感觉到省委安排我工作的事很难拒绝，便采取了最恶毒的一着：利用财务科一个曾被我查过经济问题的财务人员提供的虚假材料，要求区检察院查我的“经济问题”。区检察院以为逮住了一条“大鱼”，把电视台广告部的相关人员一个一个叫去，动用车轮战、诱供、逼供等手段，但结果一无所获，不了了之。这一次为了阻挠组织部文件下达，他又将这个所谓“经济问题”告到了反贪局。反贪局一位处长和两位干事在办公室里和我谈了两个来钟头，然后请我到附近一家饭馆吃午饭，饭后闲聊时我看他对我们拍《聊斋》的事很感兴趣，便趁机问道，我的“经济问题”区检察院不是已经查清楚了吗？为什么还要升级劳驾你们再查？处长说：“我们也不想查，是你们厅里一定要我们查，省委有关领导也批示要我们从严查处，我们不得不查。不过现在好了，这是最后一次，以后再不会来麻烦你了。”原来此前他们已经找了广告部等有关人员谈过话，没有发现任何问题，同我谈话后就结案上报了。但这么一来，组织部的文件自然又拖下来了。恰巧不久，我应福建日报一位编辑之邀写了一篇杂文，谈大锅饭的体制培养懒汉问题，被省里几个领导抓住了把柄，立刻又在大会小会上大加挞伐，说我“给社会主义脸上抹黑”，终于最后把我的工作问题吹了。我的“革命生涯”便到此结束。

我被免职不久，消息便传到杭大。杭大新闻专业这时已独立成为新闻系，主持工作的系副主任张大芝老师马上给我来了一封信，欢迎我回杭大工作。这年暑假，他和另一位教师黄旦到厦门参加一个会议，又特地绕道福州来看我，说新闻系主任的位置一直空着，只要我肯回去，这个位置就是我的。刚被免职的时候我倒的确想过回杭州，但后来一想不行，我这样不明不白地回去算什么呢？浙江的父老乡亲只知道俞某人是被省委免了职的，被省委免职的干部还会是好干部吗？我又无法向他们解释。而在福建，尽管也有一些人会误解，但我的许多朋友都是心知肚明的，新闻、文化圈子里的人心里是清楚的，甚至许多机关干部和群众也是大致知道的，何况我有3年的工作成绩摆在那里，这是大家公认的，连省委在宣布免职决定时也不得不承认我这3年多时间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免职消息传出后，许多熟悉的、不大熟悉的、甚至根本不认识的朋友，纷纷给我写信打电话表示慰问和理解，鼓励我“笑对人生”。有的人给我写信，大大一张信纸上只有一句话：“福建人民会记得你！”有一件事情让我非常感动：我刚被免职不久，福州市新华书店艺术书店在闹市区东街口开张，总店老总请我参加开张仪式，在介绍嘉宾时，其他人都平平而过，拥挤在大门内外的观众都没有鼓掌，唯独介绍到我时，老总刚报出“原福建电视台台长俞××”，大门内外突然爆发（是真正的爆发而不是许多报纸新闻中司空见惯的“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使我们在场的人都大吃一惊。直到现在，我一想起那阵掌声还会激动不已。除了福建，全国的兄弟电视台的许多人也是理解的，比如我刚被免职的那几年，有的兄弟台如浙江台、江苏台、上海台甚至广电部有关部门等举行什么大型活动或全国性的会议，都是邀请各台台长参加的，也把我作为特邀代表请去，有的甚至只邀请我而不邀请接替我的新台长。我觉得福建的群众和同行朋友们的理解是给我最大的安慰，这种安慰回浙江去是得不到的。而且我揣度那时福建省委及某些人是非常喜欢我从他们眼中消失的，我一走，不但省了他们许多麻烦，他们还可以随心所欲地编造谎言往我身上泼脏水，来为他们的错误决定制造合适的理由。我决定留在福建。我把上述想法如实告诉张、黄两位老师，他们也表示理解。

问：俞老师，那么现在，你回过头来看看，当时工作过的我们的新闻系，还有哪些地方值得改进和提高的？

这个东西，不好说了。一个是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毕竟还是新闻专业，而且刚刚弄起来，时间又很短，我又没有经验，许多想法和做法都带试验性质，要说成熟，都很不成熟，都值得改进和提高；另一个是，这已经是快30年前的事情，跟现在没法比了，再说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只是因为你们要搞口述史，实际上也没有什么意思。

对了，要说作为历史资料，有一件事倒可以说一说：记不清是哪一年了，反正是我来福建不久，有一天收到邹韬奋女儿邹加力的一封信。邹加力当时是韬奋纪念馆的馆长，韬奋基金会的副会长兼秘书长，她说韬奋基金会有一大笔资金，不知道要怎么用，你能不能给我们出出点子？我很快就想到了杭州大学新闻系，就建议她和杭大新闻系联系，和他们合办韬奋新闻出版学院。她很高兴，说这是好点子，要我也给新闻系写封信说说。那时候新闻系主任应该是张大芝，事后我就写了一封信给他，告诉他这件事，并讲了我的想法。但这件事后来没搞起来，也没有消息，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想起来还觉得有点可惜。

问：最后，你对新闻系有什么期望？

至于希望，比较难说，想要改变当前新闻界的乱况，我认为就要看党的政策导向。举个例子，现在有的报纸每年都搞什么“全国十大报纸”之类的评比，评比的标准就是比谁赚的钱多，而能够进入“十大”或几“大”的报纸在我看来就是某一个商贸集团（或公司）的机关报——广告报。你说这是我们今天应该提倡和鼓励的新闻媒体吗？但这里又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你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怎么理解了，而这个解释权在中央，我们无权干涉！这类属于大政方向方面的问题，任何个人都无能为力。就是对新闻教育来说，也受到了许多限制，比如不久前教育部对全国高校下达的“七不准”就是束缚教师思想和手脚的紧箍咒，教师如还想乱说乱动，除非你不想端这个饭碗了。但从教师的神圣义务——培养合格的新闻人才这一点来说，还是应该走正道。不讲什么大道理，至少我们要讲良心。报纸（或新闻媒体）是社会的教科书，要推动社会向前不断发展而不是越来越堕落，新闻工作者自己就应该是一个正派、正直、无私、无畏、具有实事求是、独立思考能力、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的人，而学校是起步的地方，教师是领路人，开头的路走得对不对，好不好，关系到学生一辈子的事情，是至关重要的。当然，要培养这样的学生，教师自己也应该是这样的人。

最后，附带说一下：如果哪位朋友对我的历史有兴趣，可以找我的《烟消云不散——我的内部档案》一书来看看，那里有比较详细的叙述。当然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因为各种原因，也还是有不少东西没有写进去，但关于我的主要的东西基本上都有了。

（何扬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