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吴飞

想编写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史的想法由来已久。因为1989年，我到杭州大学读研究生时，常向老师们问学科的发展脉络，除少数的老师讲得比较详细之外，大多数老师语焉不详。不是这些老师们没有热情，而是因为他们中不少人来学校工作的时间不长，对学科的发展情况也不甚了解。我自己留下来做老师后，也会有一些学生问我，我自然也回答不了多少问题。

1998年，四校合并，原杭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与老浙江大学的传播研究所合并成为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对外仍然可称新闻与传播学院），而老浙江大学的人文学院在四校合并后，成立了国际文化系（只有少数的几位老师转入合并后新成立的人文学院）。

2006年，新闻与传播学系与国际文化系合并成为今天的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如此一来，学科背景更融合了，科学的传统也就更复杂了，我更迫切期望能撰写一部学科发展史。后与张梦新、张大芝、王兴华几位已经退休的老师前辈谈及此事，他们也大为赞同并表示会全力支持，王兴华老师甚至提到可以帮助联系几位老前辈。不过，因为我自己越来越忙起来，这事就拖了下来，未得到实施。这段时间，我原打算去访谈的几位前辈（包括杭州大学新闻系科的创立者）相继去世，更让我觉得此事必须马上实施，于是在2014年的学院党政班子联系会议上，我正式提出此事，与会者一致认为这个事应该做，并讨论决定由王玲玲副书记负责，由何扬鸣教授和刘翔副教授两位老师出马，分别撰写学院现有两大主要学科的口述史。可惜的是，在我们的工作即将开展的时候，王兴华和桑义燐又不幸离世了。痛失两位先生，没能留下他们的口述史材料，是极为遗憾的。

口述史学在英文中叫Oral History，或者称 History by Word of Mouth。这个术语最初是由美国人乔·古尔德于1942年提出来的，之后被美国现代口述史学的奠基人、哥伦比亚大学的艾伦·内文斯教授加以运用并推广。口述历史是受访者与历史工作者合作的产物，利用人类特有的语言，通过传统的笔录、录音、录影等现代技术手段，记录历史事件当事人或者目击者的回忆而保存的口述凭证。口述史并非如一些人所理解的那样，就是一人说，一人记。而是一种将记录、发掘和认识历史相结合的史学形式。即通过调查访问，用录音设备收集当事人或知情者的口头资料，然后与文字档案核实，整理成文字稿。一般认为，判断口述史书是否靠，有两个基本的标准：一是要有原始录音，以供核对；二是要符合史学的基本原则，排除幻想乱编的内容。

英国埃塞克斯大学社会历史专业的高级讲师保尔·汤普逊在其撰写的《过去的声音——口述史》（覃方明、渠东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写道，口述史是用人们自己的声音记述自己的历史。他认为，口述史拓宽了历史研究的范围，证实英雄不仅出自领袖，也可以出自平民。它把历史引入群体，同时把群体引入历史，使各阶层的人们建立了联系。同时，口述史也向某些历史的假设和公断发出挑战，对曾被忽视的实质性群体重新认识、在历史学中产生一种积累式的运动着的变化过程。历史在这里更丰富，社会使命也随之变化——历史变得更民主了。这是口述史的意义所在，也是口述史研究在世界各地方兴未艾的原因。

何扬鸣老师经过专业的史学训练，而且他自己就有记日记的习惯，学院许多大小事，他都有详细的记录。所以，由他主编的口述史的质量，是有保证的。现在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本口述史，就是何扬鸣教授的辛苦力作，他带领学生团队，走访全国各地，采访到了19位新闻学科的老师。其中华祝考、洪晨洋、章采贤、朱林、俞月亭老师，我都没有机会谋面。可能由于时间紧，还有许多老师没有采访到，只能等到下一本口述史时再写了。

透过这本口述史，让我们知道了学科发展的一些细节。如华祝考老师介绍说，1958年，杭州大学新闻系办起来的时候，复旦大学支援了3位老师，一个教授叫胡其安，研究国际新闻的，一个讲师叫朱振华，还有一个助教叫陈裕祥。华祝考老师当年正好从复旦大家新闻系毕业，他和他的一位女同学随着三位老师一起到了杭州，被分配到杭州大学新闻系当老师。而据洪晨洋老师回忆说，他与《浙江日报》的办公室主任于光也是1958年调进杭州大学新闻系工作的。1960年左右张大芝来了，同年北京大学新闻系毕业的赵贯东分配到了系时。当时系里的党总支书记叫陈树棠，总支秘书叫周斌。系主任是杭州大学副校长林淡秋兼任的。后来不久又派来一个女同志叫李文芳任系主任，李文芳老师的先生时任北京建设工程部部长。再后来，江牧岳从《浙江日报》的社长调到杭州大学当副校长，兼新闻系主任。杭州大学新闻系首届学生范育华在她的口述史中讲到，1958年杭大新闻系是在地市报纸大量发展的背景下创办的，顺应时代，在单位需求和个人需求下应运而生。

在史学圈，也有一种担忧，那就是口述史往往容易变成口述者个人的荣耀史，也就是说，很多口述史的讲述者，会过高评估自己的历史地位，美化自己的经历，缺少历史资料的客观性。但我精读了这本口述术材料后，有一个基本判断，那就是讲述者基本克服了这一方面的问题，每一位访谈者，都很客观地讲述，相关的评论也比较中立，可以说，这是一本值得信任的历史著作，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我愿借此机会，向每一位访谈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的主要负责人何扬鸣教授近两年来，将主要精力放在这本口述史的采访、记录、整理和审核上，他还花了不少时间到档案馆查找佐证材料，用功甚伟。参与口述史工作的几位同学，也都是在繁重的课业之余来做这一份工作，辛苦自不待言，我也一并表示感谢。

我相信本书的出版，不但是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大学学科史的一件大事，愿我们继续将这一工作做好。

是为序。

2017年4月12日

于浙江大学西溪校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