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贤采：岁月峥嵘不惧风流

章贤采，1950年华东革命大学浙江分校学习，1953年任平阳县委通讯干事，1956年进《平阳报》工作，1958年进杭州大学新闻系学习，1960年毕业后留系工作。1962年新闻系停办之后，去浙江文联任秘书。“文革”期间，先后在省革委会政工组、省公安厅工作。“文革”后在浙江化工学校办公室工作，后在今天的浙江工商大学退休。

问：章老师，你是新闻系的第一届的学生，请你谈谈你们同学的情况。

我们的同学当时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从正式报社调来的，搞过新闻工作的；还有一种是没有搞过报社工作，准备调到报社里来的，县委里面决定了的，然后把他送过来的。像柳洪芳、方文石、陈岩森，这批都不是搞报社工作的，数量呢，我现在没办法统计，人呢，我都是知道的，原来80来个人吧，两个班吧，有一半人，包括仇德盛，都不是来自报社。报纸工作有些人是刚开始搞的，比如范育华，实际上还没有搞新闻工作，是《杭州日报》送来的，是杭州师范学校毕业了之后到《杭州日报》，再送到杭大来了。那么搞报纸工作时间较长的，有哪些人呢？徐达会，原来《温岭报》的主编，方明祥是《常山报》的主编，时间最长的还是我，因为我当时在《平阳报》工作3年了，在《平阳报》之前当过县委通讯干事，通讯干事之后，去过地方记者站，严格地讲，我是1953年开始当通讯干事的。所以我1958年到杭大学习的时候，新闻工作的时间已经6年以上了。邬武耀也是搞报纸的，朱林也是搞过的，当时在《浙江日报》也已经好几年了。金苗新也是的。

学生生源有两种情况，讲讲是调干生，其实呢，就是一批是搞过报纸工作的，一批是没搞过报纸工作的。那么在报社搞领导工作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徐达会，一个是方明祥，两个主编，所以徐达会一来，就是我们学生的总支委员，我们学生的头儿，一直是班干部，以后留系后也是总支委员，一直到调整为止。我当时留下来之后，就在西湖区办报，回来之后，我是支部委员。徐达会的地位比我还高一点。我还有职务，是教研组组长，是教学秘书，教学工作都是我安排的。其他人都不知道这点。

在新闻系4年中，两年读书，两年工作。新闻系4年中没有离开的就是两个人，一个是徐达会，一个是我。其他人呢，讲讲在新闻系工作的，其实没有完全做到，比如邬武耀，一共是4年时间，人大进修了两年，回来工作当教师，其实是一年不到一点。我和徐达会两年读书都没有出去过，读完两年毕业之后，一直在新闻系工作。进新闻系之前，徐达会在《温岭报》工作，是主编。新闻系停办后，徐达会到台州，回到老家去了，先后在台州宣传部、台州教委呆过，大概也就是在教委退休的（教委或者电大），他现在已经去世了。朱林、范育华也是两年，没有留下来，后来两年的情况他们是不了解的。另外有些人呢，也是不了解的，陈岩森、柳洪芳、方文石说说都在新闻系工作过，但实际上并没有。柳洪芳和陈岩森，报上的毕业计划当中是要留校的。陈岩森老婆是在温州的，她不愿意陈留下来，坚决要他回去，所以放假以后，他就没有回来，以后关系也就转过去了。柳洪芳那个时候还没有结婚，对象在温州，她也不愿意来杭州，那么他也坚决回去，放假以后，他是来过的，来办了下手续就回去了。方文石也没有工作过，毕业了之后，他也是当时计划留下来。我呢，当时分配的时候是计划去省委宣传部。

我还没毕业的时候，新闻系在西湖区搞了一个实践基地——办了张报纸，叫《西湖公社报》，那个时候是人民公社嘛。那时王芳兼公社第一书记，省委秘书长陈冰兼指导员，陈冰是搞新闻工作出身的，搞实践基地的点子是陈冰出的，一方面是毛主席要这样做，王芳兼书记。搞西湖人民公社，公社要办个报纸，陈冰在那里当指导员，于是叫我们新闻系在那里搞个实习基地，这个点子是非常好的。新闻系搞个实习基地，学生分配去那边实习，就跟医大办医院一样的。《西湖公社报》没有编制，人都是我们新闻系的学生，所以学生都是我带过去的，因为我是实习组长，也是《西湖公社报》的负责人，所以西湖区开会我都是去参加的，我是负责人嘛。我毕业之后，实习基地还在，报纸也还在的，所以我离不开。省委宣传部当时要人，没有办法，就把方文石调到宣传部去了，我么，就留下来了。那个时候，江牧岳已经来杭大参加工作了。我在西湖区办报的时候，是跟陈冰的，他当时不肯让我走，要我留下来。因此，方文石实际上也没有在新闻系工作过，毕业放假之后，他就去宣传部报到去了。

问：《西湖公社报》你现在还有没有？

没有了，我发表文章很多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有个剪报册。我发表文章木佬佬了，我跑到哪里，发表到哪里，文章会抓问题，而且抓得准，我在县里很有名的。这些文章后来都发煤炉烧掉了，《西湖公社报》等剪报也都被我丈母娘发煤炉烧掉了。范育华那里不知道有没有？照片是有的。所以我从事新闻工作其实是很长的，是老前辈啊。当时，我那些稿子，烧掉真的很可惜。

问：当时对新闻系，要求很严的，你们能进新闻系读书，感到光不光荣，高不高兴呢？

当时新闻系在杭大来讲，是特殊的。因为都是党员嘛，原来说都是骨干，都是刚刚反右派的时候从各地县委抽调上来的。我们这批人呢，有优点，也是缺点，就是比较左的。优点缺点都比较明显，反右的就是积极分子，都算是骨干，不管你原来在报社也好，不在报社也好，都是属于培养对象。当时的同学大多数都是党员，只有两三个不是党员。我们都是解放之后的新干部，解放前的都是老干部了，我们都是属于新干部，新干部当中呢，我们这批人都是党龄比较老的，都是属于培养的人才、培养的干部，像我当时去杭大的时候，已经有将近10年的党龄了。我之前是“华东革大”的，“革大”之后去平阳工作的。杭大其他系都是统考生，基本上没有党员的。所以学校党委对我们很重视。

问：章老师，你先是新闻系第一届的学生，后来又留下来当老师，对新闻系十分了解，你能不能谈谈当时新闻系的情况？

中央在杭大下放的都是9级干部，一个是林淡秋，《人民日报》的，一个是江牧岳，后来管我们新闻系的，还有一个叫叶克，他原来是农业学校的，被安排到中文系，3个人都是9级干部，比学校党委书记陈烙痕还要高，都是副部级吧，都是高级干部，下放的。

还要强调一下，新闻系最重要的是要尊重历史的事实，事实不好搞错的。有这么一本书（指《杭州大学校友通讯录》），里面的信息不知道是谁提供的，是不准确的。如果连新闻系当时的领导班子人员等情况都搞不清楚的话，那就闹笑话了。江牧岳没有当过新闻系主任，他调来就是副校长，管新闻系。我先把要纠正的事情弄灵清。

新闻系老师是倒霉的，老师靠边，是不了解情况的。我们学生是当家的，都是学生说了算，徐达会说了算的，再加上新闻系没有系主任，洪晨洋在《浙江日报》管资料的，很老很老的老同志，原来在四明山打游击的。洪晨洋是个女同志，她也是不容易的，当时把我们这批党员管得蛮好的。当时新闻系是没有系主任的，后来来了一个李文放，她来了以后没有工作过，待了几个月后就走掉了。她来新闻系也只是挂个名，她老公以前是中央的建设部长，很有名气，陈冰当时想把她老公调到浙江来，但是那边不肯放人，于是先把李文放调过来，然后再想办法把她老公调过来。但是最后没有成功，所以李文放也就离开了。她来了之后，没有给我们上课，也没有给我们开过会议，也没有讲过话，住是住在杭大，见面是见过的，但实际上是没有工作。当时总支书记叫陈树棠，是绍兴调来的，他讲讲是总支书记，权呢是在洪晨洋手里。洪晨洋的职务是行政秘书，又是总支委员。徐达会、洪晨洋、陈树棠都是总支委员，实际上呢，徐达会和洪晨洋掌权的，陈树棠待了一年不到，觉得没啥意思了。他是农村调来的区委书记，教育工作不懂，新闻工作也不懂。徐达会以前是报社主编，洪晨洋在《浙江日报》也待过的，所以教育工作之类的都是由他们两人安排。陈树棠人是蛮好的。他走了之后空了一段时间，后来辛航来了，他原来是我们杭大宣传部部长。

问：章老师，你讲得很好，别人都没有说过。

他们不了解情况的，金苗新、邬武耀都是不了解的。邬武耀在我们同学中是非常好的一个人，非常优秀，学习也很好，但是他对新闻系的情况不了解，因为他在新闻系只待了一个多学期，就送到人大去培养了。他培养的时间最长，洪晨洋他们都是提早回来了，他是结业回来的，等他结业回来的时候，我们好像也快关门了。

问：章老师，你们进了新闻系之后，读书用不用功呢？

我们当时在新闻系，读书是很用功的。那个时候随便什么，劳动啊，搞卫生啊，我们样样都比人家好，其他人可能有惰性，但我们都是很勤奋的，晚上学校是9点钟关灯，我们就到楼道中、厕所里去看书的。我们当时学生宿舍在3楼，走路都是很轻的，怕影响别人，统考生就没有我们这么勤奋刻苦。

问：那么当时大家也很喜欢自己这个专业吗？

我们首届毕业生，老实跟你讲，其实专业课是没有上过的，就是上了点技术课，因为没有开课啊，所以讲讲是新闻系，首届毕业生的新闻业务水平，实事求是地讲，除了原来办过报纸的这批人，他们还有点懂，没有办过报纸的人，就根本不知道新闻是搞什么，只晓得一个什么概念。那个时候我们搞运动，就觉得新闻是宣传工具，要听党的话。新闻是宣传工具，这个观念我们是非常牢固的，一定要服从党委的领导。服从党委的领导呢，不是说听党的方针政策，而是说在县里听县委书记，省里呢就听省委书记，单位听第一把手，所谓党的领导，就是第一把手领导。这个观念是很强烈的，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比较愚痴，如果领导是对的，那么你照做是没有错的，如果这个领导对中央的方针政策路线理解是扭曲的，那么你听他的，就会做错。当时这批人是南下干部，是战争年代的功臣，打仗很厉害，但是搞建设呢，却没什么文化的。你不能怪他们本质不好啊，这批老同志，我们都很了解的。我也是从小参加革命，跟随在首长身边，就听领导的。但是有时候，比如大跃进的时候，这批人是乱来的啊，空话乱讲的啊，你也不能怪他们，因为他们没有文化嘛，没有知识嘛，对毛主席，对中央的指示，他们理解不了嘛，或者理解很片面，劲头很足，就干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如果听他们的话，那就要糟糕透了。你可以翻一下报纸，大跃进出事情，报纸有很大责任，报纸在那里乱吹啊，空话乱讲啊，都是套话啊。

问：章老师，你能否再介绍一点当时新闻系的情况？

我再回到新闻系。当时我们没有上过业务课的，新闻系的老师有个叫朱振华，从复旦调过来的。这个同志呢，我们当时杭大没有用他，他在复旦是一个蛮好的讲师，人也相当好，很老实的。他就是讲课的口才比较差，但编报啊什么的，都是很不错的。很好一个老师，没有用他。朱老师和学生关系也很好的。我当时在新闻系同学中属于二类的，一类呢就是比较左的，二类呢就是比较西方，读了点书的。徐达会、洪晨洋派出去是任副职的。正职呢，是要搞思想工作，要搞运动的，副职呢，是管业务的。我呢，是搞业务的，所以我和朱振华是比较要好的。他喜欢喝老酒，我也喜欢喝老酒，一起约着老酒喝喝。他搞了个每周的读报活动，全国报纸我们资料室都有的。他让我们读报纸、评报纸，看报纸，写心得，这个是一直坚持的。这个对别人来讲，可能不起作用，但是对我来说，是非常有用的，看报纸，写心得，对于报纸的情况，写评论什么的。他把我们学生的读报心得拿去看，看了以后，编了一个《读报札记》，是不定期的，是铅印出来的一个刊物，是朱老师在那里搞的，其他人都不重视。读报活动是他提出来的。毕业之后我们也一直有联系，包括“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和朱老师关系很好，他曾来找我诉过苦。他后来去了浙师院，去了之后境遇就不是很好了。那个时候我在公安厅工作，他来杭州，我都接待的。这么好的老师一直单身，40多岁都还没有结婚。

那时候我们新闻系还有个老师叫赵贯东，是北大新闻系毕业的，跟戚本禹是同班同学。戚本禹你知道的吧？“文化大革命”期间很有名的“红旗手”。他这个同志呢，和我是老乡，是温州人。他普通话也是讲得不准的，但读书非常用功，基础非常好。原来是在空军部队的，从空军部队转业到北大新闻系。他是离休的，写文章写得非常好，文字功底很好，好得不得了。他写的文章，《人民日报》都可以发。所以新闻系不是没有人才，都是没有用啊。赵贯东后来去了武汉大学，离休之后就在上海定居。赵贯东与我也很好，我们也一直保持着联系，一直是来往的。

问：章老师，那么当时新闻系的老师对你们要求严不严格的呢？

当时新闻系的老师对我们没有要求的，我说过，新闻系是总支领导的，老师都是靠边站的。学生叫老师做什么，老师就做什么。

问：章老师，当时新闻系的老师是不多的吧？

当时新闻系的老师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的。

问：你们学生当时是如何看待新闻系的老师的呢？

我的看法嘛，就是我对老师都是很尊敬的，但是像我这样的人是很少很少的。

问：那么其他同学怎么看呢？

有些同学则是认为这批知识分子是没用的。

问：学生也是这么看待他们的吗？

学生么，就是我们这批同学呗，大多数同学都是看不起他们的。看得起老师的没几个，像我这样和老师还保持好关系的，不多的。

问：那么他们一般都有什么表现呢？

他们都是不搭理老师的。什么表现的话，下面讲个故事说明一下，我和江牧岳关系是最好的，他来了之后，为什么会对我好呢？因为我当时在办《西湖公社报》，办报的时候我们是没有见过面的。我们第一批办报的同学，包括范育华、陈岩森、沈本善这批人都回去了，都毕业了。第二批呢，1959年这级的过来了，一个学生在我那里实习，那个时候我已经不是学生了，已经是助教了，变成辅导老师了，还是《西湖公社报》的负责人。虽然身份变了，实际上也算是同学，只差一年嘛。来的这批人当中，有一个叫杨成兴，现在是已经去世了，是从金华报调过来的，是跟过地委书记的。这个学生很左的，蛮红的，他怎么看待老师的呢？

他那个时候是我的下一届，杭大新闻系当时有两个助教，一个叫陈裕祥，复旦来的，和华祝考他们是一起的；还有一个是王旦凤，孟还的老婆，现在还在杭大。这两个人当时下放到西湖区去劳动，叫我代管一下。他俩是交给西湖区区委宣传部的，区委宣传部和我关系很好，我当时是《西湖公社报》的负责人，开会我们都是一起的。那个时候公社领导开会，王芳、陈冰都是一起来开会的，我也参加的。西湖区有什么劳动呢？后来叫王旦凤到龙井去搞茶叶，春天里要采茶叶，平时就搞搞管理，也没什么劳动的。水塘劳动，都在古荡、黄龙洞那里。王旦凤原来是上海人，上海小姐的样子，说她是资本家，其实也不是的，也就是以前家里条件比较富裕，所以被人说成什么资本家之类的。她从小参加地下党，是我老师啊，我对老师是很尊重的。西湖区又没什么劳动，我就跟老师说：“没什么事就可以回去了。”其实劳动不劳动也无所谓的，王旦凤就回去了。陈裕祥的家属不在这里，他也是上海人。我把陈裕祥老师调到我这里来，调到《西湖公社报》来，帮忙编编报纸。当时我是负责人，要负责签报，我定的下来的话就我签，我签不了就要区委书记签。我让学生把稿子交给陈老师，陈老师负责看学生的稿子，编一编，他是复旦大学毕业的，是本科生啊，文字水平都不错的。如果学生的稿子有什么毛病，就请陈老师给学生们指导指导，上上课什么的。这不是蛮好的吗？但是这个事情是没有向新闻系党总支汇报过，是我自己的主张。

我们新闻系学生基本都是党员嘛，所以有支部的，那我们也当然要参加支部会议。一次，有人突然在支部会议上向我发难。发什么难呢？讲我投降，说我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投降，把陈裕祥调过来，把学生的稿子拿给他看，给他去编。一发难，当时新闻系大多数同学很左的啊，都跟上来，说陈老师是下放劳动，领导没有批准他可以改稿子、搞辅导。可是我没有违反原则啊，最后稿子都是到我这里来的啊。稿子发不发，最后是我定的啊。我看陈老师编的稿子很好啊，编得比我还好，文字水平也比我好。我讲的是实话。但是我比他红，我有红帽子，他没有红帽子而已。一发难，这件事情就被西湖区知道了，就是现在园林管理局的地方，那边印象就很差了，啪啦啪啦开大会，然后就惊动了西湖区委，也惊动了陈冰，因为这个报纸是陈冰搞的。陈冰、王芳两个人都对我蛮好的。当时班里很多党员同志，都反对我，都说我是右倾，我当时还是有点慌的，因为我自作主张了嘛，虽然，西湖区委是同意的，但是新闻系领导还不知道。事情闹大了。江牧岳就是这个时候来新闻系的，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处理这个事情。陈冰后来也发火了，说新闻系这批党员向我发难是胡闹，他还讲了个故事。

高光，《浙江日报》副总编，是右派，后来被摘掉帽子了。当时浙江有一本刊物叫《求是》，是陈冰兼主编的，他当时主要负责秘书长的工作。他把右派高光调到《求是》杂志，让编辑编好的稿子都给高光看过，再由陈冰自己看、签字。他说，高光我都是这么用的，有什么错呢？权还是在我手里嘛，高光是有这个能力啊，以前是《浙江日报》副总编，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是人是很聪明的，文字水平是很不错的，报告文学写得很不错，与于冠西差不多（于冠西的文采当然要比他好一点）。陈冰说：“章贤采有什么错呢？陈裕祥看看稿子，有什么不好的呢？给学生辅导辅导，有什么错呢？为什么要发难呢？”

问：你说你与江牧岳关系很好，有哪些表现呢？

这样一来，新闻系学生本来要我吃苦头的了，陈冰讲话了，江牧岳就把那批学生调回去了，并在支部会议上狠狠地进行了批评，具体情况我就不是很了解。江牧岳非常欣赏我，所以我和江牧岳关系很好，说我是江牧岳的亲信，也就是这么来的。除了这个原因以外，还有一个原因。之后不是大跃进吗？没有饭吃，饿死人了，毛主席让田家英去搞调查。田家英一个人怎么调查呢？于是就向陈冰、江华要人。因为我是跟陈冰、江华、王芳的，江华我是不熟悉的，陈冰就让我带上两个学生，参与田家英到浙江的调查。调查是在嘉善干窑公社进行的。这个调查报告后来送到毛主席，毛主席就决定把人民公社停掉，以后中央就发了一个文件，恢复原来“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把“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撤掉了。田家英的这个调查报告，在调整国家政策方面是起了很大作用的。究竟大跃进正不正确？当时也不光田家英一个人调查，毛主席还叫很多人也去调查，包括彭德怀还有其他很多人都是去调查的。我带了两个学生，一个是叶承垣，还有一个学生可能是吴文谦（是不是记不清楚了），叶承垣我是记牢的，因为叶承垣比较能干，后来粉碎“四人帮”之后，当了宁波地委书记，是副省级干部。他就是因为参加田家英的调查，粉碎“四人帮”之后，那就不得了了嘛。参加调查的还有杨源时，原来是金华地委书记，后来被定为右派，被撤销职务，下放基层锻炼。

后来我回到新闻系。因为这件事，江牧岳当然很重视，很多县委书记、地委书记都来拍我马屁，小章小章地叫我吃老酒，来我这里打听消息。但是我们有规定的，田家英是毛办主任啊，一点风声都不好透露的。怎么搞调查，调查什么内容，不好讲的，一点信息都不好透露的。调查的东西交给田家英，田家英向毛主席汇报。

问：那么你对田家英的印象怎么样？

我对田家英的印象，当然是很好的，不得了的好。同时，这件事情对我的教育也是很大的。怎么大呢？因为原来我们系的调查报告，是有一个公式的，有一个八股文，即成绩要讲透，要有典型例子，成绩一定要归到毛主席，一定要归到阶级斗争。这个东西呢，就是一个套路。什么毛泽东思想，阶级斗争之类的，总是要把它归到这里来的。讲缺点就是笼统地说，没有典型例子，一笔带过的。成绩与缺点的关系，就是十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原来我们搞新闻工作，搞秘书工作也就是这么一个套路。这是共产党跟你讲的，如果你不懂这个套路，是没饭吃的，你是跟不牢的。这次调查呢，田家英给我们布置：看到什么写什么，一条一条地记，不要什么陈旧的格式。因为我们搞老套路搞惯了的，田家英就让我们看到什么讲什么，不要讲什么观点，不要讲分析。当时就说要办食堂，怎么个办法呢？我们去调查，老百姓没有一个同意的，都是干部强制性命令的，把灶台敲掉，就这样做的。最后么，饭也没得吃。我们在那里28天，我们的嘴巴都这样凹进去了，我们一天就吃这样的一杯稀饭，食堂一天只供应一餐稀饭。我们去时老百姓都饿坏了。小孩生下来，两三岁了，哭也不会哭的。女同志生了小孩，把奶拿出来，一点奶水都没有，走路都走不动，我们叫她们开会，都是爬着去的！饿成这副样子了，大跃进！你没有看到啊！啊哟，原来的鱼米之乡啊！嘉善多少红都不晓得。于是我们就把这种情况都写下来。原来你敢写、敢讲的啊？后来就发点粮食，是战备粮调来，是黄豆，老百姓没有粮食了嘛。我们国家战备粮有两种，一种是备荒，防止灾害的，还有一种是打仗用的。战备粮不好全部动用啊，不能随便动用的，都是要领导批准的。这件事情对我们教育是很大的。

我回来之后，江牧岳让我再搞府志调查，是新闻系和历史系的学生联合搞府县志调查，响应毛主席号召，主要是调查农业问题。我们从历史上、古县志里搞调查，很多灾害，比如水利灾害问题对农业影响很大，我们把全部浙江省的府县志都拿来调查，找材料，哪年丰收，哪年灾害，把这些材料收集起来，给省委做参考。这个对我们国家调整农业政策作用很大。这是江牧岳叫我们搞的。我们把两个系的人员并起来，把学生老师调来，我们搞了个府县志调查领导小组，共5个人，江牧岳是我们的组长，新闻系是我参加的，历史系是姓张的教授（平阳人，与我是同乡），还有个历史系的副书记（女）。这个对当时的新闻系来说，也是很重要的。江牧岳这个还是搞得不错的，他非常重视这些实事求是的东西，没有半点搞腐化、搞乱七八糟的东西，而且为人也是非常平易近人，所以江牧岳这个人是很好的。

问：当时政治运动很多的，那你们经常参加政治运动吗？

当然参加的，当时政治运动很多，大家都是参加的。政治运动么，讨论一下就过去了，表个态，也没什么东西的。我们联系杭大的实际呢，就是批原来的教育厅副厅长，以前当过杭大的前身浙江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焦某某，当时就要批他。

问：那么我们新闻系的同学是怎么批他的呢？

新闻系全部人都要参加，党员都要参加的，都要表态，小组讨论，认为他有什么不对的，这个是政治运动，都要表态的。就算有人不了解情况，也还是要表态，不管你思想通不通。政治运动么，就是要表态，不表态思想就通不过。

问：哪像我们新闻系的表态，有什么特点？

就小组讨论，那个时候也没什么东西，就是开个会，讨论了，大家表个态，不就好了吗？

问：那我们新闻系的同学又是如何看待这些政治运动的呢？

大多数人认为是正确的，少数人认为是烦的。当时新闻系很多学生，还是很接受这种政治运动的，少数人么，像我这种，就是很厌烦的。大部分同学还是赞成的，特别是徐达会，徐达会很左的，不左怎么当总支委员吗？当然徐达会这个同志是非常好的，后来去台州宣传部去当副部长了，再后来当电大党委书记或者校长去了。

问：他是不是王兴华的同学？

王兴华是统考生第三批，是最后一批，是我的学生辈，徐达会后来给王兴华他们上过课的。徐达会之后留下来上课的。王兴华很迟的，与王则信他们同班。

问：新闻系创办的时候，刚好是大跃进，对学生的影响大不大？

新闻系创办的时候，刚好是大跃进，对学生的影响当然是很大的。大跃进，就是搞浮夸，搞吹牛嘛，所以我们好多学生都是靠吹牛的。

问：章老师，你刚刚提到，大跃进对学生影响很大，你能举几个例子吗，怎么样的影响？

就是“左”啊。大跃进那个时候，还爱喊口号，都是一些虚假的口号啦。新闻工作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舆论导向，如果弄不好，观点不正确，起的破坏作用是很大的。以前我搞媒体，我有个习惯，把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记下来，进行点评。现在年纪大了，搞不了。

问：章老师，当时你们学生又是怎么样看待大跃进的呢？

大跃进么，都是好的呗，哪有不好的？当时学生都是觉得好的，因为毛主席让搞的嘛，后来出了事情，我们这批学生毕业也就走掉了，走掉了么，也就不晓得了。于冠西和江华一起去临安去，成立临安人民公社。于冠西在那里马上挥笔题词：“鼓足干劲生产，放开肚皮吃饭，人民公社好。”回来后，《浙江日报》套红头版头条登出来。那时多少红啦！我们都要学习，冠西同志题词好啊，不得了。江牧岳下放到《浙江日报》当社长一年不到，组织了省委农业检查团，他是丽水温州地区检查团副团长（团长是林乎加，省委副书记），他回来之后就写了6条意见给新华社作内参，谈了对大跃进时小株密植、劳逸结合、亩产吹牛等问题等看法。结果，在省委扩大会议上，有人发难，说江牧岳错了，省委扩大会议开始批江牧岳的6条。之后，江牧岳就被批判，他被下放到临安一个公社当副书记。实际上一点事情也没有的，把他放在那里改造嘛。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些。“文革”后期我出事后，江牧岳跑来安慰我，在讲党内斗争的情况时，他向我讲了大跃进时期他给新华社写内参之事。因此，1958年江牧岳还在临安劳动，他是1960年来杭州大学的，1960年的暑假8月份嘛，他当时来学校当副校长了，是从临安调回来的，《浙江日报》回不去了。

问：三年困难时期，学生遇到了哪些困难？

三年困难时期，学生没遇到什么困难，我们新闻系也是很好的。我们杭大伙食还可以，林乎加给我们杭大出了点钞票。最先出现了浮肿病，之后省委就采取了措施，我们用钱向舟山的人民公社买鱼，那个时候买这批东西是要鱼票的，那我们买就不要鱼票了，尽管鱼票我们学生还是有的。我们的伙食还是不错的，我们新闻系、历史系在分部的食堂吃饭。困难时期，我粮票还有得多呢， 20多斤粮票，我还吃不完。那个时候我们到西湖区采访的话，在古荡公社搞点菜油、搞点鱼（古荡鱼塘很多）给杭大食堂。那个时候我们学生都不错的。困难时期，对我们杭大学生来讲，影响不大。一开始出了点浮肿病，外语系书记（陈伟成的爱人）晕倒了，后来向省委反映，林乎加就想办法从舟山调配鱼给我们，我们学生总体困难不大。

问：章老师，你们是1960年毕业的，你们对毕业分配感到满不满意呢？

我们是1960年毕业的，当时毕业分配很火的，像我，几家日报要我，县里要我，《浙江日报》要我，宣传部要我，学校也要我，3个地方通知我去拿工资。我一个人怎么可以去3个地方拿工资呢？我怎么选呢？宣传部叫我去拿工资，杭大叫我拿工资，我们平阳县委叫我回去当办公室主任。我当时就选了平阳县委。为什么我选平阳县委呢？因为我是平阳县委给我报上来的，平阳县委叫我回去，我不能不回去啊。叫我选择的话，我还是会回平阳，一个人怎么能忘恩呢？是平阳培养我的啊。毕业了之后，我在平阳拿了9个月工资。后来我们县委书记去省里开会，找了林乎加，省里就要我回杭州，说共产党员什么回去不回去的，都是基层来的，现在杭州有任务，就在杭州干。我们县委书记被批了一顿，一句话也讲不出来。我后来工资也就不发了。当时对于我们这批人，社会上都是抢的。新闻系停办了之后，也是3个地方要我，《浙江日报》要我，杭州市委要我，杭大要我。其他同学也很不错的，都是骨干。我们这批同学，不管去到哪里，都是不错的。现在看来，县里当过局长都不错的。办公室主任什么的，在县里都是骨干啊。现在学生分配哪有这么好的，没有的。我们留在省里当干部也有，吕根土（1959级）不是也当过民政厅厅长？吕根土也在我那里实习过的。在我那个《西湖公社报》里实习过的人都不错的。

问：那你们听到新闻系停办，有什么看法？什么感觉？

也没什么感觉的。对于新闻系，我们觉得也没什么花头。讲讲是新闻系，实际上是中文系的一部分，我们就是读了一点中文系的东西。中文系给我们上课的老师都是不错的，现在来讲都是名牌，比如王驾吾、孙席珍、刘操南等，王驾吾、孙席珍还是三级教授，都是很有名的。我跟这些中文系老师关系都很好的。我去孙席珍那里，他很小气的，他老是让我去买酱油、买老酒，都不肯给我钱的，还让我抱小孩子。我跟他们关系好，我那个时候是调干生，每个月都有工资的，59块钱，生活得很不错。而他教授工资一个月有200多块。

问：那么其他同学，听到这个消息，怎么样？

其他同学听到这个消息，也差不多，都毕业很久了，停办是在1962年，我们这届也毕业了。我们首届同学没有什么看法不看法的，也就我们几个留校的同学最先知道这个消息。

问：那从当时的政治经济条件来看，你觉得新闻系值得办吗？

就当时的政治经济条件来看，我觉得办新闻系没什么花头的，一点必要没有。让学生去县报，乱七八糟。那个时候搞浮夸啊，那个时候如果县报不停掉，同学们去办县报的话，肯定还是要鼓干劲、宣传浮夸，听党的话嘛。但是在同学中大多数人是不同意我这个观点的。现在开同学会，我说我们的新闻系阿弥陀佛的，他们也是不同意的，他们说不管是不是阿弥陀佛，有个文凭总是好的。文凭有啥用场？你要实事求是啊。我们当中很多同学，是不会写文章的啊，搞运动是有一套的，当官也是可以的，文章是一点也不会写的。我跟你讲的是实话，有几个会写文章的？

做新闻工作，确实是有些人适合，有些人不适合的，它是一种特殊的行业。这是我的体会。比如说写作采访，政治敏感，看问题敏感是很重要的，政治思想水平是很重要的，如果你木西西的，领导怎么讲你就这么记，没用场的，独立看问题的能力很重要。我讲个故事给你听，我们到《杭州农村报》去实习，那个时候快过年了。我们几个学生，没几个会写报道的，文章改来改去，写不出东西来，一塌糊涂。我跟一个副乡长，路过一个凉亭，风雪很大，我们就进了凉亭。副乡长讲，解放前，有人在这里讨饭，有人在这里过夜，有人在这里冻死。就是这样一句话，使我突然来了灵感。我问：“解放前有人在这里过夜，那么现在乡里有没有人就是在这过夜了？”他不能确定，回到乡政府，他找其他乡干部，问过去风雪夜，有没有人在凉亭那里过夜的。名单排来排去，还真找到一个人。我立马就让他带我去采访这个人。我后来就写了篇通讯，叫《风雪夜访老农》，他是解放前在凉亭里过夜的。写东西也要靠运气的。刚好我去采访老农的那天，他儿子回来看他，他儿子是解放军。现在他家里条件好了，去了之后，招待我们。我写了那篇通讯，就是对比嘛，对比解放前和解放后，有人物，有细节，有情节，就是好稿子。所以搞新闻的人，听到一句话，灵感就来了，如果脑袋很麻木的，那就不行。当然，灵感来了，你还要思想深刻啊，肚子里要有数的啊。好多同学去采访，笔记本一大本带回来，资料一大本带回来，翻来翻去写不出来。应该写什么东西，用不着翻的啊！我在西湖区办报的时候，写西湖龙井18棵御茶树，后来发在《中国日报》英文版，还拿了120块钱的稿费，很高的了，不得了。我写的是中文，他们翻译成外文。我这篇文章，为什么他们要发呢？写18棵御茶树的文章资料很多的，什么乾隆来过，赐了18棵御茶。我写的是什么呢？当时是五一劳动节，工人疗养院里一批劳动模范在虎跑喝茶，就是龙井茶、虎跑水。他们以前都没喝过的龙井茶、虎跑水，我就从这个茶水说起，然后讲到18棵御茶，再讲到龙井茶的来历。那么这样子，这个文章就通顺了，就不是一般的资料文章了。所以搞新闻工作的人，思想思路要和别人不一样。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角度，就没意思了。光写资料性的东西，就没什么意思了。角度很重要，不一定从正面，可以从侧面，这样就有趣了。原来《浙江日报》还有几篇好文章，比如王亮，原来中文系毕业的，文笔不错的，他写过有关绍兴三条街的报道，写得不错。

问：章老师，新闻系停办以后你到哪里工作了？

杭大新闻系停办了之后，有3个地方叫我选择。中央不是下放在杭大3个省级干部吗？叶克当时平反了之后要去省文联当主席，要带一个秘书去，江牧岳就把我推荐给了他，后来我就跟着叶克去了省文联，当秘书，他要培养我当作家。人物通讯我写得蛮好的，有人物，有情节的，这些东西呢，跟文学蛮接近的。所以我在省文联工作的时候，接触了很多作家。后来搞运动了，情况也就变化了。我跟巴金等众多作家关系很好的，他们来浙江，都是我接待的。我再讲个故事。

粉碎“四人帮”之后，巴金写了一本《十年一梦》，他就送了我一本。人家送书给我，我都是马上看的，看完之后，我就给他写了首诗，他看后哈哈大笑。他说，《十年一梦》这本书写的是“文革”期间被迫害。巴金在“文革”期间就是被迫害的，很苦的。这是事实。问题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像他这样的大人物呢，不应该老是围着个人的遭遇而斤斤计较，应该考虑到“文化大革命”对国家和对民族造成的灾难。不应该仅仅考虑到个人，你个人的话，就搞得自己受迫害，老是在那里发牢骚，写点回忆录。当然很多人都是说巴金好的，我个人的想法就是巴金不应该写的，没意思，你是大人物，是有影响力的，你不要老是围绕自己个人的迫害写，要写对国家对民族的灾难。你写这个，比你个人的东西有意义。个人呢，恩怨无所谓。我给他写了首诗：“美梦噩梦都是梦，醒来那是一场空。一年三百六十天，哪天不是在做梦？”巴金一直叫我“小鬼”，讲我很聪明，很有见解，说我这个见解和别人不一样的，他很佩服的。他还说，我为什么不早点与他讲，如果早讲，他这本书也就不出了。当时，我就想：你没有给我这本书，我怎么知道你要写这个？又怎么给你评价呢？巴金还真是老糊涂了。

蔡义江是我们新闻系的，他来到我们新闻系就研究《红楼梦》。2013年他回杭州时，《钱江晚报》专门作了报道（编者注：《红学家蔡义江评价〈红楼梦〉姑娘当女朋友都不合适》，《钱江晚报》,2013年3月22日）。他很喜欢喝老酒。江牧岳欣赏两个人嘛，一个是我，一个是蔡义江，他研究红楼梦的，我不研究的。我对他研究红楼梦的注解还有评价的，我就给他一句诗：“满纸频飞荒唐言，红楼看破哪有泪？”曹雪芹没有看破红楼，所以他有泪，有一把辛酸泪。有恩有怨，有盛有衰，有爱有恨，《红楼梦》无非是这些东西，看透了的话，还有什么辛酸泪，还有什么荒唐言呢？我这个看法跟其他红学家的观点都是不同的，没有一个红学家认同我的观点。

问：章老师，你除了在文联工作，后来还去了什么地方？

在省文联工作，就接待作家，那段时间是1962年到1964年，就两年时间，我们培养了好多作者，薛家柱等都是我们培养的，杭大中文系的吕洪年，经常来我家里，帮我抱过小孩的。吕洪年是我帮忙调过来的，写文章也是我介绍的。平阳我有一大批老乡，包括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啊，什么豆腐干的文章，要参加作家协会，也让我送给林淡秋看，也是通过我介绍参加作协的。这批小青年都是找我的。老的这一批，马骅、孙席珍等跟我差不多的。以后就搞运动了，毛主席那个批示嘛，什么裴多菲俱乐部、什么才子佳人，我们文艺界就搞整风啦。当时宣传部长金涛来文艺界搞整风，搞到一半就参加“四清”了。搞“四清”的时候，我在省委“四清”办的文教部，我们搞了两年多，“四清”回来之后就搞“文化大革命”了。

问：那么你是哪一年离开省文联的呢？

我在搞“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离开省文联了，后来就去了公安厅，主要还是办刊物、批文件，还是搞新闻工作，编公安内参，向公安部、省委反映抽象性的东西。后来就去化工学校，在文二街，就是现在的工商大学。后来我就是从浙江工商大学退休。

问：那么，章老师，你在化工学校做什么工作呢？

我在化工学校搞行政，因为化学我又不懂的。

问：章老师，你后面跟新闻工作渐行渐远了？

原来在省文联的时候，还是接近的，联系联系作家，搞搞文章，在公安厅也至少搞搞文件，编编刊物，编编内参之类的，后来身体不好，还有其他原因，就不怎么搞了。到化工学校之后就基本不上班了。

问：那么章老师，你为什么要离开省文联呢？

“文化大革命”中，文化系统的革命比其他单位来得要早，还要猛烈一点，“文革”是从文化界开始的，文艺尖子抓起来了。我先去搞“四清”，我回来是很晚的了，我是1966年8月29日回来的，文联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其实比5月16日还要早。5月16日是“文革”全面开始。我当时在“四清”工作团，“5 · 16通知”以后，我是从工作团派到县里去搞“文化大革命”的，当工作组的组长。毛主席从外地回到北京以后，我们变成反动路线了，我们工作组就都撤掉了，我就回来了。根据“5 · 16通知”，我原来在慈溪搞“文化大革命”，搞文艺界的“文化大革命”，搞工作组的。我一贯比较右倾，在杭大读书也是业务干部。那时候，有3个组，一个负责教育系统的，主要搞重点中学、高校之类的；一个负责医院和卫生系统的；一个负责文化系统的，我就在这一组，因为我原来是省文联的，我是文化组组长。3个组长中，我是右倾的。我们变成反动路线了嘛，左派就起来造反，把我们的笔记本啊什么的，都抄家抄掉了。这批人本来要斗我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把事情做那么绝。我回到杭州以后，他们后来还来看我。但是运动还是要搞的，因为这是中央的命令，不执行不行。我在“四清”蹲点，这里批他们搞资本主义，那里送粮票、钞票给他们。“文化大革命”中，他们说我是“两面派”，白天批斗一个人，晚上给他送粮票。其实，他们是很可怜的，有的家里饭都没得吃，我就弄了张粮票、5块钱给他们，表示一种态度嘛，这样子人家也不会对我有意见。那么人家老婆就会跟老公讲：章同志来过了，看我们锅盖，看我们米缸，米也没有，什么东西也没有，他看我们这么可怜，还送了张粮票给我们。开会我还是要批他们的，实际上我就是搞“两面派”的。我就是这么一个人。

文化局原来有工作组，工作组因反动路线都撤销后，群众把我选上去了。文化系统共有两种人，一种是学生，大学生毕业分配来的，都不是党员；一种是老的人，他们大多有政治历史问题，比如说在国民党搞过什么事情，不那么清白，清白的人不多的。我是清白的人，又是大学里出来的，年纪也很轻，又是老党员，又是搞工作组，搞领导的，有组织工作能力的。当时文化局、文联的党组领导都靠边了，让我出去当头头，把我选上来。“文革”中有两派，两派都要找我当头头。我就说，左派叫我当头头，我不去，右派叫我当头头，我也不去。我说，你们联合起来，我就可以当头头。后来周恩来总理接见我，问我浙江文化局有没有两派，我就说，我把他们联合起来了，联合起来之后，在联合兵团中我就当头头，就一个头头，后来人家又不服，说我有野心。总理听了笑了起来：“当头头也好嘛！有野心也不错嘛！”总理当场表扬了我。

我的经历蛮坎坷的。浙江“文化大革命”第一个文件“十条”，是我代表浙江代表团成员，在总理接见我的时候签订的。这个文件是解决什么问题呢？把浙江军区司令员龙潜（原军管会主任）调到武汉，把南萍调到浙江来。这件事情现在看来是不对的。当时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总理找我谈这个事情。我们有13个代表，我是其中一个代表，我是机关干部。所以我那个时候还是不得了的。周恩来总理第一次接见我，是关于解决浙江问题——“十条”。参加接见的人是谁呢？那个时候“四人帮”还在上海，还没有到北京，是谭震林（副总理）等一起参加的，南京军区政委杜平也在。总理第二次接见我们，是解决浙江省委问题，就是哪些人可以出来工作，哪些人现在不出来工作，讲话时我们在京西宾馆。我们就一起讨论。以后就叫曹祥仁、赖可可、沈策等出来工作，江华先到北京养起来。陈伟达当时被总理批评了，浙大有些学生不同意，因为陈伟达当时兼浙大校长。所以我回来之后，也算是代表人物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也是蛮风光的。当时我们新闻系这一级学生中，我是老大啊，第一个风光，第一个被总理接见，总理是表扬我的。我呢，就是一个好，讲话实事求是的，自己怎么想就这么说，不考虑后果的，不像有些人，讲话说谎的。所以总理就讲我有野心，又讲我“两面派”，总理都笑起来了。总理问我外面去不去搞的？我说我外面不去搞的，我死保着家里，家里管牢的，别人都叫我看门狗。总理就说，这个看门狗也很好嘛。所以总理表扬是表扬我这个东西。然后他问我这批作家怎么处理，我就说这批作家我们都没有处理，都养着。“战斗队，他们有没有填表格啊？”我说他们愿意参加我们这个战斗队，都算的，愿意参加就参加，不愿意参加就不参加。他们是自由的。这些东西，总理都是蛮佩服我的。

我回来之后，就成立革委会了。文化局、省文联不是砸烂了吗？那么就要成立革委会了。革委会有政工组等4大组，政工组下面有一个文艺办公室，分管文化局，我是文艺办公室的副主任，是革委会的干部，副厅级。所以我们这级同学中，我是第一个（当时是30多岁）当到副厅级。不过，这也为我以后因此犯错误埋下了伏笔。

自结合进革委会，矛盾就来了。省革委会中，张永生是革委会副主任，分管我们文艺，他要比我大，他是省革委会副主任啊，我是他下面的。我与他闹矛盾了。演样板戏、看内部电影，他批条子要票，我不给他的，我说：“新干部，革委会副主任怎么可以批条子要票的？”我说内部票都要登记的，不好乱来。你张永生是可以看的，其他人怎么可以顺带呢？他说你是什么新干部，比走资派还要厉害，我只要几张票。于是他就要搞我了。不过搞我也不是那么好搞的，因为我也是新干部，我那个时候还有个红帽子，总理也是表扬过我的，文字也蛮好的。我内部搞得很好，搞得很团结，我文化系统里18个团级单位，1800多人，我能够控制牢，所以我还是不错的。我那个时候也就30多岁，要把大家团结起来，也是不容易的。内部是有两派的，观点是不一样的，但是我要把大家协调好啊。

以后，张永生就派杭钢工宣队进驻文化系统来搞我。那个时候他没办法搞我，但是工人阶级，那个时候藤帽铁棍，厉害啊！他们不讲道理的啊！你没有看到过、没有接触过，杭钢藤帽铁棍出来，人家是要吓坏的啊。他们批我的反动观点，我那时反动观点蛮多的。那个时候不是有句话叫“造反有理”？我说你们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是错的，乱造反，有道理才好造反，没有理由的怎么能造反呢。无缘无故被大字报批斗，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你要讲出道理来的啊，要有理由啊，造反有理啊！他们就说我反毛泽东思想，我当然有错啦。我这些不三不四的言论蛮多的，就被他们揪住。他们还骂我们是“臭老九”，我就说，你们骂我们“臭老九”是反毛泽东思想的。他们就说这是毛泽东讲的，我就说你们错了。“臭老九”是怎么来的呢？清华大学有个“井冈山兵团”，它有个报纸叫《井冈山报》，红卫兵在上面写文章，把知识分子放到黑九类的第九类，这是红卫兵骂人的话。毛泽东看了之后，哈哈大笑，说了一句：老九也不能走嘛——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的话。他实际的意思不是对知识分子看不起啊，他还是重视知识分子的。所以我说，你们根本不懂毛泽东思想，就在瞎说，你们才是反毛泽东思想。所以报纸很重要，有时候报纸也乱宣传，报纸上写的东西一定要准确。

整了我一半的时候，革委会知道了，军管会知道了。这没道理的，说我保江华，说我是谭震林干将。我说我怎么会是他的干将呢，总理接见我们，谭震林也参加的。我同谭震林又没什么接触的。工宣队轰了我一炮。革委会知道了，革委会把整我的这些人调回工宣队办学习班去，并做我工作，叫我正确对待。后面我头头也就不当了。我们机关都回干校，以后就去农村宣传队。回来之后，文办撤销，要恢复文化局，革命领导小组，安排我当核心小组成员（党组成员），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当时，张永生还在那里的，讲我“二月逆流”想把我打倒，打嘛又打不倒，于是又想搞我，“三结合”的时候不给我结合。我也不愿意，文化系统我吃不消当了。唯一的办法呢，就是在公布名单之前，把我调离文化系统，把我调到人保组，调到公安机关。调离之后，他们宣布成立革命领导小组。我因为工作需要，调离单位，官是没有了，副厅级这顶帽儿没有了，但是我还是很高兴的。文化系统那边，一批老同志叫我不要走，明明是人家在搞你，你不要走。我讲我还是走，我是个小干部啊，吃不消啊，那么复杂的，我烦煞了，我不喜欢高级干部。什么当官不当官，工资又没得加的，苦么苦得要死。这种官好当的？我还是离开的好。后来林彪爆炸了，谭启龙来了，谭启龙的老婆到文化局当局长，文化局干部都解放了。张永生那个时候又要插手了。文化局的干部讲：张永生很难对付的，对付张永生有什么办法呢？原来有个新干部，叫章贤采，对付张永生的，现在让张永生调到人保组去。那么，谭启龙老婆打报告到省委。过去副厅级要省委常委讨论的，就给谭启龙讲，要求我回到文化系统去，还是老样子，当领导小组副组长。省委常委就讨论了，铁瑛知道了，他是分管公安机关的，他叫我小章。我当时在人保组当党委秘书，和他有接触，他们都不知道我原来在文化系统干过。因为我没说过，所以公安系统里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以前是文办副主任，副厅级的。我当秘书蛮好的。秘书么，苦一些而已。他们不同意，不同意我回去。人保组要撤销，公安机关又要找人，那么就把我留在公安厅了。把我留在公安厅，公安厅里造反派闹起来了：他又不是公安厅的群众组织，他也不是老干部，怎么到我们公安厅来结合呢？我到公安厅里来结合，公安厅里就要少一个人当官了。他们东弄西弄，也没有结果，我是省委决定的啊。他们也没有办法。

烦煞了！你不知道啊，“文化大革命”中当干部没意思啊。我说我到农村搞调查去，我专门到农村去调查了一年，待在机关里烦煞了。回来之后“四人帮”就粉碎了，我们结合在公安厅的新干部，通通被审查了，“文化大革命”的新干部都被审查了。我讲讲两次结合了，在文化局结合了，在公安厅结合了，都是厅一级的。查来查去的，有错误，什么花头？头头是当过的，职务是蛮高的，却没啥事情，这样就把我的职务拿掉。新干部、结合的干部统统去劳改。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们厅一级的新干部21个人，除两三个人外，其他人都是通通被开除党籍的。我是保留党籍的，就调到化工学校当办公室主任，保留科级干部的待遇。所以我的经历是蛮坎坷的。

问：那么章老师，你是离休的吗？

我不是离休的，离离休只差几个月，我是1950年参加工作的。

问：你在平阳参加工作之前，你是干什么的呢？

在去《平阳报》之前，在平阳最大的酒厂同春酱园里当学徒。解放以后就去平阳县委，平阳县委成立了以后把我送到“革大”去读书，“华东革大”浙江分校，在临安，读了9个月，还是留在省委宣传部。那个时候年纪小，只有16岁啊，普通话不会讲的。留在省委宣传部，一个人留下，我不肯。我也算是个小孩子，其他人毕业之后都走了，我算是被挑来的。但是我不肯，我要回去。他们不肯放人，有人就教我一个办法：不吃饭。实际上我也不是不吃饭，我晚上不去食堂，有人偷偷把馒头啊菜啊带给我。这样子闹情绪之后，他们就找我谈话了。“革大”他们不管的，因为分配工作是省里组织部来挑人的，宣传部的人就来问我为什么不愿意。我就实事求是地跟他们讲，一来我年纪小，普通话又不会讲，省里工作我吃不消，我还是回到县里面去。他们就笑了说，好的好的，就让我回去了。那个时候年纪小，不懂什么领导，什么干部。我讲的全是实话，我很直的啊。没其他理由，就是说胜任不了。

（何扬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