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一

洛丽塔是我的生命之光，欲望之火，同时也是我的罪恶，我的灵魂。洛——丽——塔；舌尖得由上腭向下移动三次，到第三次再轻轻贴在牙齿上：洛——丽——塔。

早晨，她是洛，平凡的洛，穿着一只短袜，挺直了四英尺十英寸长的身体。穿着宽松裤子，她是洛拉。在学校里，她是多莉。正式签名时，她是多洛蕾丝。可是在我的怀里，她永远是洛丽塔。

在她之前有过别人吗？有啊，的确有的。实际上，要是有年夏天我没有爱上某个小女孩儿的话，可能根本就没有洛丽塔。那是在海滨的一个小王国里。啊，是什么时候呢？从那年夏天算起，洛丽塔还要过好多年才出世。我当时的年龄大约就相当于那么多年。一个杀人犯总能写出一手绝妙的文章，你对这一点永远可以充满信心。

陪审团的女士们和先生们，第一号证据是六翼天使——那些听不到正确情况的、纯朴的、羽翼高贵的六翼天使——所忌妒的。看看这篇纷乱揪心的自白吧。

二

我一九一〇年出生在巴黎。父亲是一个文雅、随和的人，身上混杂了几种种族基因：他是一位具有法国和奥地利混合血统的瑞士公民，血管里还掺和着一点儿多瑙河的水土。我一会儿就要拿出几张好看的、蓝盈盈的风景明信片来给各位传观。他在里维埃拉拥有一家豪华的大饭店。他的父亲和两位祖父曾经分别贩卖过葡萄酒、珠宝和丝绸。他三十岁的时候娶了一个英国姑娘，是那个登山家杰罗姆·邓恩的女儿，也是多塞特的两个牧师的孙女，这两个牧师都是冷僻的学科的专家——分别精通古土壤学和风弦琴。我三岁那年，我的那位很上相的母亲在一桩反常的意外事件中（在野餐会上遭到电击）去世了。除了保留在最最黑暗的过去中的一小片温暖，在记忆的岩穴和幽谷中，她什么也不存在了。我幼年的太阳，如果你们还忍受得了我的文体（我是在监视下写作的），已经从那片记忆的岩穴和幽谷上方落下。你们肯定都知道夏天黄昏，在一座小山的脚下，那芬芳馥郁的落日余晖，带着一些蠓虫，悬在一道鲜花盛开的树篱四周，或者突然被一个漫步的人闯入和穿越；一种毛茸茸的温暖，一些金黄色的蠓虫。

我母亲的姐姐西比尔嫁给我父亲的一个堂兄，后来又遭到遗弃，于是就到我家来充当不拿薪酬的家庭教师和女管家。有人后来告诉我说她曾经爱上了我父亲，我父亲在一个阴雨的日子轻松愉快地趁机利用了她的爱情，等到雨过天晴就忘却了一切。虽然姨妈订的有些规矩相当刻板——刻板得要命——但我却非常喜欢她。也许，她是想在适当的时候，把我培养成一个比我父亲更好的鳏夫。西比尔姨妈生着一双带着粉红色眼眶的天蓝色眼睛，面色蜡黄。她会写诗，迷信得富有诗意。她说她知道在我十六岁生日后不久，她就会死，结果竟应验了。她丈夫是一个出色的香水旅行推销员，大部分时间都在美国度过。最终在那儿开办了一家公司，还购置了一点儿房地产。

我在一个有着图画书、干净的沙滩、橘树、友好的狗、海景和笑嘻嘻的人脸的欢快天地中长大，成了一个幸福、健康的孩子。在我周围，华丽的米兰纳大饭店像一个私人宇宙那样旋转，像外边闪闪发光的那个较大的蓝色宇宙中的一个用石灰水刷白了的宇宙。从系着围裙的锅壶擦洗工到身穿法兰绒的权贵，每个人都喜欢我，每个人都宠爱我。上了年纪的美国妇女像比萨斜塔似的倚在拐杖上侧身望着我。付不出我父亲账的那些破了产的俄罗斯公主给我买昂贵的糖果。而他，Mon cher petit papa，则带我出去划船、骑车，教我游泳、跳水和滑水，给我念《堂吉诃德》和《悲惨世界》。我对他既崇拜又尊敬，每逢偷听到仆人们议论他的各个女朋友，就为他感到高兴。那些美丽和蔼的人儿对我十分宠爱，还为我深可慨叹地失去母亲而温柔地加以安慰，流着可贵的眼泪。

我在离家几英里外的一所英国走读学校上学。在学校里，我打网拍式壁球和手球，学习成绩优良，跟同学和老师都相处得很好。在我满十三岁以前（也就是说，在我第一次见到我的小安娜贝尔以前），我所记得发生过的唯一确切的性经历就是：有次在学校的玫瑰园里跟一个美国小孩讨论青春期出现的种种意想不到的事，那是一次严肃、得体、纯理论性的交谈。那个美国孩子是当时很出名的一个电影女演员的儿子，可他也难得在那个三维世界里见到他的母亲。而在看了皮雄那部装帧豪华的《人体之美》中的某些照片、洁白光滑的肌肤和暗影，无限柔和的分界后，我的有机体也产生了一些有趣的反应；那部书是我从饭店图书室里一堆大山似的云纹纸装帧的《绘图艺术》下偷出来的。后来，我父亲以他那种轻松愉快的方式，把他认为我需要了解的性知识都告诉了我。那是一九二三年秋天，刚好在他把我送到里昂一所公立中学去以前（我们原定要在那儿度过三个冬天），但是，唉，那年夏天，他却跟德·R夫人和她的女儿到意大利去旅行了；于是我找不到哪个人可以诉苦，也找不到哪个人好去请教。

三

安娜贝尔和作者本人一样，也是混血儿：不过她具有一半英国、一半荷兰的血统。今天，我对她的容貌远远没有几年以前，在我认识洛丽塔以前，记得那么清楚。有两种视觉方面的记忆：一种是睁着眼睛，在你头脑这个实验室中巧妙地重现一个形象（于是我看到了安娜贝尔，如一般词汇所描绘的：“蜜黄色的皮肤”，“细胳膊”，“褐色的短发”，“长睫毛”，“鲜亮的大嘴”）；另一种是你闭着眼睛，在眼睑的阴暗内部立刻唤起那个目标：纯粹是视觉复制出的一张可爱的脸庞，一个披着自然色彩的小精灵（这就是我所见到的洛丽塔的样子）。

因此，在描绘安娜贝尔时，请允许我先严肃地只说，她是一个比我小几个月的可爱的孩子。她的父母是我姨妈的老朋友，也跟姨妈一样古板乏味。他们在离米兰纳大饭店不远的地方租了一所别墅。秃顶的、褐色皮肤的利先生和肥胖、搽粉的利太太（原来叫范内莎·范·内斯）。我多么厌恶他们！起初，安娜贝尔和我谈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她不停地捧起一把把细砂，让它们从指缝里漏下去。我们的思路跟如今欧洲青春前期的聪明孩子的思路一样，也定了型；我很怀疑是否应当把个人的天才分配到下面这样一些兴趣上：我们对芸芸众生的世界的兴趣、对富有竞争性的网球比赛的兴趣、对无限的兴趣、对唯我论的兴趣，等等。幼小动物的软弱无力引起我们同样强烈的痛苦。她想到亚洲一个闹饥荒的国家去当护士，我却想成为一个出名的间谍。

突然之间，我们彼此疯狂、笨拙、不顾体面、万分痛苦地相爱了，而且我还应当补充说，根本没有希望；因为那种相互占有的狂热，只有凭借我们实际吸收、融合彼此全部的灵魂和肉体，才能得到缓解。可是我们，甚至不能像贫民区的孩子那样轻而易举地就找到机会交欢。有一次，我们不顾一切地试图趁黑夜在她的花园里幽会（关于这件事往后再谈）。后来，我们得到的唯一不受干扰的情况就是在游人众多的那片海滩上，待在他们可以看见我们、但无法听到我们谈话的地方。在松软的沙滩上，离开我们的长辈几英尺远，整个上午我们总摊开手脚躺在那儿，在欲望的勃发下浑身发僵，利用空间和时间的任何一个天赐良机互相抚摸：她的一只手半埋在沙里，总悄悄伸向我，纤细的褐色手指梦游般地越移越近，接着，她乳白色的膝盖便开始小心翼翼地长途跋涉。有时候，别的年岁更小的孩子偶然堆起的壁垒为我们提供了充分的遮蔽，使我们可以轻轻吻一下彼此咸津津的嘴唇。这种不彻底的接触弄得我们那健康却缺乏经验的幼小身体烦躁到了极点，就连清凉碧蓝的海水——我们在水下仍然彼此紧紧揪着——也无法缓解。

在我成年后四处漂泊的岁月中，我丢失了好些珍藏的东西，其中有我姨妈拍的一张快照。照片上有安娜贝尔、她的父母和那年夏天追求我姨妈的那个年长、稳重、瘸腿的先生，一位库珀医师。他们围坐在一家路边餐馆的餐桌旁。安娜贝尔照得不好，因为拍的时候，她正低头望着chocolat glacé。在强烈的阳光下，她的妩媚可爱的神态渐渐模糊，（在我记得的那张照片上）只可以看清她那瘦削、裸露的肩膀和头发间的那道分缝。而我坐在离开其余的人稍远一点儿的地方，照得倒特别清晰：一个闷闷不乐、眉头紧皱的男孩，穿一件深色运动衫和一条裁剪合体的白色短裤，两腿交叉，侧身坐在那儿，眼睛望着旁边。那张照片是在我们诀别的那年夏天的最后一天拍的，而且就在我们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作出挫败命运的尝试的前几分钟。我们找了些最站不住脚的借口（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机会，实际上什么也顾不上了），逃出餐馆，来到海滩，找了一片荒凉的沙地，就在那儿，在堆成一个洞穴的那些红石头的浅紫色阴影下，短暂、贪婪地抚爱亲热了一番，唯一的见证就是不知哪个人失落的一副太阳眼镜。我跪着，正要占有我的宝贝，两个留着胡须的洗海水澡的人，海上老人和他的兄弟，从海水里冒出来，喊着一些下流、起哄的话。四个月后，她在科孚死于斑疹伤寒。

四

我一再翻阅这些痛苦的回忆，一面不断地自问，是否在那个阳光灿烂的遥远的夏天，我生活中发狂的预兆已经开始，还是我对那个孩子的过度欲望，只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怪癖的最早迹象呢？在我努力分析自己的渴望、动机和行为等等的时候，我总陷入一种追忆往事的幻想，这种幻想为分析官能提供了无限的选择，并且促使想象中的每一条线路在我过去那片复杂得令人发疯的境界中漫无止境地一再往外分岔。可是，我深信，从某种魔法和宿命的观点而言，洛丽塔是从安娜贝尔开始的。

我也知道，安娜贝尔的死引起的震惊，加强了那个噩梦般夏天的挫折，成为我整个冰冷的青春岁月里任何其他风流韵事的永久障碍。我们的精神和肉体十分完美地融为一体，这种境界，今日那些讲究实际、举止粗俗、智力平庸的青年人必然无法理解。在她去世后很久，我仍感到她的思想漂浮过我的脑海。早在我们相遇以前，我们就做过同样的梦。我们相互交谈经历，发现一些奇特的相似之处。同一年（一九一九年）的同一个六月，在两个相距遥远的国家，一只迷途的金丝雀飞进了她的家，也飞进了我的家。洛丽塔啊，要是你曾这样爱过我该有多好！

我把我跟安娜贝尔首次不顺利的幽会的记述保留下来，作为我的“安娜贝尔”时期的结尾。有天夜晚，她想法骗过家里人恶毒的监视。在他们家别墅后面一片怯生生的、叶子细长的含羞草丛中，在一道矮石墙的残垣上，我们找到一个可以坐一坐的地方。透过黑暗和那些娇嫩的树木，我们可以看见亮着灯的窗户上的涡卷线状图案。那些图案给敏感的记忆那五彩的油墨一加渲染，在我眼里就像纸牌一样——大概因为我们的仇敌正忙于打桥牌。我吻了吻她张开的嘴角和滚烫的耳垂，她浑身颤动，直打哆嗦。一簇星星在我们头顶上细长的树叶的黑色轮廓间闪着微光，那个生气勃勃的天空似乎和她轻盈的连身裙下面的身体一样赤裸裸的。我在天空里看到她的脸，异常清晰，仿佛放射着它自身微弱的光辉。她的腿，她那两条可爱的、充满活力的腿，并没有并得很紧。当我的手摸到了想要摸索的地方时，那张娇憨的脸上闪现出一种半是快乐、半是痛苦的朦胧、胆怯的神情。她坐得比我稍许高点儿。每当她独自无法控制自己强烈的感情，她总要前来吻我，她的头用一种懒洋洋的柔软的几乎显得悲伤的下垂姿势朝下弯来，她裸露的膝盖总碰到并夹住我的手腕，随后再放松。她的微微颤动的嘴似乎给一种神秘、辛辣的药水刺激得变了形，发出一种咝咝的吸气声凑到我的脸旁。她总先用焦干的嘴唇草率地擦过我的嘴唇，试图缓解一下热恋的痛苦；随后，我的宝贝总紧张不安地把头发一甩，又缩了回去，接着又暗暗地凑近前来，让我亲她张着的嘴。同时，我以一种准备把一切——我的心，我的喉咙，我的内脏——都献给她的慷慨气魄，让她用一只笨拙的手握着我情欲的权杖。

我回想起一种爽身粉——我想这是从她母亲的西班牙女佣那儿偷来的——的香味，一种甘甜、普通的麝香香味。这和她身上的饼干气味混合在一起，我的感官突然给注满了；附近矮树丛里一阵突发的骚动才没使它漫溢出来——我们立刻互相分开，带着痛苦的心情注意到大概是一只悄悄窜来的野猫。这时从屋子里传来她母亲呼唤她的声音，激动的音调越升越高——而库珀医师也笨重地一瘸一拐走到外面花园里。可是那片含羞草丛——那些朦朦胧胧的星星，那阵激动，那股热情，那种蜜露以及那份痛苦，我都依然感到，而那个在海边光胳膊光腿、舌头炽热的小女孩儿，此后就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直到二十四年以后，我终于摆脱了她的魔力，让她化身在另一个人身上。

五

在我回顾自己的青年时代的时候，那些日子好像许多暗淡的、反复出现的纸片，一阵风似的都从我眼前飞走了，火车旅客清早看到跟在游览车厢后面翻飞的一阵用过的薄绵纸的风雪。在我和女人的那种有益身心的关系方面，我切合实际，诙谐、轻快。在伦敦和巴黎念大学的时候，卖笑女郎就满足了我的需要。我的学习非常细致，十分紧张，虽然并不特别富有成效。起初，我计划像许多manqué才子那样拿一个精神病学学位，不过我甚至比他们还manqué，我感到非常压抑，大夫，有一种特殊的疲惫不堪的感觉。于是我改念英国文学。那么许多潦倒的诗人都在这个领域里最终成为身穿花呢服装、抽烟斗的教师。巴黎很合我的口味。我和流亡国外的人一起讨论苏联电影。我和一些同性恋者坐在“双叟”里面。我在一些默默无闻的刊物上发表了几篇委婉曲折的小品文。我还创作过一首拼凑而成、模仿他人风格的诗歌：

……冯·库尔普小姐

可能会回转身，她的手放在房门上，

我不会跟着她走。弗雷斯也不会。

那个傻瓜也不会。

我的一篇题为《济慈致本杰明·贝利的信中的普鲁斯特式主题》的文章，六七位学者念了都格格直笑。我替一家著名的出版公司着手写了一部Histoire abrégé de la poésie anglaise，接着又开始为讲英语的学生编纂那本法国文学手册（附有取自许多英国作家的比较文章），这项工作使我在整个四十年代一直不得空闲——到我被捕的时候，这本手册的最后一卷也差不多就要付印了。

我找了一份工作——在奥特伊尔教一群成年人英语。后来，一所男校聘用了我两三个冬天。偶尔，我也利用我在社会服务人员和精神疗法专家中的熟人，请他们陪我去参观各种机构，比如孤儿院和少年管教所。在那儿，有些到达发育期的女孩，脸色苍白，睫毛缠结在一起，可以任你泰然自若地端详，她们叫我回想起梦中赐给我的那个女孩。

现在，我希望提出这样一种观点。在九岁至十四岁这个年龄段里，往往有好些少女在某些比她们的年龄大一倍或好几倍的着迷的游客眼里，显露出她们的真实本性，那种本性不是人性而是仙性（也就是说，是精灵般的）。我提议把这些精选出来的人儿称作“性感少女”。

需要注意的是，我用时间术语代替了空间术语。事实上，我要请读者把“九岁”和“十四岁”看作界限——那些镜子般的海滩和玫瑰色的岩石——一座上面时常出现我的那些性感少女的魔岛的界限，岛的四周是雾霭迷蒙的茫茫大海。在这个年龄段里，所有的女孩儿是否都是性感少女呢？当然不是。否则，我们这些深谙内情的人，我们这些孤独的旅客，我们这些贪花好色之徒早就变得精神错乱了。容貌漂亮并不是衡量的标准；而粗俗，或者至少一个特定社区称作粗俗的种种表现，并不一定就会损害某些神秘的特性：那种超逸的风度，那种使性感少女有别于她们同年龄的女孩的难以捉摸、变幻不定、销魂夺魄、阴险狡黠的魅力。因为那些同年龄的女孩对同时出现种种现象的这个空间世界的依赖性，远远超过了洛丽塔和她同类的少女在上面玩耍的那座叫人神魂颠倒的时间的无形岛屿。在同一年龄段里，真正性感少女的人数，明显低于那些暂时显得平常的、只是好看的、“娇小可爱的”，甚至“甜蜜动人的”、平凡的、丰满的、未成形的、肌肤冰冷的以及本质上富有人性的小女孩的人数。这类小女孩梳着辫子，鼓着肚子，成年后也许会也许不会出落得美艳动人（看看那些穿着黑色长统袜、戴着白帽子、又矮又胖的丑八怪，长大后却成了银幕上了不起的明星）。你拿一张女学生或女童子军的团体照给一个正常的男人看，请他指出其中最标致的女孩，他未必就选中她们当中的那个性感少女。你一定得是一个艺术家，一个疯子，一个无限忧郁的人，生殖器官里有点儿烈性毒汁的泡沫，敏感的脊椎里老是闪耀着一股特别好色的火焰（噢，你得如何退缩和躲藏啊！），才能凭着难以形容的特征——那种轮廓微微显得有点儿狡黠的颧骨、生着汗毛的纤细的胳膊或腿以及绝望、羞愧和柔情的眼泪、使我无法罗列的其他一些标志——立刻就从身心健康的儿童中辨别出那个销魂夺魄的小精灵。她并没有被他们识别，自己对自己的巨大力量也并不知晓。

此外，既然时间的观念在这件事里起着如此神奇的作用，学者们应当毫不奇怪地知道一个少女和一个男人之间得有好几岁的差距，我得说，这种差距决不能少于十岁，一般总是三四十岁，而在几个大家都知道的实例中，竟然高达九十岁，这样才能使男人受到一个性感少女的魅惑。这是一个调节焦距的问题，是内在的目光兴奋地超越的某段距离跟心里幸灾乐祸地喘息着觉察到的某种差异的问题。我是一个孩子，安娜贝尔也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的小安娜贝尔在我眼里并不是性感少女。我跟她地位相同，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小牧神，待在那同一座时间的魔岛上，但是经过二十九年以后，今天，在一九五二年九月，我想我可以在她身上辨认出我这辈子最初那个决定命运的小精灵。我们怀着尚不成熟的爱彼此相爱，表现出的那股热和劲儿往往把成年人的生活毁掉。我是个身强体壮的小伙子，活了下来，但是毒汁却在伤口里，伤口也一直没有愈合。不久，我发现自己在一种文明中成熟起来，这种文明允许一个二十五岁的男人向一个十六岁而不是十二岁的女孩求爱。

因此，我在欧洲那段时期的成年生活竟然双重到了荒谬的地步，这一点也不奇怪。公开处，我跟好多生着南瓜或梨子形状乳房的世俗女子保持着所谓正常关系；私下里，我对每个经过我身边的性感少女都怀有一股地狱烈火凝聚起的淫欲，饱受折磨，可是作为一个守法的胆小鬼，我从不敢接近这类少女。我可以支配的那些具有人性的女人，只是一些治标的药。我几乎要相信，我从普通的苟合中得到的感觉，和正常的伟男子在震撼世界的那种惯常的节奏中跟他们正常的伟伴侣结合时所领略到的感觉几乎一般无二。问题是那些先生并没有发现一种无可比拟的更为舒畅的快乐，而我却发现了。我的最最模糊、引起遗精的美梦也比最富有阳刚之气的天才作家或最有才华的阳痿作家所设想出的私通苟合之事要灿烂夺目一千倍。我的世界分裂了。我注意到不是一种而是两种性别，可都不是我的性别；两者都被解剖学家称作女性。可是在我看来，透过我的感官的三棱镜，“她们就像薄雾和桅杆一样大不相同”。所有这一切，现在我全据理来加以说明。在我二十多岁和三十出头的那些年里，我并不那么清楚地明白我的苦闷。虽然我的身体知道它渴望什么，但我的头脑却拒绝了身体的每项请求。一会儿，我感到羞愧、惊骇；一会儿，我又变得盲目乐观。我受到清规戒律的遏制。精神分析学家用伪性欲的伪释放来劝说我。对我说来，在性爱方面叫我冲动的唯一对象，就是安娜贝尔的姐妹、她的侍女和小丫头；这个事实有时在我看来，就是精神错乱的前兆。别的时候，我会告诉自己，这完全是一个态度问题，给女孩儿弄得神思恍惚，实在并没什么不正常的地方。让我提醒我的读者，在英国，一九三三年《儿童和青少年法案》通过以后，“女孩”这个词被定义为“八岁以上、十四岁以下的少女”（其后，从十四岁到十七岁，法律上的定义是“青年”）。另一方面，在美国的马萨诸塞州，一个“任性的孩子”，从法律上讲，是一个“七岁到十七岁之间的孩子”（而且，他们习以为常地跟邪恶淫乱的人混在一起）。詹姆斯一世时期的一位引起争议的作家休·布劳顿已经证明雷哈布十岁就当了妓女。这一切都很有意思。你大概看见我已经在一阵发作中口吐白沫了，但没有，我没有。我只不过眨眨眼，让快乐的思想落进一个小小的杯子。这儿还有好几幅画。这是维吉尔，他会用单纯的音调歌唱性感少女，但大概更喜欢一个小伙子的会阴。这是阿克纳坦王和内费蒂蒂王后的两个未到婚龄的尼罗河女儿（国王夫妇有六个女儿），身上除了戴了许多串亮闪闪的珍珠项链，没有其他饰物，娇嫩的褐色小身子从容地倚在靠垫上；她们留着短发，生着乌黑的长眼睛，经过三千年依然完好无损。这幅画上有几个十岁的小新娘，被迫坐在fascinum上，那是古典文学圣堂里代表男性生殖力的象牙。青春期到来前就结婚同房在印度东部的某些省份仍旧相当常见。雷布查人里八十岁的老头和八岁的女孩交媾，谁都不以为意。别忘了，在但丁狂热地爱上他的比阿特丽斯时，比阿特丽斯只有九岁，是一个光彩焕发的小姑娘，她傅粉施末，戴着珠宝，十分可爱，穿着一件深红色连身裙；那是一二七四年五月那个欢乐的月份，在佛罗伦萨的一次私人宴会上。当彼特拉克狂热地爱上他的劳丽恩时，劳丽恩也不过是一个十二岁金发的性感少女，在风中、在花粉和尘土中奔跑着，是一朵飞行的花儿，如他所描写的从沃克卢思的山岗飞到了那片美丽的平原。

还是让我们规规矩矩地文雅一点吧。亨伯特·亨伯特竭力想安分守己。说真的，他确实这么做了。他对纯洁、软弱的普通儿童十分尊重。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即使几乎没有多少惹起吵闹的危险，他也不会去玷污这类孩子的天真无邪。可是当他在那群天真无邪的孩子中发现一个小精灵时，他的心跳得有多厉害啊，那个“enfant charmante et fourbe”，生着朦胧的眼睛，艳丽的嘴唇，你只要让她知道你在望着她，就会受到十年监禁。生活就这样继续下去。亨伯特完全有能力跟夏娃交欢，但他渴望的却是莉莉思。胸部发育的萌芽阶段在青春期带来的一系列身体变化的初期（10.7岁）就出现了。而下一个可以见到的成熟项目，就是含有色素的阴毛的初次出现（11.2岁）。我的小杯子里盛满了琐碎无聊的念头。

一次船只失事。一个环状珊瑚岛。单独跟一个淹死了的旅客的瑟瑟发抖的孩子待在一起。亲爱的，这只是一场游戏！我坐在公园里一张硬邦邦的长椅上，假装全神贯注地在看一本微微颤动的书，这时我想像的冒险经历有多神奇美妙啊！在这个不动声色的学者四周，好些性感少女自由自在地嬉戏玩耍，仿佛他是一个熟悉的塑像或是一棵老树的光与影的一部分。有一次，有个穿着格子呢连身裙的理想的小美人儿啪的一下把一只穿得厚重的脚放到长椅上我的身旁，接着朝我伸下两条纤细的光胳膊，把她的四轮溜冰鞋鞋带系系紧，我就在阳光下融化了，手里的那本书成了无花果树叶子；她那赤褐色的鬈发披垂到她的擦破皮的膝盖上，那条发出光泽的腿就伸在我的颜色变幻不定的脸颊旁边，我头上的那片树叶的阴影也在她的腿上晃动、消散。另一次，有个红头发的女学生在métro里倚在我的身旁，我瞥见了她的黄褐色腋毛，一连激动了好几个星期。我可以列出好些这种一厢情愿的小小韵事。有几次在一种浓郁的地狱风味中结束。比如，我碰巧在阳台上看到街对面一扇亮着灯的窗户里有个看去很像性感少女的姑娘正在一面相当配合的镜子前脱衣。跟外界如此隔绝，显得如此遥远，这种景象产生了一种勾魂摄魄的魔力，使我全速跑向叫我心满意足的那个孤独的人儿。可是我喜爱的那个娇美的裸体形象却突然恶魔似的变成了一个男人给灯光照亮的、令人厌恶的光胳膊，他在那个炎热、潮湿、没有希望的夏夜穿着内衣裤坐在敞开的窗口看报。

跳绳，跳房子。那个穿着黑衣服、挨着我坐在我的长椅上，坐在我的欢乐之枷上（有个性感少女正在我脚下寻找一个失落了的弹子）的老婆子问我是不是肚子疼，这个不懂礼貌的母夜叉。啊，别来跟我搅和，让我独自待在我的生机旺盛的公园里，待在我的长满青苔的花园里。让她们永远在我四周玩耍，永远不要长大。

六

对了，我常常纳闷：那些性感少女后来怎么样了？在这个因果交错的锻铁的世界上，我从她们身上偷走的那种神秘的悸动难道不会影响她们的未来吗？我占有了她——而她根本不知道。好吧。可是这一点往后什么时候就不会产生什么影响吗？我使她的形象介入我的voluptas中，是不是多少左右了她的命运呢？哦，这一点过去是，而且依然是一个叫人万分疑惑的根源。

然而，我还是知道了那些可爱的、叫人发狂的、细胳膊的性感少女长大后会是什么样子。记得在一个天色阴暗的春天下午，我沿着马德莱娜教堂附近的一条热闹的街道走去。有个矮小、苗条的姑娘穿着高跟鞋，脚步轻快地匆匆从我身旁走过；我们同时回头互相看了一眼，她站住脚，我跟她攀谈起来。她几乎还不到我胸口长毛的地方那么高，生着法国姑娘往往具有的那种带酒窝的小圆脸。我很喜欢她长长的睫毛和紧裹着她身体的那件剪裁合身的珠灰色的衣衫。她年轻的身体仍旧保持着一团稚气，跟她瘦小、灵敏的臀部那种职业性的frétillement混在一起。那团稚气就是性感少女的回声，是欢乐的震颤，也是叫我冲动的刺激。我问她价钱，她立刻用悦耳动听的嗓音准确地回答道：（一个老在行，真是一个老在行！）“Cent.”我想还个价，可是我的眼睛朝下直盯着她那饱满的脑门和不完整的帽子（一条缎带，一束花），她看出了我低垂的眼睛里那种异常孤独的渴望神色。她眼睫毛一眨，说道：“Tant pis，”一面装着像要走开。也许，就在三年以前，我还看见她下学后正往家走！这种想法使事情就此解决。她领我走上通常那道很陡的楼梯，还有为monsieur开道的通常的那阵铃声，因为monsieur在沮丧地爬上楼到那间里面只有床和坐浴盆的简陋的屋子里去的时候，可能不乐意碰上另一位monsieur。和往常一样，她马上要一样petit cadeau。和往常一样，我也问了她的名字（莫尼克）和年龄（18岁）。我相当熟悉街头妓女这种老一套的作风。她们总回答说，“dix-huit”——这是一句信口可以发出的啁啾，一种决定性的、渴望欺骗的鸣叫，她们每天都要这么发出十次，这些可怜的小家伙。不过就莫尼克来说，毫无疑问，她给自己的年龄加了一两岁。这是我从她小巧、干净、出奇地尚未成熟的身体上的许多细微之处推断出的。她令人销魂地飞快脱掉衣服，有一刹那站在那儿，一部分身体用肮脏的薄纱窗帘裹着，带着幼儿的欢乐，尽可能若无其事地听着楼下满是尘土的院子里一个街头手风琴师的演奏。我看了看她的小手，把她的注意力引到她龌龊的指甲上，她天真地皱起眉头，说道：“Oui, ce n'est pas bien.”说完，就走到盥洗盆那儿去，但是我说这没有关系，压根儿没有关系。她留着褐色短发，灰色的眼睛亮闪闪的，皮肤苍白，看上去非常迷人。她的屁股小得跟一个蹲坐着的小伙子的一样。事实上，我可以毫不踌躇地说（而这也确实就是为什么我满心感激地留恋记忆中和小莫尼克在一起的那间灰纱窗帘的房间的缘故），在我玩过的那八十多个grues中，唯有她叫我感到一阵真正的欢乐。“Ilétait malin, celui qui a inventé ce truc-là，”她亲切友好地评论道，接着用同样最时新的速度又钻到她的衣服里面。

我要求在当天晚上较晚的时候更周详地再安排一次聚会。她说她九点钟在街道转角的那家小餐馆和我会面，还发誓说她这辈子还从来不曾posé un lapin。我们又回到同一个房间，我禁不住说她长得多么漂亮。她听了假装矜持地答道：“Tu es bien gentil de dire ça.”接着，她看到我从反映出我们小伊甸园的那面镜子中所看到的情景——咬紧牙齿、使我的嘴扭歪了的那副温柔体贴而又十分可怕的怪相——恭顺的小莫尼克（哦，她早先管保是一个性感少女！）想知道avant qu'on se couche，她要不要把嘴上的那层唇膏擦去，以备我想吻她。当然，我想吻她。我纵情恣意，跟她交合，比以前跟任何一个年轻女子都要尽兴。那天晚上，我对长睫毛莫尼克的最后印象带着一丝欢快的情趣，我发现这种情趣很难跟我那不光彩的、污秽的、沉默的爱情生活中任何一件事儿联系在一起。她揣着我给她的五十法郎小费，显得万分高兴，急匆匆地走进四月夜晚的蒙蒙细雨中，而亨伯特·亨伯特则蹒跚地紧跟在她瘦小的身子后面。她在商店的一个橱窗前站住脚，兴致勃勃地说道：“Je vais m'acheter des bas!”我决不会忘记她那种巴黎孩子发出“bas”时的口型，她兴致勃勃地发出这个词的音，几乎把那个“a”发成一个短暂、轻快、爆破的“o”，像在“bot”那个词里那样。

第二天下午两点一刻，我在自己的那套房间里又和她约会，但这次却不大成功，一夜之间，她身上似乎少了几分稚气，多了点儿成年女人的味儿。我从她身上传染到了感冒，就此取消了第四次约会，而中止一系列情绪激动的约会，我也并不感到惋惜，因为这种约会可能会使我背上许多痛心的幻想，结果又在沉闷无聊的失望中渐渐消失。因此，让她依然是那个水灵、苗条的莫尼克，像她有一会儿表现出的样子：一个有过失的性感少女透过那个讲究实际的年轻婊子闪闪发光。

我和她短暂的交往勾起了一连串的想法，熟悉内情的读者对此可能十分清楚。一个晴和的日子，一份黄色杂志上的广告把我引到埃迪特小姐的办公室。她先递给我一本脏乎乎的照相簿，让我从里面一批相当正规的照片中挑选一个合意的人儿（“Regardez-moi cette belle brune!”）。等我把照相簿推开，设法把我罪恶的愿望说出来以后，她看上去像是就要把我轰出门去。可是在问了我打算出多少钱以后，她屈尊介绍我去跟一个qui pourrait arranger la chose人联系。第二天，有个患气喘病的女人，粗俗地抹着脂粉，说话唠唠叨叨，满嘴大蒜气味，带着几乎滑稽的普罗旺斯口音，发紫的嘴唇上还有两撇黑胡子，她把我带到显然是她自己的住处。在那儿，她吧嗒吧嗒地亲了亲自己胖乎乎的手指那隆起的指尖，表明她的货色的质量像玫瑰骨朵一样美好。接着她演戏似的拉开一块帷幕，露出房间的另一部分，我猜那是一个不太挑剔的大家庭通常睡觉的地方。眼下那儿空空荡荡，只有一个胖得出奇、肤色灰黄、平凡得叫人厌恶的姑娘，年纪至少有十五岁，头上有几根用红缎带扎着的粗粗的黑辫子，她坐在一张椅子上，漫不经心地摆弄着一个没有头发的布娃娃。我摇摇头，刚想摆脱这个陷阱，那个女人嘴里还在很快地说着什么，一面却动手从年轻的女巨人身上脱去那件肮脏的羊毛针织紧身套衫。接着，她看到我打定主意要走，就马上索取son argent。房间尽头的一扇门开了，两个在厨房里吃饭的男人也加入了这场争吵。他们都形态丑陋，光着脖子，皮肤黝黑，有个人还戴着一副墨镜，一个小男孩和一个浑身龌龊、长着罗圈腿的小娃娃偷偷跟在他们后面。那个愤怒的老鸨用噩梦中蛮横的逻辑，指着戴眼镜的那个男人，说他lui曾经当过警察，所以我最好照着她的吩咐去做。我走向玛丽——这就是她那个明星般的名字，这时她已经悄悄地把她的大屁股挪到厨房餐桌旁的一张木凳上，继续喝她那盆刚才给打断了没有喝完的汤，那个小娃娃捡起掉在地上的布娃娃。胸中涌起的一股怜悯之情使我那愚蠢的动作相当引人注目，我把一张钞票塞到她的满不在乎的手里。她把我的礼物转交给那个以前当过警察的人，于是我获准离开。

七

我不知道替妓女拉客的那个女人的照相簿会不会是这个淫乱集团中的另一个环节。不久以后，为了自身的安全，我决定结婚。我想，有规律的作息时间、家里做的三餐、婚姻的种种习俗、床笫之间常规的避孕措施，以及，谁知道呢，某些道德标准、某些精神上的替代物的最终成熟，即便不能涤除我那丢脸的、危险的欲念，至少也许能帮我将这些欲念加以平和的控制。父亲故世以后留给我的一小笔钱（并不很多——米兰纳大饭店早就给卖掉了），加上我那引人注目、即使显得有那么点儿粗野的漂亮外貌，使我可以镇定自若地着手寻找。经过相当仔细的考虑，我的选择落在一位波兰大夫的女儿身上。这位先生正巧在为我医治眩晕症和心动过速。我们下国际象棋；他的女儿从画架后面瞅着我，把从我身上借去的眼睛或指关节安插在她那乌七八糟的立体派艺术作品里，当时她画的是一些善于社交的姑娘，而不是紫丁香和小绵羊。让我平静而有力地再说一遍：尽管经历了mes malheurs，我过去是，现在依然是一个异常英俊的男人；身材高大，动作稳健，生着柔软的黑头发，露出阴沉却更加富有魅力的神态。男子异常旺盛的元气往往在一个人可见的面貌上表现为一种郁闷、充血的神色，而这种神色正是他必须遮掩的。我就是这种情形。哎呀，我完全知道，只要我用手指打个榧子，就可以得到我想要的随便哪个成年女人。事实上，我已养成了不过分留意女人的习惯，免得她们走来热血沸腾地倒在我冰冷的膝头。如果我是一个français moyen，爱好奢华俗艳的女人，那么从冲击着我无情的岩石的那许多疯狂的美人中，我轻而易举地就能找到一些比瓦莱丽亚要迷人得多的小娘儿们。然而，我的选择却是出于某种考虑，实质上是一种可怜的妥协，而我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却太晚了。所有这一切都将表明，可怜的亨伯特在两性问题上始终多么愚蠢。

八

虽然我告诉自己我只是想找个安慰自己的人，一盆受到赞美的蔬菜牛肉浓汤，一个充满生气的人造女性阴部，可瓦莱丽亚身上真正吸引我的，却是她模仿小女孩的那种神态。她那么模仿倒不是因为她猜到我会动心。那只是她的作风——而我却着了迷。实际上，她至少已经二十八九岁了（我始终没有查明她的确切年龄，就连护照上也是假的），而且在那种随着她回忆往事的情怀不住改变的境况下早已失去了童贞。在我这方面呢，我天真得像个性变态的人才会有的那样。她显得轻佻、活泼，穿得à la gamine，露出一大截光滑的腿，晓得怎样用一双黑色丝绒拖鞋来衬托她雪白的光脚背。她噘起嘴，露出酒窝，跳跳蹦蹦，穿着紧身连衣裙，用可以想象得出的最矫揉造作、最陈腐的方式晃动着她的拳曲的淡黄色短发。

在mairie举行了简短的仪式后，我把她领到我租的那套新公寓，多少叫她感到意外的是，在我碰她以前，先让她穿上一件女孩子穿的寻常睡衣，那是我想法从一家孤儿院的内衣橱里偷出来的。结婚当夜，我得到一些乐趣，日出时那个白痴歇斯底里地发作起来。不过现实不久就揭穿了一切。退了色的鬈发露出黑色的发根，刮过的小腿上的汗毛竟然变成了皮刺，那张湿漉漉的富有表情的嘴，不管我怎样用爱情去填塞，却总很不光彩地暴露出跟她那已故的貌似蟾蜍的妈妈在一幅受到珍藏的画像上的嘴的相似之处。不久，亨伯特·亨伯特得照顾的不是一个苍白的流浪的小女孩儿，而是一个肥胖臃肿、短腿巨乳实际上毫无头脑的baba。

这种情况从一九三五年一直持续到一九三九年。她唯一的优点就是生性不好大声说话，这的确有助于在我们肮脏的小公寓里造成一种古怪的舒适感。我们有两间房，在一间房的窗外是一片雾蒙蒙的景象，在另一间房的窗外是一堵砖墙，还有一个极小的厨房和一个鞋状的浴缸。我坐在浴缸里，觉得自己就像马拉，只是没有一个颈项雪白的年轻女子来刺杀我。我们一块儿度过好多个舒服的夜晚，她总埋头看着《巴黎晚报》，我则坐在一张摇摇晃晃的桌子前工作。我们去看电影，也去看自行车比赛和拳击比赛。我难得向她不再新鲜的肉体求欢，除非在非常迫切和绝望的情况下。对面的杂货铺老板有个小女儿，她的倩影都快把我逼疯了，不过在瓦莱丽亚的帮助下，我对自己异想天开的困境倒找到了一些合法的出路。至于烹调，我们心照不宣地扔开了蔬菜牛肉浓汤，多半总到波拿巴街一个拥挤的场所去吃饭，那儿的桌布上满是酒渍，还可以听到不少外国人七嘴八舌的说话声。隔壁是一家美术铺子，凌乱的橱窗里陈列着一幅辉煌、艳丽、充满绿色、红色、金黄色和墨蓝色的古老的美国estampe——一个火车头带着巨大的烟囱、几盏形状怪异的大灯和一个巨大的排障器，拖着淡紫色的车厢穿过风雨漫天的大草原之夜，把大片带着星星点点的火花的黑烟跟毛茸茸的雷雨云混合在一起。

这种情况突然一下子结束了。一九三九年夏天，mon oncle d'Amérique去世了，遗留给我每年几千美元的收入，条件是我得移居美国，并对他的买卖表现出一些兴趣。这种前景十分合乎我的心意。我觉得我的生活需要有个重大的变动。另外还有一件事，就是我的舒适安逸的婚姻生活中也出现了一些蛀洞。最近几个星期，我老注意到我的肥胖的瓦莱丽亚有点儿失常，总是十分古怪地坐立不安，有时甚至露出好像恼怒的样子，这跟她本应扮演的平凡的角色一点都不协调。当我告诉她不久我们就要乘船去纽约的时候，她显得神情烦恼，十分慌乱。她的证件出了一些很讨厌的麻烦。她拿着一本南森，或者不如说是胡闹的护照；不知为了什么，那本护照跟她丈夫真实可靠的瑞士公民身份搁在一起，就无法轻易地混过去。尽管我耐心地对她描述美国，那个充满肤色红润的儿童和参天大树的国家，说那儿的生活要比沉闷、阴暗的巴黎有明显的改善，但她仍然无精打采。我断定准是得到警察总局去排长队和办其他一些手续才弄得她这样。

有天早上，我们从一幢办公大楼出来，她的证件差不多都办妥了。这时候，在我身旁一摇一摆地走着的瓦莱丽亚，一句话也不说，忽然使劲地摇晃起她那卷毛狗般的脑袋。我让她摇晃了一会儿，才问她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她回答说（我把她讲的法语翻译出来，那句法语，我想，也是从一句斯拉夫语的陈词滥调译过来的）：“我生活中另外有一个男人。”

嗳，在一个丈夫听来，这可是一句很不入耳的话。我承认，这句话叫我两眼发黑。当时在街上就地狠狠揍她一顿，像一个老实、粗俗的人会做的那样，那是行不通的。多少年暗自忍受的煎熬教给了我超人的自我克制能力。有辆招揽生意的出租汽车已经沿着街边缓缓行驶了好一会儿，于是我领着她坐进那辆汽车。在车上这个不大会受人打搅的环境里，我平静地提议她把自己的胡言乱语解释一下。心头涌起的一阵怒火叫我透不过气来——倒并不是因为我对这个滑稽人物，亨伯特太太，有什么特别的喜爱，而是因为合法不合法的结合问题应当由我一个人来决定。而她，瓦莱丽亚，这个喜剧性的妻子，如今竟厚颜无耻地准备照她的方式来支配我的舒适生活和命运。我要她说出她情人的姓名。我把这个问题重复了一遍，但她老像作滑稽表演似的叽里咕噜地说着话，讲她跟我生活在一起不幸福，宣布了她想立刻离婚的种种计划。“Mais qui est-ce？”我终于吼起来，用拳头在她的膝盖上打了一下。而她却毫不畏缩，只是目不转睛地望着我，好像答复实在简单得根本不用言辞说出来。接着，她迅速耸了耸肩，指了指那个出租汽车司机的粗脖子。他在一家小餐馆的门口停下车，作了自我介绍。我不记得他的滑稽可笑的名字了，但是经过这么多年以后，他的样子依然清楚地浮现在我眼前——一个身材矮胖的白俄前上校，留着两撇浓密的小胡子和一个平头。在巴黎，有成千上万这样的人从事这种愚蠢的职业。我们在一张桌子旁坐下；那个俄国保皇党人要了酒；瓦莱丽亚把一条潮湿的餐巾搭在膝盖上以后，又接着往下说——是在对我灌输，而不是在对我说话。她滔滔不绝地把话注入这个尊贵的容器，我从来没想到她有这样流利的口才。而且，她还不时对她那个呆头呆脑的情人吐出一大串斯拉夫语。这种局面真是荒谬可笑；等到那个上校司机带着占有瓦莱丽亚的微笑，打断了她的话，开始说出他的看法和计划时，这种局面就变得越发荒谬可笑。他小心翼翼地讲的法语带着一种十分难听的口音。就用这种口音，他描述了他打算跟他的年轻妻子瓦莱丽亚手拉着手共同进入的那个爱情和工作的世界。这当儿，瓦莱丽亚却在他和我之间修饰打扮起来，先在她噘起的嘴唇上涂些口红，接着把下巴颏儿叠成三重地去拉扯衬衫的胸部等等。他谈论着她，好像她并不在场，又好像她是一个受监护的小孩，为了她本身的利益，正从一个明智的监护人手里转给另一个更明智的监护人。尽管我抑制不住的愤怒可能夸大并毁坏了某些印象，但我可以发誓他确实向我请教了瓦莱丽亚的一些情况，诸如她的日常饮食、她的经期、她的衣服以及她读过的书或该读的书。“我想，”他说，“她大概会喜欢《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吧。”哦，他简直是个学者，塔克索维奇先生。

我结束了这场毫无意义的谈话，提议瓦莱丽亚立刻回去收拾她的那点财物。那个平凡迂腐的上校听到这话，便十分殷勤地提出可以把那些东西搬上汽车。于是他重新干起他的本职工作，开车把亨伯特夫妇送回他们的住处。一路上，瓦莱丽亚都在说话，威严的亨伯特和渺小的亨伯特商议着亨伯特·亨伯特是不是应该把她或她的情人杀死，或是把他们俩都杀死，或者一个也不杀。我记得从前摆弄过一个同学的自动手枪。那时候（我大概没有提过那个时期，不过没有关系），我胡乱想过要得到他的小妹妹，随后再开枪打死自己。他的小妹妹是一个轻盈美妙的性感少女，头发上扎了个黑蝴蝶结。现在我暗自纳闷，不知瓦莱契卡（上校就这么叫她）是否真的值得给开枪打死，用手勒死，或者给水淹死。她生着两条十分脆弱的腿，因此我决定，一等到只剩下我们俩的时候，我就要狠狠地给她一下，仅限于此。

可是我们始终没能单独待在一块儿。瓦莱契卡这时泪如泉涌，把脸上彩虹般的妆容搅得一塌糊涂，她随随便便地信手把东西装满一个大衣箱、两个小提箱和一个塞得满满的纸板箱。那个该死的上校一直在四周踱来踱去，因而穿上我的登山皮靴、连续猛踢她的屁股的种种幻想当然不可能付诸实行。我不能说上校的举止傲慢无礼，或者表现得那样。相反，作为把我骗进去的这场戏剧表演的一段小插曲，他表现出一种周到、老派的礼貌，他的动作不时给各种各样发音错误的道歉打断（j'ai demannde pardonne——请原谅——est-ce que j'ai puis——我可不可以——等等）。当瓦莱契卡一挥手把她粉红色的短裤从浴缸上面的晾衣绳上取下来的时候，他十分得体地背过脸去，但他立刻似乎在房里变得无所不在，le gredin，使自己的身体和公寓的结构完全协调起来，他坐在我的椅子上看我的报纸，解开一根打结的绳子，卷了一支烟，点了点茶匙的数目，走进浴室瞧瞧，帮助他的婊子女人包起她父亲给她的那台电风扇，随后把她的行李抬到街上。我抱着两只胳膊坐在那儿，半边身子靠着窗台，心里痛恨和厌恶得要命。最后两个人总算走出了这套颤动的房间——我在他们身后砰地把门关上，那声震动仍在我的全部神经里轰鸣。这真是一个窝囊的代替办法，我原该按照电影里的通例，用手背猛打一下她的颧骨。我把自己的角色演得很糟，接着笨重地走进浴室去查看一下他们有没有把我的英国香水拿走。他们倒没有；不过我非常厌恶地发现那个沙皇的前顾问在彻底解除了他膀胱的负担后，竟然没有抽水冲洗马桶。这汪阴沉的外国的尿以及在其中分解的一个潮乎乎、黄褐色的烟头叫我感到似乎受了奇耻大辱，我狂怒地四下寻找武器。实际上，大概也只是俄国中产阶级的礼貌（或许还带点儿东方风味），促使那个好心的上校（马克西莫维奇！他的姓突然一下子回到了我的记忆中），一个像他们所有那类人一样十分拘谨刻板的人，用颇有教养的静默掩盖他私下的需要，免得在他自己那阵不大张扬的淅沥声上，用一片不雅的瀑布奔腾的水声来突出主人住房的狭小。可是当时我心里并没有这种想法。我气得哼哼唧唧，在厨房里四处寻找一样比扫帚合用的工具。接着，我又放弃搜寻，冲出房子，勇敢地决定赤手空拳地去揍他。尽管我生来十分健壮，但我并不是拳击手，而那个矮墩墩的肩膀宽阔的马克西莫维奇看上去却像铁打的一般。街上空空荡荡，一点儿也看不出我妻子离去的痕迹，只有她掉在烂泥地上的一颗莱茵石纽扣，她曾把它放在一个破盒子里，毫无必要地保留了三年。也许，街上那片空旷的景象倒免得我给揍得鼻子出血。可是没有关系。到适当的时候，我会作一点小小的报复。帕萨迪纳的一个人有天告诉我，娘家姓兹鲍罗夫斯基的马克西莫维奇太太一九四五年前后因为分娩去世。那对夫妻不知怎么去到加利福尼亚，被一位美国著名的人种学家用于他主持的一项长达一年之久的实验，两人从而领取优厚的薪金。这项实验研究的是人始终趴着吃香蕉和海枣食物所会有的人类及人种反应。把这件事告诉我的人是一个大夫。他发誓说他曾亲眼看见肥胖的瓦莱契卡和她的上校（那时头发也花白了，而且也很肥胖）在一套灯火通明的房间里（一间房里放着水果，另一间房里放着饮用水，还有一间房里放着草垫等等），跟其他几个雇来的四足动物一起在打扫干净的地板上奋力地爬来爬去。那几个家伙都是从穷困无助的人中选出来的。我想从《人类学评论》上找到这些试验的结果，但是好像还没有发表。这些科学成果当然需要一些时间来完成。我希望真要发表的时候，能附一些精彩的照片加以说明，不过一所监狱图书馆恐怕不会收藏这种学术著作。目前拘禁我的这所监狱尽管受到我的律师的赞赏，却是一个很好的实例，可以说明监狱图书馆在选择书籍方面所受到的那种愚蠢的折衷主义的支配。当然，他们有《圣经》和狄更斯全集（很古老的一套，是纽约G·W·迪林厄姆出版公司1887年出版的），还有《儿童百科全书》（里面有些穿着短裤的金黄色头发的女童子军拍得很好的照片）和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一桩公布的谋杀案》；可是他们也有下面这样一些才气焕发的无聊作品，诸如一八六八年波士顿出版的《重访威尼斯》的作者珀西·埃尔菲恩斯通著的《一个在意大利的流浪汉》和一部比较新的《舞台名人录》（1946）——演员、制片人、剧作家和一些静态场景的照片。昨天晚上翻阅这部《名人录》的时候，我见到了逻辑学家憎恶而诗人爱好的那种令人惊叹的巧合。我把那一页大部分抄录如下：

皮姆，罗兰。一九二二年生于马萨诸塞州的隆迪。在纽约州德比市埃尔西诺尔剧院接受舞台训练。在《阳光突现》中首次登台。参加演出的剧目主要有：《两个街区以外》、《绿衣少女》、《凑合在一起的丈夫》、《奇异的蘑菇》、《一触即发》、《可爱的约翰》、《我梦见你》等。

奎尔蒂，克莱尔。美国剧作家。一九一一年生于新泽西州欧欣城。曾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开始经商，后转而从事剧本创作。作品有《小仙女》、《爱好闪电的女子》（和维维安·达克布鲁姆合作）、《黑暗时代》、《奇异的蘑菇》、《父爱》等。他为儿童写的许多剧作特别出名。《小仙女》（1940）在纽约终演的那个冬天，行程一万四千英里，一路演出了二百八十场。个人爱好：跑车、摄影、畜养宠物。

奎，多洛蕾丝。一八八二年生于俄亥俄州德顿。在美国艺术学会学习舞台表演。一九〇〇年首次在渥太华演出。一九〇四年以《千万不要对陌生人说话》一剧在纽约初次登台。在上演了（以下是大约三十出戏的名单）后，就不知去向。

我的恋人的醒目的名字怎么竟会加到一个老巫婆似的女演员身上，这一点想起来仍然叫我痛苦无奈地十分震惊！说不定，她也可以成为一个女演员。生于一九三五年。曾在《被谋杀的剧作家》中演出（我发现我在前面一段中的笔误，不过请别改正，克拉伦斯）。奎因这头猪。犯了谋杀奎尔蒂的罪。哦，我的洛丽塔，我只好玩弄文字了！

九

离婚手续耽误了我的行期。另一场世界大战的阴影已经笼罩全球。我得了肺炎，在葡萄牙厌倦无聊地过了一个冬天以后，才最终到了美国。在纽约，我急切地接受了命运给予我的那份轻松的工作：主要就是花费心思编写香水广告。我很喜欢广告这种散漫的性质和冒充文学的外表，每逢我没有什么更好的工作干的时候，就去干这活儿。另一方面，纽约一所战时大学要求我完成我为英语学生编写的法国文学比较史。第一卷的编写花费了我两三年的时间。在那两三年里，每天我多半工作十五小时。当我回顾那段日子的时候，我看到它们整齐地分成充实的光明和狭窄的阴影两个部分：光明是指在宽敞宏伟的图书馆里进行研究工作所得到的安慰，阴影是指令我备受煎熬的欲望和失眠症，这些已经讲过不少了。读者眼下已经对我有所了解，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出当我极力想瞥见在中央公园玩耍的性感少女时（嗨，总是离得很远），我会变得多么暧昧和激动；而当那些花哨的、除过臭气的职业妇女，给某个办公室里的某个色鬼不断往我身上推卸时，我又感到多么厌恶。让我们跳过这一切吧。我的健康十分糟糕地忽然垮了，于是在一家疗养院里住了一年多。我又回去工作——结果又住进了医院。

健全的户外生活好像可以给我带来一些好处。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大夫是个十分风趣、玩世不恭的家伙，留着一小把褐色的胡子；他有个弟弟，当时正要带领一支探险队去加拿大的北极地区。我也加入了探险队，作为一个“精神反应的记录人”。我同两个年轻的植物学家和一个老木匠不时分享到（始终不很顺利）我们的一位营养学家安尼塔·约翰逊医师的眷顾——说来令人高兴，不久她就给飞机送回去了。有关探险队此行的目的我也并不怎么清楚。根据参加的气象学家的人数来看，我们可能是在追踪那个摇摆不定的北方磁极，一直追到它的巢穴（我猜想是在威尔士太子岛的什么地方）。有一组人和加拿大人一起在梅尔维尔海峡的皮埃尔岬建立了一座气象站。另一组人受到同样错误的引导，去采集浮游生物。第三组人则在冻原地带研究肺结核病。伯特，一个电影摄影师——一个心神不定的家伙，有一阵子，我奉命和他一起承担一大堆粗活儿（他也有一些精神上的毛病）——坚持说我们队伍里的大人物，那些我们始终没有见到的真正领袖，主要从事核查工作，看看气候改善对北极狐的皮毛所产生的影响。

我们住在前寒武纪花岗岩世界中一些木头造的活动房屋内。我们有大批生活用品——《读者文摘》、冰淇淋搅拌器、化学掩臭剂、圣诞节用的纸帽子。尽管生活异常空虚沉闷，或许正因为如此，我的健康却神奇地好转了。四周都是矮柳灌木丛和地衣之类蔫头耷脑的植物；这些植物大概又受到呼啸的大风的渗透和清洗；在一片完全清澈的天空下（不过透过那片天空，什么重要的东西也看不见），坐在一块大石头上，我觉得奇特地脱离了我本人。没有什么诱惑使我发狂。那些胖乎乎的皮肤光滑的爱斯基摩小姑娘，满身鱼腥味儿，生着乌黑难看的头发和豚鼠一般的脸，甚至比约翰逊大夫更不易勾起我的欲望。北极地区没有性感少女。

我把分析冰河漂流物、鼓丘、小妖精和大城堡的工作交给比我高明的人去做，有一阵子试图草草记下我天真地以为是“反应”的一些情况（比如，我注意到在午夜的阳光下做的梦总色彩鲜艳。这一点也得到了我的朋友那个摄影师的证实）。我还应当在许多重要问题上测验一下我的各个不同的伙伴，比如乡愁、对陌生动物的恐惧、对食物的幻想、夜间遗精、业余爱好、广播节目的选择、看法的改变等等。大家对此都十分厌烦，我不久只好完全放弃了这个计划，不过在我那二十个月的寒带劳动（正像一个植物学家开玩笑地所说的那样）快要结束的时候，又编写了一份完全捏造、十分生动的报告。读者会发现它同时刊登在一九四五年或一九四六年的《成人精神物理学年刊》以及《北极探险》专为那次探险所出的那一期上。总之，那次探险实际上并不跟维多利亚岛上的铜或诸如此类的事情有关，那是后来从我那个亲切友好的大夫那儿知道的；那次探险的真正目的是“秘密的”，所以让我只再说上一句：不管那次探险出于什么目的，反正已经十分出色地达到了。

读者会相当遗憾地知道，回到文明世界不久，我的精神错乱（如果必须用这个令人痛苦的名称来指忧郁症和一种难熬的压抑感）又发作了一次。我的彻底康复都亏了我在那家特殊的、费用昂贵的疗养院里接受治疗时发现的一种情况。我发现耍弄一下精神病大夫真是其乐无穷：狡猾地领着他们一步步向前；始终不让他们看出你知道这一行中的种种诀窍；为他们编造一些在体裁方面完全算得上杰作的精心构思的梦境（这叫他们，那些勒索好梦的人，自己做梦，而后尖叫着醒来）；用一些捏造的“原始场景”戏弄他们；始终不让他们瞥见一丝半点一个人真正的性的困境。我贿赂了一个护士，看到一些病历档案，欣喜地发现卡上把我称作“潜在的同性恋”和“彻底阳痿”。这场游戏玩得非常巧妙，结果——就我的情形而言——又那么可恶，因此在我完全好了以后（睡得很香，胃口像个女学生），我还继续待了整整一个月。接着我又加了一个星期，只为了跟一个强大的新来的人较量所有的乐趣。那是一个背井离乡的（而且的确精神错乱的）名人，以有本事让病人相信他们目睹了自己的观念而著称于世。

一〇

在签名出院以后，我想到新英格兰乡间或是一个沉睡的小镇（有榆树，有白色教堂）上去找一个地方，可以在那儿靠我积累的一整箱笔记度过一个勤奋用功的夏天，而且可以在附近的湖水中游泳。我的工作又开始引起我的兴趣——我指的是我的学术努力。而另一件事，对我舅舅身后留下的香水买卖的积极参与，这时已经减少到最低限度。

有个舅舅以前的雇员是名门望族的后代，他建议我到他穷困的远亲麦库夫妇家去住上几个月，已经退休的麦库先生和他的妻子想把他们一个故世的姑母安逸地居住过的楼上那层租出去。他说他们有两个小女儿，一个还是婴儿，另一个十二岁了，还有一座美丽的花园，与一片美丽的湖水相去不远。我说这听起来真是非常理想。

我和这对夫妻通了信，向他们表明我是有教养的人，随后在火车上度过了想入非非的一夜，不厌其详地想象着我会用法语指导、并用亨伯特方式爱抚的那个神秘的性感少女。我提着我那昂贵的新旅行包下了车，没有人在玩具似的小车站上迎接，也没有人接我打去的电话。最后，一个心慌意乱、身上的衣服都湿漉漉的麦库出现在红绿二色的拉姆斯代尔唯一的那家旅馆门口，带来消息说他的房子刚刚给烧毁了——也许是整夜同时在我的血管里肆虐的那场烈火所造成的。他说他一家都逃到他的农场去了，把汽车也带走了，不过他妻子有个朋友，住在草坪街三四二号的黑兹太太，提出由她来接待我，她是一个很好的人。住在黑兹太太对面的一位太太把她的轿车借给了麦库；那是一辆完全老式的方顶汽车，司机是一个快乐的黑人。现在，既然我到这儿来的唯一原因已经不存在了，上面说的这种安排看上去就很荒谬。不错，他的房子得彻底重造，那又怎么样呢？他不是给房子作了充分的保险吗？我既愤怒又失望又厌烦，但我是一个斯文有礼的欧洲人，不能拒绝让那辆灵车把我送到草坪街去，否则我觉得麦库准会想出更精巧的手段来把我甩掉。我看着他急匆匆地跑走了，我的司机摇了摇头，轻声笑笑。一路上，我暗自发誓，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考虑在拉姆斯代尔待下去，当天就要飞往百慕大、巴哈马群岛或布莱兹群岛。在色彩缤纷的海滩上可能会有一些温柔旖旎的艳遇，这种念头先前一段时间一直从我的脊骨里缓缓地向外渗透，而麦库的远亲实际上用他的善意的、但如今看来绝对愚蠢的提议使我的那种思路急剧地转变了方向。

讲到急剧的转弯，当我们突然转进草坪街的时候，险些撞倒一条爱管闲事的郊区狗（就是那种伏在路面上等待汽车的狗）。再朝前一点儿，黑兹家的住宅，一所白色构架、令人厌恶的房屋出现了，看上去又脏又旧，与其说是白色的倒不如说是灰色的——你知道，那种地方，要在浴缸龙头上装一条橡皮管来代替淋浴器。我给了司机一点儿小费，希望他立刻把车开走，这样我就可以偷偷返回旅馆去拿我的旅行包，但他却只朝马路对面走去，因为有个老太太正在门廊上叫他。我能怎么办呢？我按了一下门铃。

一个黑人女佣给我开了门——接着就让我站在擦鞋垫上，径自跑回厨房，因为那儿有什么不该烧焦的东西烧焦了。

前面门厅里装着一只声音和谐的门铃，一个白眼睛的木头玩意儿，是墨西哥产品，另外还有附庸风雅的中产阶级喜爱的那幅平庸之作——凡·高的《阿尔的女人》。右手的一扇门开了一条缝，可以看见起居室里的一些情景，一个三角橱里摆了更多的一些墨西哥无聊的玩意儿，沿墙摆着一张条纹花的沙发。门厅尽头有道楼梯。我站在那儿抹去额头上的汗水（这时我才发觉室外天气有多么热），同时为了有件可以观赏的东西，就把眼睛盯着一个放在橡木橱上的灰色旧网球。就在这当口，从上面的楼梯口传来黑兹太太的女低音。她伏在楼梯栏杆上，悦耳动听地问道：“是亨伯特先生吗？”一小撮香烟灰也跟着从那儿落了下来。不一会儿，这位太太本人——凉鞋、绛紫色的宽松长裤、黄绸衬衫、四四方方的脸依次出现——走下楼梯，她的食指仍在弹着香烟。

我想最好马上描摹一下她的样子，就此了结掉这件事儿。这位可怜的太太年纪大约三十五六，额头显得十分光亮，眉毛都修过了，容貌长得相当平凡，但并不是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那种类型可以说是经过冲淡的玛琳·黛德丽。她轻轻拍了拍盘在脑后的红褐色的发髻，领我走进客厅。我们谈了一会儿麦库家遭到的火灾和居住在拉姆斯代尔的好处。她那双分得很开的海绿色眼睛十分滑稽地一边上下打量着你，一边又小心避开你的眼睛。她的笑容只是古怪地扬起一边眉毛。她一边说着话，一边在沙发上舒展开身子，一边又不时起身凑向三个烟灰缸和近旁的火炉围栏（那上面放着一只苹果的褐色果心），随后身子又靠到沙发上，把曲起的一条腿压在身子下面。显然，她是那种谈吐优雅的女人，她们的话语可以反映一个读书俱乐部、桥牌俱乐部或任何其他死气沉沉的传统组织的看法，却根本不反映她们自己的心灵；这种女人一点没有幽默感，心里对于客厅谈话可能涉及的那十二三个话题全然不感兴趣，但对这种谈话的规矩却很讲究。我们透过这种谈话其乐融融的玻璃纸外表，轻而易举地就能看出一些并不怎么叫人感到兴趣的失意挫折。我完全清楚万一荒唐地我成了她的房客，她就会有条不紊地着手对我做出接受一位房客对她可能所意味的一切。我就又会陷入我十分熟悉的那种令人厌倦的私情之中。

可是我不可能住在那儿。在这种家庭里，每张椅子上都放着翻脏了的旧杂志，还有一种叫人厌恶的杂交气氛：一面是所谓“实用的现代家具”这种喜剧因素，一面又是破旧的摇椅和上面放着开不亮的台灯的摇摇晃晃的灯桌这种悲剧因素。我在那儿决不会感到快乐。我给领上楼去，往左——进了“我的”房间。透过完全抵触的雾霭，我把房间仔细察看了一下，倒确实看到“我的”床头上挂着一幅勒内·普里内的《克鲁采奏鸣曲》。她把女佣的那间房称作“小工作室”！我一边假装仔细盘算着我那急切的女主人对我的食宿收取的低得荒谬而不祥的价钱，一边坚定地对自己说，还是让我们马上离开这儿吧。

可是，老派的斯文有礼的习惯使我不得不继续接受这场痛苦的考验。我们穿过楼梯平台，到了房子的右边（“我和洛的房间”就在这儿——洛大概是那个女佣）。这个爱好房客的太太让他这么一个喜爱挑剔的男人先去看看房子里那唯一一间浴室。这时，她几乎掩饰不住地打了一个寒颤。浴室是一个长方形的小房间，就在楼梯口和“洛的”房间之间；好些软绵绵的潮湿的衣服悬挂在那个有问题的浴缸上面（里面有一根弯成问号的毛发），还有早就料到会有的那一圈橡皮管以及其他附属设备——一块淡红色的罩布羞涩地盖在马桶盖上。

“我看出来你并没有得到什么太好的印象，”那位太太说，让她的一只手在我的袖子上搁了一会儿：她把一种不顾脸面的急切——我认为是被人称作“沉着自信”那种品质的泛滥——跟一种腼腆和忧伤结合起来。这种腼腆和忧伤使她选词用字的超脱方式显得像一位“语言学”教授的语调一样做作。“我承认这屋子里不很整洁，”那个注定倒霉的可爱的人儿接着说道，“但我向你保证（她望着我的嘴唇），你管保会很舒服，真的很舒服的。我带你去看看花园。”（最后这个词说得比较欢快，嗓音媚人地往上一扬。）

我勉强地又跟着她走下楼去，随后穿过房子右边门厅尽头那儿的厨房——饭厅和客厅也在这一边（在左边，“我的”房间下面，就只有一个汽车房）。在厨房里，那个黑人女佣，一个相当丰满的年轻女人，从那扇通到后面门廊的房门把手上取下她的闪闪发光的黑色大钱包，说道：“我这就走了，黑兹太太。”“好吧，路易丝，”黑兹太太叹了口气说，“我星期五和你结算。”我们往前穿过一间很小的食品储藏室，走进饭厅，饭厅和我们已经欣赏过的客厅是平行的。我发现地板上有一只白色短袜。黑兹太太表示歉意地咕哝了一声，也不停下脚步就弯下身子，把它捡起扔进食品储藏室隔壁的一间小房。我们草草察看了一张中间摆着一个水果盆的桃花心木桌子，水果盆里只有一个还在闪闪发亮的李子核。我摸索着口袋里的火车时刻表，偷偷掏出来，想要尽快找到一班可以坐的火车。穿过饭厅的时候我仍跟在黑兹太太后面，突然眼前出现了一片苍翠——“这是外面的门廊，”在前面给我领路的那个女人大声说。接着，事先一点没有预兆，我心底便涌起一片蓝色的海浪。在布满阳光的一个草垫上，半光着身子，跪着转过身来的，正是从黑眼镜上面瞅着我的我那里维埃拉的情人。

那是同一个孩子——同样娇弱的、蜜黄色的肩膀，同样柔软光滑、袒露着的脊背，同样的一头栗色头发。她的胸口扎着一条圆点花纹的黑色围巾，因而我的苍老而色眯眯的双眼无法看到胸前两只幼小的乳房，可是我在一个不朽的日子抚摸过的那对乳房仍然无法躲过我少年时记忆的目光。同时，好像我是神话中一个（迷失路途、受到劫持、被人发现穿着吉卜赛人的破衣烂衫，赤裸的身体从破衣服里对着国王和他的猎狗微笑的）小公主的奶妈，我一下子认出了她肋上的那个深褐色小痣。怀着惊惧而喜悦的心情（国王快乐地哭起来，喇叭嘟嘟地吹着，奶妈完全陶醉了）我又看到了她可爱的、收缩进去的肚子，我的往南伸去的嘴曾经短暂地在上面停留；还有那幼小的臀部，我曾经吻过短裤的松紧带在她的臀部留下的那道细圆齿状的痕迹——就是在Roches Roses后面那个最后的狂热、不朽的日子。自那以后我生活的二十五年逐渐变细，成了一个不断颤动的尖梢，最终消失不见了。

我发觉要用足够的说服力表现出那一刹那的情景，那阵战栗，以及在情绪激动地识别出她以后所感受到的那种冲击，真是极其困难。在我的目光掠过跪着的孩子那个充满阳光的瞬间（她的眼睛在那副令人生畏的黑眼镜后面不住地眨着——那个会医治好我所有的病痛的小Herr Doktor），虽然我披着成年人的伪装（一个电影界里高大英俊、富有魅力的男子形体）从她身旁走过，但我空虚的灵魂却设法把她的鲜明艳丽的姿色全都吸收进去，又拿每个细微之处去和我死去的小新娘的容貌核对比照。当然，过了一会儿工夫，她，这个nouvelle，这个洛丽塔，我的洛丽塔，就完全超越了她的原型。我想强调的是，我对她的发现不过是在我饱受痛苦的过去“海边那个小公国”的必然后果。在这两件事之间的一切不过是一系列的摸索和失误，以及虚假的欢乐萌芽。她们所共同具有的一切使她们成为一个人。

可是，我并不抱有幻想。我的法官会把这一切看作一个对fruit vert有着下流爱好的疯子所作的哑剧表演。Au fond, ça mest bien égal.我所知道的就是，在那个姓黑兹的女人和我走下台阶，步入那个叫人透不过气来的花园时，我的两个膝盖就像在微波荡漾的水面上一双膝盖的倒影，我的嘴唇就像沙子，而——

“这是我的洛，”她说，“这些是我的百合花。”

“噢，”我说，“噢，看上去很美，很美，很美！”

一一

第二号证据是一本黑色仿皮封面的袖珍日记簿，面子左上角处烫金en escalier印着年份：1947。我提到马萨诸塞州布兰克顿市布兰克-布兰克公司的这件样子好看的产品，好似它当真就在我的眼前。实际上，五年前它就给毁掉了。如今（凭着摄影般的记忆）我们所研究的，不过是它简略的实体，一个羽毛未丰的小不死鸟。

这本东西我记得非常清楚，因为我实际上写了两遍。开始，我用铅笔在一本商业上称作“打字便笺簿”的一张张纸上把每项记载草草地写下（有许多擦抹和修改），随后我又用我的最小的、最恶劣的笔迹，中间夹了不少明显的缩写，把它抄在刚提到的那本小黑面簿上。

五月三十日在新罕布什尔州是一个正式的斋戒日，但是在两个卡罗来纳州却不是。那天，一场流行性“肠炎”（且不管它是什么）迫使拉姆斯代尔的学校提早放起暑假。读者可以去查一下拉姆斯代尔一九四七年《日报》上的天气资料。在那件事发生的前几天，我搬进了黑兹太太家。现在我打算流畅地写出的那一小部分日记（就像一名间谍把他吞下肚去的记录内容凭着记忆再说出来一样），包括六月的大部分日子。

星期四。天气十分暖和。从一个有利的地点（浴室的窗户）我看见多洛蕾丝在房子后面苹果绿的亮光里，正从一根晾衣绳上取下衣物。我逛出屋子。她穿着方格布衬衫、蓝布牛仔裤，脚下一双帆布胶底运动鞋。她在斑驳的阳光下的一举一动都似乎在我可怜的身体内最隐秘、最敏感的弦上拨了一下。过了一会儿，她在后面门廊的最低一级台阶上挨着我坐了下来，动手拾起两只脚之间的卵石——卵石，天哪，然后是一小块弯曲的牛奶瓶碎玻璃，像一片在怒吼的嘴唇——把它们朝着一个罐子扔过去。啪。再来一次你就扔不中了——你没法击中——这真叫人受不了——再来一次。啪。美好的皮肤——哦，真美好：柔软娇嫩，给太阳晒成棕褐色，上面没有一点儿斑点。多吃圣代冰淇淋会引起粉刺。那种叫作皮脂的油质滋养皮肤上的毛囊，如果皮脂过多，就会刺激发炎，导致感染。可是性感少女都没有粉刺，尽管她们大吃营养丰富的食品。天哪，真叫人受不了，她太阳穴上面的那片丝绸似的微光渐渐变成发亮的褐色头发。还有在她那沾满尘土的脚踝旁抽动的那根小骨头。“是麦库家的姑娘吗？金尼·麦库？噢，她真难看。又很刻薄。腿还瘸的。差一点因为小儿麻痹症死掉。”啪。她前半截胳膊上生着像窗花格似的亮闪闪的汗毛。当她站起身来，把洗的衣物拿进屋子去的时候，我有机会从远处赞赏她卷起的牛仔裤那褪色的后裆。在草地外面，和蔼的黑兹太太拿着照相机，像托钵僧变出来的一棵假树那样往上生长，经过迎着日光的一番忙乱——抬起忧伤的眼睛，垂下快乐的眼睛——趁我，漂亮的亨伯特，坐在台阶上不住地眨眼时，竟然厚着脸皮给我拍了张照。

星期五。看见她跟一个名叫罗斯的黑人姑娘到别处去。为什么她——一个孩子，请注意，只不过是一个孩子！——走路的样子竟那么可恶地叫我激动呢？分析一下。微微显出一点大脚趾内倾的迹象。膝盖下面一种松散的摆动延伸到每一步的尽头。一种轻微的拖曳。非常稚气，极为引人注目。亨伯特·亨伯特给这个小家伙满口俚语的说话方式、给她那刺耳的大嗓门深深地打动了。后来，听见她隔着围墙对罗丝说了一大串粗俗无聊的话。带着上升的节拍嗡嗡地响遍我的全身。停顿。“现在我非走不可了，小家伙。”

星期六。（开头部分也许经过修订。）我知道把日记这样记下去真是发疯，但这么做给我一种奇特的刺激；再说，只有一个多情的妻子才能辨认我的蝇头小字。让我抽泣地说，今天我的洛在所谓的“门廊”上晒日光浴，但她母亲和另外一个女人始终待在一旁。当然，我本可以坐在那儿的那张摇椅上，假装看书。可是为了稳妥起见，我待得远远的，因为生怕叫我浑身瘫痪的那种疯狂可怕、荒谬可笑、令人怜悯的激动，会使我的entrée无法在外表上显得相当随便。

星期日。热浪仍然不退；最吉祥的一个星期。这一次，在洛到来以前，我带了一厚份报纸和一根新烟斗在门廊摇椅上先占好一个战略位置。叫我大失所望的是，她和她的母亲一起前来，两人都穿着跟我的烟斗一样簇新的两件一套的黑色游泳衣。我的宝贝儿，我的心上人在我的身旁站了一会儿——想看报上的滑稽连环漫画专栏——她身上发出的气味和另一个人，也就是里维埃拉的那个孩子几乎完全一样，只是更为强烈，带着比较浓郁的意味——一种炽热的气息立刻使我这个男子汉激动起来——可是她已经把她想要的那张报从我这儿一把抢走，退到挨着她海豹似的妈妈的那张草垫上去了。我的美人儿在那儿趴下身子，向我，向我长着眼睛的血液里那上千只睁得很大的眼睛展示她那微微挺起的肩胛骨，她那俊美、弯曲的脊背，她那在黑色游泳衣里紧绷绷的、狭小的、隆起的臀部以及她那两条女学生大腿的外侧。这个七年级女学生默不作声地欣赏着红、绿、蓝三色的连环画页。她是红、绿、蓝的普里阿普斯本人所能构思出的最娇艳的性感少女。我嘴唇焦干，透过棱镜折射出的好多层光定睛细看，一面调节我的欲望，在报纸下面微微晃动身子，这时我感到我对她的感觉，如果能适当地集中起来，可能就足以使我立刻达到一个穷叫化子的极乐境地；可是正像一个宁愿要活动的而不是一动不动的捕获物的猎食者那样，我打算让这种可怜的境地的实现跟她做的一个少女动作同时发生，她在看连环画页的时候不时做出各种各样的少女动作，比如想要搔搔自己的背脊心，从而露出一个好似点彩画出的腋窝——可是肥胖的黑兹突然破坏了这一切。她朝我转过身来，向我要个火，接着就虚与委蛇地谈起一个颇受欢迎的骗子的一部冒牌作品。

星期一。Delectatio morosa。我在愁闷哀伤中度过了我的愁苦的日子。今天下午，我们（黑兹妈妈、多洛蕾丝和我）要到我们的镜湖去游泳，晒晒太阳；但是阳光灿烂的早晨到中午时竟然下起雨来。洛大发脾气。

在纽约和芝加哥，据信女孩青春发育开始的中位数年龄是十三岁零九个月。女孩的这种年龄各不相同，从十岁或更早一点，到十七岁都有。当哈里·埃德加占有弗吉尼亚的时候，她还不满十四岁。他教她代数。Je m'imagine cela.他们在佛罗里达州的彼德斯堡度了蜜月。“波波先生”，亨伯特·亨伯特先生在巴黎教的一个班里的那个男学生这样称呼那位诗人中的诗人。

根据专门研究儿童性兴趣的作家所说，有些特征会引起小女孩心中蠢动的反应。这些特征我倒全有：轮廓分明的下巴，肌肉发达的手，深沉洪亮的嗓音，宽阔的肩膀。而且，据说我还像洛迷恋的某个低声哼唱流行歌曲的男歌手或是男演员。

星期二。阴雨。雨水之湖。妈妈出去买东西。洛呢，我知道，就在附近什么地方。经过暗中谋划，我在她母亲的卧室里碰上了她。她正翻开左眼要弄出一粒灰沙。身上穿着格子花连衣裙。尽管我很喜爱她那股令人陶醉的褐色香味，但我确实认为她每过几天就该洗洗头发。有一刹那，我们两人都沉浸在镜子内同一片温暖、苍翠的气氛里，因为镜子照出一棵白杨的树梢和我们一起待在天空当中。我粗暴地一把抓住她的肩膀，接着温柔地握住她的太阳穴两侧，使她转过身来。“就在那儿，”她说，“我可以感觉得到。”“瑞士农民总用舌尖。”“把沙粒舔出来吗？”“对。要试试吗？”“好啊，”她说。我轻轻地把颤抖的舌尖抵在她转动的、咸津津的眼球上。“太好啦，”她眨了眨眼，说，“没有了。”“另一只眼睛呢？”“你这傻瓜，”她开口说，“另一只里没有——”不过说到这儿，她看到我那缩起的、凑上前去的嘴唇。“行，”她合作地说，于是忧郁的亨伯特弯身对着她那热烘烘的、向上抬起的赤褐色脸庞，把嘴压在她颤动的眼皮上。她格格笑起来，擦过我的身旁，一溜烟跑出房去。我的心似乎立刻无所不在。我一生中还从来没有——就连在法国爱抚我的小情人时也没有——从来没有——

夜晚。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苦恼。我想描摹她的脸庞，她的神态——但我无法办到，因为她在近旁的时候，我对她的欲望就蒙住了我的眼睛。我不习惯跟性感少女待在一起，他妈的。我一闭上眼睛，就只看见她的一个固定不动的部分，一个电影摄影的定格画面，一个突然闪现的、绝妙可爱的下身，正如她坐在那儿，从格子花呢裙下抬起一个膝盖，系她的鞋带。“多洛蕾丝·黑兹，ne montrez pas vos zhambes。”（这是她那自认为懂法语的母亲。）

A mes heures，我是个诗人，为她出神的浅灰色眼睛上乌黑的睫毛，为她抽动的鼻子上那五颗不对称的雀斑，也为她褐色的胳膊和腿上那淡黄色汗毛，我做了一首情诗，但我把它撕了，今天也记不起来了。我只能用（在日记中重新写下的）最陈腐的词语来描摹一下洛的容貌。我可以说她的头发是赤褐色的，她的嘴唇红得像舔过的红色糖果，下嘴唇相当丰满——噢，要是我是一个女作家就好了，可以在一道赤裸裸的亮光下让她赤裸裸的摆好姿势！可是，相反我却是身材瘦长、骨骼粗大、胸口毛茸茸的亨伯特·亨伯特，眉毛又黑又浓，说话口音古怪，在缓慢的、孩子气的微笑后面藏着一大堆腐朽凶恶的坏念头。而她也不是一本女性小说中那娇弱的孩子。叫我失去理智的是这个性感少女（大概也是所有性感少女）的双重性；我的洛丽塔身上混合了温柔的爱幻想的稚气和一种怪诞的粗俗；这种粗俗来自广告和杂志图片上那些忸怩作态的塌鼻子女郎，来自故国（含有踏碎了的雏菊与汗水的气味）的那些脂粉狼藉的青年女佣，也来自外地妓院里那些装扮成小姑娘的非常年轻的妓女。而后所有这一切又跟通过麝香与泥土、通过污垢与死亡渗出的那种纯洁美妙的温柔混合在一起，天哪，天哪。最特别的就是她，这个洛丽塔，我的洛丽塔，使得作者古老的欲望具有个人的特色，于是，在所有一切之上，只有——洛丽塔。

星期三。“嗨，让妈妈明天带你和我去我们的镜湖。”这就是我那十二岁的情人妖媚地低声对我说的原话。当时我们在前面门廊上正好互相撞上，我走出去，她走进来。午后反射过来的阳光，好像一颗光彩夺目的白色钻石带着无数道彩虹色的细长光线，在一辆停着的汽车的圆顶篷上闪动。一棵枝干粗壮的榆树树叶的柔美的影子在房子外面护墙板上摇曳。两棵杨树摇摆颤动。你可以辨别出远处来往车辆杂乱的声音。有个孩子叫道：“南希，南——希！”在屋子里，洛丽塔已经放起她最爱听的《小卡尔曼》唱片，我总把它称作“矮子司机”，逗她鼻子里哼上一声，针对我佯装的风趣作出佯装的嘲笑。

星期四。昨天晚上，我们坐在外面门廊上，那个姓黑兹的女人、洛丽塔和我。温暖的黄昏变成了含情脉脉的黑夜。老姑娘总算详详细细地讲完她跟洛在冬天什么时候看过的一部电影的情节。那个拳击手变得十分粗鄙下流，这时他遇见了那个善良的老牧师（牧师在身强力壮的青年时代也是一个拳击手，如今还能猛击一个有罪的人）。我们把靠垫堆在地板上，坐在上面，洛待在那个女人跟我之间（她硬要挤进来，这个宝贝儿）。我接着欢快地讲起我到北极的探险。专司虚构的缪斯交给我一杆枪，我打中了一头白熊，它摔倒时说道，啊！在整个这段时间里，我一直敏锐地感到洛就在我的身旁。我一边讲，一边在那片令人宽慰的黑暗中做着手势，并且利用我的这些看不见的手势去摸她的手、她的肩膀和她玩的一个用呢绒跟薄纱做的芭蕾舞演员，她老是把它塞到我的膝上。最后，等到把我的容光焕发的宝贝儿完全罩在这种缥缈的爱抚所编织的罗网中以后，我才敢顺着她胫部的黄褐色茸毛去抚摸她的光腿；我对自己讲的笑话格格发笑，身子发抖，连忙掩盖起我的激动。有一两次，在我迅速把鼻子伸向她（尽管是幽默地），并且抚摸她的玩具时，我的敏捷的嘴唇感觉到她头发的温暖。她也老是动个不停，她母亲终于厉声叫她停下，把那个布娃娃也扔到黑暗中去。我哈哈大笑，隔着洛的双腿向黑兹说话，好让我的手顺着我的性感少女瘦小的脊背缓缓上移，隔着她穿的那件男孩子的衬衫感觉到她的肌肤。

可是我知道这完全没有希望，而心里却渴望得要命，我觉得自己身上的衣服绷得很紧，所以一听到她母亲用平静的嗓音在黑暗中宣布说，“现在我们都认为洛应该上床睡觉了”，我几乎倒有些高兴。“我认为您真讨厌，”洛说。“这就意味着明儿不举行野餐会了，”黑兹说。“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洛说。等气呼呼的洛嘘了一声走了以后，我完全出于惰性仍然待在那儿，这时黑兹抽着她在那天晚上抽的第十支烟，抱怨起洛来。

请听我说，她一岁的时候脾气就不好，老把玩具往小床外边扔，她可怜的母亲只好不停地去捡，这个可恶的毛娃子！现在，她十二岁了，成了个十足的讨厌货，黑兹说。她在生活中的所有愿望就是有朝一日成为一个大摇大摆、昂首阔步、挥舞指挥棒的军乐队指挥或是一个跳吉特巴舞的人。她的学习成绩很差，不过她在新学校里适应多了，不像在皮斯基（皮斯基是黑兹在中西部的家乡城市。拉姆斯代尔的这幢房子是她故世的婆婆的。她们一年多前刚搬到拉姆斯代尔来）。“为什么她在那儿不快活？”“噢，”黑兹说，“可怜的我应该知道的，我是孩子的时候也有过这种经历：男学生们扭伤我的胳膊，拿着一大摞书撞我，拉扯我的头发，弄疼我的乳房，掀起我的裙子。当然，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通常总会感到闷闷不乐，但洛太过分了。总绷着脸，难以捉摸，既粗鲁又爱挑衅。在座位上竟用自来水笔去戳她的一个意大利同学维奥拉。知道我想怎么办吗？要是先生，您秋天正巧还在这儿，我就想请您给她的家庭作业作些辅导——您似乎什么都懂：地理、数学、法文。”“噢，什么都懂，”先生答道。“这就是说，”黑兹连忙说道，“您会在这儿待下去啰！”我真想嚷着说我乐意永远待下去，只要我有希望不时爱抚一下我新收的学生。不过对黑兹总得提防，因此我只嘟哝一声，把四肢分别地（le mot juste）伸了伸，不一会儿就上楼回到我的房间去了。然而，那个女人显然并不打算就此罢休。我已经躺在冷冰冰的床上，两只手把洛丽塔香喷喷的魅影紧贴在我的脸上，忽然听见我那不知疲倦的女房东偷偷溜到我的房门外面，隔着门悄声低语——只是想要知道，她说，前几天我借的那本《博闻强识》杂志是否已经看完了。洛在她的房里嚷着说杂志在她那儿。我们这幢房子简直成了一个公共图书馆，我的好上帝啊！

星期五。假如我在我的教科书里引用龙沙的“la vermeillette fente”或是雷米·贝洛的“un petit mont feutré de mousse délicate, tracé sur le milieu d'un fillet escarlatte”某诗句，我真不知道我的拘泥刻板的出版商会说什么。如果我守在我的宝贝儿——我的宝贝儿——我的生命和我的新娘身旁，在这种难以忍受的诱惑的压力下继续在那幢房子里待下去，那我大概又会精神崩溃。她是否由母性指引着，对月经初期的奥秘已略知一二？得意忘形的感觉。爱尔兰人的诅咒。从房顶上摔下。老奶奶来访。“子宫先生（我引用的是一份少女杂志上的话）开始修建一堵厚实、柔软的墙，指望可能会有一个胎儿睡在那儿。”这个小疯子待在他的软壁小室里。

顺带说一句：假如我有天犯了什么重大的杀人罪……注意“假如”这个词。那种冲动应该比我在瓦莱丽亚身上遭到的那场意外还要强烈。仔细注意这一点：那时我相当愚蠢。如果等到你希望把我烧死的时候，记住，只有一阵精神错乱才能给我兽性大发的单纯力量（说不定这一切都经过修订）。有时，我在梦中想要杀人。但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吗？比如，我握着一支枪。比如，我瞄准一个满不在乎却暗中留神注意的敌人。噢，我确实扣动了枪机，可是一颗又一颗子弹都从那个怯生生的枪口虚弱无力地落到了地上。在这些梦里，我唯一的想头就是掩盖起我的可耻的失败，不让我那渐渐变得恼怒起来的仇敌看到。

今晚吃饭的时候，那个老娘儿们带着一位母亲的嘲弄神情斜眼瞟了瞟洛，对我说（我刚才正用轻率的语调描述我还没有决定是否要留的那种讨人喜欢的牙刷似的小胡子）：“最好不要那样，假如一个人不想变得十足疯癫的话。”洛立刻推开她那盘白煮鱼，差点儿打翻她的牛奶，一下子冲出房去了。“要是洛为她的没有礼貌的行为道歉，”黑兹说，“明儿跟我们一块儿上镜湖去游泳，会不会叫你感到十分厌烦？”

后来，我听见一阵砰砰的关门声和其他的声音从震动的空穴间传来。两个对头正在那儿大吵大闹。

她没有道歉。湖也就去不成了。那可能会很好玩的。

星期六。已经有好几天，我在房里写作时都让房门半开着，但是今天这个圈套方才见效。洛烦躁不安，把脚挪来挪去，在地板上擦了一阵后——为了遮掩她未经呼唤就自行前来找我所感到的窘困——才走进房来，四下里转了一圈，对我在一张纸上写的可怕的花体字很感兴趣。不，它们不是一个纯文学作品的作者受到灵感的影响在两段之间停顿的结果，而是我致命的欲望的丑陋的象形文字（她无法辨认出这种文字）。她刚低下头，把褐色的鬈发垂到我坐的那张书桌前，嘶哑的亨伯特就可耻地仿效有血缘关系的亲属之间所作的动作，用一只胳膊搂住了她。我的天真的小客人有点儿近视，仍然细看着她手里拿的那张纸，缓缓地倚在我的膝上，成了半坐半站的姿势。她的可爱的侧影、张开的嘴唇、暖烘烘的头发离我露出来的上腭犬牙只有大约三英寸左右；我还感到她的胳膊和腿透过顽皮姑娘穿的粗布衣服所散发出的热气。顿时我明白自己可以丝毫不受惩罚地亲吻她的脖子或嘴中央。我知道她会让我这么做的，甚至还会像好莱坞电影里教导的那样闭上眼睛。两片香草夹着热辣辣的奶油巧克力软糖——几乎也并不比这更异乎寻常。我无法告诉我的有学问的读者（我猜这时他已经把眼睛瞪得不知有多大了），我无法告诉他我是怎么知道这桩事的。也许，我那猿猴般的耳朵不知不觉地听到了她呼吸节奏中的某种细微的变化——因为她实际上并没有在看我潦草的字迹，而是充满好奇、十分镇静地等待着——噢，我的无忧无虑的性感少女！——等待着这个富有魅力的房客去做他渴望做的事儿。我想，一个现代的小孩，一个电影杂志的热切的读者，一个梦幻一般缓慢的特写镜头的老手也许不会认为这太离奇，假如一个相貌英俊、富有男子气概的成年朋友——太晚了。黑兹太太刚好回家，房子里突然响起路易丝滔滔不绝的说话声。她告诉黑兹太太她和莱斯利·汤姆森在地下室里发现了一个死东西。小洛丽塔自然不肯错过这样一件趣闻。

星期日。洛为人变幻莫测，脾气暴躁，生气蓬勃，难以应付，具有活泼的十二三岁孩子的那种尖嘴薄舌的风姿，从头到脚都叫人欲火中烧（整个新英格兰都该由一个女作家去描摹！），从那个现成的黑蝴蝶结和别住她头发的扁平发夹到她匀称好看的腿肚子下半部、就在她粗糙的白色短袜上面两三英寸地方的那块小疤（那是在皮斯基时给一个旱冰溜冰者踢出来的）。她跟母亲到汉密尔顿家去了——参加一场生日宴会或是这一类的社交聚会。她穿着宽大的方格子布连衣裙。她的天真无邪、纯洁可爱的形象似乎已经完好地形成。一个早熟的宝贝！

星期一。雨蒙蒙的早晨。“Ces matins gris si doux ...”我的白睡衣背部有一个紫丁香图案。我就像你在古老的庭园里看到的那种身子膨胀起来的灰蜘蛛。待在一个晶莹闪亮的网中央，把这股或那股丝微微拉上一下。我的网罩住了整幢房子，我像一个狡猾的男巫似的坐在椅子上倾听。洛在她的房里吗？我轻轻地拉了拉细丝。她不在。只听见卫生纸的卷筒在转动时发出的不连贯的声音。我抛出去的细丝并没有追踪到从浴室回到她的房间里去的脚步声。她还在刷牙吗（这是洛唯一真正起劲去做的卫生行动）？没有。浴室的门砰的一声刚关上，所以只好到房子里别的地方去搜寻那个美丽的、暖色调的猎物。让我们把一股丝放到楼下。凭借这种手段，我弄清楚她不在厨房里——没有把冰箱的门弄得砰砰直响，也没有对她讨嫌的妈妈尖声喊叫（我想她妈妈这时正柔声细气、抑制住心头高兴地沉浸在早上的第三次电话谈话中）。好，让我们抱着希望探索吧。我像一道光似的沉思着悄悄溜进客厅，发现那儿的收音机并没有开（妈妈仍在跟查特菲尔德太太或汉密尔顿太太讲话，声音很轻，脸红红的，带着笑容，一面用空着的那只手托着电话听筒，含蓄地否认说她不承认那些有趣的传闻，房客，她亲密地说；在跟人面对面交谈的时候，她这个轮廓鲜明的女子还从来没有显出这种样子。因此看来我的性感少女压根儿不在家里！出去了！我原来以为是一块色彩斑斓的织物的东西结果却只是一个陈旧的灰色蜘蛛网，房子里空落落的，死气沉沉。接着，我半开的房门外面传来洛丽塔柔和悦耳的笑声。“别告诉妈妈，我把你的熏猪肉都吃了。”等我急匆匆地跑出房去，她已经走了。洛丽塔，你在哪儿？只有我的女房东十分殷勤地为我准备的那个早餐盘无力地斜瞅着我，打算让我自己端进房去。洛娜，洛丽塔！

星期二。乌云又一次妨碍我们在那个难以到达的湖畔举行野餐。是命运在作弄人吗？昨天，我对着镜子试穿了一条新游泳裤。

星期三。下午，黑兹（穿着一双常见的鞋，剪裁合身的衣服）说她要驾车到闹市区去为她的一个朋友的朋友买一件礼物，并问我是不是也愿意一同前往，因为我对纺织品的质地和香水都眼力不凡。“挑你最喜欢的富有魅力的东西，”她高兴地咕哝道。干香水买卖的亨伯特又有什么法子呢？她把我困在前面门廊和她的汽车之间。“快点儿，”在我费劲地弯下高大的身体，准备钻进车去的时候（仍在拼命地想找一个逃脱的办法），她这么说。她已经发动了引擎，正在颇有教养地咒骂前面一辆倒退、转身的卡车，那辆卡车刚给老病人奥波西特小姐送来一个崭新的轮椅，就在这时，从客厅窗口传来我的洛丽塔的尖利的嗓音。“你们！你们上哪儿去？我也要去！等一下！”“别理她，”黑兹叫喊着说（一面把马达关掉）。哎呀，我的美貌的司机；洛已经在拉我这边的车门了。“这太过分啦，”黑兹开口说，但洛已经爬进车来，高兴得身子直抖。“挪挪你的屁股，你，”洛说。“洛！”黑兹喊道（斜眼看了我一眼，希望我把粗鲁无礼的洛轰下车去）。“瞧啊，”洛（不是头一次地）这么说，一面在汽车朝前窜去的时候，猛地向后一靠，我也向后一靠。“这太过分啦，”黑兹说，一面猛地把排挡扳到第二挡，“一个孩子竟然这么没有礼貌。而且这么死乞白赖。她明知道人家不要她来。她需要去洗澡。”

我的指关节贴着这个孩子的蓝布牛仔裤。她光着脚，脚指甲上还残留着一点儿鲜红的指甲油。大脚趾上横粘着一小条胶带。上帝啊，当时当地，只要能亲一下这双骨节纤细、脚趾细长、顽皮淘气的脚，我又有什么不愿意牺牲的呢！突然她的一只手悄悄伸到我的手里，没让我们身边那个年长的女人看见。在到商店去的途中，我一直握着、摸着、捏着这只热烘烘的小手。开车人的玛琳式的鼻子两侧闪闪发亮，因为上面的粉已经脱落或蒸发掉了；她始终文雅地自言自语地谈论着当地的交通情况，侧着脸笑着，侧着脸噘起嘴来，侧着脸眨眨涂过油的睫毛，而我暗自祈祷我们永远到不了那家商店，但我们还是到了。

我没有什么别的要说的了，除了，primo：在我们回家的路上，大黑兹让小黑兹坐在我们后面。secundo：那位太太决定把亨伯特选择的东西留给自己匀称的耳朵背用。

星期四。这个月开头的炎热给我们带来了冰雹和大风。在一卷《青年百科全书》里，我发现一张薄纸，上面有小孩子用铅笔开始临摹的一幅美国地图，在那张纸的另一面，就在没有临完的佛罗里达州和墨西哥湾的反面，有一份油印的名单，显然是她在拉姆斯代尔学校里班上的同学。那一首诗我已记在心里。

安吉尔，格雷斯

奥斯汀，弗洛伊德

比尔，杰克

比尔，玛丽

巴克，丹尼尔

拜伦，玛格丽特

坎贝尔，艾丽斯

卡迈因，罗斯

查特菲尔德，菲利斯

克拉克，戈登

科恩，约翰

科恩，马里恩

邓肯，沃尔特

福尔特，特德

范塔西亚，斯特拉

弗莱什曼，欧文

福克斯，乔治

格拉夫，梅布尔

古德尔，唐纳德

格林，露辛达

汉密尔顿，玛丽·罗斯

黑兹，多洛蕾丝

霍内克，罗莎琳

奈特，肯尼思

麦库，弗吉尼亚

麦克里斯特尔，维维安

麦克费特，奥布里

米兰达，安东尼

米兰达，维奥拉

罗萨托，埃米尔

施伦克尔，莉娜

斯科特，唐纳德

谢里登，艾格尼丝

谢尔瓦，奥勒格

史密斯，黑兹尔

塔尔博特，埃德加

塔尔博特，埃德温

韦恩，勒尔

威廉斯，拉尔夫

温德马勒，路易丝

一首诗，一首诗，毋庸置疑！发现这个“黑兹，多洛蕾丝”（她！）列在名单中它的特殊位置，带着它的玫瑰护卫——好像一位美丽的公主待在她的两名侍女之间，真是多么奇特和美妙啊！我想分析一下名单上众多名字中的这个名字叫我惊喜万分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叫我兴奋得几乎流泪（诗人和情人洒下的大滴大滴的乳白色的热泪）？究竟是什么？是因为戴着正式面纱（“多洛蕾丝”）的这个姓名亲切的隐秘性以及名和姓之间这种形式上的位置变换，就像一副新的淡色手套或一副假面具？“假面具”就是那个关键词吗？是因为对那个半透明的奥秘、那块飘拂的面纱总感到欣喜快活吗？透过那块面纱，就选中了你一个人去了解的那个肉体和那个目光顺带朝着你一个人微笑。还是因为我可以完全想像出在那个丰富多彩的教室里我那忧伤、朦胧的宝贝儿四周的其余那些人呢？格雷斯和她已长熟的丘疹；金尼和她动作缓慢的腿；戈登那个脸色憔悴的手淫者；邓肯那个臭烘烘的小丑；爱咬指甲的艾格尼丝；长着一脸黑头粉刺、胸部颠颠耸耸的维奥拉；美丽的罗莎琳；肤色黝黑的玛丽·罗斯；可爱的斯特拉，她竟让陌生人抚摸她的身子；恃强凌弱、偷盗财物的拉尔夫；我为之感到惋惜的欧文。她也在那儿，咬着一支铅笔，在人丛中消失了，教师们讨厌她，男孩子的眼睛都盯着她的头发和颈项，我的洛丽塔。

星期五。我渴望发生什么可怕的灾难。地震。惊人的爆炸。她母亲跟方圆几英里内的所有别的人都在一片混乱中当下永远给消灭了。洛丽塔在我的怀里呜咽。我是一个自由的男人，在废墟中对她欣赏玩味。她的惊讶，我的解释、说明和呼喊。愚蠢无聊的幻想！勇敢的亨伯特本会用最令人作呕的方式跟她嬉戏（比如，昨天，当她又到我的房间里，把她画的画儿、学校的美术作业拿给我看的时候）；他本来可以收买她——随后逃脱惩罚。一个更加单纯实际的家伙就会清醒地坚持使用各种不同的商业代用品——要是你知道上哪儿去弄的话，我不知道。尽管我看上去很有男子气概，但实际上却非常胆怯。一想到要碰上什么非常下流不快的事，我的浪漫的心灵就变得冰冷黏湿，不住颤抖。那些下流的海怪。“Mais allez-y, allez-y！”安娜贝尔用一只脚连跳几下，才套上她的短裤，我愤怒得有点儿头晕，竭力想遮住她。

当天，后来，很晚的时候。我开亮了灯，想把做的一个梦记下来。这个梦有一个明显的前因。黑兹在吃晚饭的时候曾经和蔼可亲地宣布说既然气象局预报周末天气晴朗，我们星期天做完礼拜就去游湖。我躺在床上，在入睡以前色眯眯地左思右想，我想到了如何利用即将举行的那次野餐的最终计划。我知道黑兹妈妈恨我的宝贝儿，因为她十分喜欢我。所以我抱着让母亲满意的目的，安排去湖滨游玩的日子。我打算只对她一个人说话，但是到适当的时刻，就说我把手表或太阳眼镜忘在那边的林中空地上了——随后带着我的性感少女钻进树林。就在这个当口，现实从我的周围消失了，“寻找眼镜”竟然成了跟洛丽塔的一场悄没声儿的恣意狂欢，洛丽塔特别会意，千依百顺，欢快堕落，做出了根据常情她不大可能会做的那种举止。清晨三点，我吞下一片安眠药。不一会儿，一场不是续集、只能算作诙谐的模拟之作的梦境，以一种富有深意的清晰向我展示出那个我还从来没有去过的湖。虽然从国外输入的含羞草和夹竹桃在充满砂石的湖岸边开着花儿，但湖上亮晃晃地结了一大片翠绿色的冰，有个麻脸的爱斯基摩人正白费力气地想用一柄鹤嘴锄把冰凿破。我相信要是我给布兰奇·施瓦茨曼博士的档案里添上这样一场性欲梦，她准会付给我一满袋钱币。不幸，这场梦剩下的那部分明摆着是折中主义的。大黑兹和小黑兹绕着湖骑马前行，我也弓起腿来跨在马上，任凭马上下颠动，尽管两条腿之间并没有马，只有可以伸缩的空气——由于做梦人心不在焉而造成的一个那种小小的疏漏。

星期六。我的心仍然怦怦乱跳。想起那种令人困窘的情景，我仍然忸怩不安，低声呻吟。

从背部看去，可以瞥见短袖圆领汗衫和白运动短裤之间的发亮的皮肤。一个送报的男孩子（我猜是肯尼思·奈特）刚把那份拉姆斯代尔《日报》啪的一声十分准确地扔到门廊上；洛把身子探到窗台外面，想扯下窗外一棵白杨树上的几片树叶，一面全神贯注、滔滔不绝地在和下面的那个男孩子说话。我开始蹑手蹑脚地朝她走去——像哑剧演员说的，“一瘸一拐地”朝她爬去。我的胳膊和腿都成了凸面，在它们之间——而不是在它们之上——我凭着一种无明显特性的移动工具慢慢前进：受伤的大蜘蛛亨伯特。我一定花了好几个小时才接近她，我似乎从望远镜的反端看到了她，于是我像一个中风病人似的专心致志地用软弱无力、扭曲变形的四肢朝着她的紧张、瘦小的臀部移动。最后总算到了她的身后，这时我不幸动了想吓唬她一下的念头——抓住她的颈背直摇或是诸如此类的动作来掩盖我真正的manège。而她却尖声不客气地抱怨道：“快松手！”——口气十分粗鲁，这个小泼妇，谦恭的亨伯特只好神色惨淡地咧嘴笑了笑，闷闷不乐地退下了，她则继续朝街上说着俏皮话。

不过，现在听听后来发生了什么吧。午饭以后，我靠在一张低矮的椅子上，想看一会儿书。突然，两只灵巧的小手蒙住了我的眼睛：她从后面蹑手蹑脚地挨近我，好像在一场芭蕾舞剧的片断中再次表演我上午的伎俩似的。她那想把阳光遮挡住的手指显得通红透亮。我没有改变靠着的姿势，只把一只胳膊从旁边伸到背后去抓她，她发出一阵格格的笑声，身子扭来扭去地闪避着。我的手掠过她灵活的抽动的双腿，那本书像雪橇似的滑离了我的膝头。这时黑兹太太走上前来，溺爱地说道：“要是她妨碍了你学术上的思考，就狠狠地揍她好了。我多么喜爱这片花园（她的语气里并没有惊叹的意味）。在阳光下是不是美得出奇（语气里也没有询问的意思）。”这个讨厌的女人做了个假装满意的手势，一屁股坐到草地上，用两只张开的手朝后撑着身子，抬起脸来望着天空。不一会儿，一个灰色的旧网球弹起来越过她的头顶。房子里传来洛的傲慢自负的声音：“Pardonnez，妈妈。我可不是对着你的。”当然不是，我的顽皮捣蛋的宝贝儿。

一二

这就是二十多条记载中的最后一条。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尽管具有恶魔的独创性，这项计划一天天地仍然毫无变化。首先，恶魔会对我进行引诱——随后再加以阻挠，让我内心深处感到隐约的痛苦。我完全清楚自己想做什么，该怎么做而不伤害一个孩子的童贞。不管怎么说，在对少女反常的性爱生活中，我已取得一些经验；曾经在公园里用眼睛占有过满脸雀斑的性感少女；曾经谨慎而野蛮地挤到一辆城市公共汽车的最燥热、最拥挤的角落，夹在四周拉着吊带站立的学生中间。可是几乎有三个星期，所有我的可怜的谋划都受到了阻挠。阻挠的人通常总是黑兹家的那个娘们（读者会发现，她主要害怕洛从我身上得到什么乐趣，而不害怕我对洛欣赏玩味）。倘若魔鬼没有意识到如果他想多耍弄我一些时间，就得让我略微松弛一下，那么我对那个性感少女——对我一生中用蠢笨、疼痛、胆怯的爪子终于可以抓到的头一个性感少女——产生的热烈恋情肯定会叫我再次住进疗养院。

读者也注意到了那片奇特的“湖水幻景”。而奥布里·麦克费特（我想给我那个恶魔取这么个姓名）在那个充满希望的湖滨，在那片假想的树林里，给我安排一场小小的娱乐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实际上，黑兹太太所作的许诺带有几分欺诈：她没有告诉我玛丽·罗斯·汉密尔顿（本身也是一个肤色黝黑的小美人）也要参加，那两个性感少女会在一旁低声耳语，会在一旁嬉戏玩耍，自己痛快地乐一乐；而黑兹太太和她的相貌英俊的房客则远远避开旁人窥视的眼睛，半裸着身子安详地交谈。顺带提一句，眼睛的确到处窥探。舌头的确喋喋不休。人生有多奇怪啊！我们急于摆脱的正是我们想要追求的命运。在我到这儿来以前，我的女房东原来打算请一个老处女，费伦小姐来跟我和洛丽塔住在一起。费伦小姐的母亲曾经在黑兹太太家当过厨娘。黑兹太太本质上是一个职业妇女，想到最近的城市去找一份合适的工作。黑兹太太把整个局面看得十分清楚：这个戴着眼镜、背有点驼的亨伯特先生带着他欧洲中部的大皮箱前来，想在他的角落里待在一堆旧书后面沾上一身尘土；那个不招人喜爱的丑陋的小女儿就由费伦小姐严加管束。费伦小姐早先有一次已经把我的洛置于她那秃鹰的翅膀底下（洛一想起一九四四年那个夏天就愤怒地发抖）；而黑兹太太自己就在一座气象堂皇的城市里当一名接待员。可是一桩并不怎么特别复杂的事打乱了这个计划。就在我抵达拉姆斯代尔的那天，费伦小姐在佐治亚州的萨瓦纳市摔断了她的髋骨。

一三

在已经描述过的那个星期六后的星期天，天气结果真像气象报告员预报的那样晴朗。用完早餐，我把餐具放回房间外面的那把椅子上，好让我的好心的女房东在她方便的时候取走。接着，我穿着卧室里穿的旧拖鞋——我身边唯一的旧东西——轻轻穿过楼梯平台，来到楼梯栏杆旁边倾听。我偷听到下面的情况。

房子里又发生了一场争吵。汉密尔顿太太打电话来说她女儿“在发烧”。黑兹太太就告诉她的女儿野餐只好延期。脾气火爆的小黑兹就对冷冰冰的大黑兹说如果这样的话，她就不跟她一起去做礼拜。妈妈说很好，就走开了。

我走出房间到楼梯平台上去的时候刚刮完脸，耳垂上还沾着肥皂沫，身上还穿着我那件背部有矢车菊（不是紫丁香）蓝色图案的白睡衣。这会儿我揩掉肥皂沫，在头发上和腋下洒了些香水，披上一件紫红色的绸晨衣，紧张不安地哼着歌曲，走下楼梯去找洛。

我希望有学识的读者都来参与我正准备重新搬演的这个场景；我希望他们仔细观察所有的细节，并亲自看看整个这件香艳的事，如果用我的律师在我们私下的一次交谈中称作“不带偏见的同情”的目光来看，是多么谨慎，多么纯洁。因此让我们开始吧。摆在我面前的是一项艰巨的工作。

主角：哼着小曲的亨伯特。时间：六月里的一个星期天上午。地点：充满阳光的起居室。道具：旧的条纹图案的长沙发、杂志、留声机、墨西哥小摆设（已故的哈罗德·黑兹先生——愿上帝保佑这个好人——在到韦拉克鲁斯去蜜月旅行时，午睡时间在一个粉刷成蓝色的房间里，叫黑兹太太怀上了我的宝贝儿，那个地方除了多洛蕾丝，四处还有其他一些纪念品）。那天，她穿一件漂亮的印花布连衣裙，以前我见她穿过一次，下摆宽大，胸围紧绷绷的，袖子短短的，粉红色里夹杂着颜色更深的方格子花图案，而且为了完成色彩配合，她还涂了口红，手心里还握着一个好看的、普通的伊甸园红苹果。可是，她没有穿到教堂去穿的鞋子，而且她星期天用的白色钱包也丢在留声机旁边。

看到她在沙发上挨着我坐下，凉快的裙子下摆先鼓起来又落下去，手里仍在玩着那个光滑的红苹果，我的心不禁像击鼓似的咚咚直跳。她把苹果抛到充满阳光和尘埃的空中，再用手接住——苹果落到窝形的手掌中时发出一声清脆的啪嗒声。

亨伯特·亨伯特把苹果截了去。

“还给我，”她恳求道，一面伸出她那有云石条纹的红润的手掌。我把那个红香苹果递过去。她抓过去咬了一口——我的心就像鲜红的薄皮肤下面的白雪——接着用那种典型的美国性感少女的猴子般的敏捷，她一把夺走了我名义上拿在手中的那本翻开的杂志（可惜没有一部影片记录下这种奇特的方式，记录下我们同时或重叠的像姓名首写字母那样串连在一起的动作）。洛几乎没有受到手里拿的那个咬过一口的苹果的妨碍，飞快、用力地翻着杂志，想要找到什么她希望给亨伯特看的东西。终于找到了。我装着很感兴趣，把头凑上前去，近得她的头发都碰到了我的鬓角，她用手腕去抹嘴的时候，她的胳膊拂过我的脸颊。我透过亮闪闪的、朦胧的光线瞅着那幅图片，反应比较缓慢；她那两个裸露的膝盖就不耐烦地相互磨蹭碰撞起来。后来我模模糊糊地看出来了，原来是一个超现实主义画家舒坦地仰卧在一片沙滩上，在他旁边，也仰卧着的是一个米洛的维纳斯的石膏复制品，一半埋在沙里。下面的说明上写着“本周的代表性插画”。我突然把这个淫秽的东西拿开。霎时间，她装着想要夺回去，一下子扑到了我的身上。我捉住她瘦小的、多骨节的手腕。那本杂志像一只慌乱的家禽似的溜到了地板上。她挣脱了身子，往后退去，靠在长沙发的右角上。接着，这个蛮横无理的孩子异常单纯地把两条腿伸到我的膝盖上面。

这时我的心情十分激动，已经到了精神错乱的边缘；但我也具有精神病人的狡猾。坐在沙发上，我通过一连串暗中的行动，总算使我隐蔽的欲望逐渐适应她坦荡的四肢。为使这个计谋成功，我需要作出一些隐秘的调整，而在这么做的时候，要分散这个小姑娘的注意力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话说得很快，弄得呼吸急促，只好喘口气再赶着往下说，又假装突然牙疼，用以解释我为什么说着说着停顿下来——同时用一个疯子内在的目光牢牢地盯住我的遥远、宝贵的目标，我谨慎小心地增强了那种令人着迷的摩擦，想即便不从真实的意义上，也从幻想的意义上，把那种实质上无法除去而心理上却十分容易破裂的织物（睡衣和浴袍），也就是将横搁在我膝头的两条晒得黑黝黝的、沉甸甸的腿与一股难以言传的激情形成的隐秘的肿瘤分隔开的那种织物的质地磨损。我喋喋不休地说着，忽然想到当时流行的一首十分呆板无聊的歌，我把歌词稍微作了一些篡改，吟诵起来——哦，我的卡尔曼，我的小卡尔曼，真美好，真美好，那些美好的夜晚，有星星，有汽车，有酒吧，还有酒吧间的男招待。我不断重复着这些无需思索随口说出的歌词，让她被这些歌词的特殊的魔力（由于篡改而具有的魔力）镇住，同时我一直提心吊胆，生怕上帝会采取什么行动来加以搅扰，会在我的整个身心似乎都集中在感受那个宝贵的负担的时候把它移开；这种忧虑逼得我在开头一两分钟动作比较仓促，而不像有意调节好的享乐那样两厢情愿。闪烁的星星，停放的汽车，酒吧，还有酒吧间的男招待，不久都由她接手哼唱起来，她的声音悄悄接过并纠正了我一直唱得支离破碎的曲调。她唱得悠扬动听，甜润悦耳。两条腿横搁在我的充满活力的膝盖上面，微微抽动。我抚摩着她的腿；她懒洋洋地靠在沙发右边角上，手脚几乎都摊开了，少女洛娜，贪婪地吃着她太古时的果子，一边吸着果子的汁水一边唱着，把脚上的拖鞋也弄掉了，于是就用没穿拖鞋、只穿着邋遢的短袜的那只脚的后跟蹭着沙发上我左边的那堆旧杂志——她所做的每一个动作，每一次摇曳和起伏，都帮助我遮掩并改进兽性与美之间——我那受到压制、快要憋不住的兽性与她纯朴的棉布连衣裙里那微微下洼的身躯的美之间那种凭着触觉感应的神秘系统。

在我掠过的手指尖下面，我感到那些细小的汗毛顺着她的小腿非常轻微地竖了起来。我在像夏天的雾霭一般笼罩着小黑兹的那股强烈而健康的热气中晕头转向。让她待下去，让她待下去……在她用力把她吃剩的苹果核扔到火炉围栏里去的时候，她的少女的体重、她的不知羞耻的天真的小腿和圆滚滚的屁股都在我的饱受折磨、暗暗挣扎的紧张的膝盖上移动。突然，我的意识起了一种神秘的变化。我进入了一个存在的平面，一切在那儿都无足轻重，除了注入的我身体内部酝酿成的欢乐。开头我内心深处根茎的美妙的扩张，变成了一阵充满热情的激动，这阵激动如今达到了在有意识的生活中的其他地方都无法获得的那种绝对安全、自信和仰赖的境界。怀着如此确立起来、并正顺利走向最终震动的那种深切炽热的快感，我感到可以放慢节奏，以便延长那股激情。洛丽塔已经安安稳稳地唯我存在了。隐约的阳光在填补的白杨枝叶间颤动；我们意想不到地、神奇地单独待在一起。我瞅着她，她脸色红润，待在金色的尘埃中，在我抑制着的喜悦的帐幔之外，自己并不知晓，而且也显得格格不入。阳光照在她的嘴上，她的嘴似乎仍在哼着卡尔曼——酒吧间的男招待那首小调的唱词，而我已经无法意识到了。现在一切都准备就绪。享乐的神经已经暴露出来。克劳泽的细胞正进入疯狂骚动的阶段。最小的一点儿压力就足以使整个天堂敞开。我已经不是“猎狗亨伯特”，那条目光忧伤、体力衰退、紧抱住不久就要把他踢开的靴子的杂种狗了。我已经脱离了被人嘲笑的磨难，也不可能受到什么报应。在我自己修建的内宅中，我是一个容光焕发、体格健壮的土耳其人，充分意识到自己的自由，故意把享受他的最年轻、最脆弱的女奴的快乐时刻往后推延。我高悬在那个淫逸的深渊边沿（可与艺术领域里的某种技巧媲美的一种微妙的生理平衡），不停地跟着她重复那些偶然想到的歌词——酒吧间的男招待，叫人担心，我的迷人精、我的司机、阿门、阿哈阿门——就像一个人在睡梦中说说笑笑，同时我的兴奋的手顺着她那晒暖了的腿悄悄摸到了不算猥亵可以摸到的地方。前一天，她撞到了门厅里的那个沉重的橱——“瞧呀，瞧呀！”——我喘息着说——“瞧你干了什么，瞧你对自己干了什么，哎，瞧呀，”因为我发誓，在她那性感少女可爱的大腿上的确有一块黄里发紫的瘀伤，我的毛茸茸的大手正在按摩那块伤痕，缓缓地把它盖住——她的内衣裤穿得十分马虎，因而看来没有什么可以阻碍我那粗大有力的拇指伸到她的腹股沟的热乎乎的洼处——就像你可能会搔弄和爱抚一个格格直笑的小孩子那样——就像那样——而且：“噢，这压根儿算不了什么，”她嚷道，嗓音里突然出现一种尖利的声调；她扭来扭去，骚动不宁，把头向后仰去，半转过脸，牙齿咬着她的亮闪闪的下嘴唇，而我那不断呻吟的嘴，陪审团的先生们，几乎伸到了她光溜溜的脖子上，同时我贴着她的左边屁股，把男人或怪物所体验过的时间最久的销魂的最后一阵颤动扑灭。

随后（好像我们原先一直在搏斗，这会儿我的手才放松似的），她立刻滚下沙发，一跳站起身来——或者不如说是用一只脚站着——以便去接那个响得吓人的电话。我觉得那个电话可能已经响了很长时间。她站在那儿，眼睛扑闪扑闪，脸蛋儿火红，头发斜披着，她的目光像掠过家具似的满不在乎地掠过我的身子。在她边听边说的时候（电话那头是她母亲，她母亲叫她跟她一块儿去查特菲尔德家吃午饭——洛和亨眼下都还不知道爱管闲事的黑兹在搞什么鬼），她用手里拿着的一只拖鞋不断轻轻敲打着桌子的边。感谢上帝，她什么也没有注意！

我拿出一条色彩缤纷的绸手帕（她在听电话的时候，留神的眼睛顺带看了看这条手帕）擦掉额头上的汗水，一面沉浸在轻松愉快的心情里，把堂皇的浴衣重新整理了一下。她仍在听电话，跟她母亲争论不休（要妈妈开车来接她，我的小卡尔曼）。这当儿，我越唱越响，大摇大摆地走上楼梯，哗啦啦地朝浴缸里放了好多热气腾腾的水。

这会儿，我最好还是把那首风行一时的歌的歌词全文写出来——至少就我记忆所及——我想我始终没有完全记对。歌词是这样的：

哦，我的卡尔曼，我的小卡尔曼！

真美好，真美好，那些美好的夜晚，

有星星，有汽车，有酒吧，还有酒吧间的男招待——

还有，哦，我的可爱的人儿，我们可怕的搏斗。

还有那美好的市镇，我们胳膊挽着胳膊，

喜气洋洋地在那儿徜徉；还有我们最后的争吵，

还有我用来杀你的那把枪，哦，我的卡尔曼，

那把我现在手里握着的枪。

（我猜他抽出点32口径的自动手枪，对着他情妇的眼睛射出一颗子弹。）

一四

我在城里吃了午饭——好多年都没有这么饿了。等我缓步走回家的时候，房子里还没有洛的踪影。整个下午我都在沉思默想，暗自筹划，乐滋滋地玩味着上午的经历。

我为自己感到得意，没有损害一个未成年人的品行，就窃取了一阵甘美甜蜜的亢奋。绝对没有造成什么伤害。魔术师把牛奶、糖蜜、满是泡沫的香槟酒都倒进一个年轻女子崭新的白色手提包；你瞧，那个手提包仍完好无损。我就这样精巧地构思出我的炽热、可耻、邪恶的梦境，不过洛丽塔还是安全的——我也是安全的。我疯狂占有的并不是她，而是我自己的创造物，是另一个想象出来的洛丽塔——说不定比洛丽塔更加真实，这个幻象与她复叠，包裹着她，在我和她之间漂浮，没有意志，没有知觉——真的，自身并没有生命。

那个孩子什么都不知道。我对她什么都没干。而且也没有什么妨碍我把这种行为再做一次；这种行为对她的影响微乎其微，就好像她是银幕上晃动的一个有血有肉的形象，而我则是一个在黑暗中手淫的谦恭、驼背的人。下午在一片岑寂中不知不觉地缓缓过去，生机勃勃的参天大树似乎了解内情；我又受到欲望的折磨，比先前甚至更为强烈。让她快回来吧，我向一位外来的上帝祈祷，趁妈妈在厨房里的时候，让长沙发上的那场戏再演一次，行行好吧，我那么可怕地对她倾心爱慕。

不，“可怕”这个词不对。新的欢乐的梦想使我内心充满了喜悦振奋，这不是可怕，而是可悲。我把它称作可悲。可悲——因为尽管我有炽热的、贪得无厌的性欲，但我却打算以最强烈的力量深谋远虑地保护这个十二岁孩子的清白。

现在且看看我的苦心付出了什么代价。洛丽塔并没有回家——她跟查特菲尔德家里的人去看电影了。餐桌比平时布置得更为雅致，你看多怪，竟点着蜡烛。在这种令人厌恶的气氛中，黑兹太太好像按着钢琴琴键似的轻轻摸了摸她盘子两边的银餐具，随后笑盈盈地低头望着她的空盘子（她在节食减肥），说她希望我爱吃那种色拉（照一本妇女杂志上说的做法做的）。她希望我也爱吃那些冷切肉。那是一个十分美好的日子。查特菲尔德太太是一个可爱的人。她的女儿菲利斯明儿就要去夏令营。去三个星期。已经决定，洛丽塔星期四也去，而不是像最初计划的那样等到七月。而且在菲利斯回来后仍旧待在那儿。一直待到开学。真是一个美好的前景，我的心肝。

噢，听到这个消息我多么吃惊——因为，这不意味着正当我暗地里把我的宝贝儿据为己有后，就要失去她了吗？为了解释我的恶劣的心情，我只好又使用早上已经假装过的牙疼的办法。准是一颗大臼齿蛀了，脓肿的样子就像用黑樱桃酒浸泡过的一颗樱桃。

“我们这儿有一个十分出色的牙科大夫，”黑兹说，“实际上就是我们的邻居奎尔蒂大夫。我想他大概是那个剧作家的叔叔或表哥。你觉得一会儿就不会疼了？好，随你的便。秋天，我要请他把她‘稳住’，像我母亲常说的那样。这也许可以叫洛受到一点儿约束。这些日子恐怕你一直给她搅得够呛。她走以前，我们免不了还要碰上两三个吵吵闹闹的日子。她干脆就不肯去。我承认我把她托给查特菲尔德家的人照管，就是因为眼下我还不敢单独面对她。这场电影也许会叫她平静下来。菲利斯是一个很可爱的姑娘。洛压根儿没有理由不喜欢她。真的，先生，我为你的这颗牙齿感到十分不安。要是你的牙还疼的话，那么完全应当让我明儿一早立刻去和艾弗·奎尔蒂联系。你知道，我觉得夏令营相当有益身心，而且——嗨，像我说的，那完全要比在市郊的一片草地上闷闷不乐地想心事，使用妈妈的唇膏，追求腼腆的、研究学问的先生，为了一点儿小事就乱发脾气合情合理得多。”

“你能肯定，”我终于说道，“她在那儿会快乐吗？”（这句话说得软弱无力，非常软弱无力！）

“她最好去，”黑兹说，“也不会光是玩耍。夏令营是雪莉·霍姆斯组织的——你知道，就是《营火少女》那本书的作者。营地生活会教多洛蕾丝·黑兹在许多方面得到成长——健康、知识、性情。特别是对别人的责任感。我们要不要拿着蜡烛到外面的门廊上去坐一会儿？还是你这就想上床睡觉，让那颗牙不再疼呢？”

让那颗牙不再疼。

一五

第二天，她们开车到闹市区去购买营地生活需要的用品：购买任何穿戴的衣物都会对洛产生奇妙的效果。晚饭时她似乎又现出了平日那种爱好讥讽的神气。饭后，她立刻上楼去到自己的房间，埋头翻看买来供她下雨天在奎营地翻阅的连环漫画册（到星期四她已经把这些连环漫画册彻底翻阅过了，就留着没带）。我也退进我的巢穴，写几封信。我的计划是动身到海滨去住上一阵子，等到学校开学的时候，再回来住在黑兹家；因为我已经知道没有这孩子我就无法生活。星期二，她们又去买东西，并说在她们外出的这段时间里要是营地女主人打电话来，就请我接一下。她倒真打电话来了。一个多月以后，我们得到机会回忆我们这次愉快的交谈。那个星期二，洛在她的房里吃晚饭。在跟她母亲惯常地争吵了一次后，她哭了很久，于是像以前几次一样，她不希望我看到她红肿的眼睛：她面色娇嫩，大哭一场以后就变得满是泪痕，涨得通红，病态地显得十分迷人。我对她在我个人的审美观点上所犯的错误感到十分遗憾，因为我就爱波堤切利那种淡红的色调，那种自然的玫瑰色的嘴唇，那些湿漉漉的、缠结在一起的睫毛。自然，她的羞怯的怪念头使我失去了许多次华而不实地获得安慰的机会。然而，其中的意义还不只是我以为的那样。当我们坐在黑魆魆的走廊上的时候（她的红蜡烛给一阵疾风吹灭了），黑兹惨淡地笑了笑，说她已经告诉洛她心爱的亨伯特完全赞成整个夏令营的主意。“这下子，”黑兹接着说，“那孩子又大发脾气，借口说，你和我想要把她甩掉；实际的原因是，我告诉她明儿我们要把她硬逼着我替她买的一些过于花哨的睡衣等换成素净一点的织物。你瞧，她把自己看作一个小明星；我却只把她看作一个结实、健康但相貌绝对平常的孩子。我看这就是我们吵闹的根源。”

星期三，我设法在洛经过的时候拦住了她一会儿：当时她穿着一件圆领运动衫和一条绿花的白短裤，正在楼梯平台上的一个大皮箱里翻找东西。我说了一句表示友好的、逗趣的话，但她只哼了一声，并没有用眼睛看我。气息奄奄的亨伯特不顾一切，相当笨拙地在她的尾骨上拍了一下，而她却用已故的黑兹先生的一个鞋楦回了他一下，打得他很疼。“你这两面三刀的家伙，”她说。我揉着胳膊，慢吞吞地走下楼去，露出一脸悔恨的神色。她不肯放下架子，来同亨和妈妈一块儿吃饭；洗了头，就抱着漫画书上了床。星期四，镇静的黑兹太太开车把她送到奎营地去。

正如比我伟大的作家所说的那样：“让读者去想象吧”，等等等等。转念一想，我还是让这类想像遭到意想不到的波折为好。我知道我已经永远爱上洛丽塔了，但是我也知道她不会永远是洛丽塔。到一月一日，她就十三岁了。再过差不多两年，她就不再是一个性感少女，而变成一个“年轻姑娘”，随后再变成一个“女大学生”——最最讨厌的人物。“永远”这个词是仅就我自己的激情而言，仅就反映在我血液中的那个不朽的洛丽塔而言。那个髂脊还没有展开的洛丽塔，那个今天我可以抚摸、鼻嗅、耳听、眼观的洛丽塔，那个嗓音刺耳、长着一头浓艳的褐发的洛丽塔——前面梳着刘海，两侧形成涡状短发，背后则是一绺一绺的鬈发，黏答答、热乎乎的颈项，嘴里满是粗鄙的词汇——“糟透了”、“顶呱呱的”、“肉感的”、“傻瓜”、“讨厌鬼”——那个洛丽塔，我的洛丽塔，可怜的卡图卢斯永远赢不了。因此我怎么经受得住在夏天失眠两个月而见不到她呢？在她的性感少女时期的最后两年中整整有两个月都见不到她！我是否该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愁眉苦脸的老派的姑娘，样子粗笨的亨伯特小姐，把我的帐篷搭在奎营地的外边，一心希望营地上的那些肤色褐黄的性感少女会嚷道：“让我们收下这个嗓音低沉的背井离乡的人吧，”随后就把这个神情忧伤、露出羞怯的笑容的大脚贝尔特拉到她们质朴的家中。贝尔特于是就跟多洛蕾丝·黑兹睡在一起！

空洞无聊的梦想。两个绮丽美好的月份，两个温柔旖旎的月份，就会给永远地浪费掉，而我除了做些微不足道的琐事，mais rien，对其毫无办法。

可是，那个星期四，一滴难得的蜂蜜倒确实落进了橡果的壳斗。黑兹预备一大早开车把她送到营地上去。一听到出发前的各种杂乱的声音，我就从床上一骨碌爬起来，把身子探到窗外。在白杨树下，汽车已经给发动了。路易丝站在人行道上，手搭凉篷，仿佛那个小游客已经驶到初升的太阳中去了。那个手势结果做得太早了。“快点儿！”黑兹喊道。我的洛丽塔半个身子已经到了车里，正想砰的关上车门，摇下车窗玻璃，朝路易丝和白杨树（她就此再也没有见到的路易丝和那些白杨树）挥手告别，忽然中断了命运的运转：她抬头看了看——接着就又往回跑进房子（黑兹在她身后拼命地叫唤）。不一会儿，我就听见我的心上人跑上楼梯。我的心极为有力地不断膨胀，几乎都把我毁了。我急忙拉起睡裤，猛地把门拉开；就在这当儿，洛丽塔穿着外出穿的连衣裙，气喘吁吁，踏着重重的步子，正好到了，接着便扑到我的怀里，她那纯洁无邪的嘴在男子汉狠毒的嘴凶猛的亲吻下变得软绵绵的，我的心房突突乱跳的宝贝儿！在接下去的那个瞬间，我听见她——充满活力，没有受到欺负——噔噔噔噔地跑下楼去。命运重新开始运转。那条白皙的腿给拉上车去，车门砰的一声关上——又重关了一下——驾车的黑兹使劲扳着方向盘，口红涂得很厚的嘴唇上下翕动，说着什么无法听见的气话，开车把我的宝贝儿带走了。而她们或路易丝都没注意到，病恹恹的老奥波西特小姐正在她那爬满青藤的走廊上虚弱无力而又颇有节奏地挥着手。

一六

我的手掌心里仍然充满了象牙般的洛丽塔——充满了对她那发育前期向内弯曲的脊背的感觉，也就是我抱着她时，隔着薄薄的连衣裙上下抚摸她的肌肤的那种象牙般光润、滑溜的感觉。我大步走进她的乱七八糟的房间，猛地拉开壁橱橱门，钻到一堆曾经接触过她的皱巴巴的衣服中间。其中特别有一件粉红色的衣衫，质地单薄，已经破了的线缝处微微有股刺鼻的气味。我用它裹着亨伯特的巨大充血的心房。心中涌起一阵激动纷乱的情绪——但我不得不丢下这些东西，赶快恢复镇定，因为这时我听到了女佣在楼梯上轻轻地唤我的软绵绵的嗓音。她说她有封信要交给我；接着听到我不假思索表示的谢意后，亲切地回了句“您别客气”，善良的路易丝就把一封没贴邮票、外表干净得出奇的信交到我颤抖的手里。

这是一份供状：我爱你（信就这样开始了。有一刹那，我误会了，错把信上歇斯底里的潦草笔迹当作一个女学生的信笔涂抹）。上星期天在教堂里——你真坏，不肯去看我们漂亮的新窗户！——就在上星期天，亲爱的，当我向主请示对这件事究竟该怎么办的时候，我才受到启示，叫我采取目前这样的行动。你瞧，根本没有别的办法。从我见到你的那一刻，我就爱上了你。我是一个感情热烈的孤独的女人，你就是我生命中的恋人。

现在，我最最亲爱的人儿，mon cher, cher monsieur，你已经看了这封信；现在你知道了一切。因此，请你是否立刻收拾好行李就离开。这是一个女房东的吩咐。我在把一个房客打发走。我在把你撵出门去。走吧！快走！Departez！如果我来回都以每小时八十英里的速度行驶，又没出什么事故（但是出了事故又有什么关系？），那我在晚饭时就会回来，我不希望看见你还在家里。务必请你马上离开，就是现在，甚至不用把这封荒唐的信看完。走吧。再会。

chéri，情况十分简单。当然，我完全肯定我对你算不了什么，压根儿算不了什么。是啊，你喜欢跟我谈话（戏弄我这个可怜的人），你已经变得喜欢我们的舒适怡人的屋子，喜欢我爱好的书籍，喜欢我的美丽的花园，甚至喜欢洛的吵吵闹闹的样子——但我对你却算不了什么。对吗？对。就你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可是，如果看了我的“供状”以后，你按照你的隐晦、浪漫的欧洲方式认定我对你还有一定的吸引力，正好可以利用这封信来跟我调情，那你就是一个罪犯——比奸淫幼女的诱拐犯还要恶劣。你瞧，chéri。如果你决计留下来，如果我发现你还在家里（我知道不会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能这样继续往下写的缘故），你留下来这个事实只意味着一件事：你也像我需要你那样需要我：作为一个终生伴侣；你预备把你的生活跟我的生活永远、永远连接在一起，并且做我小女儿的父亲。

让我再东拉西扯地胡说上一会儿吧，最亲爱的人儿，因为我知道这封信这会儿已经给你撕成（字迹无法辨认的）碎片，扔到抽水马桶里抽掉了。最亲爱的人儿，mon très, très cher，在这个神奇的六月里，我为你建造了怎样一个爱的世界啊！我知道你多么矜持，多么“英国派”。你那老派的含蓄，你那稳重得体的观念可能会因一个美国姑娘的大胆冒失而受到震动！你总不让人见到自己最强烈的感情，看到我把自己可怜的受过伤害的心这样暴露出来，一定认为我是一个不知羞耻的小傻瓜。在过去的岁月里，我经受了许多失意的事。黑兹先生是一个极好的人，一个品格高尚的人，但他偏偏比我要大二十岁，而且——得了，我们还是别去谈论过去吧。最亲爱的人儿，如果你不顾我的请求，一直看到这封信的苦涩的结尾，那你的好奇心一定得到了很大的满足。不要担心。把信毁掉，走吧。别忘了把钥匙放在你房间里的书桌上。请在一张小纸片上留下地址，这样我好把到这月底欠你的十二块钱还给你。再见，亲爱的。为我祈祷吧——要是你祈祷的话。

夏·黑

我在此让读者看到的是我记得的那封信的内容，而我记得的那封信的内容又是我逐字逐句记下的（包括那些糟透了的法文）。原来的信至少还要长两倍。我略去了一个当时多多少少跳过去的抒情段落，讲的是洛丽塔的弟弟，他两岁的时候死了，那时洛丽塔四岁，她说不然我会多么喜欢他。让我想想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对了。“抽水马桶里抽掉”（那封信倒确实给扔进了抽水马桶）这几个字很有可能是我自己实事求是所作的贡献。她大概请我专门点个火把信烧了。

我的头一个念头是厌恶和退避。我的第二个念头则像一位朋友镇定的手放到我的肩头，吩咐我不要性急。我照着做了。我从迷乱中清醒过来，发觉自己仍旧在洛的房间里。从一本华而不实的杂志上扯下的一整页广告钉在床头的墙上，正好在一个低吟歌手的嘴和一个电影女演员的眼睫毛之间。广告上是一个黑头发的年轻丈夫，他那爱尔兰人的眼睛里露出一种精力衰竭的神色。他正在试穿某某公司裁制的一件晨衣，手里托着某某公司制作的一个桥形托盘，里面摆了两份早餐。托马斯·莫雷尔牧师写的那篇传奇作品把他称作一个“征服的英雄”。（广告上看不到的）那个被彻底征服的女人大概正半撑起身子来拿她在托盘里的一份早餐。跟她同床的那个家伙怎么没有弄脏衣服就把那个桥形托盘托起，不大清楚。洛对着那个形容枯槁的情人的脸开玩笑地画了一个箭头，并且用印刷体大写字母写了：亨·亨。真的，尽管年龄相差几岁，却惊人地相似。在这张广告下面是另一张图片，也是一张彩色广告。一个著名的剧作家正一本正经地在抽一支骆驼牌香烟。他总抽骆驼牌。从这张图片上看不出什么相似之处。在这张图片下面，就是洛的纯洁的床，床上乱扔着一些“连环漫画”册。床架上的瓷漆已经剥落，在白架子上留下一些多少成圆形的黑色斑点。等我确信路易丝已经走了以后，我就在洛的床上躺下，把那封信又看了一遍。

一七

陪审团的先生们！我不能发誓说跟手头这桩交易有关的某些意念——假如我可以杜撰一个短语的话——以前没有掠过我的心头。不过我心里并没有按照任何合乎逻辑的形式，或者因为这些动机与回忆起的任何场合有联系而把它们保留下来；但我不能发誓说——让我再重复一遍——在我朦胧的思想中，在我隐秘的恋情中，我没有胡乱地动过这种意念（草草地再拼凑一个短语）。也许有好多次——一定有好多次，如果我了解我的亨伯特的话——我曾经把下面这样一个念头提出供自己超然地检阅：娶一个在广大、阴暗的世界上留有不止一个亲属的成熟老到的寡妇（比如说，夏洛特·黑兹），只是为了好对她的孩子（洛，洛娜，洛丽塔）为所欲为。我甚至预备告诉折磨我的人说也许有一两次，我曾经对夏洛特鲜红的嘴唇、黄褐色的头发和低得危险的领口投去一个鉴赏家的冷冷的目光，并且模模糊糊地试图把她安排在一场貌似真实的白日梦中。我在拷问下承认了这一点。也许是假想的拷问，但更为可怕。我希望可以把话扯开，多告诉你一些pavor nocturnus，它总是在我偶然想起童年随意阅读时见过的一些词语，比如peine forte et dure（准是一个什么“痛苦的天才”想出了这句话！）或是“创伤”、“创伤事件”和“绞架横档”这种叫人恐惧的、神秘的、险恶的词语之后，夜间十分可怕地折磨我。可是我的叙述已经够杂乱的了。

过了一会儿，我销毁了那封信，回到我的房间，左思右想，搔乱我的头发，理好我的紫色晨衣，咬紧牙关发出一阵呻吟。突然——突然，陪审团的先生们，我觉得脸上（通过把我的嘴扭歪了的那副难看的怪相）露出了一丝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狞笑，就像远处一线可怕的阳光。我（在新的、清晰可见的情况下）想象着洛丽塔母亲的丈夫可以尽情加在洛丽塔身上的那些不拘礼节的爱抚。每天，每一天，我都要搂抱她三次。我的所有烦恼都会给排除，我会成为一个健康的人。“把你轻轻地抱坐在一个柔和的膝头，在你光润的脸蛋儿上印上父亲的吻……”博览群书的亨伯特啊！

接着，我尽量谨慎小心地，可以说是内心蹑手蹑脚地把夏洛特想象成一个可以凑合的配偶。天哪，我可以勉力把那个为了节约分成两半的葡萄柚，那顿无糖的早餐端去给她。

亨伯特·亨伯特在刺眼的白光下汗流浃背，汗流浃背的警察朝他吼叫，用脚踩他。他把自己的良心彻底抖搂出来，把里边的衬里也扯掉了，现在他预备再写一份“供述”了（quel mot！）。我并不打算和可怜的夏洛特结婚，好用什么粗野、可怕、危险的方式把她干掉，比如在她餐前喝的雪利酒里放上五片二氯化汞把她毒死，或是诸如此类的事；不过一个密切有关的、配制现成药品的念头倒确实在我那能发出响亮声音而又模糊的头脑里丁当作响。干吗把自己限制在我已尝试过的那种腼腆的、遮遮掩掩的爱抚上呢？别的倒凤颠鸾的幻景欢快地晃动着呈现在我的眼前。我想象自己给母女俩服了一剂强效安眠药水，这样就可以整夜泰然自若地抚弄那个女儿。房子里充满了夏洛特的鼾声，而洛丽塔在睡梦中却几乎无声无息，像画上的女孩儿一样安静。“妈妈，我发誓肯尼根本连碰也没有碰我。”“你不是撒谎，多洛蕾丝·黑兹，就是那是一场噩梦。”不，我不会到那种地步。

梦魔亨伯特就这样暗自筹划，想入非非——欲望和决断（创造一个充满活力的世界的两项要素）的红日越升越高，而在一个个阳台上，一个又一个放荡的汉子手里拿着晶莹闪亮的酒杯，为过去和未来夜晚的幸福干杯。随后，形象地说，我把玻璃杯摔得粉碎，大胆地想象着（因为那时候我被那些幻象弄得如醉如痴，低估了自己生来温顺的性格）最终我可以怎样讹诈——不，这个词太重了——一身紫红的大黑兹，要她让我和小黑兹闲混。我只要稍微威胁一下，那个可怜的、溺爱儿女的大鸽子，说假如她不让我跟我合法的养女玩耍，我就要把她遗弃。总之，面对这样一种“令人惊异的求婚”，面对这样一片广阔的、丰富多彩的远景，我就跟古代东方历史预告片中像幻景似的出现在果园里的亚当一样束手无策。

现在，请把下面这段重要的话记下来：我身上的艺术家气质压倒了绅士的气质。在这部回忆录中，我凭着极大的意志力设法使我的文风跟我写的日记的语气和谐一致，我写日记时黑兹太太在我眼里只是一个障碍。我的那份日记目前已经不存在了，但我认为，不论现在我觉得那种语调多么虚伪和讨厌，保持那种语调却是我的艺术责任。幸好我的故事已经叙述到这样一个地步，为了使回忆逼真，我可以不用再侮辱可怜的夏洛特了。

为了免得可怜的夏洛特在一条迂回曲折的道路上忐忑不安地走上两三个小时（也许还为了避免把我们俩不同的梦想砸得粉碎的一场正面的撞车事故），我作了一次体贴而失败的尝试，想通过电话在营地上找到她。她半个小时前就离开了，于是我把洛找来，我告诉她——声音颤抖，充满我对支配命运的满足——我就要跟她的母亲结婚了。我不得不重复了两遍，因为有什么东西正分散了她的注意力。“哟，那真好极啦，”她笑着说，“什么时候举行婚礼？等一下，小狗——这儿的这个小狗咬住了我的短袜。听着——”她又补充说她猜会有很多有趣的事……我挂断电话时认识到只要在那个营地上待上两三个小时，就足以用一些新的印象把相貌英俊的亨伯特·亨伯特的形象从小洛丽塔的心上抹掉。但是现在，这又有什么关系呢？等婚礼举行后过上一段适当的时间，我立刻就去把她接回来。“墓地上的香橙花几乎还未凋谢，”像一个诗人可能会说的那样。可是我不是诗人。我只是一个认真负责的记录人。

等路易丝走后，我去查看了一下冰箱，发觉里面的食物过于贫乏，于是走到市区，去买了能买到的最丰盛的食物。我还买了一点儿上等烈酒和两三种维生素。我很有把握，在这些兴奋剂和我自身体质的帮助下，到了需要我表现出一股强烈、迫切的激情时，我就可以避免由于冷淡而可能带来的任何窘困。体力充沛的亨伯特一次又一次地使夏洛特出现在自己眼前，就像在一个男子汉的胡思乱想中所见到的那样。她服饰整洁，身段很好，这一点我是可以替她说的；她就像是我的洛丽塔的大姐——只要我不过于实际地去想象她那肥大的屁股、滚圆的膝盖、丰满的胸部、颈项上粗糙的浅红色的皮肤（跟丝绸和蜂蜜相比，显得“粗糙”）以及这个迟钝可怜的家伙——一个标致女人的其他一切，也许我可以保持这种想法。

下午转入黄昏，太阳像通常那样从房子的一面转到了另一面。我喝了一杯酒，又喝了一杯，再喝上一杯。菠萝汁调杜松子酒，我最爱喝的混合饮料，总让我精力倍增。我决定着手修剪一下我们那片乱糟糟的草地。Une petite attention。那儿长满了蒲公英，而一条该死的狗——我讨厌狗——则把那些平整的石块弄得脏乎乎的，石块上原来放过一只日晷。大多数蒲公英都从金黄色变成了苍白色。杜松子酒和洛丽塔在我的脑子里跳动，我差点儿被我想收起来的折椅绊倒。血红色的斑马啊！有些打嗝的声音，听起来就像欢呼——至少我打嗝的声音就是这样。花园后面有一道旧围墙，把我们同邻居的垃圾箱和紫丁香分开，但是我们草地的前端（它沿着房子的一侧向前倾斜）跟街道之间却毫无遮拦。因此，我可以（带着就要去做一件好事的人的假笑）守候夏洛特的归来：那颗牙齿应当给立刻拔掉。我蹒跚地推着手推割草机朝前冲去，草屑在眼前的夕阳里吱吱直叫，一边仍密切注意着郊区街道的那一段。那段街道在遮天蔽日的大树形成的拱道下向内弯曲，随后极为陡峭地往下朝着我们急速伸来，经过老奥波西特小姐那幢爬满常春藤的砖房和（比我们的草地要齐整得多的）坡度很大的草地，最后消失在我们自己前面门廊的后面，而在我快乐地打着嗝、劳动的地方是无法看到门廊的。蒲公英都给铲断了。一股树液的气味和菠萝的芳香混合在一起。两个小姑娘马里恩和梅布尔——近来我总漠然地瞅着她们来来往往（但是有谁能取代我的洛丽塔呢？）——这时朝着那条林荫道走去（我们的草坪街就从那儿直泻而下），一个人推着一辆自行车，另一个在掏纸袋里的东西吃，两个人都用她们快乐的声音大声说话。老奥波西特小姐的花匠兼司机莱斯利是一个和蔼可亲、体格健壮的黑人，他从远处朝我咧着嘴直笑，喊了一遍又一遍，还用手势来加以解释，说我今天真是干劲十足。隔壁富有的废品旧货商养的那条傻乎乎的狗跟在一辆蓝色汽车——不是夏洛特的——后面飞跑。两个小姑娘中比较好看的那个（大概是梅布尔），穿着短裤和没有多少地方好再袒露的三角背心，头发亮闪闪的——潘神在上，一个性感少女！——顺着那条街往回跑来，一边把纸袋揉成一团，随后就给亨伯特先生和夫人住宅的正面挡住，消失在这个精力旺盛的老色鬼的视线以外。从林荫道的绿荫下突然驶出一辆旅行轿车，车顶上还牵挂着一些枝叶，随后绿荫才一下子终止了；那个穿着无领长袖运动衫的司机左手抓着车顶篷，用一种十分愚蠢的速度把车猛地一转，废品旧货商的那条狗在车旁飞奔。我含笑停顿了一下——紧接着，我胸中起了一阵骚动，看见那辆蓝色轿车开回来了。我看见它驶下山坡，消失在屋角后面。我只瞥见她镇定、苍白的侧面。我想到只有等她上了楼，她才会知道我是否已经走了。一分钟后，她脸上带着十分苦恼的神情，从洛的卧室的窗口朝下望着我。我飞快跑上楼去，想在她离开那个房间以前赶到那儿。

一八

如果新娘是个寡妇，而新郎是个鳏夫，如果寡妇在我们了不起的小镇上居住了不到两年，而鳏夫却只居住了不满一个月，如果先生想把整个讨厌的事尽快了结，而太太也带着宽容的微笑表示依顺，那么我的读者，婚礼一般就是一件“不显眼”的事儿。新娘可能会免去戴那个要把拖到她手指尖的面纱固定住的香橙花冕状头饰，也不用祈祷书托着一朵白兰花。新娘的小女儿可能会给那个把黑和亨结合成为夫妇的仪式增添一点鲜红的色彩；但我知道我对陷入困境的洛丽塔还不敢过于亲切，因此同意不值得把那个孩子从她心爱的奎营地上硬叫回来。

我那soi-disant感情热烈的孤独的夏洛特在日常生活中却平淡无味，爱好交际。而且，我发现虽然她无法控制她的感情或哭声，但她却是一个正派的女人。在善良的夏洛特多少成为我的主妇以后（尽管服了兴奋剂，但她的“紧张、急切的chéri”——一个充满英雄气概的chéri！——开头还是碰上一些麻烦，不过他异想天开地表现出许多传统的亲昵的方式，让她得到了充分的补偿），她立刻问起我跟上帝的关系。我本来可以回答说在这一点上，我的想法倒很开通；但相反却说——说了一套虔诚的陈词滥调——我相信主宰宇宙的神灵。她低头看着手指甲，又问我家族里是否有什么外国血统。我反问她如果我父亲的外祖父，比方说吧，是个土耳其人，她是不是仍乐意嫁给我。她说这倒一点也没有关系，但是如果她哪天发现我不相信“我们的基督教上帝”，那么她就会自杀。她说得那么一本正经，叫我毛骨悚然。这时我才知道她是一个正派的女人。

噢，她很有教养。每逢她微微打了一个嗝，打断了她流畅的话语的时候，或者她把信封说成“欣封”的时候，她总要说一声“请原谅”；而她对女朋友提到我的时候，总把我称作亨伯特先生。我想要是我有着一股动人的魅力进入当地社会，一定会叫她十分高兴。在我们结婚的那天，拉姆斯代尔《日报》的社交新闻栏里刊登了一小段对我的采访，还附有夏洛特的一张照片，扬起一边眉毛，姓也给印错了（“黑泽”）。尽管出现了这种叫人尴尬的情况，但这样的宣传还是叫她打心眼里感到高兴——也使我的角质环十分欢快地抖动起来。夏洛特通过结识洛的大部分同学的母亲以及参与教会事务，在二十个月左右的时间里设法成为一位即使不算杰出的，至少也是颇受欢迎的公民，但是先前她从来没有出现在报上那个令人激动的rubrique中，是我使她置身在那儿的，埃德加·亨·亨伯特先生（我添上“埃德加”只是为了闹着玩儿），“作家和探险家”。麦库的哥哥在记录的时候，问我写过点儿什么。我告诉他的话，印出来竟然成了“几本论皮科克、雷恩鲍和其他诗人的书籍”。文章中还提到夏洛特跟我彼此认识了好几年，我是她头一位丈夫的远亲。我还暗示十三年前我就跟她有过一段私情，但在报上印出来的时候却没有提到这一点。我对夏洛特说社交新闻栏里想必有一点儿差错。

让我们继续这个奇特的故事吧。当我应邀去享受从房客升为情人的乐趣时，我是否只体味到痛苦和厌恶呢？不。亨伯特先生承认这叫他感到几分得意，也有一点儿淡淡的柔情，甚至还有一丝沿着他阴谋家匕首的锋刃勉强地活动的悔恨。黑兹太太对她的教会和读书俱乐部的学识抱着盲目的信念，她说起话来矫揉造作，而对一个胳膊上长着绒毛的可爱的十二岁孩子，却总是一副严厉、冷淡、轻蔑的态度。我始终没有想到这个虽然相当标致、却也相当可笑的黑兹太太，在我抓住她的时候，竟会立刻变成这样一个楚楚动人、弱不禁风的人儿；当时我们正好在洛丽塔卧室的门口碰上，她颤巍巍地朝门槛那儿退去，一迭连声地说道：“别介，别介，请别这样。”

这场变化使她的容貌大有改观。她的笑容以前显得那么做作，打这时起却现出了倾心爱慕的神采——一种多少有点儿柔和、湿润的神采。我很惊讶地看出这种神采跟洛贪婪地盯着冷饮柜上的一种新调制品或是默不作声地赞赏着我那总是新裁制的昂贵的衣服时的那种空虚、可爱、迷茫的神情颇有几分相似。我深深地给迷住了，在夏洛特跟一个别的女人互相讲述做母亲的苦恼，并且做出女性表示无可奈何的那种美国民族独有的鬼脸（翻起两只眼睛，撇着嘴）的时候，我总注视着她，因为我曾看见洛以孩子气的形式也做过这样的鬼脸。我们上床前总喝一杯掺有苏打水、姜汁酒的威士忌。在威士忌的帮助下，我在爱抚母亲的时候总想法唤起那个女儿的形象。这就是她白皙的腹部，一九三四年我的性感少女曾经像条小鱼盘曲在里面。这头仔细染过的头发，在我的嗅觉和抚摸下都显得那么干枯，但在某些时刻在那张有柱子的床上的灯光下，却具有（就算没有那种质地）洛丽塔的鬈发的色泽。在我支配我全新的妻子本人的时候，我不断地告诉自己，就生物学方面而言，这是我可以接近洛丽塔的捷径；洛特在洛丽塔这个年龄，也像她的女儿那样，而且也像洛丽塔的女儿总有一天会表现出的那样，是个妩媚动人的女学生。我叫我的妻子从一大堆鞋子下面（黑兹先生看来特别喜欢鞋子）翻出一本三十年前的照相簿，这样我就可以看看洛特小时候长的是什么样子；尽管光圈没有对好，衣服也不雅致，但我却仍能看出洛丽塔的外形、小腿、颧骨、短小的鼻子等的朦胧的、最初的形状。洛特，洛丽欣。

于是我像雄猫似的悄悄透过岁月的围篱，对着一些阴暗的小窗户朝里窥视。等到她凭借热烈可怜、天真挑逗的爱抚，以丰盈的乳头和壮实的大腿为我做好履行我夜晚的责任的准备时，我吼叫着穿过黑暗、衰萎的林间矮树丛绝望地想要嗅到的，仍是一个性感少女的气味。

我简直没法告诉你们我那可怜的妻子当时多么温柔，多么动人。早餐的时候，在那个明亮得叫人沮丧的厨房里，镀铬的器皿闪闪发光，五金公司赠送的日历挂在墙上，早餐的角落也很精巧（模拟那家夏洛特和亨伯特大学时代在那儿一起喁喁情话的“咖啡馆”），她总穿着红色的晨衣坐在那儿，胳膊肘儿撑在塑料面的餐桌上，手托着脸蛋儿，在我吃火腿蛋的时候带着简直叫人难以忍受的柔情盯着我看。亨伯特的脸可能会因神经痛而抽搐，但是在她眼里，它的俊美和生气却堪与白色的冰箱上晃动的阳光和树叶的影子匹敌。我面无笑容的愠怒在她看来却是爱情的沉默。我的菲薄的收入加到她的甚至更为菲薄的收入中竟使她觉得那是一笔了不起的财富；这倒不是因为加起来的总数眼下足以应付中产阶级的大部分需要，而是因为就连我的钱在她的眼里也闪耀着我男性的魅力。她把我们的联合存款账户看作晌午时分南方的一条林荫大道，一边是浓密的绿荫，一边是柔和的阳光，一直延伸到一片美好的远景的尽头，那儿淡红色的大山隐约可见。

夏洛特用五十年的活动填满了我们共同生活的那五十天。这个可怜的女人为许多她早就放弃或从来就不怎么感兴趣的事情忙碌，仿佛（拖长这副普鲁斯特的声调）我娶了我所爱的孩子的母亲，就使我的妻子通过充当代表而重新获得了充沛的青春活力。她以一个陈腐乏味的年轻新娘的热情，着手来“美化这个家”。自从我坐在椅子上脑子里绘制出洛丽塔穿过房子的路线的那些日子以后，我对这个家所有冷僻的角落都熟记在心，早就和它，和它的丑陋及污垢，建立起一种感情上的联系；眼下，我几乎可以感到那所肮脏的房屋畏畏缩缩，不愿忍受夏洛特打算对它进行的淡褐色和赭色粉刷，以及使用油灰、磨轮加粉末的整修，谢天谢地，她始终没有做到那一步，不过她为了洗涤遮光窗帘，给软百叶帘的板条上蜡，购买新的遮光窗帘和新的软百叶帘，把它们送回商店，更换其他的窗帘等确实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她老是忽喜忽忧，时而面带笑容，时而皱眉蹙额，一会儿充满疑虑，一会儿又绷着脸。她对印花装饰布和印花布略作了解，改变了沙发的颜色——那张神圣的沙发，就在它的上面，一个天堂的泡影曾经在我的内心缓缓破灭。她把家具重新布置了一下——等她在一篇有关家政的论文中发现“把一对沙发柜和附属的灯分开是完全可以的”以后，感到十分高兴。在《你的家就是你》的女作者的影响下，她对单薄的小椅子和细长腿的桌子产生了一种憎恶。她认为一个有着大片玻璃和许多富丽的嵌板的房间，是阳刚型房间的实例，而阴柔型房间的特征则是窗户较为细巧，木建部分较为单薄。我搬来的时候发现她在看的那些小说如今已经给有插图的商品目录和家庭管理指南取代。她从费城罗斯福大道四六四〇号的一家商行为我们的双人床订购了一个“缎子面、有三百十二只弹簧的床垫”——尽管在我看来，旧的那个床垫在弹性和坚实耐用方面都足以承受得住不论什么东西。

她跟她已故的前夫一样是中西部人，在一个东部州的宝地——僻静的拉姆斯代尔居住的时间还不太久，未能结识所有正经体面的人。她认识住在我们草地后面一幢摇摇欲坠的木造别墅里的那个生性快活的牙科大夫，但并不很熟。在教会举行的一次茶会上，她见到了当地那个废品旧货商的“势利的”妻子，林荫道转角处那所“殖民地时代的”叫人憎恶的白房子就是那个废品旧货商的。有时，她也去找老奥波西特小姐“聊天”；不过在她拜访过、在草地招待会上见过或者在电话中交谈过的女人当中出身比较高贵的主妇——像格拉夫太太、谢里登太太、麦克里斯特尔太太、奈特太太和别的一些太太那样举止娴雅的女子却似乎难得来拜访我那遭到忽视的夏洛特。说真的，没有任何arrière-pensée或切合实际的盘算，她唯一与其保持着真正的诚挚友好关系的那对夫妇，就是法洛夫妇。他们刚从去智利的商务旅行中回来，恰好跟查特菲尔德夫妇、麦库夫妇以及其他几个人（但不是琼克太太或更为高傲的塔尔博特太太）参加了我们的婚礼。约翰·法洛是一个沉静的、沉静而健壮、沉静而成功的中年运动器械商人，在四十英里外的帕金顿设有一个办事处。有个星期天，在一次林间散步时，就是他给了我那把科尔特牌手枪的子弹，并且教我如何使用。他还是一个他含笑自称的兼职律师，处理过夏洛特的一些事务。他的相当年轻的妻子（和表妹）琼，是一个长胳膊长腿的女子，戴着有色眼镜，生着一双拳击手的脚、两只尖尖的乳房和一张红艳艳的大嘴。她会绘画——风景画和肖像画；我还清楚地记得在鸡尾酒会上称赞过她为她的侄女小罗莎琳·霍内克画的那幅肖像：一个脸色红润的小宝贝，身上穿着童子军的制服，头上戴着绿色绒线贝雷帽，腰上系着绿带子，迷人的鬈发披垂到肩头——约翰从嘴里取下烟斗，说可惜多莉（我的多莉塔）和罗莎琳在学校里相互之间那么合不来，但他希望，我们也都希望，等她们从各自的营地上回来以后，她们会相处得融洽一点。我们也谈到了学校。它有缺点，也有优点。“当然，在这儿做买卖的意大利人太多了，”约翰说，“可是另一方面，这儿总算没有——”“真希望，”琼笑了笑插嘴说道，“多莉和罗莎琳正在一块儿度夏。”突然，我想象着洛从营地上回来——皮肤晒得黝黑，热情洋溢，瞌睡蒙眬，服了麻醉药品——正准备烦躁而愤怒地痛哭一场。

一九

趁眼下情况还算顺利（很快就要发生一场不幸事故），我再多说几句亨伯特太太的情况。我一向清楚她天性中的占有欲，但我从没想到她会对我生活中任何不代表她的事情如此疯狂地嫉妒。她对我的过去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永不满足的好奇心。她要求我回忆起我所有的情人，这样她就可以让我侮辱她们，蔑视她们，彻底唾弃她们，从而摧毁我的过去。她让我告诉她我和瓦莱丽亚的婚姻。瓦莱丽亚当然是一个滑稽可笑的人；不过为了满足夏洛特的病态的欢娱，我还不得不编造，或十分恶劣地虚构出一连串的情妇。为了使她快活，我不得不向她提供一份有关她们的附有插图的目录，完全按照美国广告的规则精细地加以区分。那些美国广告上的中小学生都按照巧妙的人种比例加以描绘，几乎就在前排的正当中，有一个——只有一个，但逗人喜爱得就像广告所要表现的那样——巧克力色皮肤、圆眼睛的小男孩儿。因此我也向她描绘出我的女人，让她们笑盈盈地晃动身子——那个懒洋洋的金发碧眼的女郎，那个脾气暴躁的肤色浅黑的女郎，那个肉感的头发红褐色的女郎——就像在妓院里作出展示。我越是把她们表现得普通平凡，亨伯特太太就越对这种展示感到高兴。

我这辈子还从来没有坦白过这么许多事情，也从来没有听别人对我作过这么许多坦白。她谈论她所谓的“爱情生活”，从最初的搂脖子亲嘴到夫妇纵情交欢，表现出的那种真诚和朴实，从道德上讲，跟我伶牙俐齿的创作形成鲜明的对比，但是从技巧上讲，这两部作品都属于同一类型，因为它们都受到同样的材料的影响（电视连续剧、精神分析和平庸肤浅的中篇小说）。我从这类材料中吸取的是我的人物，而她从这类材料中所吸取的则是表达的方式。据夏洛特说，善良的哈罗德·黑兹有某些异常的性习惯，这些性习惯叫我感到相当好笑，可是夏洛特却认为我的笑很不得体；不过她的自传在其他方面就跟往后她的尸体解剖一样毫无趣味。尽管她吃的是减肥规定的饮食，但我却从没见过一个比她更为健壮的女人。

她难得提到我的洛丽塔——实际上，比她提到那个模糊不清、金发碧眼的男婴还要难得。在所有的人里，只有那个男婴的照片还装点着我们阴暗的卧室。在她的一场无聊的遐想中，她预言说那个死去婴儿的灵魂会以她这次婚姻所怀的孩子的形式重新回到人间。虽然我并不感到怎么特别迫切地想用哈罗德产物的复制品来给亨伯特家传宗接代（我怀着一种乱伦的激动，已经把洛丽塔看成我的孩子），但我却想到明年春天什么时候，一个持续时间很长的产期加上在一个安全的产科病房顺利的剖腹产和其他的并发症，也许会使我得到机会，单独跟我的洛丽塔一起待上好几个星期——并且让那个柔弱的性感少女咽下一些安眠药片。

噢，她干脆恨她的女儿！我觉得特别恶劣的是，她还特意十分用心地回答手里的一本芝加哥出版的愚蠢的书（《子女成长指南》）上面的各组问题。那些无聊冗长的废话重复了一年又一年，妈妈应该在她孩子的每个生日都填一份表。在一九四七年一月一日洛十二岁那天，娘家姓贝克尔的夏洛特·黑兹在“你的子女的个性”一栏下面的四十个形容词中的十个下面划了线：寻衅生事的、吵吵闹闹的、爱找岔子的、多疑的、不耐烦的、动辄生气的、爱打听闲事的、无精打采的、不听话的（划了两道线）和固执的。她对余下的那三十个形容词视而不见，其中包括快活的、乐意合作的、精力旺盛的等。这真叫人恼火。洛的一些小玩意儿胡乱地散放在房子里各个不同的角落，就像好多受了催眠的小兔子似的待着不动。我的可爱的妻子生性宽厚，但她却用在别的情况下从来没有显露出的蛮横无理的态度着手处理和清除洛的这些小玩意儿。那位好太太一点也没有想到有天早上我胃不舒服（这是我想改进她所使用的佐料的结果），无法陪她到教堂去，我竟用洛丽塔的一只套袜哄骗了她。再看看她对我的芬芳馥郁的宝贝儿的来信的态度！

亲爱的妈咪和亨米，

希望你们好。谢谢你们给我的糖果。我（划掉了又重写）我把我那件新的毛线衫掉在树林里了。最近几天，这儿一直很冷。我日子过很愉快。爱你们的，

多莉

“这个蠢孩子，”亨伯特太太说，“在‘很愉快’前边漏了一个字。那件毛线衫是全毛的。我希望你没有跟我商量，就不会再给她寄什么糖果。”

二〇

在拉姆斯代尔几英里外，树林里有一个小湖（沙漏湖——这个词不是我先前以为的那种拼法）。七月底有一个星期，天气非常炎热，我们天天开车到湖滨去。现在，我不得不冗长乏味地详细叙述在一个炎热的星期二上午我们一起在那儿的最后一次游泳。

我们把汽车停在离大道不远的停车场上，沿着穿过松树林通到湖边的一条小路走去。这时夏洛特说起琼·法洛为了寻求罕见的光的效果（琼属于老派的画画的人），在上个星期天清晨五点看见莱斯利“在乌木色的光线里”（像约翰嘲讽地说的那样）游水。

“湖水当时一定很冷，”我说。

“问题并不在这儿，”注重逻辑性的爱人说，“你知道，他不大正常。而且，”她接着说（用的是她那种已经开始影响到我健康的字斟句酌的方式），“我相当肯定地感觉到我们的路易丝爱上那个低能儿啦。”

感觉。“我们觉得多莉表现得不是很好”等等（一份旧的学生成绩报告单上说）。

亨伯特夫妇穿着晨衣和凉鞋朝前走去。

“你知道吗，亨，我有一个充满奢望的梦想，”亨夫人开口说道，把头低了下来——为那个梦想感到害羞——像是在与黄褐色的地面交流，“我倒乐意找个真正受过训练的女仆，就像塔尔博特夫妇提到的那个德国姑娘，让她住在家里。”

“我们没有房间，”我说。

“得了，”她带着嘲讽的微笑说，“chéri，你一定低估了亨伯特家究竟可以住多少人。我们可以把她安顿在洛的房间里。反正我打算把那间小房改成一间客房。那是整幢房子里最冷、最简陋的房间。”

“你在说什么呀？”我问道，颧骨上的皮肤绷紧了（我费心记下这一点，只是因为我的女儿要是有下面这样的感觉——怀疑、厌恶、恼怒——她的皮肤也会如此）。

“是一些浪漫的联想叫你心里烦恼吗？”我妻子问道——暗指她头一次对我的依顺。

“根本不是，”我说，“我只是不知道有了客人或女佣后，你把你的女儿安顿在哪儿。”

“噢，”亨伯特太太一边幻想一边微笑着说，在拖腔迈气地说出“噢”的时候还扬起一边眉毛，轻轻地呼出一口气，“我看压根儿不用把小洛考虑在里面，压根儿不用。小洛从营地就直接进入一所纪律严格的良好的寄宿学校，学生在那儿可以受到正规的宗教教育。随后——就进比尔兹利学院。我把这一切安排好了，你用不着发愁。”

她接着说她，亨伯特太太，只好克服自己积习已深的懒散，给费伦小姐在圣阿尔杰布拉教书的妹妹写信。眼前出现了那个水光耀眼的小湖。我说我把太阳眼镜忘在汽车里了，回去拿了再赶上来。

我过去一向以为绞扭双手是小说里的一种手势——也许是来自某种中世纪仪式的含义朦胧的产物；可是等我走进树林，经过一阵绝望、拼命的思索，认识到最接近于无声表达出我此刻心情的，就是这种手势（“主啊，瞧瞧这些锁链吧！”）。

如果夏洛特是瓦莱丽亚，我就知道该怎样来应付这个局面。“应付”就是我需要的那个词。在从前美好的时光，我只要扭一下肥胖的瓦莱丽亚脆弱的手腕（就是她从自行车上摔下来压到的那只），就可以叫她立刻改变主意，但是那一套对夏洛特来说，是难以想像的。温柔和蔼的美国人夏洛特把我吓倒了。我企图利用她对我的强烈的爱控制她的那种轻松愉快的美梦竟然完全错了。我不敢轻举妄动去破坏她树立起来加以崇拜的我的形象。在她是我的宝贝儿的令人生畏的“女傅”时，我奉承讨好过她，如今我对她的态度里仍然有一种恭顺的意味。我手里唯一的王牌就是她还不知道我对她的洛所怀有的那种荒诞的爱。她看到洛喜欢我心里很不痛快，可是我的感情，她却无从察觉。对瓦莱丽亚，我可能会说：“嗨，你这胖傻瓜，c'est moi qui décide什么对多洛蕾丝·亨伯特有好处。”对夏洛特，我甚至不能（用迎合讨好的镇静的口气）说：“对不起，亲爱的，我不同意。让我们再给那个孩子一次机会。让我做个一年左右她的家庭教师。你有一次亲自对我说起——”实际上，要想不暴露我的用心，我压根儿不能对夏洛特说什么关于那孩子的事。噢，你简直无法想象（我也从来没有想象过）这些正派女人是什么样子！夏洛特对所有日常行为举止的习俗和规矩、食物、书籍以及她过分喜爱的人的虚妄不实都并不留意，但却能立刻辨别出我为了想把洛留在身边而说的随便什么话里的虚假声调。她就像一个音乐家，在日常生活中可能是个十分讨厌的粗俗的人，既不机敏又无品位，但是她却会异常准确地判断出音乐中一个走调的音。要摧毁夏洛特的意志，我就得叫她的心破碎。我把她的心弄破碎了，我在她心中的形象就也破碎了。如果我说：“要么你让我对洛丽塔随心所欲，你帮我保守秘密，要么我们马上分手，”她就会变得像一个毛玻璃制的女人那样脸色苍白，同时缓缓地说道：“好吧，不管你要再补充或收回什么话，这就是结局。”于是就成了结局。

这就是当时狼狈的处境。我记得跑到停车场，用泵抽出一捧含有铁锈味的水，贪婪地喝了下去，好像它可以给我神奇的智慧、青春、自由和一个小情妇。我穿着紫色晨衣，甩动着凉鞋后跟，在飒飒作响的松树下的一张粗糙的桌子边坐了一会儿。在正面稍远的地方，两个穿着短裤和三角背心的小姑娘从一个标明“女盥洗室”的阳光斑驳的厕所里走出来。嘴里嚼着口香糖的梅布尔（或者梅布尔的替身）吃力地、心不在焉地跨上一辆自行车。马里恩甩了甩头发把苍蝇赶走，随后叉开双腿在车后坐好。她们摇摇晃晃，慢悠悠地、恍恍惚惚地跟光线的明暗融合在一起。洛丽塔！父女俩逐渐隐没在这片树林之中！正常的解决办法是除掉亨伯特太太。可是怎么除掉她呢？

谁也不能造成一场天衣无缝的谋杀，然而机缘却能做到。上个世纪末，在法国南部的阿尔，发生过谋杀一位拉古尔太太的著名案件。在那个女人嫁给拉古尔上校后不久，有个身份不明、留着胡须、身高六英尺的大汉在一条拥挤的街上朝她走去，从背后致命地一连戳了她三刀。据人们后来猜测，这个大汉过去曾经是那位太太的秘密的情人。上校是一个矮小的斗牛狗似的汉子，当时紧紧揪住凶手的胳膊。由于一个神奇、美妙的巧合，就在那个狡猾的凶手预备松开那个愤怒、矮小的丈夫的下巴的当儿（好几个旁观的人这时正从四面八方把他们团团围住），靠出事地点最近的那幢房子里有个脾气暴躁的意大利人完全出于偶然地引爆了他正在瞎摆弄的一个爆炸物。街上顿时烟雾弥漫，一片混乱，砖块纷纷飞落，人们四散奔跑。这场爆炸并没有伤到任何人（只把勇敢的拉古尔上校炸昏了）；而那个对拉古尔太太进行报复的情人在别的人逃跑的时候也跟着逃跑了——从此以后一直生活得很幸福。

现在来看看在一个狡猾的家伙亲自策划一场无懈可击的谋杀时，结果会怎么样。

我向前走到沙漏湖边。我们和其他几对“体面的”夫妇（法洛夫妇、查特菲尔德夫妇）下湖游泳的地点是一个小湖湾。我的夏洛特喜欢这个湖湾，因为它几乎成了“一片私人的湖滩”。主要的沐浴设备（或者，像拉姆斯代尔《日报》上有一回所说的，“浸泡设备”）位于沙漏的左（东）边，从我们的小湖湾那儿根本无法看见。在我们的右边，松树林不久就让位给一弯沼泽地，到了对面则又变成了树林。

我在我妻子的身旁坐下，那么悄无声息，她吓了一跳。

“咱们这就下去吗？”她问道。

“一会儿就下去。不要打断我的思路。”

我思索着。一分多钟过去了。

“好吧。下水。”

“你的思路中有我吗？”

“当然有你。”

“希望如此，”夏洛特一边下水一边说道。湖水不久就到了她粗壮的大腿上皮肤起鸡皮疙瘩的地方，接着她把伸出去的两只手合到一块儿，紧抿着嘴，黑色橡皮软帽下面的容貌显得十分平常，扑通一声朝前跃去。

我们缓缓地游到了波光粼粼的湖心。

对岸，至少一千步以外（如果你可以从水上走过去的话），我可以隐约看见两个男人的小小身形，他们像海狸似的在那片湖滩上干活儿。我完全清楚他们是谁：一个是祖籍波兰的退休警察，一个是退休的管子工，湖那边的大部分林木都是他的。我还知道他们光为了无聊的乐趣，正忙着修建一座码头。传到我们耳朵里的敲打声，似乎比我们从那两个矮子的胳膊和工具上可以辨别出的声音响上不知多少倍。真的，我们猜想这些最高音速效果的操纵人跟那个木偶操纵人彼此并不一致，特别因为每一下小小的敲击发出的有力的噼啪声总落后于视力所见到的情景。

“我们的”那片短短的白沙湖滩——这时，我们已经从那儿往前游了一小段路，快要游到深水区——在不是周末休息日的早晨总是空空荡荡。四周一个人也没有，除了对岸那两个忙忙碌碌的小人儿，还有一架深红色的私人飞机在头顶上嗡嗡飞过，接着消失在蓝天之中。这种环境对一场轻快的、兴奋激动的谋杀真是万分理想。微妙之处在于执法人员和给水人员既近得可以亲眼目睹一场意外事故，同时又正好远得无法看到一场犯罪活动。他们既近得可以听见一个急得发狂的游泳的人拍打着水游来游去，大声叫人去帮他抢救他快要淹死的妻子，同时又远得无法看清（要是他们恰巧抬眼一看的话）那个根本没有发狂的游泳的人正干完了把他妻子踩在脚下的勾当。我还没有到这种地步。我只是想说要这么干多么容易，当时的环境多么美妙！夏洛特就这样恪尽职守地笨拙地往前游去（她是一个十分平凡的女人鱼），倒也不是没有某种庄严的乐趣（因为她的男人鱼不是就在她的身旁吗？）。当我带着在未来回顾现在所会具有的那种绝对的清晰（你知道——努力想把事物看清，正如你往后记得它们在你眼里的那种情形）瞅着她那光滑、白皙、被水浸湿了的脸庞（尽管她作了种种努力，但她的脸仍然没怎么晒黑），她的苍白的嘴唇，她那裸露出的凸起的额头，束紧头发的黑软帽和浑圆的、湿漉漉的颈项的时候，我知道我要做的只是落后一点儿，深深吸一口气，随后一把抓住她的脚踝，迅速带着我俘虏的尸体潜下水去。我说尸体是因为惊讶、恐慌和缺乏经验会使她立刻吸进一加仑致命的湖水，而我在水下却能睁着眼睛至少坚持整整一分钟。这个致命的动作犹如一颗流星的尾迹掠过筹划犯罪活动的黑沉沉的水面。那种情景就像一出可怕的无声的芭蕾舞，男舞蹈演员握着女舞蹈演员的一只脚，猛地往下穿过蒙蒙的湖水。我一边仍在把她往下拽，一边却可以钻出水来吸上一口气，接着再潜下水去，需要潜多少次就潜多少次，直到她完蛋之后才放开喉咙喊叫救命。大约二十分钟以后，等那两个越来越大的木偶驾着一条重新油漆了一半的小划艇赶到时，可怜的亨伯特·亨伯特太太，这个痉挛或冠状动脉闭塞或是两病齐发的牺牲者，就会在沙漏湖明媚的湖面下三十多英尺的墨黑的淤泥里头朝下竖立在那儿。

怪简单的，不是吗？可是你们看怪不怪，各位——我就是不能下手这么做！

她在我身旁游着，一头深信不疑、笨手笨脚的海豹；激情的全部逻辑在我耳旁尖叫：现在是时候了！可是各位，我就是不能这么做！我默默地回过身子朝岸边游去；她也沉着地、尽力地转过身子，恶魔仍在尖声喊着它的意见，而我仍然不能下手把那个滑溜溜的、肩宽体大的可怜的人儿淹死。在我认识到不管明天，还是星期五，还是任何其他日子的白天或夜晚，我都无法下手处死她这个可悲的事实以后，那个尖叫声才变得越来越远。噢，我可以想象自己拍打瓦莱丽亚的不对称的乳房，或是以别种方式弄痛她——我还可以同样清楚地看见自己开枪射中她的情人的下腹部，让他“哎唷”一声坐下去。可是我不能杀死夏洛特——特别因为情况总的看来也许并不像那个令人难受的早晨乍看上去显得那么毫无希望。假如我一把抓住她的强健有力、乱踢乱蹬的脚，假如我看到她惊奇的神色，听到她骇人的声音，假如我仍然要把这场严峻的考验进行到底，那她的鬼魂就会在我的一生中始终缠住我不放。如果这是一四四七年，而不是一九四七年，也许我会不顾自己温和的天性，从一块中空的玛瑙中取出一种传统的毒药，一种平和的死亡的麻药来给她吃。可是在我们这个中产阶级的好管闲事的时代，它不会像过去在锦缎装饰的王宫中惯常奏效的那样奏效。现今，如果你想要当个杀人犯，你就得是一个科学家。不，不，我两者都不是。陪审团的女士们和先生们，大多数渴望跟女孩子保持一种刺激的、发出美妙的呻吟的身体（而不一定是两性）关系的性罪犯，都是一些消极、无害、胆怯和机能不全的陌生人，他们只要求社会允许他们从事他们那种实际上无害的、所谓反常的行为，从事他们私下干的一些炽热、愚蠢、无聊的性变态行为，而不受到警察和社会的严厉的制裁。我们不是性的恶魔！我们并不像大兵那样强奸妇女。我们是一些不快乐的、性情温和、目光哀怨的上流人士，智力非常平衡，可以在成年人面前控制自己的冲动，但只要有机会去抚摸一个性感少女，就准备少活上不少年去达到目的。我们断断不是杀人凶手。诗人从来就不杀人。哦，我的可怜的夏洛特，你待在永恒的天堂里，在沥青和橡皮、金属和石头的永恒的炼金术中可千万不要恨我——而要感谢上帝，不用水，不用水！

然而，客观地说，这次没有出事真是万分侥幸。现在来说说我的理想的犯罪寓言的高潮。

我们在令人口干舌燥的阳光下在毛巾上坐下。她向四周看了看，解开了胸罩，翻过身俯卧着让脊背有机会晒晒太阳，她说她爱我，说完深深叹了一口气。她把一只胳膊伸到晨衣口袋里去掏她的香烟，接着坐起身子抽烟。她仔细看了看自己右面的肩膀，张开有烟味的嘴使劲儿亲了我一下。忽然，在我们后面沙岸的矮树丛和松林底下，有块石子滚了下去，接着又是一块。

“这些讨厌的、爱偷看的孩子，”夏洛特说，一边把她的大胸罩拿起来遮着乳房，随后又伏下身子，“我得把这件事跟彼得·克雷斯托夫斯基说说。”

从那条小路的路口传来一片沙沙声，一阵脚步声，琼·法洛拿着她的画架和其他东西从那儿走了过来。

“你把我们吓了一跳，”夏洛特说。

琼说她一直在上边那儿，在一个绿荫遮蔽着的地方暗自察看大自然（暗探间谍一般是要枪毙的），极力想完成一幅湖景，但是她画得不好，因为她一点儿也没有才气（这倒是真的）——“你尝试过画画吗，亨伯特？”夏洛特对琼有点儿嫉妒；她想知道约翰是否也要来。

他也要来。今儿他回家来吃午饭。他是在到帕金顿去的路上把她放下车的，这会儿随时都可能来接她。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她总觉得在这种美好的日子让卡瓦尔和梅兰普斯给皮带拴着对它们不够爱护。她夹在夏洛特和我之间在白色的沙滩上坐了下来，她穿着短裤，她那褐色的长腿几乎像一匹栗色母马的腿一样叫我着迷。她笑的时候就露出她的牙龈。

“我差点儿把你们俩也放到我画的湖景中去了，”她说，“我甚至注意到有件事你们忽略了。你（对亨伯特说）戴着手表就下水啦，是的，先生，你戴的。”

“防水的，”夏洛特轻声说，一面嘟起嘴来。

琼把我的手腕拉过去放到她的膝头，仔细察看夏洛特送给我的礼物，随后把亨伯特的手放回到沙滩上，掌心朝上。

“那样你什么都可以看见，”夏洛特卖弄风情地说。

琼叹了一口气。“有一次我看见，”她说，“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太阳落山的时候就在这儿野合。他们的影子简直像巨人似的。我也告诉过你汤姆森先生在天刚亮时干的事儿。下一次，我指望看见肥胖的老艾弗光着象牙色的身子。他真是个怪人，这个家伙。上次他给我讲了他侄儿的一桩完全猥亵的事情。看来——”

“喂，”约翰的嗓音这么喊道。

二一

我不高兴的时候默不作声的那种习惯，或者说得更确切点儿，我不高兴时默不作声的那种冷淡可憎的特征过去总把瓦莱丽亚吓得不知所措。她总是抽抽搭搭，哭哭啼啼，说：“Ce qui me rend folle, c'est que je ne sais à quoi tu penses quand tu es comme ça.”我也对夏洛特试着保持沉默——而她却只是嘁嘁喳喳地继续说着话儿，压根儿不把我的沉默当回事儿。真是一个叫人惊讶的女人！我总退到我以前的那间房里，如今那儿成了一个正式的工作室，嘟哝说我毕竟还有一部学术性的论著要写，而夏洛特也就欢欢喜喜地继续美化家庭，写几封信，在电话上声音柔和颤动地说着话儿。我从窗户里透过好像上了漆似的颤动的白杨树叶，可以看见她穿过街道，心满意足地去给费伦小姐的妹妹寄信。

在我们最后一次去过沙漏湖那静止的沙滩以后的那个星期，不是有零星阵雨就是阴天，那是我记得的最叫人郁闷的一周。接着出现了两三道朦胧的希望之光——在最终的阳光突现之前。

这时我想到自己有一个很有条理的健全的头脑，还是利用一下为好。假如我不敢干涉我妻子为她那（待在毫无希望的远方晴朗的天气里，每天皮肤都给晒得越来越黑，性子变得越来越热烈的）女儿拟订的计划，我却肯定可以想出一种一般地表示自己权威的方式，这种方式往后也许可以用于某个特殊的场合。一天晚上，夏洛特本人给我提供了一个好机会。

“我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要告诉你，”她舀起一瓢汤，脉脉含情地望着我说，“秋天，我们俩到英国去。”

我一口喝下我的那瓢汤，用粉红色的餐巾纸揩了揩嘴（哦，米兰纳大饭店的凉爽、华美的餐巾啊！），说道：“我也有个意想不到的消息要告诉你，亲爱的。我们俩不去英国。”

“哟，怎么回事？”她说，一边——带着比我料想的更为诧异的神色——望着我的手（我正不自觉地把那张无辜的粉红色餐巾纸叠好、撕开、揉皱、再撕开）。不过我的笑脸却使她多少安下心来。

“问题十分简单，”我答道，“即便在最和睦的家庭里，像我们这样的家庭，也不是所有的决定都由太太作出。有些事情得由丈夫决定。我完全想象得出像你这样一个健康的美国姑娘，遇到跟邦布尔夫人——或者冻肉大王萨姆·邦布尔，再不然跟一个好莱坞的荡妇乘同一条远洋客轮横渡大西洋时心里所必然感到的那种激动。我也并不怀疑，在你跟我给描绘成，你两眼坦诚、明亮，我抑制住心头的羡慕赞赏望着宫廷卫兵、红衣禁卫军、伦敦塔的卫士，或者不管称作什么名称的守卫时，我们会给旅行社当作一幅相当漂亮的广告。可是我恰好很不喜欢欧洲，包括快乐、古老的英格兰。你很清楚，我对那个腐朽的旧世界只有一些十分黯淡的联想。你的杂志里的彩色广告也不能改变这种情况。”

“亲爱的，”夏洛特说，“我真——”

“不，等一下。目前的问题只是偶然发生的。我关心总的趋势。当你要我放下我的工作，把下午用在到湖上去晒日光浴的时候，我欣然地依了你，并为了你而成了一个晒得黝黑、富有魅力的男子，而不继续当学者和，唔，教师。当你领着我去跟可爱的法洛夫妇打桥牌、喝威士忌酒的时候，我也温顺地跟着你。不，请等一下。当你装饰你的家的时候，我也不干涉你的计划。当你决定——当你对各种问题作出决定的时候，我可能完全，或者比如说，部分与你的意见不合——但我什么也没有说。我并不理会个别的问题，但我不能不理会一般的问题。我喜欢由你来支配，但是每种游戏都有它的规则。我并不是闹别扭，我压根儿不是爱闹别扭。别再那么做。我也代表这个家的一半，有一个虽然微小但还清楚的发言权。”

这时她来到我的身边，跪了下来，慢慢地但十分激烈地摇着头，揪着我的裤子。她说她始终没有认识到这种情况。她说我是她的统治者和神明。她说路易丝已经走了，让我们马上上床亲昵吧。她说我非得原谅她，否则她会死的。

这桩小事令我十分得意。我轻声告诉她这不是一件需要请求原谅的事，而是一个改变作风的问题。我决心抓住这个有利机会充分加以利用，花了不少时间，冷漠、阴郁地着手写书——或者至少是假装在着手写书。

我以前房间里的那张“工作室卧榻”早已变成它原本一直就是的沙发。夏洛特从我们最初结合的时候起就告诉我要把那间房慢慢改成一个正式的“作家书斋”。在“英国事件”过去后两三天，我正坐在一张十分舒适的新安乐椅上，膝头放着一大卷书，夏洛特用无名指敲了敲门，漫步走进房来。她的动作和我的洛丽塔的动作有多不同啊！洛丽塔过去穿着她那脏乎乎的蓝牛仔裤来看我的时候，身上总散发出性感少女地域的果树林里的芬芳，显得拙手笨脚，疯疯癫癫，又似乎有点儿堕落，衬衫下面的纽扣也没有扣好。不过，让我告诉你们一件事。在小黑兹的莽撞无礼和大黑兹的沉着镇定的背后，都流动着一种不易捉摸的活力，散发出同样的气息，嘟哝着同样的声音。有个了不起的法国大夫有次告诉我父亲，在近亲中，连胃的最轻微的咯咯声也有着同样的“声响”。

夏洛特就这样漫步走进房来。她觉得我们之间的一切都不大和谐。前一天和再前一天的晚上，我们刚上床，我就假装睡着了，天一亮就起身。

她温柔地问我她是不是“打扰了我”。

“这会儿没有，”我说，一边把《少女百科全书》C卷翻转过来，细看（印刷工所说的）“底边”上印的一幅图。

夏洛特走到一张有一个抽屉的仿桃花心木小桌子面前，把一只手放在桌上。这张小桌子无疑样子十分难看，但是这对她并没有什么影响。

“我一直想要问你，”她说（用的不是卖弄风情，而是讲究实际的口吻），“为什么把这东西锁起来？你要把它搁在这间房里吗？样子真是无比蠢笨。”

“让它去吧，”我说道。当时我正翻到在“斯堪的纳维亚的露营”。

“有钥匙吗？”

“藏起来了。”

“噢，呣……”

“把情书锁起来了。”

她用那种受伤的母鹿的目光瞅了我一眼，叫我感到异常恼火，随后因为不大清楚我的话是否当真，也不知道怎样把谈话继续下去，她就站在一旁看我缓缓地翻了好几页（校园、加拿大、袖珍照相机、糖果），凝视着窗玻璃而不是玻璃外面，同时用玫瑰红杏仁形的尖利指甲敲打着它。

不久（我翻到“划独木舟”或“灰背野鸭”），她走到我的椅子旁边，悠闲而沉重地一屁股在椅子扶手上坐了下来，我周围立刻充满了我头一个妻子也用过的那种香水的气味。“阁下是否愿意就在这儿度过秋天呢？”她问道，一边用小手指指着东部很保守的一个州的一幅秋景。“为什么？”（说得十分清楚，又很缓慢。）她耸了耸肩膀。（大概哈罗德过去总在这种时候休假。渔猎开放的季节。对她产生了条件反射。）

“我想我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她仍然用小手指指着说道，“我记得那儿有一家旅馆，‘着魔的猎人’，样子古朴，是不是？食物非常精美。而且谁也不打搅谁。”

她把脸贴在我的鬓角那儿摩擦。瓦莱丽亚不久就不这么做了。

“晚饭你想吃点儿什么特别的菜，亲爱的？约翰和琼待会儿要过来坐坐。”

我哼了一声作为回答。她亲了亲我的下嘴唇，欢快地说她要去烘一块蛋糕（这是从我做房客的日子起就开始的一个传统，认为我爱吃她烘的蛋糕），说完就不来打搅我的清闲了。

我小心地把翻开的书放在她坐过的地方（书的页数原来像波浪似的直往下翻，但给夹在书里的一支铅笔挡住了），查看了一下藏钥匙的地方：钥匙忸忸怩怩地藏在我以前用的一把昂贵的旧的安全剃刀下面；在她给我买了一把便宜得多、合用得多的剃刀以后，我就不再使用那把剃刀了。这是一个理想的隐藏处所吗——在剃刀下面，那个有着丝绒衬里的盒子的凹槽里？那个盒子收在装着我的各种不同的业务文件的一个小箱子里。我还能再作出什么改进吗？真奇怪，要想藏点儿东西多么困难——特别当一个人的老婆不断摆弄家具的时候。

二二

我想就在我们最后那次游泳后的整整一个星期，中午的邮班送来了费伦家的二小姐的一封回信。那位小姐写道她刚参加完姐姐的葬礼回到圣阿尔杰布拉。“尤菲米娅摔断了髋骨以后就再也不像原来那样了。”至于亨伯特太太女儿的事，她想告诉我们今年招她入学，时间已经太晚；不过她这个活着的费伦几乎可以肯定，如果亨伯特先生和太太一月里把多洛蕾丝带去，也许可以对她的入学作出安排。

第二天吃完午饭，我去找“我们的”大夫，一个十分友好的家伙。他的关怀体贴的态度跟对几种专卖药的绝对信赖，充分掩盖了他对医学的无知和淡漠。洛必须回到拉姆斯代尔来的事实成了一桩令人期待的难得的好事。我想对这件事做好充分的准备。实际上，在夏洛特作出那个冷酷的决定以前，我早已开始行动了。我必须确保在我那可爱的孩子到来的当天晚上，以及接下去的一个又一个夜晚，直到圣阿尔杰布拉把她从我身边带走为止，自己掌握一种可以叫这两个人儿酣睡得连任何声音或触摸都无法惊醒她们的手段。在七月的大部分日子里，我试用了各种不同的安眠药粉，在大量服药的夏洛特身上加以试验。我给她服的最后那一剂药（她以为是一小片用来镇静神经的温和的溴化钾镇静剂）叫她整整昏睡了四个小时。我把收音机开到最大音量，还用一个橡皮制的男性生殖器形状的手电筒对着她的脸照去。我推她，拧她，扎她——但什么都无法打乱她那平静而有力的呼吸节奏。可是，等我做了吻一吻她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后，她竟立刻醒了过来，像一条章鱼似的精神饱满、身强体壮（我几乎都来不及逃开）。我想这可不成，一定得弄一种更加稳妥的药。当我告诉拜伦大夫他上次的处方治不了我的失眠症时，起先他似乎不大相信。他建议我再试一次，接着就给我看他家里人的照片，转移了一会儿我的注意力。他有一个迷人的孩子，跟多莉的年龄相仿；可是我看穿了他的花招，坚持请他开出现有的最强劲有效的药片。他建议我去打高尔夫，但最后同意给我一种照他说是“真正有效的”药。说着，他走到一个柜子前面，拿出一小瓶蓝紫色的胶囊，一头有一圈深紫色的边。他说这种药刚给投放到市场上，不是用来治疗那些适当地饮上一口水就能使他们镇静下来的神经病人，而只是用于治疗那些无法入睡的伟大的艺术家，他们为了能活上几个世纪，不得不先死去几个小时。我爱愚弄大夫，尽管当时心里十分高兴，但还是怀疑地耸了耸肩膀，把药片放进口袋。顺便说一句，我对他也得小心在意。有一次，说到另外一件事的时候，我愚蠢地失口提到了我最后住过的那家疗养院，我似乎看见他的耳垂抽动了一下。我一点也不希望夏洛特或是哪个别的人知道我过去的那段日子，因而连忙解释说以前为了写一部小说，我曾在精神病人中做过一些研究工作。不过没有关系；这个老流氓确实有一个可爱的小妞儿。

我精神振奋地离开了他。我用一个手指驾着我妻子的汽车，心满意足地向家驶去。不管怎样，拉姆斯代尔还是有不少明媚的风光。知了不住鸣叫；林荫道上刚洒过水。我平稳地，几乎是滑行地转入我们那条坡度很陡的小街。那天不知怎么一切都很顺利。天那么蓝，树那么绿。我知道阳光灿烂，因为挡风玻璃上映现出我的点火钥匙的样子；我也知道那时正好三点半，因为每天下午来给奥波西特小姐按摩的那个护士穿着白色长统袜和白鞋，正轻快地走下那条狭窄的人行道。跟平时一样，废品旧货商的那条歇斯底里的塞特种猎狗在我驶下坡的时候朝我扑来。跟平时一样，当地报纸放在门廊上，肯尼刚把报纸扔在那儿。

前一天，我已经终止了硬给自己规定的那种冷淡的生活规则；这时我推开起居室的门就兴冲冲地发出一声回家的欢呼。夏洛特那乳白色的颈背和红褐色的发髻正对着我，她穿着我头一次遇见她的时候穿的黄色的衬衫和酱紫色的宽松长裤，坐在房子犄角的书桌旁写信。我的手仍然握着门把手，亲切地又喊了一声。她写字的手停了下来。她静坐了一会儿，随后在椅子上缓缓地转过身来，胳膊肘儿搁在曲线形的椅背上。她的脸因为情绪激动而变了样子，在她盯着我的双腿说话的时候毫无风韵可言。她说：

“黑兹那个女人，那个大婊子，那个老娘们，那个讨厌的妈妈，那个——又老又蠢的黑兹不再是你愚弄的人啦。她已经——她已经……”

我的美貌的指控者停下来，把她的怨恨和泪水都咽下肚去。不管亨伯特·亨伯特说什么——或企图说什么——都无关紧要。她接着往下说道：

“你是个恶魔。你是个讨厌、可恶、不道德的骗子。要是你敢靠近——我就要朝窗外大声喊叫。走开！”

我想再说一句，不管亨·亨小声咕哝了一些什么，也都可以省略。

“今晚我就离开。这一切都是你的。只是你决不会，决不会再见到那个不要脸的小鬼啦。滚出这间房去。”

读者，我就走出房去。我上楼来到以前的工作室兼卧室，双手叉腰，相当镇静沉着地站了一会儿，从房门口仔细察看那张遭到洗劫的小桌子，抽屉给拉开了，锁眼里挂着一把钥匙，桌面上还放着另外四把家用的钥匙。我穿过楼梯平台，走进亨伯特夫妇的卧室，镇静地把我的日记从她的枕头下面拿出来，放进口袋。接着我开始下楼，但走到一半又站住脚。电话正好安装在起居室的房门外面，她正在打电话。我想听听她说些什么：她取消了订购的什么物品，又回进客厅。我重新调整好自己的呼吸，穿过过道，走进厨房。我在那儿开了一瓶苏格兰威士忌。她从来也无法抵挡苏格兰威士忌的吸引力。接着，我走进饭厅，在那儿透过半开的房门，端详着夏洛特宽阔的后背。

“你这是在断送我的生活和你的生活，”我平静地说，“让我们表现得像有教养的人吧。这都是你的幻觉。你疯啦，夏洛特。你找出来的那些笔记不过是一部小说的片断。你的名字跟她的名字完全是偶然放进去的。就因为你们的名字正好现成。好好想想吧。我去给你拿杯酒。”

她既没有回答也没有转过身子，只是继续飞快而潦草地不知写些什么。大概是第三封信（两封装在贴好邮票的信封里，已经放在桌上）。我又回到厨房。

我摆好两个玻璃杯（为圣阿尔杰布拉呢？还是为洛？），拉开冰箱的门。在从冰箱的冷冻室里往外取出冰块的时候，冰箱恶狠狠地朝我吼叫。重写一下。让她再看一遍。她不会记得细节的。改动一下，编造一番。写个片断，拿给她看，或者随便丢在一旁。为什么水龙头有时会这么吓人地哀叫呢？真是一个糟糕的局面。那一小块一小块枕头形状的冰——是供玩具北极熊洛使用的枕头——在受到温水的作用从小格子里掉出来的时候，发出咔嚓咔嚓、噼噼啪啪、遭受折磨的声音。我把两个玻璃杯碰撞着并排放下，倒进威士忌和少量的苏打水。她不准我多喝酒。冰箱发出乒乒乓乓的声响。我拿着玻璃杯穿过饭厅，隔着客厅的门说话。客厅的门开了一条缝儿，连我的胳膊肘儿也伸不进去。

“我给你调了一杯酒，”我说。

她没有回答，这个发疯的泼妇；于是我把杯子放在电话机旁边的餐具柜上，这时电话铃响了。

“我是莱斯利。莱斯利·汤姆森，”喜欢在天亮时游水的莱斯利·汤姆森说，“先生，亨伯特太太给车撞了。你最好赶快前来。”

我也许有点儿急躁地回答说我妻子安然无恙，同时我一手握着听筒，推开房门，说道：

“这个人打电话来说你给车撞死了，夏洛特。”

可是夏洛特并不在起居室里。

二三

我冲出门去。我们那条陡峭的小路的那头呈现出一片奇特的景象。一辆又大又亮的黑色帕卡德牌汽车与人行道（一条格子花呢的旅行毛毯揉作一团丢在那儿）形成斜角，冲上了奥波西特小姐倾斜的草地，待在那儿，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车门像翅膀似的张开，前轮深深陷入常青的灌木丛中。在这辆汽车的右边，倾斜的草地整洁的草皮上，有个衣着讲究——双排纽扣的灰色套装，圆点花纹的领结——留着白色八字须的老先生仰卧在那儿，他的两条长腿并在一起，看上去就像一个毫无生气的蜡像。我必须把当时一瞬间对视觉造成的影响用一连串的词句表达出来；它们在一页纸上有形的堆砌损害了当时一瞬间的实际感受，损害了那种印象的鲜明的统一：一堆毛毯、汽车、玩偶似的老人以及手里拿着一个半空的平底玻璃酒杯、窸窸窣窣地跑回装了纱窗的门廊上去的奥小姐的护士——可以想像，那个撑起身来、足不出户的衰老的女人正在门廊上尖声喊叫，但声音不够响亮，无法盖过废品旧货商家那头猎狗的有节奏的叫声。那头猎狗从一群人跑到另一群人面前——从一群已经聚集在人行道上、靠近那一小块格子花毛毯的邻居面前又回到它最终追捕到的那辆汽车面前，随后又回到草地上的另一群人面前。这群人里有莱斯利、两名警察跟一个戴着玳瑁眼镜、身体健壮的男人。在这方面，我应当解释一下，巡警之所以在事故发生后几乎还不出一分钟就迅速到场是因为他们正在这片斜坡下面两个街区以外的一条狭窄的横路上向违章停放的汽车开发违章通知；戴眼镜的那个人名叫小弗雷德里克·比尔，就是驾驶那辆帕卡德牌汽车的人；而躺在那片绿油油的草地斜坡上、刚被护士用水泼过的那个老人，则是他的七十九岁的父亲——一个所谓为银行提供资金的银行家——他并没有昏死过去，只是刚发了或者可能要发轻度的心脏病，这会儿正舒舒坦坦、有条不紊地在恢复。最后，人行道上的那条旅行毛毯（她过去常常不以为然地指给我看人行道上那些弯弯曲曲的绿色裂纹）正掩盖着夏洛特·亨伯特血肉模糊的遗体。她在匆匆过街到奥波西特小姐的草地角上的那个邮筒去投三封信的时候，给比尔的汽车撞倒了，还给带出去了好几英尺。有个面目清秀、穿着一件肮脏的浅红色上衣的孩子把那几封信拾起来，递给了我。我在裤子口袋里把它们撕成碎片。

三个大夫和法洛夫妇不一会儿也赶到现场，把这件事接过手去。这位鳏夫是一个特别善于自我克制的人，既没有哭泣，也没有叫骂。他走路有点儿蹒跚，这就是他的表现；但他张开嘴巴只是为了对一切与验明、检查和处置一个亡故女人有关所绝对必需的手续作出指示或提供信息；这个女人的头顶心已经混杂成一堆模糊的骨头、脑浆、红褐色的头发和血肉。等他被两个朋友，温和的约翰和眼泪汪汪的琼，安顿在多莉房间里的床上时，太阳仍然红得耀眼。约翰和琼为了守在附近，就退到亨伯特夫妇的卧室去过夜。据我所知，他们可能并没有像这种严肃的场合所要求的那样纯洁无瑕地度过那一晚。

在这部十分特殊的回忆录中，我不必详细叙述葬礼以前不得不处理的那些繁文缛节，或是葬礼本身；那场葬礼实际跟婚礼一样平淡。不过在夏洛特这么轻易地死去以后的那四五天里，有几桩小事却值得一提。

我丧妻后的第一晚喝得烂醉，睡得就跟以前睡在那张床上的孩子一样香甜。第二天早上，我急忙查看口袋里那三封信的碎片。它们已经完全混杂在一起，根本无法再整理成三封完整的信。“……你最好把它找回来，因为我无法买……”我猜想这是写给洛的一封信上的话。其他一些碎片似乎表明，夏洛特打算带着洛逃到帕金顿去，甚至返回皮斯基，以免这个贪婪的家伙夺去她心爱的小宝贝。另外一些碎片纸条（我从来没有想到我的手指这么强劲有力）显然是一份申请书，不是写往圣阿，而是写往另一所寄宿学校的。据说，那所学校的教学方法非常严厉、陈旧和贫乏（尽管也提供在榆树下的槌球游戏），因而博得了“少女教养院”的绰号。最后，第三封信显然是写给我的。我辨认出了诸如“……经过一年的分居以后，我们可以……”“哦，我最最亲爱的人儿，哦，我……”“甚至比你另外养个女人还要恶劣……”“……或者也许，我会死去……”等这么几条。可是，总的说来，我搜集到的这些零星的材料并没有多少意义；我手掌心里这三封仓促写成的书信形状各不相同的碎片，就跟它们的各条内容在可怜的夏洛特的头脑里一样混乱。

那天，约翰得去会见一个主顾，琼得回去喂狗，于是我暂时失去了朋友的陪伴。那些可爱的人生怕我一个人待着可能会寻短见，而因为找不到别的什么朋友（奥波西特小姐无法出门，麦库夫妇正在几英里外忙着修建一幢新房子，而查特菲尔德夫妇新近又因自己家里的一场纠纷给叫到缅因州去了），就委托莱斯利和路易丝来跟我做伴，借口帮我整理收拾许多失去了主人的什物。我突然灵机一动，把我从夏洛特的遗物中找出来的一张夏洛特的小照片拿给宽厚、轻信的法洛夫妇看（我们正等着莱斯利受雇前来赴他和路易丝的约会）。她坐在一块圆石头上，在被风吹起的秀发间微笑。那是在一九三四年四月，一个值得记忆的春天照的。当时我因为公务到美国来，曾有机会在皮斯基住了好几个月。我们相识了——产生了一场疯狂的恋情。唉，当时我已经结婚，而她也和黑兹订了婚；可是等我回到欧洲以后，我们通过一个如今已经去世的朋友互相通信。琼望着那张照片小声说她也听到过一些传闻，随后一边望着，一边把它递给约翰。约翰拿下嘴里的烟斗，望着可爱而放荡的夏洛特·贝克尔，接着把照片递还给我。随后，他们离开了几个小时。快乐的路易丝正在地下室里格格笑着，责骂她的情人。

法洛夫妇刚走，一个下巴颏儿发青的牧师就来了——我既不想伤害他的情感，也不想引起他的怀疑，所以设法使这次会面短暂而又与上述两个愿望相符。对，我会把一生都致力于谋求那个孩子的幸福。顺便说一句，这是一个我和夏洛特·贝克尔都还年轻的时候她给我的小十字架。我有一个表姐，在纽约是个体面的老处女。我们要在那儿为多莉找一所好的私立学校。噢，多么狡猾的亨伯特！

为了做给莱斯利和路易丝看（他们可能而且也的确向约翰和琼作了报告），我用异常响亮的声音，十分逼真地打了一个长途电话，假装跟雪莉·霍姆斯谈了一次。等约翰和琼回来的时候，我有意杂乱无章、叽叽咕咕地告诉他们洛跟着中级组去作一次为期五天的远足，一时无法找到，完全把他们给糊弄了。

“主啊，”琼说，“我们该怎么办呢？”

约翰说这非常简单——他去请克赖马克斯的警察部门帮着寻找远足的人——这要不了他们一个小时。其实，他对那一带乡野也很熟悉，而且——

“嗨，”他接着说，“我干吗不现在就开车上那儿去呢？你可以跟琼一块儿睡”（实际上他并没有加这么一句，不过琼异常热情地支持他的提议，因此这可能是不言而喻的）。

我完全垮了。我请求约翰让事情顺其自然。我说让那个孩子待在我的身旁，哭哭啼啼，老缠着我，我可受不了。她那么容易紧张，这种经历可能会对她的未来产生影响，精神病大夫分析过这类病例。突然都没人说话了。

“好吧，你是大夫，”约翰有点不客气地说，“不过我毕竟是夏洛特的朋友和顾问。我们想要知道你好歹打算把那孩子怎么办。”

“约翰，”琼喊道，“她是他的孩子，不是哈罗德·黑兹的孩子。你难道不明白吗？亨伯特是多莉真正的父亲。”

“我明白了，”约翰说，“真对不起。是呀，我明白了。我先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这样当然使问题变得简单了。不管你有什么看法都不会错。”

这个心烦意乱的父亲继续说等到葬礼过后，他会立刻去接他的娇弱的女儿，并且会尽力让她在完全不同的环境愉快地生活，也许到新墨西哥或加利福尼亚去旅行——当然，只要他还活着。

我装扮的彻底失望时的镇静跟疯狂发作前的沉寂十分逼真，因此这对完美无瑕的法洛夫妇就硬把我接到他们家去了。他们有一个很好的酒窖，就像这一带的酒窖那样。这很有用处，因为我害怕失眠和鬼魂显灵。

现在我必须解释一下我不要多洛蕾丝回来的原因。自然，起先夏洛特刚给除去，我成了一个自由的父亲，重新走进那幢房子，一口喝下我调好的那两杯威士忌苏打，又加上一两品脱我“小桶里的酒”，随后走进浴室，避开邻居和朋友们，那时我心里只有一个想头——就是我知道再过几个小时，热情的、褐色头发的、我的、我的、我的洛丽塔就会投入我的怀抱，扑簌簌掉下泪来，我会把她流下来的泪水吻掉，甚至比泪水往外涌得还要快。可是我正睁大眼睛、满脸通红地站在镜子面前，约翰·法洛轻轻地敲了敲门，问我是否人不舒服——我立刻认识到要是我让她待在屋子里那简直是发疯；周围有这么许多爱管闲事的人四处乱转，老图谋着把她从我身边带走。说真的，难以捉摸的洛本人也可能会——谁知道呢？——对我表现出某种愚蠢的猜疑、突然产生的厌恶、莫名的恐惧等等——那样一来，在胜利的时刻就会失去这个迷人的猎获物。

说到爱管闲事的人，我还有另一位来客——朋友比尔，就是把我妻子除掉的那个家伙。他身体笨重，神情严肃，样子像个助理行刑官，他长着一个斗牛狗的下颌和一双乌黑的小眼睛，戴着一副厚边框的眼镜，还有两个十分显眼的鼻孔。约翰把他领了进来，接着便十分乖觉地关上房门，离开了我们。我那形状怪异的客人温文尔雅地说他有一对孪生女儿在我继女的班里，接着便展开了一大幅他为那场事故所画的示意图。这幅示意图正如我继女会说的那样，真是“一个绝妙的玩意儿”，上面有用不同颜色的墨水画的各种给人深刻印象的箭头和虚线。亨·亨太太的轨迹是用一串安排在好几个位置的草草勾勒出的小人儿——像布娃娃那样极小的职业妇女或陆军妇女队队员——就是在统计学中用作直观教具的用品——来表示的。这条路线十分清楚、确凿无误地与一条画得相当醒目、表现了两个连续转向的曲线接触——一个转向是比尔的汽车为了躲开废品旧货商的那条猎狗而作出的（狗并没有给画出来），另一个转向是第一个的一种夸张的延续，表明他想避免这场悲剧。一个漆黑的十字形记号标示出那个勾勒出的苗条的小人儿最终在人行道上安息的地点。我想寻找用来表示我的来客那身材高大、犹如蜡像一般的父亲仰卧在路堤上的那个地点的类似记号，但一无所获。可是那位先生却也作为见证人在这份文件上签了名，他的名字就签在莱斯利·汤姆森、奥波西特小姐和其他几个人的名字下面。

弗雷德里克把他那支蜂鸟似的铅笔既熟练又灵巧地从这点飞到那点，用以说明他的完全无辜和我妻子的轻率鲁莽：在他避开那条狗的时候，她已经在新洒过水的柏油路面上滑了一下，向前冲去，但她应该做的是朝后退去而不是向前直冲（弗雷德把自己戴了护垫的肩头猛地一扭，作了个示范）。我说这当然不是他的过错，验尸人员也与我的看法相同。

他那乌黑、紧张的鼻孔里呼出急促的气息，他摇了摇头，握了握我的手，随后便以一种savoir vivre、颇有绅士风范的豪爽气派提出支付殡仪馆的费用。他一心指望我会拒绝他的提议。而我却晕头晕脑、感激涕零地接受了他的提议。这叫他吃了一惊。他慢吞吞地、不敢相信地把他刚说的话重复了一遍。我再次向他表示感谢，显得甚至比先前还要热诚。

由于这场不可思议的会见，暂时消除了我心灵上的麻木。这也并不奇怪！我实际上见到了命运的代理人。我触摸到了命运的肉身——以及它那戴着护垫的肩膀。一场非凡、可怕的变故突然降临，而工具就在那儿。在这个错综复杂的格局里（急匆匆的家庭主妇、滑溜溜的路面、一条讨厌的狗、陡坡、大型轿车、车轮旁那个丑陋难看的人），我隐隐约约地看出自己所起的卑劣的作用。如果我不是那么一个傻瓜——或者那么一个有直觉力的天才——保存下那本日记，那么复仇的怒火和热辣辣的羞辱所产生的血液就不会在夏洛特跑向邮筒的时候遮蔽了她的视线。可是就算她的视线给遮蔽了，假如命运那个同步的幽灵没有恰好把那辆汽车、那条狗、阳光、树荫、湿地、虚弱的人、强壮的人和石头等都混合在那个升华锅里，那么仍然可能什么都不会发生。再见吧，玛琳！（正如比尔在离开房间前所再现的）与丰盈的命运的正式握手使我不再麻木不仁；我哭了。陪审团的女士们和先生们——我哭了。

二四

突然刮起一阵大风，榆树和白杨都把它们那给风吹得起伏飘动的背部转了过来，一片乌黑的雷雨云砧隐隐出现在拉姆斯代尔白色的教堂钟楼的上空，这时我最后一次环顾四周。只不过十个星期之前，我在这幢青灰色的房子里租了一个房间；如今为了从事不为人知的冒险，我要离开这幢房子。遮阳窗帘——俭朴、实用的竹帘——已经给放了下来。不管在门廊上还是在房子里，竹帘那意味深长的结构都增添了现代戏剧的情趣。此后这幢天堂之屋一定会显得空空洞洞。一滴雨点掉在我的指关节上。我又回进房子去找什么东西，约翰正把我的旅行包放进汽车，这时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我不知道在这份悲惨的记录里，我是否充分强调过作者那英俊的容貌——假凯尔特人、十分类似人猿、男孩子似的威武气概——对各个年龄和各种环境中的女人所具有的那种特殊的“传送”影响。当然，用第一人称宣布这种情况听起来也许相当可笑。可是每隔一阵子，我就不得不提醒读者我的仪表，那种情形颇像一个职业小说家，他给自己笔下的一个人物安排了某种怪癖或一条狗，每逢这个人物在故事发展的过程中出现的时候，他就得继续提到那条狗或那种怪癖。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也许还不止于此。如果我的故事想得到正确的理解，那就应当把我忧伤、漂亮的容貌牢记在心。青春焕发的洛就像被打呃似的音乐疯魔了似的被亨伯特的魅力弄得神魂颠倒；而成年的洛特则带着成熟的、充满占有欲的激情爱我，如今我心里对这种激情所感到的悔恨和尊重我都不愿意再说出口来。琼·法洛这时三十一岁，非常容易激动，她对我似乎也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好感。她生着赤褐色的皮肤，像个雕刻出来的印第安人那么健美。她的嘴唇像个深红色的大珊瑚虫；每逢她发出特殊的狗叫般的笑声，就会露出没有光泽的大牙齿和苍白的牙床。

她身材很高，不是穿着宽松长裤和凉鞋就是穿着飘动的裙子和芭蕾舞鞋，能喝下不管多少数量的随便哪种烈酒，曾经小产过两次，写过一些动物故事，而且像读者知道的那样，也画过一些风景画。她已经在调治癌症，后来到三十三岁的时候还是不治身亡；她对我根本没有什么吸引力。因此在我离开前一刹那（她和我都站在门道里），当琼用她那老是颤抖的手指捧住我的两鬓，亮闪闪的蓝眼睛里含着泪水，想要亲吻我的嘴唇的时候，想想看当时我有多么惊慌，但她并没得手。

“你自己多保重，”她说，“替我亲亲你的女儿。”

一声巨雷在房子里回响。她又说道：

“说不定将来有一天，在什么地方，在一个不这么痛苦的时刻，我们会再次相见。”（琼，不管你在干什么，不管你在哪儿，在负时空里还是在正灵魂时间里，请原谅我说的这一切，包括这个括号内的词语。）

不一会儿，我就在马路上，在那条有坡度的马路上跟他们夫妇俩握手告别。在渐渐逼近的那阵白茫茫的大雨降临之前，一切都在旋转、飞舞。有辆载着一张床垫从费城开来的卡车正信心十足地往下驶进一幢空房，尘土就在夏洛特倒下的那块石板上飞扬飘洒。那天他们为我掀起那条旅行毛毯的时候，夏洛特就在那个地方出现在我的眼前，她身子蜷曲，两眼完好，黑色的睫毛仍然湿润地缠结在一起，就像你的睫毛那样，洛丽塔。

二五

大家可能会以为既然排除了所有的障碍，眼前只有一片令人兴奋、无限欢乐的前景，我一定会安下心来，发出一声舒坦轻松的叹息。Eh bien, pas du tout!我并没有在笑盈盈的“机遇”的光辉下感到温暖，反而受到各种纯道德的疑虑和畏惧困扰。比如，始终不让洛参加她的直系亲属的喜庆和丧葬的仪式，会不会叫人家感到奇怪？你记得——我们没有让她参加我们的婚礼。或者，另一件事：就算“巧合”那毛茸茸的长胳膊伸出来把一个无辜的女人干掉，“巧合”难道不会在一个野蛮的时刻无视它的另一只胳膊的所作所为，过早地把一封吊唁的信交给洛呢？不错，只有拉姆斯代尔《日报》报道了这场事故——帕金顿《记事报》或克赖马克斯《先驱报》都没有报道；奎营地又在另外一州，而且地方上的死讯并不像联邦政府的新闻那么叫人感兴趣；可是我仍禁不住设想多莉·黑兹不知怎么已经知道了这个噩耗，而且就在我开车去接她的时候，她正由我不认识的一些朋友开车送回拉姆斯代尔。而比所有这些猜测和忧虑更令人不安的是，亨伯特·亨伯特这个欧洲原籍不明的全新的美国公民，还没有采取任何要作他亡妻的女儿（十二岁零七个月）的合法监护人的步骤。我敢采取这些步骤吗？每逢我想象自己赤身露体地在习惯法那冷酷无情的逼视下，被一些难以理解的法令团团围住，我就禁不住打了个寒噤。

我的计划是原始艺术的一个奇迹：我要风驰电掣地赶到奎营地，告诉洛丽塔她母亲要在我虚构的一家医院里经受一次大手术，随后就跟我那瞌睡蒙眬的性感少女不断地从一家客店迁到另一家客店，而她母亲的病情则日渐好转，但最终还是死了。可是我朝营地驶去的时候，心里越来越感到焦虑不安。想到我在那儿可能找不到洛丽塔——或者相反，找到的是一个惊慌失措的洛丽塔，又叫又吵地要她们家的一位朋友：不是法洛夫妇，谢天谢地——她几乎还不认识他们——但会不会有其他几个我没有考虑到的人呢？想到这些，我就受不了。最后，我决定照我几天前装得那么像的那样去打一个长途电话。雨下得很大，我在帕金顿泥泞的郊区的岔道口停下汽车，其中一条岔道绕过市区，通向那条越过山地直通克赖马克斯湖和奎营地的公路。我啪嗒一声关上点火装置，在车子里坐了好一会儿，为要打的那个电话做好准备，同时目不转睛地望着外面那阵雨，望着被雨水淹没的人行道，望着一个消防龙头。那真是一个丑陋的玩意儿，涂着厚厚的银漆和红漆，伸出它的曲柄的红管子让雨水给它们上光，而雨水则像鲜红的血水似的滴落在它那银白色的链条上。难怪停在这些可怕的、残缺破碎的东西旁边是禁忌的。于是我把车开到一个加油站。硬币终于令人满意地丁丁当当地落下去，而且有个人的声音也对我作出回应，这时有桩意想不到的事正等着我。

营地女主任霍姆斯告诉我多莉星期一（今天是星期三）已经跟她的小组到山区远足去了，预计当天相当晚的时候回来。我好不好明儿再去，究竟有什么事情——我没有细讲，只说她的母亲给送进了医院，病情相当严重，但这一点可别告诉孩子，就让她做好准备，明儿下午跟我离开。两个人的声音接着便在一阵热情洋溢、互致问候的话语中分离；我的所有的硬币由于某种反常的机械方面的缺陷，带着一阵中奖的噼里啪啦的声响又滚回我的手中；虽然对于不得不推迟我的幸福感到有些失望，但这桩事却几乎把我给逗笑了。大家可能会想，既然我像现在这样在根本没有听说什么之前，就虚构了那次小小的探险，那么，这些忽然滚出来的硬币，这种突发的退款，在麦克费特的心里，不知是否多少也与那种虚构有关。

下一步该怎么办？我把车开到帕金顿的商业中心，整个下午（天气已经放晴，湿漉漉的市镇真像银子和镜面）都用于为洛购买一些漂亮的衣物。天哪，亨伯特当时对格子图案的织物、色彩鲜艳的棉布、衣服的饰边、蓬起的短袖、软褶、合体的紧身胸衣和有着十分宽大的下摆的裙子所具有的强烈爱好，促使他作出多么疯狂的购买啊！哦，洛丽塔，你是我的姑娘，正如维是坡的姑娘，比阿是但丁的姑娘一样；哪个小姑娘不喜欢穿着一条圆裙子和短裤旋转呢？我心里还想买什么特别的东西吗？好些娇媚的声音问我。游泳衣吗？我们有各种颜色的游泳衣。梦幻似的粉红色、像霜一样的水绿色、阴茎头似的红紫色、郁金香的鲜红色、oolala的黑色。运动装怎么样？衬裙呢？不要衬裙。洛和我都讨厌衬裙。

在这些问题上，我依靠的指南就是洛的母亲在她十二岁生日那天所写的一份人体测量记录（读者还记得“了解你的孩子”那本书）。我感到夏洛特出于嫉妒和厌恶这些不可告人的动机，在这儿添了一英寸，又在那儿加了一磅；不过，既然这个性感少女在过去七个月里无疑稍微长大了一点，我想我可以放心地接受一月里测量的大部分尺寸：臀围，二十九英寸；大腿围（就在臀肌沟下面），十七英寸；小腿围和颈周，十一英寸；胸围，二十七英寸；上臂围，八英寸；腰围，二十三英寸；身高，五十七英寸；体重，七十八磅；体形，细长；智商：一百二十一；阑尾存在，谢天谢地。

除了这些测量的尺寸，我当然也能凭着清晰的幻觉想象出洛丽塔的样子；她那长着一头秀发的头有一两次靠在我的身上，正好齐我心房的位置，所以当时我小心地按着胸骨上刺痛的那个确切的位置，同时也实际感觉到了她那坐在我的膝头温暖的身体的重量（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一直“跟洛丽塔待在一起”，就像女人“怀着孩子”那样），后来发现我的计算多少都很正确，倒也并不感到奇怪。何况我还研究过仲夏季节的一本商品目录，因此我带着颇为内行的神气细细察看各种漂亮的商品：运动鞋、旅游鞋、揉皱了的小山羊皮鞋用的小山羊皮楦子。为我的所有这些迫切的需要服务的那个涂脂抹粉、穿着一身黑衣服的姑娘，把做父母的学识和准确的描述转化成商业性的委婉用语，比如“petite”。另一个年纪大得多的女人穿着一身白衣服，用混粉饼化了妆；我对少女时装的了解好像给她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也许，我有一个娇小的情妇；因此，当她们把一条前面有两个“漂亮的”口袋的裙子拿给我看的时候，我故意问了一个幼稚的男性问题，结果博得她们一笑，并且用行动来说明裙子背后那条拉链的拉法。接着，我对各种短裤和内裤产生很大的乐趣——好些虚幻的小洛丽塔在翩翩起舞，倒了下去，像雏菊似的布满整个柜台。我要了一条流行的那种小贩款式的整洁的棉布睡衣裤，从而完成了这笔交易。亨伯特这个颇受欢迎的小贩。

在那些大商店里，有一点儿神话中的、令人着迷的气氛。根据广告所说，一个职业妇女可以在那儿买到从办公到约会穿戴的全部服装，而小妹妹也可以在那儿梦想有朝一日，自己穿的羊毛运动衫会使坐在教室后排的男同学们大为兴奋。跟真人一般大小的塌鼻子的儿童塑料模型，带着一张张暗褐色、淡绿色、棕色小点、农牧神似的脸，在我的四周飘浮。我发现我是那个相当阴森可怕的地方唯一的顾客，像条鱼似的在一个海绿色的水族馆里走动。我感觉到奇怪的想法正在那些无精打采的女士的头脑里形成，她们陪着我从一个柜台走到另一个柜台，从突出的岩石走到海草中间；我挑选的腰带和手镯似乎从女海妖的手里掉进了透明的水中。我买了一个漂亮精美的小旅行包，把我买好的物品都放进去，随后就去最近的那家旅馆，对自己度过的这一天感到十分满意。

不知怎么，由于我在那个安静的、富有诗意的下午十分挑剔地四处采购，我竟然想起了具有“着魔的猎人”这个吸引人的字号的旅馆或客店，夏洛特在我获得自由前不久偶然对我提过这家旅馆或客店。凭借一本旅行指南的帮助，我在布赖斯兰那个僻静的小镇上找到了它，从布赖斯兰到洛的营地开车要四个小时。我本来可以打个电话，但又怕自己的嗓音可能会失去控制，讲出一些吞吞吐吐、低沉嘶哑、很不流利的英语，就决定发一份电报，订一间明天晚上的双人房。我是一个多么滑稽、笨拙、犹豫不决的白马王子啊！要是我告诉读者我在拟定那份电报的措词时感到十分为难，他们有些人准会对我大肆嘲笑！我该怎么写呢：亨伯特和女儿？亨伯格和小女儿？杭伯格和未成年的姑娘？霍伯格和孩子？这个滑稽可笑的错误——结尾的“格”——最终还是发了出去，也许是我这种犹豫不决的心灵感应的回声。

随后，在夏天的一个舒适宜人的夜晚，我对身边所带的春药寻思琢磨！哦，吝啬的汉伯格！在他暗自思索他的那盒神奇的弹药时，难道他不是一个“着魔的猎人”吗？为了击退失眠这个鬼怪，他是否应该试服一颗这种紫色胶囊呢？总共算来，有四十颗——四十个夜晚都有个身体虚弱的小人儿睡在我不住悸动的身子旁边。我能不能剥夺自己一个这样的夜晚，以便自己现在安睡呢？当然不能：每颗小小的李子，每个带着活生生的星尘的微小的天象仪，都太宝贵了。哦，让我暂且悲切伤感吧！我对冷嘲热讽已经十分厌倦。

二六

在这个坟墓般的监狱的晦暗的空气中，每天这样头痛搅得人心神不安，但我必须坚持下去。我已经写了一百多页，还没有取得多少进展。我的日程表全都乱了。那一定是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日前后。不要以为我还能继续写下去。心脏，头脑——一切。洛丽塔，洛丽塔，洛丽塔，洛丽塔，洛丽塔，洛丽塔，洛丽塔，洛丽塔，洛丽塔。印刷工人，重复下去吧，直到把这一页全都排满。

二七

我仍然待在帕金顿。最后，总算睡了一个小时——却因为无缘无故、令人异常疲惫地与一个毛茸茸的身材矮小的两性人，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交合而从睡梦中惊醒。那会儿已经清晨六点；我突然想到要是比我说的时间早一点儿到达营地，也许是一个好办法。从帕金顿出发，我还有一百英里要走，而到烟雾山和布赖斯兰的路程就更长了。如果我说下午去接多莉，那只是因为我异想天开，执意要受欢迎的夜晚尽快降临，好遮掩我那迫不及待的样子。可是这时，我预见到了各种各样的误会，浑身紧张不安，唯恐耽搁会给她机会抽空往拉姆斯代尔打一个电话。然而，上午九点三十分，我打算出发的时候，电池偏偏用完了；快到中午，我才终于离开帕金顿。

两点半左右，我到达了目的地，把汽车停在一片松树林中。有个穿着绿衬衫的红头发小顽童正绷着脸独自站在那儿丢马蹄铁玩。他简明扼要地告诉我怎样到一幢灰泥小屋里的办事处去。我只好死气沉沉地忍受了好几分钟营地女主任的同情的询问。营地女主任是一个衣衫邋遢、面容憔悴的女人，长着一头铁锈色的头发。她说多莉已经收拾好了自己的行装，准备上路。她知道她母亲病了，但并不危急。黑兹先生，我是说亨伯特先生，是否愿意去见见营地上的辅导员？或者去看看女孩子们住的小屋？每座小屋都要献给迪士尼乐园中的一个小家伙。要不要去参观一下中心楼？或者要不要打发查利去把她找来？姑娘们刚把饭厅布置好，准备举行一场舞会。（也许，往后她会对什么人说：“那可怜的家伙看上去就像他自己的鬼魂。”）

让我保留一会儿当时那个场面中所有琐碎和重大的细节：母夜叉霍姆斯开了一张收据，搔了搔头，拉出办公桌的一个抽屉，把找的钱倒到我那不耐烦的手掌中，随后利索地把一张钞票摊开放在零钱之上，一面欢快地补上一句：“……还有五元！”一些女孩子的照片；一个艳丽的飞蛾或蝴蝶，仍然活着，安全地给钉在墙上（“自然课”）；装在镜框里的营地营养师的证书；我那颤抖的双手；能干的霍姆斯拿出来的一张报告多莉·黑兹七月份表现的卡片（“中到良；爱好游泳和划船”）；一阵树声和鸟声，还有我那怦怦乱跳的心……我背对着敞开的房门站在那儿。接着我听到身后她的呼吸声和嗓音，感到热血一下子涌上我的头。她连拖带撞地提着沉重的手提箱走来了。“你好！”她说，随后站定了，用调皮、喜悦的目光望着我，两片娇嫩的嘴唇在一丝有点儿傻气但又非常讨人喜欢的微笑中张开了。

她显得瘦了一点，高了一点。有一刹那，我觉得她的脸庞不如这一个多月以来一直珍藏在我心中的那个印象那么妩媚：她的脸蛋儿像是凹了下去，而过多的雀斑又遮掩了她那红润、纯朴的面容。最初的这个印象（在强劲有力的两下心跳之间的十分短暂的间歇）具有下面这层清楚的含意，即鳏夫亨伯特不得不做，想做或会做的一切，就是要给这个皮肤给太阳晒黑、但却显得毫无血色、aux yeux battus（甚至就连眼睛下面那些plumbaceous umbrae上也有雀斑）的小孤女一种健全的教育，一个健康、幸福的童年，一个干净整洁的家，一些和她年龄相仿的有教养的女友；在她们中间（如果命运肯屈尊来对我作出回报），我也许可以单为亨伯特博士先生找到一个漂亮的Mägdlein。可是，正如德国人所说的，“一眨眼的工夫”，这种天使般的行动方针就给抹去了，我赶上我的猎物。（时光超越了我们的幻想！）于是她又是我的洛丽塔了——实际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是我的洛丽塔。我把手放在她那暖烘烘的赤褐色的头发上，提起她的旅行包。她气色红润，十分可爱，身上穿着她最鲜亮的有几个小红苹果图案的方格棉布衣服，她的胳膊和双腿都现出很深的金褐色，上面有一些搔痕，看去就像凝固的红宝石上细小的、有圆点的纹路，而她的白色短袜的罗纹翻边仍在我记得的那个地方往下一翻；由于她那孩子气的步态，或者由于我记得她一向总穿平底鞋，如今她穿的那双鞍脊鞋不知怎么对她显得太大，鞋跟也太高了。再见了，奎营地，欢乐的奎营地。再见了，清淡的、不卫生的食物，再见了，小伙子查利。在热烘烘的汽车里，她挨着我坐下，啪的一声把迅速飞到她可爱的膝头的一个苍蝇打掉；接着嘴里用劲嚼着一块口香糖，她迅速摇下她旁边的车窗玻璃，随后才舒适地往后一靠。我们迅速驶过阳光照出一条条纹路的、斑驳的树林。

“妈妈怎么样了？”她孝敬地问道。

我说大夫们还不大清楚究竟是什么毛病。反正总是腹部的什么疾病。糟透了的？不，是腹部的。我们得在附近待一阵子。医院在乡下，靠近勒平维尔那个欢乐的市镇，十九世纪初期有个了不起的诗人曾经住在那儿，我们可以在那儿观看所有演出的节目。她觉得这真是个绝妙的好主意，不知我们能否在晚上九点以前赶到勒平维尔。

“晚饭的时候，我们应该到了布赖斯兰，”我说，“明儿我们就去游览勒平维尔。这次远足怎么样？你在营地过得快活吗？”

“嗯——嗯。”

“离开感到惋惜吧？”

“嗯——嗯。”

“说话呀，洛——别净哼哼。对我说点儿情况。”

“什么情况，爹？”（她含讥带讽地故意让那个词拖得很长。）

“随便什么过去的情况。”

“我这么叫你，成吗？”（眼睛眯成一条缝，望着公路。）

“当然成。”

“这是一出诙谐的短剧，你知道。你什么时候爱上我妈妈的？”

“洛，将来有一天，你会明白许多情感和处境，比如说精神关系的和谐、美好。”

“呸！”这个专爱挖苦人的性感少女说。

谈话出现了表面的停顿，我们都看着四周的景色。

“洛，看那边山腰上的那些牛。”

“要是我再看着一头牛，大概就要呕吐了。”

“你知道，洛，我非常想你。”

“我倒没有。实际上，我对你可不忠实到极点，但这一点也没有关系，因为反正你已经不喜欢我了。你开得比我妈妈快多了，先生。”

我减慢车速，从盲目的七十英里降到半盲目的五十英里。

“你为什么觉得我不再喜欢你了，洛？”

“唔，你还没有亲过我，对吧？”

我心里充满渴望，心里不住呻吟，一眼瞥见前面路旁有一片相当宽阔的地段，就颠簸摇晃着开进了野草丛。记住她只不过是一个孩子，记住她只不过是——

汽车刚一停下，洛丽塔就主动倒到我的怀里。我不敢，不敢尽情放肆——甚至不敢让自己认识到这（甜蜜湿润的感觉和颤动的火焰）就是那种无法言传的生活的开端；在命运的巧妙帮助下，我终于促使那种生活成为现实——实在不敢吻她，我就极为虔诚地碰了碰她那炽热、张开的嘴唇，只是微微的一吮，丝毫没有淫荡的意思；可是她不耐烦地身子一扭，把嘴唇使劲儿贴在我的嘴上面，弄得我都感到了她的大门牙，而且也分享到她唾液中的薄荷味。我当然明白这不过是她的一种天真无邪的把戏，有几分backfisch模仿骗人的爱情故事中某种假象的傻气。既然（正如心理疗法大夫和强奸犯都会告诉你的那样）这种少女卖弄风情的界限和规则是变动不定的，至少孩子气地微妙得叫年长的同伴难以把握——因而我非常害怕自己会做得过分，使她在厌恶和惊恐中往后退缩。再说，我特别饱受折磨地急于想把她悄悄带到“着魔的猎人”那个不受外界影响的僻静去处，而我们还有八十英里的路要走，该死的直觉使我们不再拥抱在一起——转瞬间，一辆公路巡逻警车在我们车旁停下。

脸色红润、眉头紧皱的司机盯着我，问道：

“你瞧见一辆跟你式样相同的蓝色轿车在路口前超过你们吗？”

“怎么，没有。”

“我们没有看见，”洛急切地把身子从我边上探过去说，她的天真的手搁在我的腿上，“但你肯定是蓝色的吗，因为——”

警察（他在追踪什么跟我们极为相似的车辆？）朝着这个小姑娘十分和蔼地笑了笑，把车子掉过头去。

我们继续往前开去。

“这个傻瓜！”洛说，“他本该把你抓起来的。”

“看在上帝分上，为什么要抓我？”

“嗨，这个该死的州里规定的车速是五十，而且——别，别慢下来，你这蠢货。他这会儿已经走啦。”

“我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我说，“我要在天黑之前赶到那儿。所以做个好姑娘吧。”

“坏，坏姑娘，”洛愉快地说，“少年犯，但坦率而迷人。那是红灯。我还从没有见过这样开车的。”

我们寂静无声地开过一个寂静无声的小镇。

“哎呀，要是妈妈发觉我们俩是情人，她会不会大发雷霆？”

“天哪，洛，我们别这样说话。”

“但我们是情人，对吗？”

“据我所知不是。我想不久又要下雨了。你就不想跟我说说你在营地上干的那些调皮捣蛋的事吗？”

“你说话文绉绉的，爹。”

“你一直在干些什么？我一定要你跟我说说。”

“你是不是很容易大惊小怪？”

“不。说吧。”

“我们把车转到一条僻静的小路上去，我再告诉你。”

“洛，我必须严肃地请你别瞎胡闹。唔？”

“噢——我参加了那儿提供的各种活动。”

“Ensuite？”

“Ansooit，他们教我要跟别人一起快快乐乐、丰富充实地生活，并且要养成健全的人格。其实就是做一个妖媚的姑娘。”

“对。我在小册子里看到那样的话。”

“我们喜欢在那个石头大壁炉的炉火周围，或者在他妈的星光下举行合唱会，每个姑娘都把自己快乐的精神融入集体的声音之中。”

“洛，你的记性真好极了，但我不得不请你费神别说那些粗话。还有什么别的吗？”

“女童子军的训词，”洛狂热地说，“也就是我的格言。我用值得一做的事儿充实我的生活，比如——喔，别管什么事吧。我的责任就是——要对人有帮助。我是所有雄性动物的朋友。我服从命令，为人开朗。又是一辆警车。我很节俭，思想和言行都十分肮脏。”

“我希望你要说的就是这些吧，你这个机灵鬼。”

“对。就是这些。不——等一下。我们还在一个反光的烤炉里烤面包。这挺了不起吧？”

“唔，这好一些。”

“我们洗了千千万万个盘子。‘千千万万’，你知道就是女教师用来表示许许多多的俚语。对啦，最后但同样重要的一件事，正像妈妈所说的——让我想想——究竟是什么呢？我晓得了：我们还作皮影戏。咦，多有趣啊。”

“C'est bien tout？”

“C'est。只有一件小事，告诉你的话就非臊红了脸不可。”

“你往后肯告诉我吗？”

“要是我们坐在黑地里，你让我小声说，我就告诉你。你睡在你原来的房间里，还是和妈妈挤在一块儿？”

“睡在原来的房间里。你妈妈也许得接受一次大手术，洛。”

“在那家糖果店停一下，好吗？”洛说。

洛丽塔坐在一张高脚凳上，一道阳光掠过她裸露的褐色前臂。她要了一份精心配制的冰淇淋混合饮料，顶上浇了一些合成果汁。那是一个满脸脓包的粗野的小伙子竖放着给她端来的，他打着一个油污的蝴蝶领结，色眯眯地仔细打量着我那穿着薄棉布连衣裙的娇弱的孩子。我想赶到布赖斯兰和“着魔的猎人”去的那种不耐烦的心情变得简直叫我无法忍受。幸好，她用平时那种敏捷的速度把那份饮料喝完了。

“你有多少现钱？”我问。

“一分都没有，”她难过地说，同时扬起眉毛，把里面空空的钱包翻给我看。

“这是一个到了适当时候就会得到改善的问题，”我狡黠地回答说，“可以走了吗？”

“哎，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一个盥洗室。”

“你别上那儿去，”我坚决地说，“那肯定是个十分糟糕的地方。走吧。”

总的说来，她还是一个听话的小姑娘；回到车上以后，我吻了吻她的脖子。

“不要这样，”她由衷感到惊讶地望着我说，“不要把口水弄到我的身上。你这肮脏的家伙。”

她耸起一边肩膀蹭了蹭那块地方。

“对不起，”我嘟哝道，“我很喜欢你，就是这么回事。”

我们在阴沉的天空下开上一条迂回曲折的路，接着又开出去。

“唔，我也有点儿喜欢你，”洛丽塔用缓慢、柔和的声音说，像在微微叹息，坐得也靠我近了一点。

（哦，我的洛丽塔，我们永远也到不了那儿！）

暮色渐渐开始笼罩着美丽的小布赖斯兰，笼罩着它那仿殖民地时期式样的建筑、古玩店以及从国外输入的遮阳树，我们开车穿过灯光暗淡的街道，寻找“着魔的猎人”。尽管不停地下着蒙蒙细雨，弄得到处都是雨珠，但空气却温暖而清新。有一群人，主要是儿童和老人，已经在一家电影院的票房前排好了队，身上湿淋淋地布满了闪亮的宝石似的雨珠。

“噢，我也想看那部影片。吃完晚饭我们就去吧。噢，我们去吧。”

“也许可以，”亨伯特单调地说——这个狡猾的、身子膨朜的恶魔十分清楚，到九点钟，等他的节目开始，她就会毫无生气地依偎在他的怀里。

“慢点！”洛喊道，猛地把身子朝前一探，原来我们前面有辆讨厌的卡车在一个十字路口停下，车后的红灯不住地闪动。

如果我们不能很快、立刻、神奇地在下一个街区就抵达那家旅馆，我觉得我就会对黑兹这辆刮水器失效、刹车反复无常的破汽车完全失去控制；但是我向其请教该怎么走的过路人要么自己是外地人，要么皱起眉头问道：“着魔的什么？”好像我是一个疯汉；再不然，他们就用几何学的手势、地理学的概述跟绝对地方性的线索（……你走到法院那儿，然后就往南走……）作出万分复杂的说明，弄得我无法不在他们好意的含糊不清的话语的迷宫中迷路。洛那可爱的、晶莹透明的内脏已把那些甜食消化掉了，这会儿她正指望吃上一顿丰盛的晚餐，开始变得有些烦躁不安。就我而言，尽管我早就习惯于一种次要的命运（不妨称作麦克费特的不称职的秘书）卑劣地干扰上司的豪爽宏伟的计划——但在布赖斯兰的街道上驾着车吱嘎吱嘎地摸索前进，却大概是我从未面临过的最令人作恼的严峻考验。后来几个月里，每当我回想起自己那么固执地孩子气地一心要到那家名称特别的客店去，就为自己的缺乏经验而发笑。因为在我们开过的路旁，无数家汽车旅馆在霓虹灯光下都表示它们尚有空房，准备为推销员、逃犯、虚弱乏力的人、一个个家庭团体以及最伤风败俗、充满活力的那一对对男女提供膳宿。嗳，温文尔雅的人驾车穿过夏天漆黑的夜晚，假如舒适的小屋突然退去颜色，变得像玻璃盒一样透明，那么，你们会从毫无缺陷的公路上看到何等的狂欢，何等花样奇特的淫欲啊！

我渴望的奇迹总算发生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孩在湿淋淋的树下的一辆熄了灯的汽车里几乎搂作一团；他们告诉我们我们到了公园的中心，只要在前面一个红绿灯处向左一转就到了。我们并没有看见前面有什么红绿灯——实际上，公园就跟它所掩盖的罪恶一样黑暗——但是在开上一条相当平坦、滑溜的弯道后不久，旅行的人便透过雾气看到一片钻石似的亮光，接着就出现了池水的微光——那儿，既叫人感到惊奇又显得相当冷漠，坐落在幽灵似的树木下面，位于一条沙砾车道的顶端——正是“着魔的猎人”那座灰白色的华厦。

一排停放着的汽车好像紧挨在饲料槽边上的猪似的，乍一看，似乎已经没有地方好停车了，但就在这时，好像施了魔法似的，一辆庞大的折篷汽车开动了，在灯光照射下的雨中有如红宝石那样闪闪发光——接着被一个宽肩膀的开车人猛地倒了出来——于是我们十分感激地悄悄开进它留下的那片空隙。我立刻为自己的匆忙感到懊悔，因为我发现原来的那辆汽车这时已经开进附近一个车库似的棚里，那儿的空间足以再停一辆汽车，但是我急不可待，不愿再照他的样子去做。

“哟！看上去挺气派，”我那粗俗的宝贝儿眯起眼睛看了看外面的拉毛粉饰说，一面钻出汽车站在淅淅沥沥的雨中，用一只幼稚的手把紧贴着胯裆的连衣裙的裙褶扯扯松——引用一句罗伯特·布朗宁的诗句。在弧光灯下，变大了的显得十分逼真的栗树树叶在白柱子上起伏、摆动。我打开汽车后面的行李厢。有个头发花白的驼背的黑人，穿着一身粗陋的制服，拿起我们的旅行包，用小车慢慢地把它们推进旅馆大厅。那儿尽是上了年纪的妇女和教士。洛丽塔蹲下身去，抚摸一条白脸、蓝斑、黑耳朵的小猎狗，在她的爱抚下，那条狗竟晕乎乎地伏在那块花地毯上——谁又不会这样呢，我的宝贝儿——这当儿我清了清嗓子，穿过人群朝服务台走去。有个肥猪似的秃顶老头儿——在这家老旅馆中，每个人都显得年纪很老——在服务台边带着殷勤的笑容仔细打量了一下我的容貌，随后不慌不忙地拿出我的那份（歪曲事实的）电报，与心里产生的一些疑窦作了一番斗争，回过头去看了看钟，最后开口说他很抱歉，他把那个有两张床的房间一直保留到六点半，如今已经租出去了。他说有个宗教会议跟布赖斯兰的一场花展正好撞上，而且——“那个姓氏，”我冷冷地说，“不是亨伯格也不是亨巴格，而是赫伯特，我是说亨伯特，随便什么房间都成，只要能给我的小女儿放上一张小床。她才十岁，都累坏了。”

那个脸色红润的老家伙和善地瞅了瞅洛——她仍然蹲在那儿，嘴巴张着，侧着脸在倾听那条狗的女主人，也就是一个裹着淡紫色的面纱的老太太，从一张很深的印花装饰布的安乐椅中对她所说的话。

不管那个讨厌的家伙心里还有什么疑问，都被眼前这种花儿一般美好的景象弄得一扫而空。他说他可能还有一个房间，实际上的确有一个房间——里面有张双人床。至于小床——

“波茨先生，我们还有多余的小床吗？”波茨也是一个脸色红润的秃顶的老家伙，耳朵和其他的洞眼里都长出了白毛，他会去看看有什么办法。他走过来跟我说话，而我却转开了自来水笔的笔套。迫不及待的亨伯特啊！

“我们的双人床实际上可以睡三个人，”波茨亲切友好地说，一面把我和我的孩子塞进房去，“有一个客人特别多的晚上，我们也曾安排三位女士跟一个像你孩子这么大的小孩睡在一起。我想其中有位女士是一个男人假扮的（我的指责）。不过——斯温先生，四十九号房间里还有多余的小床吗？”

“大概给斯伍恩家要去了，”最初那个爱开玩笑的老家伙斯温说。

“我们总会有办法的，”我说，“我太太往后可能也来——不过就连那样，我想我们也有办法。”

这两头肤色红润的猪如今都成了我最好的朋友。我用罪恶的手缓慢、清楚地写道：埃德加·亨·亨伯特博士和女儿，拉姆斯代尔草坪街三四二号。一把钥匙（342！）只让我见到一半（魔术师在展示他就要藏在手心里的东西）——便交给了汤姆大叔。洛站起身来，离开了那条狗，有一天她也会这么离开我；一滴雨点落在夏洛特的坟上；一个年轻漂亮的女黑人拉开电梯门，那个在劫难逃的孩子走进电梯，后面跟着她那老在咳嗽清嗓子的父亲和提着旅行包的举止怯懦的汤姆。

一条模拟出来的旅馆走廊。模拟出来的寂静与死亡。

“嗨，这正是我们家的门牌号码，”兴高采烈的洛说。

房间里有一张双人床，一面镜子，镜子里映出一张双人床，一个壁橱，橱门上有面镜子，浴室门上也有一面镜子，一个蓝黑色的窗户，窗玻璃上映现出一张床，壁橱门上的镜子里也映现出一张床，两把椅子，一张玻璃面的桌子，两个床头柜，一张双人床：说得确切一点，是一张有着嵌板床架的大床，上面铺着一条托斯卡纳玫瑰色绳绒线织的床单，一左一右，还有两盏饰有荷叶边的粉红灯罩的小灯。

我很想把一张五块钱的钞票放在那个深褐色的手掌心里，但转念一想，作出这样的赏赐可能反会引起误解，于是就放了一个两毛五分的硬币。又加了一个。他退出房去。门咔嗒一声。Enfin seuls.

“我们睡在一间房里吗？”洛说，每当她想使一句问话具有什么强烈的意义，她的眉目总是那么强烈有力地抽动起来——倒不是乖戾或厌恶（不过显然已经到了乖戾或厌恶的边缘），只是强烈有力。

“我已经叫他们添一张小床。你要是愿意的话，我就睡那张小床。”

“你疯了，”洛说。

“怎么啦，亲爱的？”

“因为，亲爱的，如果亲爱的妈妈知道了，她会跟你离婚，还会把我掐死。”

只是嘴上强烈有力。并没有真的把这个问题看得有多严重。

“你听我说，”我说道，一边坐了下来，而她则站着，离开我有几英尺，正心满意足地盯着自己直看，对自己的外貌并没有感到什么不愉快的惊讶，而壁橱门上的镜子里却惊讶而愉快地充满了她红润的容光。

“听着，洛。让我们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一下。实际上我是你的父亲。我对你有一种十分慈爱的亲情。你妈妈不在的时候，我要对你的幸福负责。我们并不阔绰，外出旅行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我们常常会给凑在一起。两个人合住一个房间，不可避免地要陷入一种——我该怎么说呢——一种——”

“那个词是乱伦，”洛说——说完走进壁橱，接着发出年轻、清脆的格格的笑声，又退出来，打开旁边的一扇门，用她那神情古怪朦胧的眼睛仔细朝里面瞅了瞅，免得再犯错误，随后钻进浴室。

我推开窗户，急匆匆地脱掉给汗水浸湿了的衬衫，换了另外一件，检查了上衣口袋里那个装药丸的小瓶，打开——

她慢吞吞地走出来。我想要拥抱她：随意地在晚餐前带点儿克制地温存一下。

她说：“嗨，让我们免了这套亲吻的把戏，找点儿什么吃的吧。”

就在那时，我才猛然感到十分诧异。

噢，一个多么叫人疼爱的宝贝儿！她朝那个打开的手提箱走去，好像用一种动作缓慢的步伐从远处偷偷地向它挨近，费劲地瞅着远处放在行李架上的那个宝箱。（我不知道她的那双灰色的大眼睛是否出了什么毛病，还是我们两个人都陷入了同一片施了魔法的迷雾？）她向那个手提箱走去，把穿着后跟相当高的鞋子的脚抬得很高，又曲起她那漂亮的好像男孩子所有的膝盖，一面用在水里或者在梦游中行走的人的那种缓慢的步伐穿过不断扩大的空间。接着，她用手捏着那特别短的两个袖子，提起一件紫铜色的、漂亮而又很昂贵的衬衣，用文静的手慢条斯理地把它展开，仿佛她是一个出神发呆的猎鸟人，正屏息瞅着他捏着两个火红的翅膀尖展开的一只惊人的鸟儿。随后（我站在一旁等她的时候），她抽出一条光彩夺目的腰带，看去就像一条缓慢移动的蛇，束在身上试了试。

接着她悄悄地投入我期待的怀抱，容光焕发，身心舒爽，一面用她那温柔、神秘、淡漠、朦胧而不很纯洁的目光抚慰着我——活脱儿就像轻贱可鄙的俏妞儿之中最轻贱可鄙的一个俏妞儿。因为性感少女所效法的就是这种女子——而我们却呻吟、死去。

“接问有什么吻题？”我对着她的头发咕哝道（对于讲话已经失去了控制）。

“如果你一定要知道，”她说，“你做的方法不对。”

“告诉我对方的头法。”

“在适当的时候，”这个小卿卿回答说。

Seva ascendes, pulsata, brulans, kitzelans, dementissima. Elevator clatterans, pausa, clatterans, populus in corridoro. Hanc nisi mors mihi adimet nemo! Juncea puellula, jo pensavo fondissime, nobserva nihil quidquam；当然，再过一会儿，我也许就会犯下什么不可收拾的大错。幸好，她又回到那个宝箱跟前去了。

在浴室里，我花了很长时间恢复常态，以便去干一件单调乏味的事。我站在那儿，屏住呼吸，心头怦怦乱跳，听见我的洛丽塔发出“嗬”和“哎呀”之类少女表示快乐的喊声。

她用了那块肥皂，只是因为那是样品。

“好啦，走吧，亲爱的，要是你也像我一样饿了。”

于是就朝电梯那儿走去，女儿挥舞着她白色的旧提包，父亲走在前面（nota bene：从不走在后面，她不是一位女士）。当我们站在那儿（此刻肩挨着肩），等着电梯把我们送下楼去的时候，她把头向后一仰，毫无拘束地打了个呵欠，摇了摇她的那头鬈发。

“在那个营地上，他们要你们几点起床？”

“六点——”她忍住另一个呵欠——“半”——打了个大呵欠，浑身上下都颤动起来。“六点，”她重复道，嗓子眼里又堵住了。

餐厅迎面飘来一股油煎肥肉的味道，眼前还有一张笑容暗淡的脸。那是一个宽敞、浮华的地方，四周墙上的令人伤感的壁画描绘了摆出各种不同的姿势、陷入各种不同的着魔状态的着魔猎人，他们周围有一群庞杂的毫无生气的动物、林中仙女和树林。稀稀落落的几个老太太、两个教士和一个穿着运动上衣的男人正在默不作声地把他们的饭菜吃完。餐厅九点关门。穿着绿色制服、面无表情的女服务员巧妙地、急匆匆地想尽快把我们打发走。

“他是不是看上去活像，完全就像是奎尔蒂？”洛低声说，她并没有用尖尖的褐色的胳膊肘儿去指，但却显然心急火燎地想要指出坐在餐厅远处角落里的那个穿着花哨的方格子衬衫单独用餐的客人。

“像拉姆斯代尔我们的那个胖牙科大夫吗？”

洛含着刚喝进嘴去的那口水，把晃动的玻璃杯放下。

“当然不像，”她快乐得唾沫四溅地说，“我指的是骆驼牌香烟广告上的那个剧作家。”

噢，名声！噢，Femina！

等甜点心给端来砰地放下后——给年轻姑娘的是一大块樱桃馅饼，给她的保护人的是香草冰淇淋，不过大部分也给她在吃完馅饼后迅速地吃掉了——我拿出一个里面装着“爸爸的紫药丸”的小玻璃瓶。我如今回想到那个奇怪、可怕的时刻，那些令人眩晕的壁画，我只能用一颗错乱的心在其中旋转的那种梦幻的真空作用来解释我那时的行为，但当时，一切在我看来似乎都十分简单，也难以避免。我朝四周瞥了一眼，看清最后一个用餐的人已经离开，便拔开瓶塞，动作十分审慎地把春药倒在我的手掌中间。我对着镜子仔细练过很多次这个动作：把一个空手掌对着张开的嘴一拍，（假装）吞下一颗药丸。正如我所预料到的那样，她一把抓住那个装着饱满的、颜色鲜艳的胶囊的药瓶，瓶里那一颗颗胶囊里充满了美人香睡剂。

“蓝色的！”她喊道，“浅紫发蓝的。是什么做的？”

“夏天的天空，”我说，“还有李子和无花果，以及帝王的深紫色的血液。”

“别这样，认真一些——求你了。”

“噢，不过是爸爸的紫药丸。维生素X。能叫人身体结实得像头牛或者像把斧头。你想尝一颗吗？”

洛丽塔伸出手来，使劲点了点头。

我原来指望药会迅速生效。果然如此。在营地她曾度过了十分漫长的一天，早上跟巴巴拉一起去划船，巴巴拉的姐姐是湖滨区的总监，这个讨人喜欢、容易接近的性感少女一面强忍住使上腭拱起的呵欠，一面开始断断续续地告诉我这一切，她的呵欠越打越大——哦，这种魔药的效果有多快啊！——而且在其他方面也很有效。在我们像涉水似的走出餐厅的时候，先前隐约出现在她脑海中的那场电影，自然已经给忘了。我们上了电梯，她微微笑着，靠在我的身上——你想不想要我告诉你？——半闭起她那有着黑眼睑的眼睛。“倦了吗？”汤姆大叔问道，他正把这个有着法国－爱尔兰血统的文静的先生跟他的女儿以及两个脸色憔悴的女人，种玫瑰花的专家送上楼去。他们都十分怜爱地望着我那身体娇弱、皮肤黝黑、脚步不稳、神情恍惚的玫瑰花似的宝贝儿。我几乎把她抱进我们的房间。她在房里的床边坐下，微微摆动着身子，一面用鸽子般低沉的拖得很长的声调说话。

“要是我告诉你——要是告诉你，你肯答应（倦了，倦极了——头垂下来，眼睛都快闭上了），答应你不会抱怨吧？”

“以后再说吧，洛。现在睡吧。我把你留在这儿。你上床睡吧。给你十分钟。”

“噢，我是个非常叫人讨厌的姑娘，”她继续说道，一边抖了抖她的头发，用不灵巧的手指把一条丝绒的头带解下。“我来告诉你——”

“明儿再说吧，洛。上床睡吧，上床睡吧——看在上帝分上，上床睡吧。”

我把钥匙放进口袋，走下楼去。

二八

陪审团的女士们！耐心听我说一下！让我只占用一点儿你们宝贵的时间！这就是le grand moment。我让我的洛丽塔仍然坐在那张深渊似的床的边沿，瞌睡蒙眬地抬起一只脚来，摸索着鞋带，并且在这么做的时候，把大腿下侧一直露到她的短裤裤裆那儿——在暴露大腿的问题上，她一向特别心不在焉或不知羞耻，或是两者都有。这其实就是我弄清了门里面没有插销以后锁在屋里的她那不受外界影响的倩影。那把挂着刻有号码的木牌的钥匙立刻成为进入一片令人销魂而又畏惧的未来的重要芝麻。它是我的，是我滚热的长满汗毛的手的一部分。再过几分钟——比如说，再过二十分钟，就算半个小时，sicher ist sicher，像我舅舅古斯塔夫常说的那样——我就开门走进那个“342”号房间，看到我的性感少女，我的美人儿和新娘给禁锢在她那水晶般的睡梦之中。陪审员们！假如我的幸福可以开口说话，它准会让这家时髦的旅馆充满震耳欲聋的笑声。今天我唯一感到懊悔的是，那天晚上我没有把“342”号的钥匙悄悄放在办公室里，随后离开这个市镇，这个国家，这片大陆，这个半球——甚至这个世界。

让我解释一下。我并没有因她自责的暗示而感到过分不安。我仍然坚决地想要推行我的方针，只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而且只对一个完全受到麻醉的裸体小人儿暗暗行动，而不伤害她的童贞。克制和尊崇仍然是我的箴言——即使这种（顺带提一句，已被现代科学完全揭穿了的）“童贞”由于她在那个可恶的营地上某种幼稚的性爱经验——无疑是同性恋的性爱经验——而稍微受到一点儿损害。当然，我，让－雅克·亨伯特，按照我那老派的、旧世界的习惯，在头一次遇见她的时候，就认定她是清白之身，就跟纪元前的古老世界和它的种种令人着迷的习俗可悲地终结以后我们对“正常儿童”的传统看法一样。在我们这个开明的时代，我们四周并没有簇拥着许多花儿般的幼小的女奴，可以供我们在办公和沐浴之间随意采摘，就像在古罗马时代那样；我们也不像尊严的东方人在更为奢靡的时代里所做的那样，在吃羊肉和喝玫瑰色的果子露之间使用不少幼小的优伶唱歌跳舞。总的要点就是，成人世界与儿童世界之间古老的联系如今已被新的习俗和法律完全割断。尽管我了解一点精神病学和社会工作的皮毛，但我实际对儿童所知甚少。不管怎么说，洛丽塔才十二岁，而且无论我在时间和地点方面作出什么样的迁就——甚至把美国中小学生的粗野举动也牢记在心——我仍然觉得，不管那些没有教养的小娃娃之间发生什么，也都是在一个较晚的年龄、一个不同的环境中发生的。因此（重新回到这番解释的思路上来），我这个道学家抱定我们惯常认为十二岁的小姑娘应该如何的观念而回避这个问题。我这个儿童治疗专家（一个冒充内行的人，像大多数儿童治疗专家一样——但没有关系）机械刻板地重复新弗洛伊德主义的杂乱无章的观点，并且设想出一个处于少女“性潜伏”期的爱好幻想和夸张的多莉。最后，我这个纵欲好色的人（一个真正的疯狂的恶魔）对于他的猎物的某种堕落的行为也不表示异议。可是在那种剧烈的欣喜后面某处，感到困惑的幽灵在窃窃私语——我并没有加以注意，这一点我深为后悔！人啊，请注意！我早该明白洛丽塔已经是一个跟天真无邪的安娜贝尔差别很大的姑娘，而且仙女的邪恶的气息正从我预备秘密享用的这个小精灵似的孩子的所有毛孔里往外散发，这样一来，就根本无法保守秘密，甜美的享受也会断送人的性命。（从洛丽塔——真正的孩子洛丽塔或是在她身后某个形容枯槁的天使——身上的某种气质向我显示出的那些征兆来看）我早该知道我从期待的销魂中所得到的结果只会是痛苦和厌恶。噢，陪审团高尚的先生们！

可她是我的，她是我的，那把钥匙就在我的手中，而我的手在我的口袋里，她是我的。在我为其奉献了多少个失眠之夜的幻想和计划的过程中，我已经逐渐清除了所有多余的污迹，并且通过一层层堆积半透明的幻象，已经设想出一幅最后的画面。除了一只短袜和她美丽的小手镯外，她整个身子都裸露在外，正摊开手脚躺在床上，被我的春药击倒了——我就这样预想着她的模样；她手里仍然握着一条丝绒发带；她那蜜黄褐色的身体，露出游泳衣在她身上留下的与她那晒成褐色的部位形成对照的白色痕迹，并向我展示出苍白的蓓蕾似的乳房；在粉红色的灯光下，一小撮细小的阴毛在隆起的丰满的下腹部闪闪发亮。那把冰凉的钥匙带着附属于它的温暖的木牌，就在我的口袋里。

我在各个不同的公共厅堂里转悠，下面灯光明亮，上面光线暗淡，因为欲望的外表总是阴暗的。欲望从来不能十分肯定——甚至当那个肌肤柔软的牺牲者给锁在你的地牢里也是如此——肯定不会有哪个敌对的恶魔或富有权势的神明来破坏你预备取得的成功。照普通的说法，我需要喝点儿酒，但在这个古老的场所尽是浑身流汗的市侩和过去某一时代的物品，根本没有酒吧。

我走进男厕所。有个穿着教士穿的黑衣服的人——comme on dit一个“劲头十足的人”——正在维也纳的协助下想要查明自己是否还有性本能；他问我喜不喜欢博伊德博士的讲话，听到我（国王西格蒙德二世）说博伊德真是个好小伙子的时候，显得相当困惑。看到他这种神态，我利索地把用来擦我敏感的手指尖的那张草纸扔进专为它设置的容器，随后便朝旅馆大厅走去。我把胳膊肘儿舒舒服服地搁在柜台上，问波茨先生他是否肯定我妻子没有来过电话，还有那张小床究竟怎么样了。他回答说我妻子并没有来过电话（当然，她已经死了），小床明天就会放好，要是我们决定住下去的话。从一个被称作“猎人大厅”的开阔而拥挤的场所，传来许多人谈论园艺或来世的声音。另一间屋子被称作“山莓大厅”，那儿灯火通明，摆着好多张光亮的小桌子和一张上面放着“点心”的大桌子，除了一位女主人（那种脸上挂着呆滞的笑容、讲话的样子就像夏洛特的形容憔悴的女人），里面仍然空空荡荡。她轻快地走到我的面前，问我是不是布雷多克先生，如果我是这位先生的话，比尔德小姐正在找我。“一个女人竟有这么个姓，”我说，接着就慢慢地走开了。

彩虹般的血液在我的心里汹涌进出。到九点半的时候，我就要去向她作出奉献。回到旅馆大厅，我发现那儿起了变化：许多穿着花衣服或黑教士服的人在各处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一个神奇的机会使我看见一个跟洛丽塔年岁相仿的讨人喜欢的孩子，身上也穿着洛丽塔穿的那种连衣裙，不过是纯白色的，黑头发上还扎着一条白缎带。她并不漂亮，但她是一个性感少女；她那温润白皙的双腿和洁白可爱的脖子在令人难忘的瞬间与我对肤色棕黄发红、充满生气、受到玷污的洛丽塔的欲望形成十分令人愉快的交互唱和（用脊髓音乐的术语来说）。那个脸色苍白的孩子注意到我的目光（那其实是十分随便和温和的），却滑稽可笑地变得忸忸怩怩，完全失去了镇定；她眼睛骨碌碌乱转，用手背擦擦她的脸蛋儿，又拉拉她裙子的绲边，最后把她那瘦削的动来动去的肩胛骨冲着我，装着一本正经地在跟她那母牛似的妈妈说话。

我离开了嘈杂喧闹的旅馆大厅，站在外面白色的台阶上，望着无数带有粉末的小虫在充满嗡嗡嘤嘤的声音的那个潮湿的黑夜里围着灯盘旋。我所要做的一切——我所敢做的一切——就是这么一点儿……

突然，我发现在我旁边的那片黑暗中，有个人正坐在有柱子的门廊上的一把椅子上。我其实并不能看见他，但让我知道他在那儿的，是把螺钉转下发出的擦刮声，接着传来一阵谨慎的咯咯声，最后是把螺钉转还原的平静的声音。我正预备走开，他开口对我说起话来：

“你究竟是打哪儿把她弄来的？”

“对不起，你说什么？”

“我是说：天气就是转晴了。”

“看上去是这样。”

“那小妞儿是谁？”

“是我女儿。”

“你撒谎——她不是。”

“对不起，你说什么？”

“我是说：七月里很热。她母亲在哪儿？”

“死了。”

“是这样。对不起。顺便说一声，你们俩明儿何不跟我一块儿吃午饭。那伙讨厌的人到那时就都走了。”

“我们也走了。晚安。”

“对不起。我醉了。晚安。你的那个孩子需要好好睡一阵子。睡眠像一朵玫瑰，正如波斯人所说的那样。抽烟吗？”

“现在不抽。”

他划了根火柴，但因为他醉了，或者因为有风，火苗照亮的不是他，而是另一个人，一个很老的老头，是一个老旅馆中的那种常客——跟他坐的白色摇椅。谁都没说什么，黑暗又回到了原处。接着，我听见那个老人咳嗽起来，吐出一些叫人感到毛骨悚然的黏液。

我离开门廊。总共至少已经过了半个小时。我该去喝口酒的。紧张开始产生了影响。假如一根小提琴弦也能感到疼痛，那我就是这根琴弦。不过，露出急急忙忙的样子会很不得体。在我穿过旅馆大厅角落上的一群站着不动的人时，有道耀眼的亮光忽然一闪——于是满面笑容的布雷多克大夫，两个佩戴着兰花的主妇，那个穿白衣服的小姑娘，大概还有在那个像新娘似的小妞和着魔的教士之间侧身走过的龇牙咧嘴的亨伯特·亨伯特，全都变得名垂千古——就小城镇报纸的质地和印刷可被视作传诸久远而言。一群嘁嘁喳喳的人聚在电梯旁边。我选择了从楼梯走上楼去。342号房间就在太平门旁边。你还可以——但是钥匙已经插到锁里，接着我进了房间。

二九

浴室的门半开半掩，里面还亮着灯；除此之外，屋外的弧光灯透过软百叶帘射进一片稀疏的红光。这些交叉的光线划破卧室里的黑暗，展现出下面这番景象。

我的洛丽塔穿着一件旧睡衣，侧身躺在床的中央，背对着我。她那薄薄盖住的身体和光胳膊光腿形成一个“Z”形。她把两个枕头都放在她那黑发蓬乱的头下面；一束惨白的光掠过她脊椎骨的顶端。

我立刻脱下衣服，穿上睡衣，速度难以相信地快得就像在电影摄影的场面里，更衣过程给删剪时所暗示的那样。我已经把一个膝盖跪到床边上，洛丽塔忽然回过头来，透过被一道道微光掠过的黑暗目不转睛地看着我。

这是闯进房来的那个人所没有料到的情况。药丸招揽生意的宣传（entre nous soit dit，一个相当卑鄙的勾当），目的在于叫人迅速安睡，就连一大群人也不会把服药的人吵醒，而这会儿，她却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口齿不清地把我叫作“巴巴拉”。巴巴拉穿着我的对她来说未免太紧的睡衣，仍然十分镇定，一动不动，面对着这个说梦话的小人儿。多莉绝望地叹了口气，缓缓地转过脸去，恢复了原来的姿势。至少有两分钟，我在床边神经紧张地等着，就像四十年前那个裁缝带着自制的降落伞准备从埃菲尔铁塔上跳下去时那样。她轻微的呼吸具有睡眠的节奏。最后，我勉强把身子挪到狭窄的床边上，悄悄拉着堆在我冰凉的脚后跟以南的那点儿被褥——洛丽塔抬起头来，目瞪口呆地望着我。

我后来从一位给了我不少帮助的药剂师那儿得知，紫色的药丸甚至都不属于巴比妥酸盐那个庞大崇高的门类。神经病人认为它是一种效果很强的麻醉药，虽然它可能会让一个神经病人入睡，但却依然是一种过于平和的镇静药，不会长时间地对一个尽管疲惫但却依然相当警觉的性感少女产生影响。拉姆斯代尔的那个大夫究竟是个江湖郎中，还是个精明的老骗子，这一点实际上现在和过去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我受了骗。等洛丽塔又睁开眼睛的时候，我意识到不管这种药在下半夜是否还会产生作用，我所依赖的安全措施已不可靠。她的头又缓缓转过去，倒在过高的枕头上。我静止不动地躺在床边，仔细地看着她乱蓬蓬的头发，看着她那隐隐露在外面的半边大腿和半边肩膀的性感少女肌肤上的微光，一面想要根据她的呼吸的速度推测出她睡得有多么熟。过了好一会儿，什么都没有改变，我决定冒险朝那片可爱的、令人发狂的微光挨近一点；可是我还没有挪到它那温暖的外围，她的呼吸就又暂停下来。我有一种讨厌的感觉，觉得小多洛蕾丝完全清醒，只要我用自己肮脏的身体的任何部位碰她，她立刻就会尖声喊叫。读者啊，不管你对我书中的这个心肠软弱、病态敏感、无限谨慎的男主人公多么恼怒，请你可别跳过这必不可少的几页！想象一下我的情况。如果你不去想象，那么我就不会存在；试着辨别出我身上的那种好像母鹿似的品质，在自己邪恶的树林中索索发抖；还是让我们稍微笑一笑吧。不管怎么说，笑笑并没有什么害处。例如（我几乎写成了“列如”），我没有地方好搁我的头，而心口灼热（人们把这种煎熬称作“法国式的”，grand Dieu！）又给我的不适火上浇油。

她又睡熟了，我的性感少女。但我仍然不敢开始我着魔的航行。La Petite Dormeuse ou L'Amant Ridicule.明儿，我要把先前叫她妈妈那么彻底地失去知觉的那种丸药喂给她吃。在汽车上的贮物箱里——还是在那个铰合式手提旅行包里？我是不是应该足足等上一个小时，随后再悄悄向前移动？对性感少女的痴迷狂想是一门精确的科学。实际接触在不多不少的一秒钟里就可以完成。一毫米的间隙在十秒钟里就可以完成。我们且等着看吧。

什么都不像一家美国旅馆那么嘈杂。而且，请注意，这儿还被看作是一家安静、舒适、宾至如归的老式场所——“风雅得体的生活方式”以及诸如此类的各种东西。电梯门开关的哐当声——就在我头东北二十码左右的地方，但听上去却清楚得就像在我左边太阳穴里似的——跟电梯上下的轰响声和嗡嗡声此起彼伏，一直持续到午夜以后很久。每隔一会儿，就在我左耳的正东面（假如我始终仰面躺着，不敢把自己较为邪恶的一侧对着我的同床人那朦胧的臀部），走廊里就会充满欢快、响亮、愚蠢的喊叫以及末尾的一连串道晚安的声音。等这阵嘈杂声过去以后，我小脑正北方的一个抽水马桶又取而代之。那是一个强劲有力、声音深沉的抽水马桶，给使用了好多次。它的汩汩声和冲泻声以及随之而来的长时间的充水声使我身后的墙壁也震动起来。接着，南面哪个人又病得相当厉害，喝酒喝得几乎把命都咳掉了。他房间里的抽水马桶就在我们浴室的隔壁，冲起水来活像真正的尼亚加拉大瀑布。最后，所有的瀑布都停止了，着魔的猎人也都酣畅地睡着了，我却仍然无法入睡，在我西面，窗下的那条林荫道——一条两边都是参天大树、沉静肃穆的高尚住宅区的街道——竟成了轰隆隆地穿过潮湿、刮风的夜晚的巨型卡车穿梭来往的可鄙的通道。

离我和我燃烧的生命不到六英寸远的地方，就是朦朦胧胧的洛丽塔！经过漫长的一动不动的守候，我的触角又朝她移去。这次，床垫吱吱嘎嘎的声音并没有把她吵醒。我设法把我贪婪的身躯移得离她那么近，因而我都能感到她那裸露的肩膀的气息像一股暖气拂到我的脸颊上。随后她突然坐起身来，气喘吁吁，用不正常的飞快的速度嘟哝着什么关于小船的事，用劲拉了拉被单，又重新陷入她那香甜、黑暗、年轻的昏睡中去了。在她酣睡着翻动身子的时候，她的一只新近赤褐色的如今月白色的胳膊横打到我的脸上。有一刹那，我抱着她。她从我搂抱的阴影中脱出身去——她这么做并无意识，也不用劲，也不带有任何个人的反感，只发出一个要求正常休息的孩子的那种平常的哀怨的嘀咕。一切又恢复原状：洛丽塔弯曲的脊梁骨对着亨伯特，亨伯特用一只手托着头，给欲望和消化不良弄得浑身发烧。

消化不良逼得亨伯特要到浴室去喝一口水；我知道，也许除了牛奶配小萝卜以外，这是对我的病症的最有效的药物。等我再回到那个奇异的、充满一道道惨淡的光线的堡垒中（洛丽塔的新旧衣服以各种不同的着魔姿态搭在那儿的一件件看去似乎模模糊糊地在飘浮的家具上），我那不好对付的女儿坐起身来，用清晰的声调也要水喝。她用模模糊糊的手接过那个富有弹性的、冰凉的纸杯，感激地一口喝下了杯里的水，她的长长的睫毛正对着纸杯，随后，小洛丽塔做了一个比任何肉体的爱抚更令人销魂的娇憨动作，在我的肩膀上擦了擦她的嘴。她重新倒在她的枕头上面（趁她喝水的时候，我已经把我的枕头抽了出来），马上又睡着了。

我不敢再给她吃一颗那种药，心里并没有放弃希望，以为第一颗药仍然会叫她睡得很熟。我开始把身子朝她移去，作好接受任何失望的准备，心里知道我最好继续等待，但又无法等待下去。我的枕头上散发出她头发的气味。我朝着我那隐约闪现的宝贝儿移过去，每当我觉得她动了或正要动的时候便停下来，或者后退。从仙境吹来的一丝微风已经开始影响我的思绪。当时，我的思绪似乎潜伏在斜体字当中，仿佛反映出我思绪的水面被那阵风的幻影吹皱了。我的意识一次次地朝相反的方向折叠，我那不断挪动的身体进入了睡眠的境界，又摆脱出来，有一两次，我发现自己迷迷糊糊地发出一阵凄凉抑郁的鼾声。温柔的薄雾笼罩着渴望的群山。时而，我觉得那个着魔的猎物就要跟这个着魔的猎人在半路上相遇，她的臀部在一片遥远的、传说中的海滩上那些松软的沙砾下正缓缓地向我移来。接着，她那泛起波纹的朦朦胧胧的身体就会动上一下，我就知道，她比任何时候都离我更为遥远。

我相当详细地叙述那个遥远的夜晚的激动和摸索，只是因为我坚持想要证明我现在不是、过去也从来不是，而且过去也绝不可能是一个蛮横的恶棍。我悄悄穿过的那些温和朦胧的境地是诗人留下的财产——不是罪恶的渊薮。假如我达到了我的目标，我的狂喜便会化作全部的柔情，成为一个内心燃烧的实例；这种内心燃烧的热力，即使在她完全清醒的时候，她也几乎感觉不到。可是我仍然希望她会逐渐陷入完全的昏睡之中，这样我就可以在她身上体味到更多的东西，而不只是那么一丁点儿。因此，在作出试探的接近中间，由于混乱的视觉把她转变成斑驳的月光或一片蓬松的开满花儿的灌木，我总梦想着自己重新恢复知觉，梦想着自己躺在那儿等待。

在午夜过后的那几个小时里，那个不安定的旅馆的夜晚出现了暂时的平静。四点左右，走廊里厕所的抽水马桶像小瀑布似的响了起来，接着门也乒乒乓乓。五点刚过，一番发出回声的滔滔不绝的议论便分为几次从一个院子或停车场上开始传来。其实那不是一番滔滔不绝的议论，因为讲话的那个人每隔一会儿就停下来，（大概是）听另一个人说话，只是那另一个人的声音我听不见，因此从听到的那部分话语得不出什么真实的意义。然而，那乏味的语调却带来了黎明。房间里已经充满了淡淡的紫灰色，好几个勤劳的抽水马桶也一个接一个地开始工作。哐当哐当和嘎嘎作响的电梯开始接送早起上楼和下楼的客人。我可怜地打了几分钟瞌睡，梦见夏洛特成了一个绿水池里的美人鱼，而在走廊里的什么地方，博伊德博士用圆润的嗓音说，“你们早上好”，鸟儿在树上飞来飞去。接着，洛丽塔打了一个呵欠。

陪审团冷漠的女士们！我原来以为要过好几个月，也许要过好几年，我才敢对多洛蕾丝·黑兹暴露出我的真面目；可是六点钟的时候，她已经完全清醒，到了六点一刻，我们实质上已经成了情人。我来告诉你们一件十分奇怪的事：是她勾引了我。

听到她清早打的第一个呵欠，我立刻假装侧脸睡得很香。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她发现我睡在她的身旁，而不是在另一张床上，会不会感到震惊？她会不会拿起她的全部衣服，把自己锁在浴室里？她会不会要求立刻把她送到拉姆斯代尔——送到她母亲的床边——或者送回营地？可是我的洛是一个淘气的小妞儿。我感到她的眼睛紧盯着我。等她终于发出她的那种可爱的格格的欢笑声的时候，我知道她的眼睛一直充满笑意。她滚到我的身旁，她那暖烘烘的褐色头发拂到了我的锁骨上。我不大成功地装着刚醒过来。我们平静地躺着。我轻轻地抚摸她的头发，我们轻轻地接吻。叫我神思昏昏、相当窘困的是，她的吻具有一种相当有趣的紧张、试探的精妙的意味，这使我断定她在很小的年龄就经过一个小女同性恋的指点。一个叫查利的男孩子不可能教她那一套。好像想看看我是否尽兴，是否学过这一课，她缩回身去，细细打量着我。她的颧骨发红，饱满的下嘴唇闪闪发光，我马上就要崩溃了。突然，在一阵粗野的欢快声（性感少女的特征！）中，她把嘴凑到我的耳边——但有好一阵子，我的头脑无法从她那炽热的惊雷似的耳语中辨别出什么话来。她又哈哈大笑，拂去脸上的头发，又把话说了一遍。等我听明白她暗示的事情后，我渐渐颇为奇特地领悟到自己生活在一个崭新的、新得荒诞的梦境中，没有什么事在那儿是不可行的。我回答说我不知道她和查利玩过什么游戏。“你是说你从来没有——？”她的脸蹙了起来，厌恶不信地睁大眼睛望着我。“你从来没有——”她又开口说道。我趁空用鼻子去闻闻她。“别这样，好吗？”她带有鼻音地嘀咕道，迅速把她褐色的肩膀从我嘴边移开。（除了接吻或赤裸裸的交欢，她把所有的亲热爱抚看作不是“浪漫的胡搅”，就是“反常变态”——有很长一段时期，一直如此，这种方式相当古怪。）

“你是说，”她跪起身子，对着我，追问道，“你是个孩子的时候从来没有干过这种事吗？”

“从来没有，”我相当坦率地答道。

“好吧，”洛丽塔说，“那么我们就从这儿开始。”

可是，我不想详细描述洛丽塔的放肆，叫有学问的读者感到厌烦。只说我在这个漂亮的、几乎还没有发展成熟的年轻姑娘身上没有看到一丝端庄稳重的痕迹，也就够了。现代的男女同校教育、青少年的风尚、营火旁的欢宴等已经叫她这样的姑娘不可救药地彻底堕落了。她把那种赤裸裸的行为只看作不为成年人所知的年轻人的秘密世界的一部分。成年人为了传宗接代所做的事跟她毫不相干。我的生命被小洛用充满活力、切合实际的方式操纵着，仿佛那是一个与我无关的没有知觉的精巧的装置。虽然她急于想让我对粗暴的少年世界获得深刻的印象，但却并没有对一个孩子的生活跟我的生活之间存在的某些差异作好准备。只是出于自尊心，她才没有放弃；因为处在那种不寻常的困境中，我装着十分愚蠢，由她任意摆布——至少在我还能忍受的时候。可是说实在的，这些都是不相干的问题。我对所谓的“性行为”压根儿就不在意。任何人都可以想象那些兽性的成分。一项更大的尝试引诱我继续下去：一劳永逸地确定性感少女危险的魔力。

三〇

我不得不谨慎小心地行走。我不得不低声说话。噢，你这老练的犯罪报道的记者，你这神情严肃的老引座员，你这一度颇受欢迎的警察，在给学校门前的那个十字路口增光添彩了多年以后，如今却遭到单独监禁，你这靠一个男孩子读书给你听的不幸的荣誉退休教授！让你们这些家伙狂热地爱上我的洛丽塔，这绝不成，对吧！如果我是一个画家，如果“着魔的猎人”的管理人员在夏季的一天失去理智，委派我用我自己创作的壁画重新装饰他们的餐厅，那么下面就是我可能会设想出的画面，让我列出一些片断：

壁画上会有一片湖水。在火红色的花朵中会有一座凉亭。会有一些自然风景画——一头老虎追赶一只极乐鸟，一条令人窒息的蛇完全缠绕住小猪剥了皮的躯干。会有一位苏丹，脸上现出巨大的痛苦（可以说跟他做出来的爱抚并不相符），正在帮助一个臀部好看的小奴隶爬上一根缟玛瑙的柱子。会有出现在自动唱机的乳白色两侧的那些性腺灼热的亮晶晶的液滴。会有中级小组的各种营地活动：划独木舟，跳库朗特舞，在湖边的阳光下梳理鬈发。会有白杨树和苹果树，星期天的郊外风光。会有一块火蛋白石在一个泛起阵阵涟漪的水池中融化，最后一次震颤，最后一次敷色，刺眼的鲜红，令人难受的粉红，一声叹息，一个畏缩的孩子。

三一

我尽力把这一切描述出来，倒并不是为了在我目前无限的痛苦中重新经历一次，而是为了在那个奇特、可怕、叫人发狂的世界里——性感少女的性爱中——区分出地狱和天堂。兽性和美感在某一点交融在一起，而我想确定的就是这条界限，但我感到自己完全做不到这一点。为什么呢？

根据罗马法的规定，一个女孩子可以在十二岁结婚，教会采纳了罗马法的这条规定，而且在美国的某些地方仍然心照不宣地受到奉行。十五岁则在无论何处都是合法的。如果一个四十岁的粗野放浪的汉子，经过当地牧师的祝福，又喝了一肚子酒，脱下他那已被汗水浸透的华丽衣衫，把他的阳物猛地插到他那年轻的新娘的体内，两个半球上的居民都会认为这并没什么不对。“在圣路易、芝加哥和辛辛那提这些促进身体成长的温和的气候区域（这所监狱图书馆里的一本旧杂志上这么说），女孩子大概到了十二足岁就成熟了。”多洛蕾丝·黑兹出生在距离促进身体成长的辛辛那提不到三百英里的地方。我只不过顺应自然。我是自然忠实的猎狗。那么为什么我不能摆脱这种恐惧呢？我夺去了她的花蕊吗？陪审团敏感的女士们，我甚至都不是她的头一个情人。

三二

她告诉了我她是怎样失身堕落的。我们吃着没有什么滋味的粉状香蕉、被碰伤的桃子和非常好吃的土豆片，die Kleine把一切都告诉了我。她一边流利而毫无条理地讲着，一边脸上做出许多滑稽可笑的moue。我想我已经说过，我特别记得她喊了一声“哟”后所做的一个苦脸：果冻似的嘴巴向一边咧去，眼睛朝上转动，习惯地既带着可笑的反感和无可奈何的神气，又有着对年轻人意志薄弱的容忍。

她惊人的故事开头先介绍了前一年夏天在另一个营地，一个她说“很不容易参加的”营地上跟她睡在同一个帐篷里的一个伙伴。这个伙伴（“一个受到遗弃的人物”，“有点儿疯狂”，但却是一个“顶呱呱的孩子”）教了她各种不同的手淫方法。开始，忠实的洛不肯把她的姓名告诉我。

“是不是格雷斯·安吉尔？”我问。

她摇了摇头。不，不是的，是一个大人物的女儿。他——

“也许是罗斯·卡迈因吧？”

“不，当然不是。她父亲——”

“那么，大概是艾格尼丝·谢里登吧？”

她咽了一口唾液，摇了摇头——随后才吃了一惊。

“哎，你怎么会知道所有这些姑娘？”

我作了解释。

“唔，”她说，“她们都很坏，学校那伙人里的有些人，但还没有坏到这样。如果你一定要知道，她的名字叫伊丽莎白·塔尔博特，现在她转到一所十分气派的私立学校去了。她的父亲是一个行政官员。”

我怀着一阵难以解释的痛苦回想起可怜的夏洛特过去时常在朋友聚会的闲谈中把这类美妙的趣闻告诉大家，比如“我女儿去年跟塔尔博特家的那姑娘出去远足时”。

我想知道双方母亲是否有哪一位晓得这种女同性恋的消遣。

“当然不晓得，”软弱无力的洛轻声说道，装着害怕而又宽慰的样子，把一只假装颤抖的手紧紧按着胸部。

可是，我却对她异性恋的经历更感兴趣。十一岁时从中西部搬到拉姆斯代尔后不久，她就成了六年级的学生。她所说的“很坏”究竟是什么意思？

噢，米兰达家的孪生姐妹好多年都睡在同一张床上；唐纳德·斯科特这个学校里最蠢笨的男孩跟黑兹尔·史密斯在他叔叔的车库里干了那事；而肯尼思·奈特——班上最聪明的学生——则不论在什么地方，只要遇到机会，就裸露自己的下体，而且——

“让我们来谈谈奎营地吧，”我说。不一会儿，我就知道了全部情况。

巴巴拉·伯克，一个比洛大两岁的体格健壮、肤色白皙、金发碧眼的姑娘，显然是营地上游泳游得最好的孩子。她有一条十分独特的小划子，跟洛一块儿划着玩，“因为除她以外，我是唯一能游到柳林岛去的姑娘”（我想是指一场游泳测验）。七月里的每天早晨——请注意，读者，每个令人愉快的早晨——巴巴拉和洛都在查利·霍姆斯的帮助下，把小划子抬到奥尼克斯或埃里克斯（树林里的两个小湖）去，查利·霍姆斯十三岁，是营地女主任的儿子——而且也是方圆两三英里内唯一的男性（除了一个温顺的、耳朵完全聋了的老杂务工跟一个庄稼汉，他驾着一辆福特牌旧汽车，像种庄稼的人所做的那样，有时把鸡蛋卖给露营的人）。每天早晨，我的读者啊，这三个孩子总抄近路穿过美丽的没有危险的树林，林中充满了青春的各种标志、露水、鸟鸣。在茂密的矮树丛中，洛总给留在一个地点放哨，而巴巴拉和那个男孩则在灌木丛后面交欢。

开始，洛不肯“尝试那是怎么个情形”，但好奇心和彼此间的情谊占了上风；不久，她和巴巴拉就轮流跟那个沉默寡言、粗鄙、阴沉而不知疲倦的查利干起来。查利具有跟生胡萝卜一样多的性的魅力，他炫耀着搜集到的一大堆叫人着迷的避孕用品。他经常从附近的另一个湖，一个面积更大、周围居民更多、被称作克赖马克斯湖（用的就是那座迅速发展的年轻的工厂城镇的名称）的湖面上捞到这样的用品。虽然洛丽塔承认这“有那么点儿好玩”，而且“可以让人容光焕发”，但我很高兴地要说，她对查利的智力和举止十分轻蔑。她的性情也没有给那个淫猥的小恶棍所激发。事实上，尽管“好玩”，我想她的性情只给他弄得有些茫然。

那时已经快十点了。随着欲望的减退，我渐渐有了一种苍白、畏惧的感觉，在我的太阳穴里嗡嗡作响。那是一个灰蒙蒙的、叫人神经疼痛的日子，这种死气沉沉的现实状况助长了我的那种感觉。肤色棕黄、一丝不挂、虚弱无力的洛双手叉腰、（穿着毛皮面的新拖鞋的）双脚分开地站在那儿，她那窄小雪白的屁股对着我，她那板着的脸对着门上的镜子，正透过挂在前额上的一绺秀发毫无新意地对着镜子里的自己扮鬼脸。走廊里传来正在干活的黑人女仆低声说话的声音。不一会儿，她们轻轻地想要打开我们的房门。我叫洛到浴室去用肥皂洗一个十分必要的淋浴。床上乱七八糟，到处都有土豆片的碎屑。她先试穿上两件一套的藏青色的毛料衣服，又试穿上一件无袖衬衫和一条旋动式的格纹裙子，但前一套太紧，后一套又太宽大。我请她动作快一点（那种局面开始叫我感到惊慌），她竟恶狠狠地把我的那些美好的礼物一下子扔到房间角落里，穿上昨天穿的那身衣服。最后她总算打扮好了，我给了她一个漂亮的仿小牛皮的新钱包（我还悄悄在里面放了好几个分币和两个崭新发亮的一角银币），叫她到旅馆大厅去给自己买一本杂志。

“我马上就下来，”我说，“还有，我要是你的话，亲爱的，就不和陌生人说话。”

除了我的那些可怜的小礼物，其实并没有多少东西需要收拾；但我还是迫不得已，花了长得危险的时间（她是不是在楼下搞什么名堂？）去整理床铺，弄得看上去像是一个辗转反侧的父亲跟他顽皮的女儿所丢下的卧榻，而不是一个出狱罪犯跟两三个肥胖的老娼妇恣意放浪的场景。随后，我穿好衣服，叫那个头发花白的侍者上来帮我拿行李。

一切都很顺利。在旅馆大厅里，她正深深地坐在一张填料塞得很厚的血红色的扶手椅中，埋头在看一本装帧俗艳的电影杂志。有个身着花呢衣服、年龄跟我相仿的家伙（那个地方的格调一夜之间转变成一种虚假的、乡绅的气氛），正越过他熄灭了的雪茄烟和过时的报纸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的洛丽塔。她穿着学生穿的白色短袜、两色的浅口便鞋和那件方领口的色彩鲜艳的印花布连衣裙。倾泻而下的一道绿黄色的灯光照出了她温暖的褐色胳膊和腿上的金黄色汗毛。她坐在那儿，漫不经心地高高地交叉着双腿，她那浅色的眼睛掠过字里行间，不时眨上一下。比尔的妻子在他们会面前早就从远处对他表示崇拜。事实上，这个著名的年轻演员在施瓦布杂货店吃圣代的时候，她就经常暗暗对他表示爱慕。没有什么比她那短平的翘鼻子、满是雀斑的脸，或是光溜溜的脖子上那略微发紫的斑点更孩子气的了，那是神话中的吸血鬼在她的脖子上痛饮一顿的结果；没有什么比她无意识地用舌头去舔自己肿胀的嘴唇两旁那玫瑰色皮疹的动作更为娇憨的了；没有什么比阅读有关吉尔的文章更为无害的了，她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小明星，自己会做衣服，喜欢研读严肃的文学；没有什么比那头富有光泽的褐色头发在鬓角处那柔软光润的部分更为天真无邪的了；也没有什么更为自然纯朴的了——可是，假如那个淫乱好色的家伙，且不管他是谁——想想看，他有点儿像我的瑞士舅舅古斯塔夫，古斯塔夫也是一个对le découvert极为赞赏的人——知道我身上的每根神经仍然有着被她的身体——那个装扮成一个女孩儿的长生不死的恶魔的身体偎依挨擦的感觉，那么他会感到多么令人作呕的嫉妒。

脸色红润、肥猪似的斯伍恩先生是否完全肯定我太太没有来过电话？他能肯定。如果我太太打来电话的话，他可不可以告诉她我们已经出发到克莱尔姑妈家去了？他当然会的。我结了账，把洛从椅子上叫起来。她眼睛一直不离杂志地上了车。她给开车送到南边几个街区以外的一家所谓小餐馆，一路仍在看杂志。噢，她胃口不错，吃的时候甚至把杂志放到一边，但她平时那种欢快的样子被一种古怪的无精打采的神气所取代。我知道小洛有时脾气很坏，因此我鼓起勇气，张嘴笑了笑，等着她高声喊叫。我没有洗澡，没有刮脸，也没有去出恭。我的神经十分紧张。我不喜欢我的小情人在我想要随便闲聊的时候做出的那种耸起肩膀、张大鼻孔的样子。菲利斯到缅因州去和她的父母团聚前知道内情吗？我面带微笑地问。“嗨，”洛做了个哭丧的鬼脸说，“我们还是不谈这事吧。”我又接着想要——也没成功，不管我怎么咂嘴——引起她对那幅公路图的兴趣。让我提醒我的耐心的读者，洛就应当学习你的这种温顺的脾气，我们的目的地是那个欢乐的市镇勒平维尔，就在一所假设的医院附近。这个目的地本身就是完全随意选定的一处（唉，就像以后那么许多目的地一样）；我战战兢兢，不知道怎样才能使整个安排显得合理可信，而且等我们看完勒平维尔上演的所有影片以后还能编出别的什么合理可信的目标。亨伯特越来越感到不自在。那是一种相当特殊的感觉：一种受到压抑、令人局促不安的紧张的感觉，好像我正跟自己刚杀死的一个人的小小的鬼魂坐在一起。

洛回到汽车上去的时候，脸上掠过一种痛苦的神情。等她在我旁边坐下的时候，脸上又掠过了这种神情，显得更加意味深长。无疑，她为了让我知道才又这么做的。我傻乎乎地问她怎么回事。“没什么，你这粗暴的家伙，”她回答说。“你什么？”我问道。她没有作声。我们离开了布赖斯兰。平日很爱开口说话的洛一声不响。我的后背上好像有不少冷冰冰的惊慌的蜘蛛在往下蠕动。这是一个失去父母的孩子。这是一个孤苦伶仃的孩子，一个完全无家可归的儿童，而一个四肢粗壮、气味难闻的成年人那天早上竟然劲头十足地跟她干了三次。且不管毕生所抱的梦想的实现是否超过了原来的期望，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确实做过了头——陷入了一场噩梦。我一直粗心大意、卑鄙愚蠢。让我相当坦率地说一下：在那片黑暗骚动的底层某处，我又感觉到欲念的蠕动，我对这个可怜的性感少女的欲望竟然这么强烈。跟一阵阵的内疚混杂在一起的是一个叫人十分痛苦的念头：等我一旦找到一段合适的可以不受打扰地把车停下的乡间道路时，她的这种情绪可能会阻止我再次向她求欢。换句话说，可怜的亨伯特·亨伯特非常不快活，他一边平稳地、茫然地驾车朝勒平维尔驶去，一边不断苦苦思索，想找一句俏皮话说，好在这句机敏的话儿的遮掩下大胆地转向他的同座。然而，倒是她后来打破了那阵沉默：

“啊呀，一只压扁了的小松鼠，”她说，“真可惜。”

“是啊，可不是吗。”（急切的、满怀希望的亨说。）

“我们在下一个加油站停一下吧，”洛继续说，“我要到厕所去一下。”

“你要停在哪儿我们就停在哪儿，”我说。接着，在一片荒凉、秀丽而盛气凌人的小树林中（大概是橡树，美国的树木那么大小的时候，我还说不出个名称）开始充满生气地回响起我们汽车奔驶的声音，右首有条长满羊齿草的红土路在斜伸进那片林地前转了向。于是我提议我们也许可以——

“朝前开，”我的洛尖声叫道。

“行。不要着急。”（泄气了，可怜的畜生，泄气了。）

我朝她瞥了一眼。谢天谢地，这孩子露出笑容。

“你这傻瓜，”她说，一面甜甜地朝我笑了笑，“你这讨厌透顶的家伙。我本是个生气勃勃的姑娘，瞧瞧你都对我做了些什么。我应该把警察找来，告诉他们你强奸了我。噢，你这肮脏的、肮脏的老家伙。”

她只是在开玩笑吗？她的愚蠢的话中带着一种不祥的、歇斯底里的声调。不久，她嘴里发出咝咝的声音，开始抱怨疼痛，说她无法坐着，说我把她体内什么地方戳伤了。汗水沿着我的脖子往下流淌，我们差点儿把一个翘着尾巴穿过大路的小动物轧死，我那脾气暴躁的同伴又骂了我一句。我们在一个加油站停下汽车，她一句话也没说就钻了出去，很长时间都没回来。有个鼻子摔破了的年长的家伙慢吞吞地、仔细地给我擦了擦挡风玻璃——各个地方，这类人的做法都不一样，用具从麂皮揩布到肥皂刷都有，而这个家伙用的是一块粉红的海绵。

她总算露面了。“喂，”她用那种深深刺痛了我的冷漠的声音说，“给我几个银币和镍币。我想给住在那家医院里的妈妈打个电话。号码是多少？”

“坐进车来，”我说，“那个号码你不能打。”

“为什么？”

“坐进车来，关好车门。”

她坐进汽车，砰的一声关上车门。那个老加油工对她露出笑容。我驾车转上公路。

“要是我想给妈妈打个电话，为什么不行呢？”

“因为，”我回答说，“你妈妈死了。”

三三

在勒平维尔那个欢乐的市镇上，我给她买了四本连环画、一盒糖果、一盒卫生巾、两罐可口可乐、一套修指甲的用具、一个夜光面的旅行钟、一个上面嵌了一块真黄玉的戒指、一把网球拍、一双白色高帮旱冰鞋、一副双筒望远镜、一个手提收音机、口香糖、一件透明的雨衣、太阳眼镜，又添了一些衣服——看了叫人心醉神迷的衣服、短裤、各种各样的夏天穿的连衣裙。在旅馆里，我们要了两间房，但是半夜里她呜咽着跑进我的房间。我们又温情脉脉地和好了。你们知道，她实在没有别的地方可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