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来，我们在上海这城市里，都像是个外来户。我们没有亲眷，在春节这样以亲眷团聚为主的假日里，我们只能到一些“同志”家中去串门。我们家的小孩子和这些“同志”家的小孩子在一起玩，我们使用的语言不是上海话，而是一种南腔北调的普通话。这样的语言使我们在各自的学校和里弄里变得很孤独，就像是乡巴佬似的。当然，假如是在上海的徐汇区，事情就又是一番面目。徐汇区是“同志”们比较集中的区域，许多重要的学校里，是“同志”的孩子们的天下，普通话是他们的日常语言，假如有谁说上海话，就会归于“小市民”之流。“小市民”在那里受到普遍的歧视。在上海城市边缘的有些区域，比如杨浦、普陀，则又是以苏北话为主，纪念着他们在战乱与饥荒中离开的故乡。他们是撑着船沿了苏州河进上海的一群，在上海的郊野安营扎寨，形成部落似的区域。在那里的学校，倘若不说苏北话，便将遭到排斥。这就是上海这城市的语言情况。我们是属于那一类打散在群众中间的“同志”，我们居住在最典型的上海的区域：卢湾区。这使得我们必须学习说上海话，不会说上海话使我们很自卑。从整体上说，像我们这些“同志”是打着腰鼓扭着秧歌进入上海的。腰鼓和秧歌来源于我们中央政权战斗与胜利的所在地延安，延安这山沟沟里的小东西后来成为上海最主要的一条东西大道的命名。而个别到我们家，再个别到我们家的我——一个“同志”的后代，则是乘了火车坐在一个痰盂上进的上海。据说未满周岁的我当时正拉稀，进上海的第一个晚上，就去了某医院的急诊间，打针引起的哭嚎声惊破了上海的优雅的夜空。
在有了记忆之后，上海就以其最高尚和最繁华的街道的面目出现在孩子我的眼睛里。这条街道以那场最具关键性的战役为名。这场战役决定了我们的政权挺进中原，又渡长江，从野到朝。一个同志和他的后代居住在这条街道上，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这是一条美丽的街道，两侧有茂盛的法国梧桐，人行道铺着整齐的方砖，橱窗里琳琅满目，五光十色，马路中间有一条铁轨，走着叮当作响的电车。这个孩子在她有了记忆的日子里，就喜欢上了这条街道，与它形影不能分离。她一来到她家弄口，面对了这条街道，喜悦的心情就一点一点滋生。人群与车辆永不停息地流淌，生气勃勃，喜气洋洋。太阳照耀在建筑物上，阳光变成有实体的存在。街道的美丽就在这里，那就是把抽象的自然物变成具体的实物，它给无形的东西做了一个盛器，使之变成有形的了。比如阳光；还比如电——那本来在雷雨之夜转瞬即逝的东西，在此成为夜晚的辉煌装饰，这使世界得到根本性的改观；再比如空间，街道具有给空间命名的特性，本是混沌无状的空间被街道切割得又整齐又清楚，好辨别好称呼。这其实是使人对世界的认识来个大改变，这使人认识世界有了现实的依凭。从前，认识世界是像参禅一样。从前，描述世界也总是用“混沌”这样的字眼。比如以色列人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叫人摸不着头脑。中国神话中的盘古，说是执一柄大斧，开天辟地，究竟是怎样的天与地，中国神话也含糊了过去。然而，城市的街道却把这混沌的世界弄清楚了。它们划分了平面，建筑物进一步规划了空间，从此，一切就都有了名目。这些平面与空间的划分富有秩序感和节奏感，具有严格的合理性，呈现出严格的逻辑的美感。由此出发，我便以为像我们这样生长在城市以观赏街道为乐事的孩子，是有一个具体化的头脑。我们善于领略具体的景物，不喜欢抽象的东西。其间的区别有点类似中西方的画派。我们喜欢实事求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的油画；而国画的那种空白的理论，要我们从空白中去想象无穷的存在，是打死我们也做不到的。而我们还具备逻辑性的归纳概括能力，我们会从一般性的事物中去推论出特殊的性质，又从特殊性的事物中去推论出一般的性质。举个例子：根据一个苹果加一个苹果等于两个苹果的特例，我们可推论出一个香蕉加一个香蕉等于两个香蕉而最终理解为一加一等于二的普遍规律，我们决不会在“一个苹果加一个苹果”上吊死。反过来，我们也可以从“一加一等于二”的普遍规律出发，应用到苹果香蕉及一切个别事物上去。所以，在我们的城市上海，计算的人才层出不穷，计算是逻辑能力的一个代表。再因此，像我们这样的孩子所匮乏的东西便可一目了然，那就是想象力了。这就是我们的城市上海特别缺乏诗人，即便有也不成器的最重要原因。我们极少数的“小猫三只两只”的诗人，也都是从街道的夹弄里生长出来，就好像一颗乡下的草籽，很偶然很奇遇地落到了墙缝中，风吹日晒，最后长出了一株狗尾巴草。
这个坐在痰盂上进入上海的孩子，和其他孩子一样，喜欢具体的事物，善于推论，又有想象力，惟一有点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在春节这样的传统假日里，别的孩子都去走亲戚家，而孩子她只能走“同志”家，这时候她会有一点寂寞，有一点孤独。她觉得自己和大多数人都不同，人家有的她没有，这使她产生了一种外来户的心情，好像她是硬挤进人家的地方似的。什么才是她的地方呢？孩子她渐渐还发现这城市中有许多街道是她所未涉足过的，比如说老城隍庙。站在她生活的街道上，想象一座庙是不可能的，她对庙这样东西毫无经验可言，而她同志式的父母从未带她去过老城隍庙。有邻家的男孩向她炫耀从老城隍庙买来的香烟牌子，上面画着面目狰狞的古人，一个又一个。老城隍庙因此便有了恐怖的神秘色彩。还有玻璃弹子，那样子的光溜溜的、在男孩肮脏的手指间准确弹射的弹子，会使孩子她心里生出一种暗淡的甚至有些猥亵的感觉。过了许多年之后，孩子她做了一个作家——像我们这样没有想象力的孩子怎么会做一个作家？这作家是不是那作家？我想，孩子她多年后做了作家，根源就在当人家去走亲戚家，孩子她只能走“同志”家，她心感寂寞时，得到了一个冥思的机会，这机会就像墙缝里的狗尾巴草一样露了头。总之，她后来做了作家。这时候，她再回想幼年时，从邻家男孩顽劣的游戏中透露过来的老城隍庙的气息，其实就是历史的气息。历史这样的字眼，对孩子她是陌生的，对这城市街道上所有的孩子都是陌生的。等他们到了读书的年龄，这字眼便成了一门功课的概念，这就更糟了，这说明他们对“历史”这字眼的认识走上了歧途，并将越走越远，尤其是那些“历史”得满分的学生，这和“南辕北辙”的道理相同。
在孩子她成长为一个作家的过程中，她总是对老城隍庙心怀向往，她常常有意无意地选择老城隍庙附近的地方去做她的事情。比如当她需要调查学校的时候，她就去老城隍庙旁边的小学校。当她接近老城隍庙的时候，她会想起时间这一个问题。时间只有当它过去了的时候，才会体现出来，因为它会留下痕迹。孩子她生活的那条街上，只有现在，现在是一个点，而时间的特征是线，未来则是空白，时间无所依存。孩子她一旦注意到时间，就会有一些奇异的感动，她沉寂的想象力受到了刺激。她觉得走在老城隍庙附近的人，面目都带有沧桑的感觉，可是谁会对她说呢？谁认识她呢？外来户的感觉又一次升上心头。孩子她其实特别愿意和人交朋友，却很少机会，白天人们都不在家，夜晚敲人家的门很不礼貌，街上的人都是过客，行色匆匆。她语言已经掌握得很好，将这种不上书面的语言说得滚瓜烂熟，可是这丝毫没有减轻她的孤寂。孩子她如果不做作家问题倒不大，问题就在于她做了一名作家，她需要许多故事来作她编写小说的原材料，原材料是小说家的能源问题。孩子她觉得自己作为一个作家非常倒霉，她所在的位置十分不妙。时间上，她没有过去，只有现在；空间上，她只有自己，没有别人。这样，她新旧故事都没有，寻找故事成为她的苦事一桩。她有时候去远处旅行，有时候则一头扎进故纸堆中。渐渐地，她就有些模糊了目标，故事不故事对于她不再那么重要，她的注意力转移到另一个问题上，那就是：孩子她这个人，生存于这个世界，时间上的位置是什么，空间上的位置又是什么。这问题听起来玄而又玄，其实很本质，换句话说，就是，她这个人是怎么来到世上，又与她周围事物处于什么样的关系。孩子她用计算的方式将这归之于纵和横的关系，一切就都简单多了。前面已经说过，这个城市里的孩子都具有逻辑头脑，推论对他们不在话下。再后来，她又发现，其实她只要透彻了这纵横里面的关系，就是一个大故事。这纵和横的关系，正是一部巨著的结构。现在，一部巨著的结构已经有了，别的就都好说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