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俄国讽刺作家尼古拉·华西里耶维奇·果戈理，一八〇九年四月一日出生于乌克兰密尔格拉得县的索罗庆采镇。果戈理父亲蛰居乡间，管理自己的田庄，写作诗歌与喜剧；母亲笃信宗教，祖母对古时查波罗什哥萨克的事迹、习俗十分熟悉，她们常讲故事给小果戈理听；当地的集市也常常吸引果戈理去观看。童年的果戈理就生活在这种环境里，他对父亲的喜剧的演出十分喜爱，同时乌克兰农村风俗与绚丽的草原景色，哥萨克的古老传说与地主庄园生活，也给他留下了丰富的印象。
十九世纪初俄国在卫国战争中打败了拿破仑，随之俄国解放运动的声势日益高涨，反对沙皇与专制农奴制的自由思想十分流行。普希金等诗人的诗作广为传诵，它们歌唱自由、反抗暴政、颂扬献身精神。这对在中学学习的果戈理影响很深，他认定自己将来要为社会伸张正义。
中学毕业后，果戈理来到彼得堡，一种新的都市生活展现在他眼前。他当过文牍小吏，生活困顿，闲暇之余开始创作。一八三〇年果戈理刊出小说《圣约翰节前夜》，诗人茹科夫斯基读后大为欣赏，并约见了他，从此两人成了莫逆之交。一八三一年和一八三二年果戈理出版了《狄康卡近乡夜话》第一、二部，《夜话》大都根据乌克兰民间传说写成，吸取了民间狂欢文化的营养，充满欢快、幽默的笑声，歌颂劳动人民的智慧、勇敢、情爱和热爱自由的性格，嘲弄邪恶势力的愚昧。一八三五年果戈理出版《小品集》和《密尔格拉得》，其中有著名的《旧式地主》《塔拉斯·布尔巴》《涅瓦大街》《肖像》《狂人日记》和《鼻子》等。与早期作品相比，这些作品在题材上有新的开拓，思想上更趋成熟，风格上有重大发展，幽默的笔调与揭露社会丑恶相结合，在思想容量上更为深广。当时别林斯基独具慧眼，一下就看到了果戈理作品的独创精神，称果戈理是继普希金之后的“文坛的盟主”“诗人的魁首”。
写作小说时，果戈理就在尝试喜剧的创作。一八三五年春之前，他写了《三等符拉基米尔勋章》《婚事》等喜剧。一八三五年普希金将自己搜集的《死魂灵》素材交给了果戈理，而这时果戈理正迷恋于喜剧创作，要求普希金再给他提供这方面的题材。普希金当真又给他叙述了一则荒诞的见闻。于是果戈理在两个月内创作出了著名的喜剧《钦差大臣》。果戈理后来在《作者自白》里写道：“我决定在《钦差大臣》中，将我其时所知道的……俄罗斯的一切丑恶，集成一堆……集中地嘲笑它一次。”作家认为，喜剧应是笑的艺术，而笑是一种伟大的艺术；要使那些霸道专横的人见了噤若寒蝉，这实际上就是讽刺艺术。《钦差大臣》揭示了俄国黑暗王国的真实图景，它的有力的讽刺倾向，使俄国的喜剧艺术发生了重大转折。
长篇小说《死魂灵》的创作在《钦差大臣》写作之前就已开始，前后经过四次修改，历时七年之久。果戈理在给普希金的一封信里说，这“将是一部卷帙浩繁的长篇小说，而且它也许会使人发笑……我打算在这部长篇小说里，即使只从一个侧面也好，一定要把整个俄罗斯反映出来”。一八四二年初，书稿遭到莫斯科审查机关的否定，后来经过别林斯基的斡旋才得以在彼得堡出版，但按审查机关的无理要求只得删去个别章节。《死魂灵》第一卷问世，立刻引起了争论，有人把它贬得一无是处，有人又不恰当地把它誉为当代的《伊利昂纪》。后来的十多年间，果戈理写有《外套》《作者自白》《与友人书简选》等，但作家主要是在朋友的争论和对立、宗教思想和生活的烦扰以及精神病痛的不断发作中度过的。一八五二年三月四日果戈理去世，终年四十二岁。
《死魂灵》的出现是俄国文学中的一件大事，赫尔岑曾回忆说，小说的出版“震动了整个俄国”。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是俄国社会、经济发生重大变动的时期。由于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地主庄园纷纷破产，农民的灾难不断加深，封建农奴制的危机日渐严重。果戈理说：“现在，我们比过去任何时候更感觉到：世界正处在旅途中，而不是停靠在码头上……”无疑，果戈理以自己的敏锐观察力，捕捉到了社会变动的信息，但俄国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俄国，未来又会是什么样子，这正是作家想在《死魂灵》中着意描述的。
《死魂灵》描写的故事是一个惟利是图的生意人乞乞科夫来到某市，交结省长、民政厅长、警察局长等官僚，然后向该地地主收购已经死去但尚未注销户口的农奴——死魂灵，企图把他们当作活的农奴抵押出去，骗取大笔押金，但在丑事败露之际逃之夭夭。在这部小说里，作家通过对官僚、地主们日常生活的描绘，展现了他们狗苟蝇营、卑琐庸俗、贪婪愚昧的精神世界，以及资本原始积累者的欺骗、讹诈、冷酷、钻营的丑恶行径，给俄国文学带来了前所未闻、震慑人心的新东西，透露了农奴制走向衰落的信息。这些所谓“生活的主人”被剥去温文尔雅的假面具之后，现出了原形，他们原来是群向权力谄媚的奴隶，虐待农奴的暴君；是群饕餮之徒，吞食人民的血肉与生命。小说的这种揭露倾向，曾使当时的俄国有识之士深感震惊，其客观效果也使作者本人大为惊恐，以致在受到保守势力的攻击后，作家竟在小说第二版（1846年）序文中说，书中的许多描写是不正确的、不真实的。但进步的社会舆论却认为果戈理的小说是使俄国文学走向独创性与民族性的重要标志。
《死魂灵》在人物塑造、幽默讽刺的运用和抒情的结合方面，都达到了俄国文学前所未有的高度而独树一帜。在塑造人物性格中，小说同时使用两种方法，一种是以肖像画的方法勾勒人物性格特征与精神面貌，如对玛尼洛夫等几个地主的描写就是如此。另一种是以历史过程来展现人物性格的形成。但无论使用哪种方法，作者都很注意环境对人物性格形成的支配作用，而不像过去的文学仅仅把环境当作人物活动的场所。同时在人物刻画中，作家又十分自觉地强调其个性特征，一旦抓住了这个特征，就充分地加以集中与夸张，把它们推向极限而不失其真，以致使这些典型人物成了俄国文学中的“普通名称”或“泛称”。
其次，作家在小说中淋漓尽致地发挥了幽默与讽刺的才能。果戈理曾谈到，人们对他的创作发表过许多议论，但未能触及其主要特征，他说只有普希金觉察到了。诗人对他说：“还从来没有一位作家有过这样的才华，善于把生活中的庸俗那样鲜明地描绘出来，把凡夫俗子的庸俗，那么有力地勾勒出来，使得所有容易被滑过的琐事，一览无余地呈现在大家眼前。”而幽默与讽刺在这里正是果戈理揭示庸人卑俗的主要手段。这些琐事、人物特征、场景的描写，具有十足的喜剧色彩，它们不仅引起笑声，而且也使人陷入悲哀的沉思，体现出作家内心忧愤之深。
果戈理还善于从荒诞不经的事件中摄取题材，在令人难以置信的事物中发现其合理因素，最大限度地利用事物的偶然性，使之转化为高度的艺术夸张，从中显示出艺术的必然性。买卖死魂灵就是如此，在这一荒诞事件的描绘中，小说显示了多么丰富的内涵！
在这部讽刺小说中作者也安置了好些抒情插叙，读来别有情致，这种情况在俄国文学中是绝无仅有的。这些抒情插叙，是对美好理想的向往，赋予了小说以激动人心的力量。
《死魂灵》开创了俄国文学的新阶段，使现实主义在俄国文学中获得了彻底的胜利。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评述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俄国文学时，曾把它称之为“果戈理时期”，同时指明果戈理奠定的现实主义就是批判现实主义。
一百多年过去了，如今《死魂灵》已译成各种文字而为世人所传诵，成为世界文学中的瑰宝。它所展现的艺术画面，在我们的生活中虽经改头换面，却时有显现。我们今天仍然需要这样的笑与讽刺，这也正是小说使我们感到亲切的缘故。
钱中文
一九九三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