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风光却被雨打风吹去

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了赵宋王朝，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赵匡胤和他的弟弟宋太宗赵光义又相继灭掉了周围割据的几个小国，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和混乱局面，使国家得到了统一。随后，北宋的经济就得到了飞速的发展，迅速繁荣起来。不仅农业因稳定而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城市商业经济也日益繁荣，市民阶层逐渐壮大。以汴京为例，北宋的首都汴京不仅是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也是一个繁华的大都市。据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记载，汴京“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22]，可见汴京在北宋时的繁华程度。经济的发达和繁荣为词的发展、繁荣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

通过兵变取得天下的赵匡胤，不断加强君主集权，在剥夺掉大将们的兵权以后，鼓励他们“多积金帛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宋史·石守信传》），要他们尽情享乐。上行下效，再加之北宋士人又有优厚的俸禄，使得北宋享乐成风。与北宋君民享乐的生活风尚相一致，北宋的娱乐场所空前的繁荣，首都汴京即“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瓦中多有货药、卖卦、喝故衣、探搏饮食、剃剪纸画令曲之类，终日居此，不觉抵暮”[23]。北宋这种享乐的生活风气直接促进了用于娱乐的文学体裁——词的繁荣。词，在北宋受到各个阶层的喜爱，包括皇帝也对词甚是喜爱，亲自制曲、度曲，据《宋史·乐志》载：“太宗洞晓音律，前后亲制大小曲及因旧制创新声者三百九十。”[24]又说：“仁宗（赵祯）洞晓音律，每禁中度曲，以赐教坊。”[25]而且词的群众性和普及性也得到了空前的提高，据《大宋宣和遗事》记载，一年元宵节观灯时，徽宗皇帝一时兴起，与民同乐，命卫士用金杯赏赐观灯百姓御酒。一民间女子与家人走散，在赐酒时，她把金杯揣在怀里，准备带回家，被卫士发现，逮至御前。她即席填《鹧鸪天》词一首，为自己辩解，说明窃杯的原委：“天渐晓，感皇恩，传宣赐酒脸生春。归家只恐公婆责，乞赐金杯作照凭。”徽宗皇帝当即赏赐金杯给这位女子，并派卫兵护送其回家[26]。民间女子都能随口填词，可见词在北宋的普及程度。正是这种种的原因，使得宋代成为词的鼎盛时期。

但是举国上下对词这种文学体裁的接纳，并不意味着他们都会偏爱某种风格的作品。同一时期不同阶层的读者由于文化水平、生活经验、审美观念的不同，他们往往表现出不同的审美趣味，对词的鉴赏存在着明显的审美差异。这一点在北宋民间和士大夫对柳永词与周邦彦词的接受情况中，就表现得非常明显。词是一种起源于民间的合乐可歌的音乐文学，后来随着文人的染指、改造，词逐渐被诗化、雅化，进而发展演变成为文人案头上供阅读的作品，到元初时大部分词作已不可歌，只有少数精通音律的大家的词作在民间的歌妓中还偶尔有人能歌，但也是稀以为贵。当然词在宋代原本是可歌的，因而词在宋代的接受情况与之后其他朝代表现出显著的不同。由于它的可歌性，词作当时并不仅仅依靠纸笔记载和传播，它还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在民间广泛流传，深受民众喜爱的柳永、周邦彦词更是如此。所以，在民间的接受情况是柳、周词宋代接受情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此处的民间指的是区别于文人、士大夫的普通的民众，包括普通的市民、百姓，以及歌妓、乐工等等。而正是由于接受主体的不同，又使得柳永、周邦彦词在同一时期的民间和士大夫中，接受境遇几乎完全不同。风行于北宋民间的柳永、周邦彦词，在士人、词论家那里，一个备受批评，甚至由词及人，仕途为词所累；一个默默无闻，颇受冷落，几乎被无视其存在，真是风光却被雨打风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