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岁岁年年人不同

在共同灭辽的过程中，金朝女真贵族政权充分地感受到了北宋政府的无能，于是在灭掉辽国以后，于1125年11月趁势挥师南下攻打北宋。昏庸的宋徽宗畏敌如虎，匆匆传位于宋钦宗。而宋钦宗并没有好好把握有利因素，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扭转局势，而是继续奉行赵家老祖宗的做法，寄希望于和谈，这无异于与虎谋皮，结果可想而知。在金兵强大的攻势下，宋钦宗只好出城投降。第二年四月，金兵虏走徽、钦二帝北归，建立160多年的北宋政权被颠覆，史称“靖康之变”。“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北宋词坛随之瓦解，国破家亡的惨痛现实也从外部促使词的内容和风格发生了重大变化。靖康之变后，兵荒马乱、颠沛流离的现实经历将士大夫们从倚红偎翠的享乐生活中惊醒，他们把自己痛彻心肺的悲愤与感伤毫无保留地倾注于词的创作中，从而使南宋的词风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在欢歌宴乐的软媚之音中开始涌入金戈铁马的惨烈景象与国恨家仇的民族情感。

南宋政权从一建立，就面临着北方金朝女真贵族政权的威胁，抗金卫国和恢复故土成为时代摆在南宋政权面前的艰巨任务。可是腐朽的南宋政权继续奉行赵家老祖宗的做法，割地求和，苟且偷生，不仅使恢复北方成为一个遥远的梦想，就连现有政权的生存都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宋太祖赵匡胤说得好，“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苟且偷生偷得了一时，偷不了一世，躲过了金政权威胁的南宋政权，却没有逃脱蒙古铁骑的攻势，最终于1279年被蒙古所灭。与时代的要求相一致，南渡之后，表达杀敌复国的愿望与抒发“黍离之悲”、“故国”之思就成为士人们创作的主潮流，而且一直持续到南宋灭亡。不仅诗歌的创作要求关怀现实，词的创作与词论也同样如此，把传统的儒家诗教观更加明确地引入到词的创作和词论中来，就是词坛要求关心现实的体现。南宋词在内容上得到了空前的扩展，家事、国事、天下事都进入到了词中，亡国之痛、报国之志、偏安之恨、民生疾苦都在词中得到抒发和宣泄，几乎达到了无事、无意不可以入词的地步，词彻底成为士大夫抒情言志的工具。其实南宋词坛不论是肯定创作上的“以诗为词”，还是倡导雅词，不论是爱国主义豪放词风的流行还是雅正思潮的流行，其实质都是要求词的创作要与现实联系，要关心现实、关乎世情，这一点也同样体现在南宋的词论中。可以这样说，南宋词的现实性在整个词史上堪称空前绝后，它紧贴历史的脉搏，充分地反映了时代的主潮流，这是南宋词在内容上顺应其所处的时代要求而表现出的独特风格。另一方面，从词自身的发展轨迹来看，南宋词在形式上表现出越来越重声韵格律、重做法技巧的趋势，词的章法技巧、语言等进一步完善，日趋精致、完美，这在词的创作上以姜夔为代表，在词学理论的总结上以张炎《词源》和沈义父《乐府指迷》为代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从纯文学的角度来考察，南宋词学的审美风尚已明显地由北宋的重自然天成转变为重风格技巧、重人工之美，这也是词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由初创到成熟所要经历的日臻精湛完善的必然过程。

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柳永、周邦彦词不仅在民间继续传唱，而且在北宋士大夫中词名隐晦的周邦彦词也逐渐进入了社会上层的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