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定性研究的方法论来源

定性研究方法的核心是，它是一种以“解释”（interpretation），而不是“证明”为目的的方法。定性方法大约有以下的几个方法论来源。

1.理解的概念和解释学

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于对18世纪启蒙主义时期以斯图亚特·米尔和孔德的理性哲学和实证主义方法在人文和社会研究中的广泛应用的怀疑和担心，出现了狄尔泰（Wilhelm Dilthey）称之为“理解”（verstehen/understanding）的概念，即，需要从行为者的角度去理解社会现象。建立在“理解”的概念上的“解释学”（hermeneutics）方法，最初只是被用于古代建筑领域，而最终被应用到对其他文本的解释中。解释学的核心是：要不断地参照文本的情境来解读文本本身。这种方法也可以应用到对任何“意义”的解读之中。

2.民俗学方法论

民俗学（ethnomethodology）方法论是由美国社会学家哈罗德·加芬克尔（Harold Garfinkel）提出的概念和方法。民俗学方法论认为，社会现实是人们相互交往的活动，是相互交往的参与者对现实的社会构造。社会事实不是社会学分析的结果，而是交往者创造的过程自身。此过程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这种方法探求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行为是如何形成的。“方法”在这里不是指科学研究的方法，而是指作为常人、普通人的我们获得认知、采取行动的途径和准则。我们去上课、看电视、与人谈话，这些活动的方式和程序已经被我们熟悉，成为我们“日常”的活动。并且，我们从不会怀疑其他的人也会依同样的方式和程序来完成同样的活动。然而，这恰恰是“民俗学方法论”所关注的问题，即：人们是如何达到这样的认识的？人们是如何将这些表面的方式和程序、秩序看做必然和客观现实或准则的？加芬克尔所代表的民俗学方法论的核心，就是用解释和理解的方法对常识性行动和情景过程进行说明。

3.符号互动学

符号互动学（symbolic interactionism）一种主张从互动着的个体的日常、自然环境去研究人类群体生活的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理论派别。该理论源于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詹姆斯（William James）和米德（George Mead）的著作。

符号互动理论认为：人对事物所采取的行动是以这些事物对人的意义为基础的；事物的意义来源于个体与其同伴的互动，而不存于这些事物本身之中；当个体在应付他所遇到的事物时，他通过自己的解释去运用和修改这些意义。这个解释过程，或者说定义过程，就是一种符号互动。

符号互动理论认为，语言是心灵和自我以及意义形成的主要机制。人的人际符号互动，主要通过自然语言进行。人通过语言认识自我、他人和社会。

符号互动理论不承认有绝对的现实存在。相反，现实是不确定的，也就是说，我们所看到和生活在其中的现实是多重的，永远处于变动之中。现实产生于人与其他社会分子对意义的不断解释和建构的协商和磨合。17

4.文化研究理论

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因其研究内容的丰富而很难用一个定义概括。符号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志研究、文学批评、女权主义理论、后结构主义研究等等一系列理论的一个共同的关注中心，是意义（signification）的建构。可以说，从这些不同的领域和角度研究意义的建构，就是文化研究的核心。

按照文化研究代表人物英国学者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的理解，“文化”是英语中最难以定义的两三个词语之一。18

文化可以是：1）知识、精神和审美的一般过程；2）一个人群、一个时期，或人类整体的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3）知识或艺术活动的产品和实践。19威廉姆斯认为，虽然三种定义密切相关，但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第二种定义是最贴切的。文化是一个综合的生活方式的体系。通过这个体系，人们建构他们的社会活动的意义，这些意义又通过这个体系而世代相传。

文化研究认为，文化的承载者是“文本”。此处的文本泛指承载意义的所有形式、类型和内容。运用文化研究方法研究“文本”时，研究者需要“浸淫”（immersion）到一个文本产生的过程中去，记录这个“浸淫”的过程。

文化研究的另一个共同特点是它们的批判性。文化研究不仅仅将意义的建构看做一种社会现象，而且关注权力在意义建构过程中的作用。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自然化”的研究、葛兰西关于“文化霸权”的概念，都在研究文化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获得统治地位过程中的作用的同时，提出了其价值、权力和经验的权威性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