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晚明小品研究（修订本）
- 吴承学
- 7535字
- 2020-07-09 20:30:54
第二节 唐宋派及艺术家散文
明代中期，散文创作方面出现了一种新的审美倾向，即注重散文的抒情性，并且更加贴近日常生活，淡化了传统古文沉重的格调。呈现出向晚明小品转折的特征，唐宋派散文代表了这种倾向。
“七子”提倡“文必秦汉”，鄙视秦汉以后的散文，一时使明代散文离开了明初以来取法唐宋的传统。但是这一背离，并没有取得多少实绩。在前七子与后七子之间，出现了重新提倡唐宋古文的唐宋派，影响很大。明代散文发展，在总体上又重新回到唐宋散文的轨辙。这种回归，在文学内部，也是晚明小品兴盛的契机之一。
唐宋派代表人物是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等。唐宋派崛起于嘉靖年间，这个时期正值前七子领袖李梦阳、何景明去世。他们的理论和创作，也已经出现明显流弊，逐渐令人生厌；而后七子又尚未形成，文坛上似乎出现了权威空缺时期。于是，唐宋派应运而生。所谓“唐宋派”，正是相对于“秦汉派”（七子）而言的。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复古派，论文标举秦汉，鄙视西汉以后文章。而唐宋派则主张师法唐宋，并以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为师，称为“唐宋八大家”。
唐宋派散文处于明代散文发展转折时期，具有承前启后的独特作用。他们的创作，已经导夫公安、竟陵先路。当然，与公安、竟陵相比，他们身上的传统因袭要多一些。他们一方面强调学习唐宋八大家古文，其散文具有传统古文的深刻烙印；另一方面，他们又强调“本色”，提倡作者要直抒胸臆，不事雕琢。唐顺之说：“近来觉得诗文一事，只是直写胸臆，如谚语所谓开口见喉咙者，使后人读之如真见其面目，瑜瑕俱不容掩，所谓本色，此为上乘文字。”29这种理论，强调“直写胸臆”，强调本色，已是后来公安派“独抒性灵”说之先声。在创作方面，唐宋派开始反映出新的审美特点。他们的创作，已经十分注意文学的个性化、生活化和世俗化；在艺术表现上，直抒胸臆又文从字顺、质朴自然。唐宋派散文可以说呈现了向晚明小品转折的特征。
王慎中（1509—1559）最初受“七子”影响，鄙视秦汉以后文章，后来研读欧阳修等人的文章，极为敬佩，遂改弦更张，力主师法唐宋文章，反对拟古，主张直抒胸臆。他的创作和理论，开拓了一时风气。唐顺之（1507—1560），字应德，一字义修，人称荆川先生。他早年也服膺前七子，后与王慎中交往，接受了他的观点。他既推崇先秦两汉文章，也肯定唐宋文的发展及其长处，主张变佶屈聱牙为文从字顺，所宗对象从秦汉变为唐宋。唐顺之编过一部《文编》，收集先秦两汉文章，也选入大量唐宋文章，目的是让人们能学习唐宋文的开阖首尾、经纬错综之法。唐顺之散文具有相当高的成就。《明史》本传评价其文章“洸洋纡折，有大家风”30。他的散文简雅清深而不事雕琢，其《竹溪记》《信陵君救赵论》等作品都是唐宋派古文的代表作。茅坤（1512—1601）在唐顺之《文编》基础上，编选《唐宋八大家文钞》一书，为学习古文者提供范本和门径，大大扩展了唐宋派的影响。几百年来，此书盛行不衰。
在唐宋派作家中，归有光创作成就最大。归有光（1507—1571），字熙甫，号项脊生，昆山人。归有光先辈曾显赫一时，但到了归有光祖、父辈，已成布衣，家境潦倒。归有光自小聪颖好学，据《明史·文苑传》记载，他“九岁能属文，弱冠尽通五经、三史诸书”31。以归有光的才华，在科举道路上本该一帆风顺，实际却是仕途蹭蹬，久困公车。他十四岁应童子试，二十岁考中第一名。但直到三十五岁，才考取应天乡试第二名。此后，多次考进士都未中，直到嘉靖四十四年（1565），才考中进士。当时，归有光已六十岁了。归有光一生许多精力都用于科举功名之上。在家庭生活方面，归有光也有许多痛苦经历。他幼年失恃，中年丧子女，两次丧妻，饱尝人间悲苦之情。这种艰辛生活经验，积淀在他的散文中，形成了一种哀婉而凄清的独特基调。归有光那些优秀散文，大多以自己的身世和家人、朋友的琐事为题材。清代方苞评价说：“其发于亲旧及人微而语无忌者，盖多近古之文。至事关天属，其尤善者，不俟修饰，而情辞并得，使览者恻然有隐……”32归有光这类作品数量并不太多，却有非同寻常的文学意义。它们以抒情笔调叙事，把日常生活琐事引入载道的古文之中，使古文出现生活化、口语化倾向，风格清新亲切，极大地发展了小品文文体的美学特征。
归有光喜爱《史记》，他说：“性独好《史记》，勉而为文，不《史记》若也。”33这是有自知之明的谦辞。他的文章，总体上和《史记》涵茹万状的气象和格局相去甚远；但笔法变化，不露迹象，而且取材细微，常在人不经意处落笔，琐琐细细，而传神写照，风神摇曳，这正是得益于《史记》。吴德旋在《初月楼古文绪论》中写道：“归震川直接八家。姚惜抱谓其于不要紧之题，说不要紧之语，却自风韵疏淡，是于太史公深有会处……”34归有光的优秀散文，篇幅相当简短，笔意疏淡。他特别擅长抓住生活中那些似乎微不足道的细节来传神写照，抓住生活中似乎不起眼的事物来抒写悠长的情致。这便是姚鼐所谓“于不要紧之题，说不要紧之语”。如《先妣事略》写母亲因深受过多生育孩子之苦，想减少生育，便听信了老妪偏方，一口气吞下二枚生螺，弄到喉咙沙哑，说不出话来。又如写他母亲死时，他们很小，见人哭，也跟着哭，还以为母亲睡着了。后来，家人请画工来画母亲遗像，对画工说：“鼻以上画有光，鼻以下画大姊。”35这些细节，琐琐写来，平易自然，却十分真实动人。《寒花葬志》以一个平凡无奇的生活片断来写一个普通的婢女：
作者只用两个平凡而真切的细节，数笔便刻画出这位天真无邪的女孩形象。全文才一百十二字，但记叙曲尽其妙，缓缓道来，娓娓动人。它既写出了当年温馨的家庭气息，也包含了对于两位逝者的深切怀念以及世事沧桑的感慨。文章虽短，余味无穷。
归有光散文十分注重剪裁和布局，讲究篇章结构。其文章简明扼要，不枝不蔓，深得唐宋散文神髓。如《项脊轩志》，从项脊轩写出一个小家庭历史。文中涉及人物、事情甚多，如项脊轩的环境、伯父、叔父的分家，及以后项脊轩庭中的紊乱、家中的老佣人、家庭显赫的历史、母亲与祖母遗事、妻子到项脊轩后的生活等，头绪纷如，又多是生活琐事。归有光既以项脊轩变迁为主线来取材，又以感情的起伏流动来安排内容，所以脉络明晰，条理清楚，而结构又疏放自如。《项脊轩志》的描写也是以生活细节取胜的。如写他在项脊轩中读书，祖母对他说：“吾儿，久不见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类女郎也？”说完，帮他关上门，自言自语地说：“吾家读书久不效，儿之成，则可待乎？”老人对后辈那种欣赏、疼爱、呵护与期望等复杂的感情，溢然纸上。归有光文章风神摇曳，如此文篇末写道：“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37物在人逝，寓无限感慨于平和叙述之中，大有“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之叹，令人回味不已。
归有光的散文在明代影响很大，甚至有人誉为“明文第一”。归有光指斥过当时文坛领袖人物王世贞，但归有光去世后，王世贞还作了《归太仆赞》。其序说：“先生于古文辞，虽出之自《史》《汉》，而大较折衷于昌黎、庐陵，当其所得，意沛如也。不事雕饰，而自有风味，超然当名家矣。”其赞也说：“千载有公，继韩、欧阳。余岂异趋，久而始伤。”38他不但指出归有光创作的成就与特点，还表示对于归有光的由衷佩服。这种赞扬，来自与归有光处于不同文学流派，又曾被归有光斥为“妄庸巨子”的王世贞之口39，的确不易。
黄宗羲在《明文案序上》说：“议者以震川为明文第一，似矣。试除去其叙事之合作，时文境界间或阑入。”40他认为，归有光古文受到八股文影响，其古文时带有八股的意味。这是事实，但并不足多怪，归有光本身便是明代八股大家。《明史·文苑传》谓：“明代举子业最擅名者，前则王鏊、唐顺之，后则震川、思泉。”41在当时，王鏊、唐顺之、归有光、胡友信并称为八股文“四大家”。受八股文影响，这可以说是明人习文的普遍现象。即便是晚明，许多文人也难以摆脱这种影响。
与唐宋派同时，还有陈束、李开先、赵时春等，与王慎中、唐顺之并称“八才子”。他们的小品创作不囿于唐宋派，各有各的面目、性灵，亦多有可观。唐宋派和“八才子”的出现，使明代小品文出现一种新气象；他们的审美倾向和创作，隐含着公安派某些元素。从他们的创作中，我们已经可以约略听到晚明小品创作高潮即将到来的涛声。
明代中期有几个艺术家值得一提。祝允明、唐寅、文徵明等人，他们虽以书画艺术闻名，但在文学上也卓然自立，不甚倚门傍户，依附什么流派。他们的小品文字，也都自然拔俗，虽无意为文，不求工而大有意趣。他们的人格与作品，对于晚明文人与晚明小品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祝允明（1461—1527）42，字希哲，号枝山，长洲人，弘治五年举人。后连试礼部不第，遂纵情诗酒，落拓自放。与唐寅、文徵明、徐祯卿，并称“吴中四子”。祝允明早慧，五岁就能作径尺字，九岁能诗。博鉴群书，文章有奇气。他思维敏捷，常当筵疾书，思若泉涌。而其书法，更是名动海内。祝允明生活作风放荡不羁，《明史·文苑传》说他：“好酒色六博，善新声，求文及书者踵至，多贿妓掩得之。恶法礼士，亦不问生产。有所入，辄召客豪饮，费尽乃已。”43祝允明平生放诞自负，而持论激烈，其思想颇有异端色彩。比如，他在《祝子罪知录》中说，汤武非圣人、伊尹为不臣、孟子非贤人、武庚为孝子、管蔡为忠臣、庄周为亚孔子一人、严光为奸鄙等，都与传统观念截然不同。其思想的放任自由，启晚明名士之风。清王弘撰《山志》卷六“罪知录”条：“祝枝山，狂士也。著《祝子罪知录》，其举刺予夺，直抒胸臆，言人之所不敢言。亦间有可取者，而刺汤武、刺伊尹、刺孟子及程、朱特甚，刻而戾，僻而肆，盖学禅之弊也。乃知屠隆、李贽之徒，其议论亦有所自，非一日矣。圣人在上，火其书可也。”44这里，把祝允明的言论，看作是李贽和屠隆理论的先驱，视为异端邪说，正说明祝允明的特殊影响与地位。
祝允明创作之时，李、何主持文坛，倡复古之说，而祝允明不为风气所染，自成一家。虽然他最突出的成就在于书法艺术，但亦能诗文。其小品文，甚有可观者。他著有《怀星堂集》，此外还有《祝子罪知录》《浮物》《读书笔记》《野记》《前闻记》《志怪》等。他的一些小品，写得颇清新轻灵：
《四库全书总目》对祝允明文章的评价是：“其文亦潇洒自如，不甚倚门傍户。虽无江山万里之钜观，而一邱一壑，时复有致。”47这几乎可以移评晚明小品风格。也正说明，祝允明小品和晚明小品，有许多共同点。但是，祝允明小品既有艺术家轻灵风格，也有比较深沉之篇。如《谯楼鼓声记》：
袁宏道评论这篇文章时说：“如啸如歌，如关山夜笛，读者大难为情。”49全篇只有开头几句是实写之外，自“呜呼”一语，全是作者种种想象、感受与感慨，有强烈的感情色彩。谯楼鼓声，本无哀乐，但作者从鼓声中听到人间各种痛楚不平之音，是一篇忧愤深广之作。祝允明还有一篇《王昌传》描写民间大力士王昌。王昌有奇力，种田不用牛，自己一人犁田，由妻子扶犁。文章写他如何战胜巨蛇和恶虎，战胜欺侮他的百余人，最别致之处，是当大力士闲着无事干时的一段描写：
古来写力士多矣，但写英雄无用武之处时的痛苦和非常奇特的解脱方法，却是颇有奇气的。
唐寅（1470—1524），字伯虎，一字子畏，自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鲁国唐生、逃禅仙吏、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等，吴县人。弘治十一年乡试第一，受到程敏政的赏识。后程敏政主持会试，因泄漏试题案，牵连到唐寅。唐寅下诏狱，谪为吏。以为奇耻大辱，而坚不就职。归乡后，筑室桃花坞中，读书灌园。风流文采，照映江右。唐寅主要成就是绘画，其次是诗歌，文章数量不多。然当时文名颇著，有《唐伯虎全集》。在民间的观念中，人们更为熟悉的是风流倜傥的才子唐伯虎，这是他生活的一面。他对于人生确有看破红尘的味道，在《七十词》中说：“人年七十古稀，我年七十为奇。前十年幼小，后十年衰老，中间止有五十年，一半又在夜里过了。算来止有二十五年在世，受尽多少奔波烦恼。”51所以，他于科场蒙难后，多流连青楼歌馆，漫游名山大川。他的《言怀二首》之二云：“笑舞狂歌五十年，花中行乐月中眠。漫劳海内传名字，谁论腰间缺酒钱？诗赋自惭称作者，众人多道我神仙。”52便是其生活写照。他的生活作风，颇受晚明人欣赏。如他《漫兴十首》之四：“老后思量应不悔，衲衣乞食院门前。”53袁宏道在《答林下先生》中论人生的五种真乐，最后的快乐是：“然后一身狼狈，朝不谋夕，托钵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盘，往来乡亲，恬不知耻，五快活也。”54这种率性而行、不顾体面、自甘沦落的名士之风，与唐寅是一脉相承的。唐寅也写过一些戏谑的小品，如《达摩赞》：
又如《伯虎自赞》：
这些小品，写得都十分诙谐，颇能表现其才子气。唐伯虎放纵的同时，心境是相当苦闷的。他因仕途上受到意外挫折，备尝世态炎凉。其创作在狂诞之中，常交织着激愤、压抑、疏狂和悲凉情调。他的《与文徵明书》，叙述科场案前后人们对他截然不同的态度：
这是他亲身体验的世态炎凉，其格调悲愤难抑。这与他自称“笑舞狂歌三十年，花中行乐月中眠”58的情形，相去太远了。也许正是看透了世态炎凉，他的生活才如此放纵。
文徵明（1470—1559），初名璧，字徵明，以字行，更字徵仲，号衡山居士，长洲人。五十四岁以岁贡荐试吏部，任翰林待诏。旋上辞呈，三年后得归故里，以卖字画为生。文徵明诗、文、书、画皆工，尤善画，从学者众，故形成“吴门画派”。有《文徵明集》。在文徵明散文中，山水田园的作品占了很大比例，他的不少游记写得恬淡萧远，书画题跋品赏文字则清雅可爱，似乎更有特点：
这些题跋，皆有宋人小品之风，信笔而写，挥洒自如，以艺术家的眼光和手笔去品题艺术品，自有他人所没有的滋味。文徵明文章风格与唐寅、祝允明不同，他显得比较闲静平易，不那么激愤或激烈，也不那么自傲张狂。
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四论及“明中叶才士傲诞之习”，列举诸位艺术家放荡行为之后评论说：“此等恃才傲物，跅弛不羁，宜足以取祸。乃声光所及，到处逢迎，不特达官贵人倾接恐后，即诸王亦以得交为幸，若惟恐失之。可见世运升平，物力丰裕，故文人学士得以跌荡于词场酒海间，亦一时盛事也。”62明中叶之后，随着经济发达，社会各阶层皆重视艺术。文人们自我意识亦逐渐加强，形成一种个性与世俗环境的冲突，他们的生活态度，对晚明文人影响很大。祝允明和唐寅等艺术家的影响，不仅在于他们文章任意挥洒的天然之趣，更在于他们狂放玩世的人生态度、摆脱儒家思想束缚精神和“才士傲诞之习”的文化人格。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都曾以鬻文卖画为生。就像唐寅诗云：“闲来就写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63所说的虽不无某种激愤，但文人、艺术家以自己的作品作为商品谋求生活之资，文学艺术不再是载道的经国大业，创作也不是仅仅作为一种业余爱好，这是一种值得注意的新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