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
“现象比规律更丰富”——王瑶的文学史研究片谈
解志熙
“诗化”还是“史化”？——从朱自清、王瑶对林庚著《中国文学史》的批评谈起
1947年5月，林庚出版了他的《中国文学史》的完整版。这部并不很厚的书纵论数千年的中国文学史，体现出一以贯之的“诗”的文学史观，那是一种生机主义的循环史观和浪漫主义的文学观的混合物，所以全书分为“启蒙时代”“黄金时代”“白银时代”和“黑暗时代”四编，各编的章目也充满诗意。如第一编“启蒙时代”下的第一章“蒙昧的传说”讲神话传说，第二章“史诗时期”讲卜辞、易经及《诗经》中的大雅和颂，这些都还好理解，而第三章“女性的歌唱”不说具体内容就很难猜测是讲什么了——其实乃是讲《诗经》中的国风及小雅等抒情诗，而即使知道是讲这些，人们恐怕也不大能理解那怎么就是“女性的歌唱”？当然，如果我们明白这只是一个诗人在讲文学史，也就可以不求甚解了。
《中国文学史》是林庚十多年心血的结晶，所以他颇为自珍，特意请其老师朱自清先生作序。朱自清很欣赏林庚的诗人才气及艺术直觉，序末这样赞扬其“诗”的特点云——
话都是好话，可略为玩味，也不过说这是一部写得好看、富有启发、有助普及的文学史读物而已，评价并不高，从序首的一段话则不难推知朱自清之所以如此评价的原因了——
朱自清的这种“史化”立场，与林庚的那种“诗化”的文学史研究趣味，可谓判然有别。可以想象，秉持如此立场的朱自清要给林庚的著作作序，那其实是很感为难的，但朱自清身为师长，还是尽力说了一些好话，而又标出了自己的和而不同之立场。这“不同”还有更有趣的表现，那就是该序在林庚书中只被标题为“朱佩弦先生序”，可在收入朱自清的文集《标准与尺度》时，却有一个加问号的正题“什么是中国文学史的主潮？”[3]对林庚的这部如此诗化地畅论中国文学史之主潮的著作来说，朱序正题的这个问号，实在含蓄得足够意味深长。
王瑶与林庚的年纪相差不多，又是同出朱门的师兄弟，则相互商量学问正自不必客气，所以他的书评《评林庚著<中国文学史>》[4]写得非常率直，一开篇就直截了当地说——
在王瑶看来，林庚的《中国文学史》的“特点”和“缺点”其实是互为表里的——“这本书的精神和观点都是‘诗的’，而不是‘史的’”。所谓“诗的”即是其特点，而“不是‘史的’”则是其缺点。王瑶随后的长篇评论，就非常有力地揭示了这两个方面如何互为表里、制约着林庚的文学史研究：一方面是六经注我式的“诗化”叙事，使全书构成了一个自圆其说的逻辑；但另一方面则是文学史的复杂实际被林庚高度地简化了。对这样一种文学史研究方式，王瑶是颇不以为然的，所以他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而几乎没有任何肯定，到了文末王瑶更揭橥了自己的文学史研究立场，那是一种可以简称为“史化”的文学史研究主张——
王瑶对朱自清的呼应，是很有意思的。因为据王瑶稍后的回忆，他当日写这篇书评，原本就是应朱自清的要求而为，而朱自清作为这篇书评的第一个读者，他对王瑶的批评乃是由衷的赞赏[5]——王瑶其实说出了他想说而不便说出的话，所以朱自清亲手将王瑶的书评交给《清华学报》发表了。这表明，朱自清的序言和王瑶的书评乃是相互配合、前后呼应的，而给了王瑶自己和他的老师朱自清以底气的，就是王瑶即将完成的文学史著《中古文学史论》——这部著作乃正是坚持“史化”的研究路子而取得成功的一部文学史著，显著地推动了中国文学史研究从幼稚的童年时代进而迈入比较成熟的年代，所以朱自清对之赞赏有加。
当然，王瑶也是一个具有强烈现代意识的学者，他自然明白一个现代的研究者难免现代的价值立场，但即使如此，如何体贴地理解和认识历史，在他仍是第一位的学术追求。这可以说是一种“历史化”的或者简称之为“史化”的文学史研究理路。对此，王瑶确与自己的老师朱自清是完全一致的。1948年8月，王瑶的《中古文学史论》全部完稿，他在“后记”中追述朱自清的殷切关怀，尤其强调了他们师生二人对于文学史学的一致看法云——
祝好
自清十二·十
朱自清所谓“自己有立场，却并不妨碍了解或认识古文学，因为一面可以设身处地为古人着想，一面还是可以回到自己立场上批判的”，这可以说是“史化”的研究文学史的态度之要义。有了这种态度，历史在我们眼里也就不可能是“一切历史都是合理的”之简单承认既成事实主义，也不可能是六经注我、强历史就范于“当代性”或“现代性”的主观主义，而是尽可能设身处地地理解历史的是非曲直，则批判地继承云云其实也就不言而喻了。在这里面，拥有今天的价值立场，其实并不很难，甚至可以说是很容易的事——任何一个文学史家都不难有这样那样的“当代性”或“现代性”的价值立场，比如掩映在林庚的“诗化”笔墨之下的，就是一种“反映着五四那时代”的当代意识，一种生机主义的历史观和浪漫主义的文学观的混合物，而真正困难的乃是，作为当代人的我们能否不那么六经注我地、强历史就范于我地理解和剪裁过往的文学史？这实在非常困难。检点一个世纪以来的文学史研究，有多少人栽在了各种“诗化”的当代性追求上，而真正富有历史感的文学史又是何其稀少啊。
王瑶的《中古文学史论》就属于那少见的特出杰作之列。
在“美化”与“酷评”的两极之间——作为文学史名著的《中古文学史论》是如何炼成的
《中古文学史论》所讨论的范围，从汉末开始而终之于梁陈，略当八代，历年四百，这四百年既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纷乱动荡的时期，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为纷乱难治的时段。而王瑶先生却非常难能地克服了困难，成功地对这四百年间的文学史作出了极具历史感、学理性和系统性的学术清理，贡献出一部迄今难以超越的学术杰作。事实上，近百年来的中国文学史研究，对别的任何阶段或朝代的文学之研究，都没有产生可与《中古文学史论》相媲美的著述，倘就其学术的完满度而言，也只有鲁迅的文体史著作《中国小说史略》堪与比肩。
迨至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古一段文学史又成为研究的热点，不断有新著推出，诸如关于中古诗歌史的专著就有好几部，而关于中古文学思想史或文学批评史的著作也出了不止一种，但坦率地说，拿它们与王先生的《中古文学史论》相比，可都差远了。犹记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读到一部中古诗歌史的专著，其篇幅超过《中古文学史论》的二倍之上，但所论只不过把诗歌史的常识，用著者自以为新鲜的美学理论乔装打扮了一番而已，显得华而不实、浮夸之极。再后来读到罗宗强先生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看到他一方面力主“历史的还原”，另一方面却又在学术创新的压力和“当代性”的诱惑下，极力凸显魏晋南北朝文学所谓“文学的自觉”之非功利和为艺术的主线，于是对曹丕的《典论·论文》的名言“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作出了不同寻常的修辞学解释，以为不是直言判断而是比喻修辞[7]，从而着意强化了其“非功利”的意义，至于对这一时期最伟大的文评著作《文心雕龙》，罗先生则进行了煞费苦心的重新解读，终于使自己认定“《文心雕龙》所表述的文学思想，并非如学界所曾经认为的那样，与其时之文学主潮异趣，它们之间，其实是一致的”[8]。记得多年前初读罗著，看到这么优秀的学者居然也被学术创新的焦虑和“当代性”的诱惑，引领到与其标榜的“历史的还原”大相径庭的地步，不禁既同情又感叹。回头再看王瑶先生的论述，比如对曹氏兄弟文学观异同的解读，那才真正称得上是还原历史的探本之论——
这个解释在鲁迅论说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堪称切中肯綮的分析、发覆烛隐的解说。至如《文心雕龙》，王瑶先生也据《原道》《宗经》《征圣》《正纬》诸篇指出，刘勰首先旨在“说明万物皆是道的表现，而文也是原于道的。……因为经是无所不容的，所以各种文体皆源出于六经”[10]。如此《文心雕龙》就未必与当今论者所谓那一时期脱离政教的非功利文学主潮合拍了。两相比较，王瑶的看法无疑更为切合《文心雕龙》的实际，谨慎地避免了按某种“当代性”来强为之说、“诗化”地重构历史之弊。
毋庸讳言，学界后来对魏晋六朝文学的研究，近乎生吞活剥地接受了鲁迅所谓“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s Sake）的一派”[11]的说法，又不断地以某种“当代性”予以诗化的发挥，而没有意识到鲁迅当年的讲演本不免“立异新奇”以吸引听众之处，所以其所谓“文学的自觉时代”的说法就不无夸张、略带戏论之意味。其实，鲁迅所谓“文学的自觉时代”，不过是强调汉末曹魏时代的文人始“有意为文”、以发抒性情、求致文名不朽而已，这与他说唐人传奇乃是“有意做小说”近似，岂可当真理解为“为艺术而艺术”？在西方，真正的文学独立意识乃是十九世纪以来才有的新趋向，在中国则更是晚近以来才萌芽的新现象。所以，王瑶对鲁迅的这个半开玩笑的说法，就非常谨慎而未作刻意的发挥。比如所谓“文学的自觉”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文学批评在魏晋六朝发生和发达起来了，但与一般文学史研究者好按西方文学理念来替中国文学批评拼凑理论系统或体系的做法不同，王瑶更注重中国文学批评特点之探寻，以为一则魏晋以来文学批评之开展，实受东汉人物品藻之风的影响，所以多侧重于具体的作家评论而非理论体系之演绎，二则由于文学地位的提高，人们需要向经典作家作品学习，于是有总集的次第编纂和文章的分类揣摩，遂使文体辨析成为中国文学批评的一大特色。这些看法乍看似“卑之无甚高论”、理论性不是很足，却审慎地避免了“过犹不及”的过度阐释而更切近文学史的实际。
王瑶这种注重对文学史实际之审慎阐释的研究思路，在他的《中古文学史论》“初版自序”里有言简意赅的申说——
按，以往学界对《中古文学史论》成就之成因的讨论，比较多地强调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对王瑶的积极影响，并强调朱自清严谨学风对王瑶之熏陶等等，这些当然都是事实，但局限于此，似乎不足以说明王瑶的史学立场及其成就之由来。其实，王瑶这段自道宗旨的话，颇有言外之意和学术针对性，对理解他的文学史学思路可谓意义重大。
其一，为什么王瑶特别强调对文学史诸现象要“予以审慎的探索和解释”？窃以为，这很可能暗含着他对当年的一场关于魏晋文学美学论争的教训之反思。
事情的起因是著名美学家、中央大学哲学系教授宗白华，在刘英士主编的《星期评论》第10期（1941年1月19日出刊）上发表了《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宗白华一开篇就亮明了自己的偏爱——
随后，宗白华便依据《世说新语》，归纳了“晋人”或“魏晋人”的美感和精神特性，大要如次：“（一）魏晋人表现于生活上人格上的自然主义和个性主义，解脱了汉代儒教统治下的礼法束缚”，“（二）自然美——山水美——的发现”，“（三）魏晋时代人的精神是最哲学的，因为是最解放和最自由的，所以对于人生和宇宙全体的一股深挚的情调，所谓‘人生情调’和‘宇宙情调’也特别显著”，“（四）晋人的‘人格底唯美主义’培养成一种高级的社交文化，语言措词的隽妙，后世莫及”，“（五）晋人之美，美在神韵”，“（六）晋人的美学是‘人物底品藻’”。最后总结道：“总而言之，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有生气，活泼爱美，美的成就极大的一个时代”，而“截然地寄兴趣于生活的过程而不计目的，显示晋人唯美生活的典型”。稍后，宗白华又对此文作了一些修订补充，重新发表于他自己主编的渝版《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第126期（1941年4月28日出刊）和第127期（1941年5月5日出刊）上。而就在这个增订稿前的“作者识”里，宗白华自述写作宗旨道：“魏晋六朝的中国，史书上向来处于劣势地位。鄙人此论希望给予一个新评价。……这次抗战中所表现的伟大热情和英雄主义，当能替民族灵魂一新面目。在精神生活上发扬人格底真解放、真道德，以启发民众创造的心灵，朴俭的感情，建立深厚高阔、强健自由的生活，是这篇小文的用意。”如此“当代性”之目的，乃正是宗白华“美化”或“诗化”魏晋人生而无视其黑暗面的缘由。
这种论调很快就遭到批评——如一个署名“介子”的人在重庆《三民主义周刊》第1卷第22期（1941年6月10日出刊）上发表了《晋人的颓废》一文，针锋相对地说——
这个批评正是针对宗白华而发，所以稍后宗白华的答辩《关于晋人的颓废》在《星期评论》第31期（1941年7月4日出刊）发表时，主编刘英士在文后的编者按里就附注了宗白华的《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和介子的《晋人的颓废》之出刊处供读者参考。按，“介子”显然是个笔名，然则他到底是谁？我初步判断，“介子”很可能就是经济史学家傅筑夫。[13]作为一个受过鲁迅影响而后来又专治中国经济史的学者，“介子”即傅筑夫在《晋人的颓废》里特别注重拿晋代社会政治经济民生之黑暗，来反照名流士大夫的清谈风流之美背后的污浊，所论条分缕析，而痛加贬斥，颇近于酷评，文末则联系现实、斩钉截铁地断言——
一个著名美学家和一个匿名的经济史学家之间围绕“晋人的美或颓废”而生的这场争论，诚可谓“美化”与“酷评”的针锋相对，却都包含着为“当代性”而说法引喻的学术企图，虽然两人的观点恰好相反，却都共同折射出对复杂历史实际之不免简单化和片面性的理解。
王瑶作为专研中古文学史的青年学者，对这场学术争论不可能不关注，所以耐人寻味的是，王瑶在随后的《中古文学史论》里明确地采取了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法。在“初版自序”里他就针对所谓“八代之衰”的说法而坦言：“我们和前人不同的，是心中并没有宗散宗骈的先见，因之也就没有‘衰’与‘不衰’的问题。即使是衰的，也自有它所以如此的时代和社会的原因，而阐发这些史实的关联，却正是一个研究文学史的人底最重要的职责。”[14]所以在王瑶那里，对文学现象之有同情的历史理解是第一位的，价值评判倒在其次，从而避免了诗化之礼赞和道义之酷评的两种简单化。再如，在讲到门阀士族在垄断政治的同时也垄断了文学时，王瑶认为“我们当然不能依作者的门第品评作品的高下”，这显然是一种现代的价值立场，但他紧接着却没有用这种价值立场去酷评魏晋六朝文学，而是强调“我们虽然不能说名门大族出身的人底诗文一定好，但文学的时代潮流却的确是由他们领导着的”[15]这一历史事实，于是研究者也就必须撇开当代的价值评判，尽可能贴近历史去研究世族士大夫主导下的文学究竟怎样以及为什么那样的问题了。在讲到魏晋文论的特点时，王瑶也反复强调了这种价值与事实的二分法。如论及魏晋时期如何把政治上的才性品鉴理论运用于文学批评时，他强调“这种理论运用在文学批评上是否合理，那是一个价值问题。但中国文论之直接受这种理论的影响，却是一个存在的史实”[16]，所以文学史研究者也便不能不追根溯源、探讨原委了。再如该书《拟古与作伪》一篇，专论魏晋文人的拟古与托古作风，这种作风常遭近人否定性的评价，以为是没有创造性甚至是有意作伪，但王瑶先生却不能满足于此种现代性的价值评判，而强调“魏晋人的有这种风气，自是事实，那么这种情形究竟是在什么样的动机下产生的呢？”[17]于是追寻历史事实、分析事情原委，指出彼时文人的拟古和托古写作行为并非有意作伪，那在当时乃是一种被视为正常的学习方式、和古人竞争的方式以及立言撰史的方式。这无疑是极富历史感的洞见。诸如此类的二分法处理，在《中古文学史论》中运用颇多，所谓当代性或现代性的价值判断不再是研究者刻意追求的目标，而被限制为一种参照或参考视角，居于主导地位的乃是对文学史实际之有同情的理解和审慎的阐释。推原王瑶对历史实情之所以持如此“审慎的探索和解释”的态度，很可能是他从刚刚过去的“晋人的美或颓废”之争中吸取了学术的经验与教训吧。
其二，王瑶审慎地探索和解释文学史现象、力求作出合乎历史实情之论断的学术态度，当与他长期接受以“释古”为标识的清华学派之熏陶和训练有最大的关系。1988年末在清华大学纪念朱自清的座谈会上，欣闻清华大学中文系之重建，王瑶发表了深情的回忆——
这是学术界第一次提出清华学派之说，而清华学派其实不限于中文系的朱自清、闻一多和浦江清等大家，而且也包括了研究哲学的冯友兰、研究史学的陈寅恪以及研究佛学和玄学的汤用彤（他出身清华并曾任教于西南联大）等学术大师，转益多师的王瑶显然从他们那里都有所受益，从而对清华学派的基本精神——“应该对某一历史现象指出它之所以如此的时代和社会的原因，解释它为什么是这样的”——有至为深刻的体会。事实上，在现代的三代学人中，王瑶乃是接受学术训练最为严格和持久的人——1934年9月王瑶考入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开始系统的学习，1937年抗战爆发后被迫辍学数年，但并未放松自修，到1942年5月辗转抵达昆明在西南联大复学，次年6月完成极为出色的毕业论文《魏晋文论的发展》，随即考入清华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部、师从朱自清攻读研究生，陆续完成关于魏晋文学的不少专论，1946年4月集为《魏晋文学思想与文人生活》，作为清华大学研究院的毕业论文——至此十二年过去了，王瑶这十二年艰苦曲折的求学历程，也正是清华学派发展壮大的过程。研究院毕业后，王瑶任教于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继续致力于中古文学的研究，1947年9月开设“中古文学史专题研究”等课程，到1948年5月底完成《中古文学史论》全书时，他已是出类拔萃的青年学者了。这个漫长的严格的受训与成才过程，是许多前辈、同辈和后辈学者不曾经历的，而王瑶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打下了极为扎实的文史基础，获得了开阔的学术视野，养成了“应该对某一历史现象指出它之所以如此的时代和社会的原因，解释它为什么是这样的”的释古学风。没有这些工夫和功夫，《中古文学史论》的出现是不可想象的。
《中古文学史论》无疑是扎实厚重、体大思精的顶尖学术杰作，将朱自清所谓“广义的史学”——“文学史的研究得有别的许多学科做根据，主要的是史学，广义的史学”[19]发挥得淋漓尽致。作为一个文学史家的王瑶非常清楚，对文学史现象的研究是不可能在所谓纯文学的范围里解释自洽的，而需要扎实的史学修养、开阔的人文视野、知人论世的批评传统和新的社会历史分析方法之结合，这充分体现于本书的各篇章。
即如第一篇《政治社会情况与文士地位》，着重论述魏晋六朝时期的一个最大的社会政治情况——门阀士族制度如何形成为主导整个社会政治经济的制度安排，于是握有政治经济特权的高门士族，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在文化和文学上居于优势地位的力量，因而这一时期文学的特点，不论好与坏，也都与这一制度安排息息相关。所以作者在篇末强调说——
这里显然运用了社会历史的以至政治经济的分析，但没有丝毫教条味，也没有强古人就范于今的酷评，而切中肯綮地对当年的历史实情究竟是怎样的、为什么会那样作出了实事求是的分析，令人读后真有茅塞顿开、豁然贯通之感。作者的史学态度之沉稳固然让人叹服，而过人的史学工夫也让人钦佩不止。事实上，现代史学界对门阀士族问题的讨论持续不断，而王瑶虽非专研此一问题的历史学者，但他的这篇《政治社会情况与文士地位》无疑是彼时的集大成之作，所以长期无人超越，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北大历史系田余庆先生的论著《东晋门阀政治》出现，才算有了迟到的超越王瑶此篇之专著。王瑶的史学功底于此可见一斑。
该书第二篇《玄学与清谈》也同样精彩。按，魏晋玄学与清谈，既是哲学史和思想史上的重要现象，也深广地影响到那一时期的文学与美学，所以也是中古文学史上绕不开的问题。王瑶在该篇中，一方面综合了哲学史、思想史和学术史的研究成果，清晰地梳理出从经术转变为玄学、从清议转变为清谈的历史过程和逻辑层次，进而指出玄学与清谈的合流及其趋于浮夸之势，而另一方面也有他独到的发明，那就是他敏锐地发现玄学清谈不仅是一种抽象的思想探讨，而且“已成了士大夫生活间的必要点缀，因为这可以表示他们的尊贵和绝俗”[21]。由此，王瑶准确地揭示了魏晋文士之思想、生活和文学行为之间的某种一体化特征云——
这就将玄学清谈从抽象的哲思落实为士大夫的生活趣味、美学趣味和文学趣味，成为现形足观的现象、具体可感的对象，而王瑶正惟能如此综合观照，才会有这样圆通透辟之论。
当然，王瑶也充分意识到文学史研究与一般历史研究的差异，因为文学史乃是对“文学”的历史研究，所以自有不同于一般历史研究的“文学性”，同时王瑶也充分地自觉到文学史研究与文学批评、文艺理论的差异，因为文学史乃是对文学的“历史”研究，所以必须有“历史性”。在这两个至关重要的文学史学方法论问题上，王瑶显然深受鲁迅的启迪。对此，王瑶在《中古文学史论》的“初版自序”中有简略的交代，后来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所写的“重版题记”里，又作出了详细的追述和清晰的分疏——
不过，以往学界对王瑶的文学史学思想之研究，似乎过分集中于他受鲁迅思路和方法影响的某一点上，即“从丰富复杂的文学历史中找出带普遍性的、可以反映时代特征和本质意义的典型现象”。这一点当然很重要，比如“药酒女佛”等文学现象，确属最能代表魏晋六朝文学特色的典型现象，所以王瑶继鲁迅之后，在《中古文学史论》中写了《文人与药》《文人与酒》及《隶事·山水·宫体——论齐梁诗》等专论，作出了更翔实的梳理和更进一步的补充，几乎达到了“题无剩义”的完备程度。但是，王瑶文学史学的另外两个基本点——对文学史不同于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历史性”，和不同于一般史学的“文学性”之强调，包括对“典型文学行为”的开创性研究，则似乎被学界忽视了，所以在此略作补叙。
如上所述，王瑶所理解的文学史不同于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之处，乃在于它必须“研究能够体现一定历史时期文学特征的具体现象，并从中阐明文学发展的过程和它的规律性”。这里面包含三个关键词——具有代表性的具体现象即“典型现象”，文学发展的过程，和文学发展的规律性——其中最后一项“规律性”已近于文学理论了，所以此处不谈，剩下的两项即文学典型现象和文学发展过程，才是文学史之“史”的特性之所在，尤其是文学发展过程，对文学史研究来说可谓至关重要，试想文学史研究如果不讲“文学发展过程”，则它的“历史性”何以体现？这也就是王瑶晚年为什么要反复批评文学史研究不是作家作品论的集合之意，其目的就是要强调文学史的这个“历史性”，而最能体现这个“历史性”的就是“文学发展过程”。王瑶的《中古文学史论》的成功之一，就是特别善于在这个“文学发展过程”上做文章——不论是讲“文学思想”的篇章，还是讲“文人生活”的篇章，或者讲“文学风貌”的篇章，无不体现出鲜明的历史发展之层次。即以“文学风貌”编的五篇而论，从《曹氏父子与建安七子》到《潘陆与西晋文士》到《玄言·山水·田园——论东晋诗》再到《隶事·声律·宫体——论齐梁诗》和《徐庾与骈体》，将这一时期文学的每一阶段之特色和前后演变的发展层次，疏解得何等鲜明。至于这一时期的几个典型文学现象“药酒女佛”，不也呈现出演变或嬗变的历史层次么？所以王瑶的中古文学史研究之成功对后来者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文学史必须要抓住“文学发展的过程”，即使对作家作品的研究，文学史之不同于文学批评，也在于它是把作家作品放在“文学发展过程”的历史视野里来透视和阐释的。
至于对文学“史”的“文学性”，王瑶也坚守不殆。在《中古文学史论》里，不仅论文学的社会政治思想背景的诸篇，最终都是为阐释文学问题服务的，而且在论文学风貌诸篇里每每抓住最能代表某一阶段文学的典型作家、最能说明某一文体的典型文本，具体分析、详为解说，诚所谓既见林又见木，所以令人对相关文学现象印象深刻、体会转深。即如论宫体诗之起源则以沈约为代表，特意选析其《梦见美人》和《携手曲》二诗，而以梁简文帝为宫体诗的典型诗人，因其影响后世甚大，所以选析简文帝诗《率尔成咏》和刘绶、刘遵诗各一首；论骈文则概述其源流特点之后，乃以徐陵和庾信为典型作家，同样选析其典范例文。这其实是把文学批评吸收到文学史研究中，从而大大强化了文学史论著对文学本身的品评。
但窃以为王瑶的中古文学研究最出色之特色，乃是对典型文学行为的分析——那是一种超越了狭隘的文学文本分析之局限而力求人与文一体化的统摄性阐释。这种阐释思路当然导源于鲁迅关于魏晋风度及文章的讲演，不过在鲁迅乃是由于融会贯通所以自然而然地顺手拈来，到王瑶则自觉地发扬光大，如《文人与药》和《文人与酒》。至如《论希企隐逸之风》一篇则堪称深造自得之作，王瑶在该篇中将名士们希企隐逸的思与诗，和实际人生的躁进与势利，视为互通互补之两面，从而对名士们的思想言语行为和实际生活行为之矛盾，作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精辟分析。此处不妨引他论潘岳的完整一段为例——
再如论梁简文帝的宫体诗，同样精辟地揭示出他以诗的拟想行为代替实际的纵欲行为之“意义”——“这正是梁简文帝的成功处；他不必如齐郁林王的放鹰走狗，和如东昏侯的捕鼠达旦，《梁书·本纪》且评之为‘实有人君之懿’。这和梁武帝的皈依佛教是一样的，虽然生活的环境和形式没有改变，但总算可以不必极端地纵欲了。像其他出身门阀的文士们一样，他们找到了一个发泄的寄托。”[25]如此将生活和文学打成一片来辩证解说，文学超越文本的局限而呈现为人的行为，很有立体感和穿透力。这样一种文学阐释委实拓展了文学研究的境界。
从“进步”的执迷到“保守”的重申——王瑶对《中国新文学史稿》的得失之反省及其他
1936年6月29日，胡适致函其私淑弟子罗尔纲，批评他研究清代军制等的学术计划“系统太分明”，而特别强调说：“凡治史学，一切太整齐的系统，都是形迹可疑的，因为人事从来不会如此容易被装进一个太整齐的系统里去。”[26]这话大概也包含了胡适对其早年学术雄心的某种自我反省吧。就此而言，胡适后来之未能续写《白话文学史》和《中国哲学史》的下卷，与其说是他不能，不如说是他不愿再把复杂的历史装进一个太整齐的系统里去。
由此来看王瑶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学术转型，就很值得玩味了。写《中古文学史论》时的王瑶，是那么尊重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因而审慎于自己的历史阐释，他本有足够的理论能力去构筑一个解释中古文学的“整齐的系统”，却不愿按照或一种当代性来成就所谓一以贯之的解释；然而写《中国新文学史稿》时的他却像换了一个人一样，毫不迟疑地按照一种当代意识形态来结构“中国新文学”的历史叙述，一如胡适早年用新文化和新文学的意识形态来建构“古代中国文学史”一样，虽然二者所执并不相同，相同的乃是都乐于用某种当代性来建构一个“太整齐的系统”，那只能是一个简单化和片面性的系统。所以《中国新文学史稿》也如同《白话文学史》一样，只能算是学术史的名著，而不能成为学术名著。
当然，作为学术史或学科史的名著，《中国新文学史稿》的地位和贡献都是确定无疑的。这里只说它的局限和问题，比如那种宁左勿右的片面性也同样影响深远，而新时期以来学界在总结《中国新文学史稿》的得失时，总是比较乐意把成就归于王瑶个人，而把缺点归罪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及其文艺思想的影响和限制。其实，与其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及其文艺思想影响和限制了王瑶，不如说它们适合了王瑶——作为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青年，王瑶的政治立场本来就偏左，只是四十年代受到清华“释古”学派的节制，尤其是朱自清既宽容又冷静的态度，时时提醒着年轻的王瑶不要在思想上走极端、在学术上走偏锋，后来老师去世了，革命成功了，新中国一时欣欣向上，这让年轻的王瑶备受鼓舞、满心欢喜，而又不再受老师的节制，于是因缘时会的王瑶，其学术雄心和政治热情同样高涨，而赶写《中国新文学史稿》，就既是他在学术上的抢先之图，也是他发自衷心地奉给新中国、新政治体制的献礼。此所以激扬文字、纵论新文学的“史稿”很快写出了，为他在新中国之初赢得了进步的学术政治地位。虽然不久之后，王瑶就迭遭批判，但很难说他当初写《中国新文学史稿》就是被迫适应之作，毋宁说那原是王瑶自觉自愿地适应“当代性”政治-文学体制之作。
如今回头来看《中国新文学史稿》的学术得失，借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那其实是“结构性”的问题而不是枝节性的问题，所以说来话长，而本文已经冗长不堪了，那就长话短说吧。事实上，该书的整个论述是按照符合或不符合当代性的先进思想来划线的，于是一边是进步的革命的文学——从《新青年》左翼到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以至四十年代的左翼-解放区文学，得到了极为突出的强调，而另一边则是对不那么进步的以及非左翼的文学统统贬抑。如此自觉地按照当代性的价值判断来论现代文学史，这与王瑶当年写《中古文学史论》之尊重历史的复杂性因而审慎地有同情地就事论事、就史论史的态度，可谓大异其趣了，而得失也很显然——《中古文学史论》是一部至今难以超越的学术杰作，《中国新文学史稿》则只是一部应时之作。而问题的严重性在于，由王瑶开拓的这个“应时而作”的现代文学史研究趋向，成了我们的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一个最具生命力的传统，迄今盛行而不衰，几乎可以说是“积重难返”，只不过所应之“时”或者说所追求的“当代性”也在“与时俱进”而已。比如，近二十年来一些学界先进试图按照启蒙主义、自由主义、文学本体论等先进的思想观念，来统领中国现代文学史以至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研究，那不就是另一种与时俱进的“当代性”的思想和价值立场么？而当学者们乐此不疲地这样做的时候，他们最爱援引的历史哲学，几乎毫无例外的是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和科林伍德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样的当代性与王瑶五十年代发挥的当代性，不过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所谓“新时期”已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现代文学史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之更新的“太整齐的系统”，有的勉强建立起来了，但虚弱得很，也简单化之极，有的仍只是雄心壮志而有待于建设。有意思的是，新时期以来的王瑶先生却似乎退回到比较“保守”的立场，这立场要而言之，乃是从《中国新文学史稿》对“当代性”以至“规律性”的执迷，回转到《中古文学史论》对历史的尊重和对现象本身的关注，因之自我反省与学术重申兼而有之。这里只举《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为例。此文是王瑶1980年7月12日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作者虽自谦为“随想”，实乃新时期现代文学研究拨乱反正的纲领性文献，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至少对我影响至为深刻的——乃是这样两点。
其一是对现代文学学科的历史性之确认和重申。他说——
这里被突出强调的是现代文学史作为一门历史学科的历史特性——“要讲文学的历史发展过程，讲重要文学现象的上下左右的联系，讲文学发展的规律性。……要正确地阐明文学的发展，就必须从历史上考察它的来龙去脉，它的重要现象的发展过程。”我有理由相信，这里面其实包含了王瑶先生对他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之“当代性”的某种反省，不是么？
其二是淡化文学史研究对“规律性”的追求，而特别强调“现象比规律更丰富”。按，“规律性”乃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研究特别看重的东西，新时期之初的王瑶不可能直接批评它，甚至还不得不提它，但他采取了淡化的策略，强调文学史研究应更重视文学现象——
应该说，王瑶对“现象”的重视在新时期的学界是受到重视的，但我也得坦率地说，这重视是片面的，甚至有点买椟还珠，盖学界一般比较重视的乃是“现象”的文学史方法论意义，至于王瑶由此对历史规律性的质疑和对历史存在的本体论之重申，却完全被忽视了。其实，历史作为一次性的实存，乃是“现象先于本质”或“现象重于规律”的，所谓“本质”“规律”云云，如果不是大而无当的架构，就是从我们的当代性意识所生发出来的某种抽象理论建构而已，而这样那样的理论建构，总是会“生生不已”而“后来居上”的，所以也都无关历史之宏旨。就此而论，歌德的名言“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长青”，恰可改为“理论是灰色的，而历史之树长青”或“规律是灰色的，而历史之树长青”。窃以为，当王瑶借用列宁的名言“现象比规律更丰富”来针砭现代文学研究对“规律”或“本质”的执迷、对“定性”的偏好时，那其实是包含了深切的自我反省而值得学界深思的。因为，现代文学研究对“规律”或“本质”的执迷、对“定性”的偏好，就是从《中国新文学史稿》开始的，比如贯穿其中的对文学“是和政治斗争密切结合”的规律之肯认，对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作为新文学发展正道之独尊，对新文学之“新民主主义”性质之执着，就显而易见，而新时期的王瑶则清醒地意识到偏执于“规律”和“定性”的文学史研究，无论动机如何美好，都会把现代文学史的复杂实际简单化、片面化。然而有趣的是，转向“保守”的王瑶却很快就被我们这个惯于追求先进的“当代性”的学科超越了，足见对“当代性”的执着追求，差不多成了现代文学史研究难以摆脱的惯性。
就我个人而言，确是在试图超越而摔了一跤之后，才理解王瑶先生为什么会回归“保守”，并从而领悟到学术研究在力求创新的同时也得多少保持那么一点“保守”的精神之必要。
这里我说的是王瑶先生对现代文学起点问题的“保守”看法。盖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降，学术思想比较解放了，新观念、新方法热盛极一时，文学研究界开始了研究新局面的开创。在这种情况下，近代、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各自封闭、相互脱节的研究格局招致了普遍的不满，而打通观照的统一化研究趋向也应运而生。我记得在1986年夏秋之际还曾召开过一次全国性的“近代、现代、当代文学分期问题”的学术研讨会。当时我刚进北大学习，没有参加那次会议，但我曾和河南大学的师兄关爱和、袁凯声合写了一篇论文提交会议。我们的主张是用“中国文学逐步走向现代化的进程”这样一个说法将近、现、当代文学打通，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这种观点当然不免受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感染，但也不完全是这影响的结果，而自有我们自己的学术渊源。因为我们的导师之一任访秋先生早就如此主张并且早有《中国新文学渊源》等著述在，而任先生三十年代中期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的导师之一就是作《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周作人（另一个导师是胡适）。当然，任先生并不是简单地照搬周作人的观点，因为他自己对明清文学有专深的研究，并在专研晚明思想史的嵇文甫等左翼学者的影响下，将周作人的观点从右向左（此处“左”不等于“极左”）发展了；而当任先生在八十年代初给我们讲授“中国新文学渊源”课程时，他也只是强调自晚明以迄于清末自有一支内在的新文学渊源，并没有否定“五四”文学革命的突破性意义。但在我们几个青年学子手中，就难免发挥过分了。可在当时，我们的以及与我们类似的观点似乎颇受欢迎、相当流行，记得我们三个人的观点就被当作主要意见写入1986年的那次会议的综述中，我们也因此而被樊骏先生戏称为“河大三剑客”，那是让年轻的我们颇为沾沾自喜的。所以当我随后读到王先生的《关于现代文学史的起讫时间问题》一文，就觉得王先生有些保守，因为他在那篇文章中坚定地宣称：“我是主张中国现代文学史仍然应以‘五四’作为它的起点的。”[29]其实当年的王先生并不是容不得年轻人的学术创新，他之所以坚持那样“保守”的观点，是因为就文学史的实际而言，“‘五四’以后的新文学的历史特点是如此显著”[30]，而此前却并不显著之故；同时也因为他在理论上坚持要求完整准确地理解“现代”的涵义——“现代文学史的起点应该从‘现代’一词的涵义来理解，即无论思想内容或语言形式，包括文学观念和思维方式，都带有现代化的特点。它当然可以包括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的内容，但‘现代化’的涵义要比这概括得多。如前所述，同今天的文学仍然一脉相承的许多特点，都只有从‘五四’文学革命讲起，才能阐明它的发展脉络和历史规律性。”[31]但当时的我们都被打破陈说的创新热和纵论历史的宏观热冲昏了头脑，哪听得进王先生的告诫。直到1988年我们师兄弟几个又受命为即将出版的《中国近代文学史》撰写一篇“有新意”的绪论时，我才发现近代、现代中国文学的历史联系远不像我们当初想象的那么怡然理顺，要把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起点从“五四”前移，在理论想象上很不错，但实际上我们可引为根据的还是那点人所共知的老材料，并不足以支持我们的新说。所以我在很不情愿地为那个绪论草拟了大纲之后，自觉无法对付具体论证的难题，便把难题留给了两位师兄，自己耍赖开溜了。这件事给我一个深刻的教训，而对王先生“保守”背后之严肃的历史意识和慎重的治学态度也有了较为亲切的理解，从此不敢在根据不足、把握不大的情况下轻言创新之论和宏观研究。
受此教训，我对于前些年的一种学术新见——“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之论，即认为“五四”前六十年的晚清文学，尤其是小说，早已自发地具备了比较充分和多样的现代性，并断言这种现代性甚至比“五四”以后的文学更健全，前者反倒是受了后者的“压抑”而未能自由发展下去云云——也不敢贸然接受。这并不是说它不好，也许倒是它听起来特别地雄辩滔滔、美妙诱人，反让我有些怀疑近现代中国文学史上居然发生过如此美丽的错误了。历史学虽然允许而且赞成各种学术创新，但一个够得上严肃的历史研究者，包括文学史研究者，其实都明白历史并不是一个可以任人随意打扮的小姑娘，而即使穿上帝王衣服的刘禅仍然难免阿斗相。所以不管论者多么贬低以鲁迅、胡适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都改变不了绝大多数人的这样一个历史印象，那就是真正使得中国文学站立在现代世界文学之林而无愧的，并不是论者所鼓吹的晚清小说繁荣、都市文化崛起之类，而是鲁迅及其他新文学作家的创作。
这并不是要刻意厚“今”薄“近”，只是因为这是个无可更改的事实，而事实总是胜于雄辩。因此，回到王瑶先生的治学态度上来，应该说他晚年在学术上的某些“保守”并不是固执己见的理论偏执，而是对基本的文学史实际的尊重和对自诚明的学术良知的信守。这的确是文学史研究中最基本的东西。疏忽或歪曲这些基本的东西，随心所欲地解构-重构历史，则不论有多高妙多时髦的理论——现代的、后现代的——都是华而不实之论，而无助于对中国近现代文学历史的认识。而近年学界在现代文学的起点问题上之新见更有甚于此者，此所以重温王瑶以及任访秋等前辈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的提醒，或者可以让我们清醒一点。我很高兴地注意到，就在最近吴福辉先生在评述任访秋先生的近代文学研究时，特别强调说——
这是切中时弊之言。事实上，王瑶先生和任访秋先生所要“保守”的，都是文学史研究的历史感，而我们这个学科却往往会因为这样那样的“当代性”热情而疏忽了历史感。
王瑶先生晚年在学术上的回归“保守”，还表现为他在新方法热之时却反其道而行地重新关注传统的考证学。他的这种关注并没有来得及形成文字，而只是在1987年秋季的某天我和我的同窗的博士资格考试上，王瑶先生出乎意料地拿这个问题考问我，所以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曾经在关于任访秋先生的一篇回忆里说及此事，这里就照抄如下——
按，王先生所谓从清代汉学家的治学方法到胡适提倡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方法之共同处，也就是文史研究中讲求论从史出的文献考证之法。而坦率地说，我当时虽然侥幸地答对了王先生的问题，却长期不解他为什么要在那个新方法热的时候重提这样传统的治学方法。直到差不多十年之后，看够了我们这个学科在新新不已的“当代性”中凯歌行进而其实仍陷于“以论带史”以至“以论代史”之中不能自拔的时候，我才猛然意识到王先生当年重提传统的文献考证之学，其实暗含着对我们这个学科新新不已的“当代性”之保留，甚至可以说他的“保守”姿态颇有些针锋相对的意味。的确，要治疗我们这个学科“以论带史”以至“以论代史”的“当代性”之顽疾，最对症的药就是传统的文献考证治之学了，它至少可以提醒我们在追求“当代性”之时，除了这样那样的“理论根据”外，也得多少讲求点“历史文献”的根据吧。
我得老实承认，王瑶先生当年对我的这番考问，其实就是我在1996-1997年之际反复强调现代文学研究应该有点“古典化和平常心”“现代文学研究要想成为真正的学术，必须遵循严格的古典学术规范”的源头之一。过去之所以不愿说出来，是因为不想落个攀附名家之名，如今在王瑶先生百年诞辰之际坦白道出此中原委，聊表个人的尊敬和纪念吧。
2014年1月20日草成于清华园之聊寄堂
作者附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