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两汉官定经目的制度演变

自班固在《汉书·武帝纪》中以“罢黜百家，表章六经”[316]称颂汉武帝后，武帝尊儒便被普遍视为经学史正式开始的标志。从此诸子之学不再并置于官学，而儒学则一跃而成为莫可抗敌的“经学”。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在公孙弘的建议下，博士始置弟子，至此“博士”亦正式由早期的“顾问官”演变为“教育官”，掌握了考试、选官的重要权力。经过武帝、昭帝、宣帝三朝的发展，诸经师学不断分化，各经内部均出现章句各异、影响大小不同的多种师法，这些师法能否得到官方认可进入太学，直接关乎其师学弟子是否有资格获选为博士弟子，从而进入仕途，故“官定经目”遂成为炙手可热的身份标识。事实上，正是因为经目具有如此重要的影响力，因此，从长时段的范围来看，其一旦确立，往往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稳定，如隋唐“九经”制度一直沿用至五代、宋初，而“四书五经”制则从元代一直沿用至明清两朝。

不过，处于经学史发端阶段的汉代，其经目设置却颇不稳定：武帝建元五年（前136）立“五经博士”，只是颁定《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至于各经尊何种师法，并无明确规定。随着元朔五年博士弟子课试制度的施行，这种模糊的制度设计逐渐暴露出其弊端——诸师法所据经本、所传经解多异，仅治一种师法的博士显然无法对别家师法所传弟子的学业作出公允的判定，诸经依师法分立博士乃成为一种必要的补救措施。于是自昭、宣时期起，一经常有习不同师法者并为博士，这一过程到宣帝甘露、黄龙年间得以制度化，“黄龙十二博士”的确立标志着“师法博士”制正式施行，施、孟、梁丘《易》，欧阳、大、小夏侯《书》，齐、鲁、韩《诗》，后氏《礼》，公羊、穀梁《春秋》亦成为最早标示师法的官定经目。元帝时期，随着京房政治地位的提升以及京氏《易》学的传播，京氏《易》一度获置博士，但随着京房获罪下狱，其学也随之遭废。这已经显示出经目与政治之间密切的互动关系，而哀帝时期刘歆争立古文经的失败，则开启今、古文经学两千多年的纷争。至王莽摄政，经目震荡愈加激烈，《乐经》无师法而获增为经目，《周官》《左氏春秋》等章句未立的“古学”也纷纷进入官学，“师法博士”制受到系统性的破坏。及至光武中兴，拨乱反正，始以“十四博士”制重新恢复了“师法博士”的传统。此后，虽然今古学之争在朝野士林愈加激烈，但官定经目制度却基本保持稳定，直至东汉王朝最终覆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