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编辑出版这本《彭庆生文集》，寄托着北语人文学者的哀思。
彭庆生先生已经去世，他病危时我和曾广开兄去医院病房探望的情景，不时浮上脑际，并总是与三十多年前我初到北语时去见他的情景交织在一起，令人不胜感慨。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北京语言学院，随着全国上下改革开放的社会思潮，也在小小的校园里涌动着开放胸襟、实现自我的学术思绪，立志建设中文系的规划，显然已在一批身居北语而热爱文学事业的老一辈学者心目中渐次成熟。我，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在家属院十八楼的寓所里，第一次拜望了彭先生。第一次的深刻印象，便是从此知道了彭先生夜间工作的特殊习惯。那一次到北语，同时也在系主任办公室拜望了阎纯德先生。在此后的长期交往中，初次见面的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次固化为学者类型的理性认识，彭先生的“学者型”和阎先生的“作家型”越来越鲜明地凸显在岁月的大背景前面，以致于某种程度上可用于北京语言大学整体文学研究风格的精神提炼。从为中法文化交流作出卓越贡献的“世纪老人”盛成先生，经驰名文学翻译界的傅惟慈先生，到当今深受读者敬重的梁晓声先生，北语文学人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翻译，确有值得后人骄傲的精彩一页。与此相应，则是以彭庆生先生为代表的北语古典文学研究“三先生”的历史成就。
彭庆生先生的古典诗歌注释研究，吴书荫先生的古代戏曲文献研究，周思源先生的《红楼梦》创作论研究，涵盖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诗歌、戏曲、小说三大领域，契合于中国学术界的学科规范，且又凸显出北语学人的个性特色。尤其是彭先生的诗歌注释研究，以《陈子昂诗注》为发端，一路延伸到独具风貌的《唐代乐舞书画诗选》和集诗词典故注释之大成的词典编纂，工程越来越大。每次去彭先生家里，总会发现书房大案上依序排开的“手稿列阵”，彭先生夫人马女士曾半开玩笑地说：“那是他的命根子！”的确，再加上彭先生数十年如一日的“开夜车”，一位深夜窗下伏案不倦的“清苦”形象，历历如在目前。长期从事文本注释和文献考据事业所养成的职业习惯，使彭先生特具一种细读精研的学术精神，回顾北语培养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十五年来的历史，每届毕业生的博士论文答辩，我都邀请彭先生为答辩委员会委员，而彭先生对每篇博士论文的审阅批注，可谓极其详细具体，在彭先生身上，确实能感受到学术研究与教书育人浑然一体的人生境界。今先生已去，然其精神风采长存。
彭先生其实不善言谈，与他交往多年，真正的“聊天”机会并不多。也许正是因为如此，关于彭先生的往事，所知不多。只知道在来北语前，曾就职于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到北京，曾去人文社拜访学界前辈，当时还在编辑室的王思宇先生便提起过彭先生，言语之间，颇见交情。上世纪九十年代，西安电视台有意拍摄一部表现“盛唐气象”的电视片，不知通过什么渠道找到我们这里，为此，彭先生带着我先后去拜访了林庚先生和阴法鲁先生。林庚先生有诗人气质，风神清远，彭先生执弟子礼甚恭，而林庚先生之解答要言不烦，相形之下，阴法鲁先生和蔼可亲，十分健谈，话题有关“盛唐气象”的方方面面，有时引申开去，满屋欢声笑语。虽然此事最终无结果，但随同彭先生而得见林庚、阴法鲁两位前辈的经历，对我来说，十分珍贵。
形象地说，彭先生在学术上也保持着他学生生活中的“长跑者”精神，据说彭先生在北大读书时，能从白石桥一路长跑到学校。长跑者，贵在坚韧，彭先生之学术风格，其有韧劲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