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引言

全球在2008年年底陷入了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时任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和英国首相戈登·布朗都呼吁从根本上反思全球金融体系。2009年年初，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也加入了这一讨论，指出导致动荡局面的原因是缺少一种真正的国际货币。这些观点让人回想起“布雷顿森林”，那是一座位于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偏远小镇。1944年7月，二战期间，来自44个国家的代表齐聚于此，进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尝试，即设计一个全球货币体系并交由一个国际机构管理。

19世纪晚期，自然形成的古典金本位体制为第一次伟大的经济全球化奠定了基础。古典金本位体制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一战”）期间崩溃，而20世纪20年代尝试恢复金本位的努力也惨遭失败，并带来了灾难性的结果：经济和贸易崩溃，跨境冲突骤升。20世纪30年代，美国财政部和国务院的国际主义人士从中看到了强大的因果关系，并决心要开创新的局面，用财政部哈里·德克斯特·怀特的话说，就是要“给新世界来一次新政”。

怀特与他的英国对手——革命性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同步展开工作，在摩擦中合作，着手为战后世界的持久和平创建经济基础。这种经济基础将赋予政府更多管理市场的权力，但同时限制政府操纵市场以获取贸易利益的特权。未来黄金和美元短缺的局面将得以终结，贸易将因此有助于促进政治合作。资本疯狂的跨境流动将受到严格限制，那些激发人们对黄金和美元短缺的恐惧并从中牟利的投机商人将因此受到束缚。各国的利率均由本国的政府专家负责制定，他们都受训于宏观经济学这门由凯恩斯主导设立的新学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确保汇率不被操纵以获取竞争优势。最重要的是，新生的独裁者将不能通过实施“经济侵略”手段来摧毁邻邦或煽动战争。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强劲的经济复苏使布雷顿森林成为“高瞻远瞩的合作性国际经济改革”的同义词。70年过后，时逢巨大的全球金融与经济压力，在提出修补国际货币体系的蓝图时，对冲基金大师乔治·索罗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以及政策痴人弗雷德·伯格斯滕纷纷重提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那段定义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凯恩斯与怀特激辩的岁月，这一点或许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但是，布雷顿森林发生的故事真的能够照亮前进的道路吗？

毫无疑问，在布雷顿森林所形成的货币框架存在重大缺陷，并直接导致这一体系于1971年最终崩溃。而且事实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存续时间比普遍预计的要短得多，其运行状况也遭遇了更多困难。直到1961年，也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15年之后，首批9个欧洲国家才正式实施了要求其货币与美元可兑换的条款，而此时国际货币体系已经明显处于吃紧状态。任何继任的体系都将遭遇曾在20世纪40年代困扰英美两国谈判者的困难抉择，即多边规则与各国自决权之间的权衡取舍。1971年以来，世界经济领域的政治家反复呼吁创立一个“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1973～1974年是20人委员会，1986年是24国集团,2009年则是七国集团中的欧洲成员，等等。他们的希望最终都破灭了。

布雷顿森林的故事发生在一个特殊的外交背景之下，即美国在政治与经济上的崛起，以及大不列颠的快速衰落。一战前夕，英国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29%，而到二战结束时，这一比重飙升至240%。用凯恩斯的话说，一个在20世纪20年代控制地球1/4领土和人口的国家正面临着一场“金融敦刻尔克”。英国为了在战争中存活下来，与美国达成了一笔浮士德式的交易，这笔交易是布雷顿森林戏剧性事件的一个核心要素。

这出戏剧的中心人物是个性极端对立的凯恩斯与怀特：一位是从小群仆环绕、才华横溢的剑桥学术世家子弟；另一位则是出身波士顿工人阶级家庭、由立陶宛裔犹太移民抚养长大、傲慢又固执的技术官僚。

在布雷顿森林，凯恩斯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享受国际明星待遇的经济学家。他关于政府干预经济的大胆创新观点既令他受人尊敬，也使他备受指责，而美国媒体总是嫌对这位尖酸刻薄、能言善辩的英国人报道得不够多。凯恩斯对经济学的传统思想展开了猛烈的抨击，堪比20年前爱因斯坦对物理学的影响。在他1936年的鸿篇巨制《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中，凯恩斯以无人匹敌的机智与自信辩称：在面对一场大萧条之时，政府认为的历来稳健的政策实际上却是鲁莽且不计后果的。他最核心、最富有洞察力的见解是，经济的关键是货币，而正是因为货币的存在，从而摧毁了经济体系中被古典经济学家认为能够经常发挥作用的自我稳定机制。凯恩斯将把自己这一富有洞察力的见解应用到设计一个新的全球货币体系中，而这一体系将对美元全球至尊的地位构成威胁，怀特也因此决心使该体系永远不见天日。

尽管凯恩斯提出了富有远见的国际货币体系设想，他到美国的最终任务却是尽可能保留业已破产的大不列颠在历史上享有的帝国特权，在一个看似注定将由美元主导的战后世界中，这一要求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英国的政治家和政府高官在华盛顿日益绝望的乞讨行动屡屡以失败告终。在这样的背景下，凯恩斯受命成为英国最后的金融大使，担任英国在布雷顿森林会议、租借谈判以及英国贷款谈判中的首席代表。

那个年代的一首英国打油诗生动地描绘了当时的英国使者如何看待自己所处的困境：“在华盛顿，哈利法克斯勋爵曾经在凯恩斯勋爵耳边低语，没错，他们是有钱袋子，但是我们有的是脑瓜子。”哈利法克斯和诸多英国政治显贵一样，都未能打开美国的钱袋子，凯恩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派赴华盛顿和布雷顿森林的前线。派他前去是出于一丝渺茫的希望：如果脑瓜子是清偿债务的关键，他取胜的概率可能会更大一些。

没有人比凯恩斯更能够理解英国极度严峻的金融状况和迫切需求，而且在语言运用方面，他天赋异禀，这本应使他成为一位外交大师，可是他更在乎的似乎是在逻辑上逼迫和羞辱对手，而非说服他们。“这家伙对国际关系是个威胁。”有人评论道。说这话的人不是美国的谈判对手，而是英国战时内阁顾问、后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将凯恩斯视作“天神”的詹姆斯·米德。英国财政部的保罗·巴瑞评论道：“游说拉票、动员支持、餐桌政治，这些技艺都不是凯恩斯所擅长的。”

凯恩斯尽力从心理上和体力上适应周围那些奇怪的人，特别是华盛顿特区的居民，这些人不受凯恩斯对事实和逻辑的超人运用的影响，甚至连逼他们让路都不成。美国人永远不会偏离他们强硬的地缘政治条件，至少在二战后杜鲁门团队重新洗牌之前是不会的。凯恩斯还经常使问题复杂化，他不仅抓了一手臭牌，而且出牌也很笨。一个敏锐和专注的职业外交家本应学会利用纽约的银行大亨来对付罗斯福的金融家，当时这些银行大亨摇晃着贷款的诱饵意在换取英国反对美国财政部的货币改革方案。但是凯恩斯还有个人政治遗产的问题需要考虑，而他在布雷顿森林万神殿中的地位是决定个人政治遗产问题的关键。他为自己的坚持付出了心理上的代价，就像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变异症一样阵阵发作，他会说服自己，并以他无人能及的雄辩口才说服伦敦的政治领导层相信，尽管美国政府恪守法条主义的做法令人难以忍受，尽管他们对理智的说辞不屑一顾，但美国政府的意图仍然是好的，并最终会对英国做出正确的事。

在布雷顿森林，凯恩斯所勾画的战后货币秩序蓝图面临的主要障碍来自怀特，一位当时仍然默默无名的美国财政部技术官僚。采访会议的新闻记者曾经对怀特表示怀疑，认为除了凯恩斯的《通论》灌输的思想外，他可能再无其他观点，怀特对此勃然大怒。尽管怀特没有任何重要的官方职衔，但是到了1944年，他已经对美国外交政策施加了广泛影响，甚至在3年前与日本开战之前的外交活动中也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令人不可思议。

怀特坚毅而聪慧，专注于细节，做事不屈不挠，通晓政策制定门道。本国同事和外国对手对他又恨又爱，而怀特的所作所为也确实不让人喜欢。“他完全不知道如何得体地表现或遵守文明人对话的规则。”凯恩斯抱怨道。然而，怀特一方面傲慢无理、仗势欺人；另一方面也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一直以来，怀特都强烈地认识到，他在华盛顿的脆弱地位完全依赖于他有能力用可行的政策武装自己的“老板”，即时任美国财政部部长小亨利·摩根索。摩根索深受罗斯福信任，但智慧匮乏。怀特常常在与凯恩斯谈判前因为压力过大而病倒，然后会在谈判中爆发。在一次特别激烈的会议上，怀特脱口而出：“我们会尽力提出一些尊贵的殿下您能够理解的东西。”

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主要设计师，怀特策略性地战胜了远比他聪明但固执任性的英国天才对手，从而树立了他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形象，试图从二战引发的美英地缘政治板块变化中牟取所有利益。怀特对战后秩序的设想与英国长期以来的利益截然对立，特别是在涉及帝国的问题上。然而，怀特的设想还包括使美国与一个新的、正在崛起的欧洲大国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而且他愿意使用非常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这一点甚至连他最亲密的同事基本上都不知晓。理解怀特这一更大的目标非常重要，不仅能够说明为什么英国人认为他是一个棘手的谈判对手，而且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在杜鲁门将对外经济政策的控制权由财政部转到国务院之后，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在二战后发生剧烈摇摆。

怀特一直对苏联痴迷。1933年，他在成为威斯康星州劳伦斯学院一名经济学教授之后不久，就决定要寻找一份奖学金赴苏联研究其计划经济体系。1934年6月，财政部顾问雅各布·维纳邀请怀特来华盛顿小住，协助维纳开展货币金融改革的研究，这才转移了怀特的注意力。正是在那里，他结识了乔治·西尔弗曼、惠特克·钱伯斯以及其他为苏联从事地下工作的人士。早在1935年，怀特——这位急于影响世界且对行动面临的官僚制度障碍不屑一顾的理想主义者，就开始了那种危险的双重人生，这种双重人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也吸引了一大批华盛顿的同代人。

虽然怀特的官方著述明确地显示出他是一个支持凯恩斯主义的新政民主党人，但是他私下的沉思显示出他还要更加左倾。在怀特设想的战后世界中，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组织模式将处于支配地位，尽管它不会取代美国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本书研究过程中新发现了一份未经发表的怀特手稿，确凿无疑地证明了这一点。这份手稿写于二战结束前夕，怀特在其中大加指责美国对苏联的态度，言辞激烈。如果当年这份手稿公之于众，必将招来要将他解职的一片呼声。

“我看到了未来，”激进的记者林肯·史蒂芬斯在他1919年的彼得格勒之旅后写道，“而且它成功了。”在1/4个世纪后的布雷顿森林，怀特坚信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已经证明获得成功。“苏联是第一个付诸实践的社会主义经济案例，”怀特写道，“而且它成功了！”他认为，美国政治统治阶层对苏联的敌意是一种政治虚伪，源自其从意识形态上就不能承认社会主义经济的成功。

显然，一个必须要问的关键问题是，怀特与苏联的关系是否对布雷顿森林会议的结果产生了任何实际影响。关于战后货币改革的“怀特方案”当然不带有任何苏联货币思维的印记，因为这种思维根本就不存在。诚然，在会议上，怀特明显表现出对蓄意阻挠会议的苏联人过度关心，他比任何其他美国谈判人员都要关心，且比欧洲人还要关心得多，这令一些欧洲人感到恼火。但是这对最终结果并未产生影响，因为苏联并没有批准协定。如果怀特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首任总裁，他的观点可能会产生更大的影响，但这一点我们永远无从得知。然而，我们将要看到，怀特没有成为基金组织总裁的主要原因，以及此后再也没有一个美国人能够出任基金组织总裁的主要原因，是怀特为苏联从事的活动当时已经露出了端倪。

丘吉尔曾经有一句名言：“在美国人穷尽了其他可能性之后，我们总能够指望他们做出正确的事情。”在凯恩斯去世两年之后、怀特去世半年之前，这番话以马歇尔计划的形式得到了应验。马歇尔计划是美国制定的一项异乎寻常的外交国策，它建立在这样一种顿悟的基础之上：英国其实并非怀特所定义的、与美国争夺霸权的对手，而是一个陷入绝境的盟友；面对与日俱增的苏联威胁，英国迫切需要得到支援。

这就是关于哈里·怀特的世界新秩序蓝图的兴衰往事，以及我们今天仍与之斗争的那场衰落的遗留之物的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