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台湾学者译介国外汉语音韵学论著

与台湾汉语音韵学研究相关的学者赵元任、李方桂等，早年就曾致力于介绍欧美汉语音韵学著作，比如赵元任《高本汉的谐声说》（1927）一文，以及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共同翻译的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商务印书馆1940）等著作，在海内外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高本汉的谐声说》涉及了“谐声原则概论、谐声字中弱谐强的原则”等问题；《中国音韵学研究》一书不但对原文进行了准确翻译，还在注释中对高本汉许多重要文献失误进行了纠正，赋予其十分重要的研究性质，内涵更加丰富。

台湾学者译介国外汉语音韵学著作很多，对于相关学者及时了解和掌握国外汉语音韵学学术动态十分重要，起到了沟通中外学术信息的作用。这里择要说明。

一、翻译国外汉语音韵学著作

（一）高本汉《中国语之性质及其历史》（杜其容译，1964）

本书由杜其容根据1949年纽约英文版本翻译，全书174页。

本书体例为：正文之前有译者附言、作者致译者书、高本汉原“序言”。“译者附言”称，原书分为五章，但不标章次，亦无标题，今为醒目计，表明章次；如有必要，由译者另行加注；本书第三章讨论上古中国语之特性；译者之师周法高著有评高本汉《原始中国语为变化语说》《语音区别词类说》两篇文章，对高本汉学说有所补充，也列入“附录”中。

201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聂鸿飞翻译本，名为《汉语的本质和历史》，同样根据1949年纽约英文版本翻译。译者将原文六个部分改称为章，然后为每一章加上了题目，分别是“引言、文字、音韵、语法、训诂、结语”，以便于查阅。

（二）高本汉《中国声韵学大纲》（张洪年译，1972）

本书由张洪年根据1968年版本翻译，全书255页。在正文前有高本汉“序文”一篇。高本汉说（1—3页）：

本书的目的，并不是要对中国历史音韵学增加什么新的理论，或新的结果，而仅是把其中某一方面的主要论点作一综述而已。这里面包括了：中古及上古音韵系统的拟测及从上古语言渐变的情形；至于从中古到现代繁复方言的演变，则间有提及，但没有作详细的说明……从1915年开始，着手对中国古代音韵系统进行探索，直至1934年，完成了上古音的拟测为止，这许多年间，我对自己起初的说法，曾做过不少的补充和修改，而期间相承改变的情形，可见于我一连串的发表（著作）中。这些改变，有的是受了同行其他学者的影响，像马伯乐（H. Maspero）、李方桂、赵元任及罗常培，便是其中主要几位；但大部分还是我个人重新扩大研究的结果。因此，对一个有兴趣于这方面的初学者来说，为了要知道大部分现在仍然采用的拟音根据所在，而得将我过去所有的文章——内中包括不少已经作废的论证及拟音说法一一全部看一遍，那未免太过于麻烦了。所以，在这一编综述中，我挑选了个人以为依然有力的论断，以最简单的方式，重新陈述一次。正如数学一样，语言学并不是样容易看得懂的东西，所以，在尽可能的情形下，我都以不采用专门性的术语为准则。

可见，本书以向读者阐述基本学术观点为宗旨。

高本汉还重点厘清两个概念，即中古音和上古音（1—3页）：

所谓中古音，我们专指公元600年左右，见于《切韵》一书的语言，特别是指长安方言而言。到了唐朝时代，它已逐渐成为一种标准语言（Koine），流行于国内各大城市、大中心的教育阶级圈子中，但沿海的福建一省，则属例外。上古音，则指西周时期（从公元前1028年算起），河南一带的语言。数据源，一部分是《诗经》及其他早期作品的用韵，一部分则是谐声字（由形符及声符共组而成）。

此书出版后，在海内外学术界应用十分广泛，为汉语音韵学者研究高本汉，以及高本汉上中古汉语音韵学学术思想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张洪年的翻译亦有其阅读不方便的地方，就是正文章节层次不清，给一般人阅读带来了不小的困难。高本汉上古音研究的一些内容，也有学者专门翻译，比如陈新雄就翻译过高本汉《上古音当中的[-d]跟[-r]韵尾》（《木铎》1978.7:13—22）。

中国大陆学者聂鸿音翻译《中上古汉语音韵纲要》（“Compendium of Phonetics in Ancient and Archaic Chinese”,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1954），齐鲁书社1987年5月出版，层次划分非常清晰，在国内外读者中流行更为广泛，亦可以参用。

（三）高本汉《诗经韵读》（《汉文典》）（陈新雄译，1984）

陈新雄《高本汉之〈诗经韵读〉及其拟音》（1970年8月脱稿，见《锲不舍斋论学集》581—684）翻译高本汉《诗经韵读》（《汉文典》），结合段玉裁《诗经韵谱》韵读校勘，若干篇诗中分部，取自于王念孙、江有诰的说法。这是有关高本汉《汉文典》翻译的重要著作。后边还附有国际音标与高本汉所使用的音标对照表，便于读者理解和使用。

（四）马提索夫《汉藏语和其他语言中边音的塞音化》（苏玉玲等译，2006）

本文由苏玉玲、邱彦遂、李岳儒翻译，主要内容是：舌尖辅音[l][d]和[n]在发音特性上相当接近，它们都是舌尖抵上齿龈或上齿背造成阻塞的浊音。许多语言都反映了这些舌尖辅音的方言变异，例如著名的美洲印第安族群达科塔就有Dakota、Lakota或Nakota三种不同的发音。不少汉藏语（ST）词源例证也显示了[l]和[d]的交替。主张上古汉语非腭化的[∗l-]发展为中古汉语的[d-]，是颇具影响力的看法。从生理发音的角度，边音的“硬音化”或“擦音化”，或许也可以视为“增音”的类型——在两个不易连读的音之间增生音段。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在鼻音或流音的语境中，包括几个常见的次类型，比如鼻音+擦音＞鼻音+塞音+擦音、鼻音+流音＞鼻音+塞音+流音等。无论在印欧语或是汉藏语中，塞音化都是偶发的现象；但这却可能是根据普遍发音行为所必然导致的结果。汉语里流音的演化也属于这种情况。班尼迪察觉到上古汉语的[∗l-]在中古汉语塞音化的偶发性质。许多汉藏语的词源都明确显示边音和齿塞音的交替，无论共时或是历时，无论就汉语或藏缅语的内部构拟，或不同语言之间的比较来看都是如此，往往汉藏语系的某个语支呈现塞音，另一个语支却是边音。藏缅语和汉语都有浊音与清音的变体，清浊别义，反映了更早的使役与非使役动词的对立。汉藏语中舌尖音交互作用的本质，现在是重新思考的时候了，包括共时与历时，以及语言内部或跨语言间的现象。汉藏语族的同源词，为汉藏语同源词的研究提供了另一个思考的方向。

据译者介绍，这篇文章最初以“The Dinguist's Dilemma:deltacism of laterals in Sino-Tibetan”（《语言学家的困境：汉藏语边音的塞音化》）为题发表于1990年10月在阿灵顿（Arlington）德州大学举办的第二十三届国际汉藏语暨语言学年会，尚未以英文正式出版。标题中“dinguist”（语言学家）这个虚构词的意义在下文会逐渐明朗起来。文章作者James A. Matisoff为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

此外，幼狮月刊社编《中国语言学论集》（1977）收录了梅祖麟《中古汉语的声调与上声的起源》，黄宣范译；André G. Handricourt《怎样拟测上古汉语》，马学进译；张琨主讲《中国境内非汉语研究方向》，张贤豹译；张琨《论中古音与〈切韵〉之关系》，张贤豹译。

二、介绍国外语言学或汉语音韵学著作

（一）佛瑞斯特《中国语言》

陈新雄《简介佛瑞斯特中国古代语言之研究方法》（1977）对佛瑞斯特（R. A. D. Forrest）《中国语言》（The Chinese Language）十分推崇，认为其在西欧学者研究中国语言著作中“堪称完备”。陈新雄介绍说，《中国语言》一书是西方学者研究中国语言集大成的著作，在欧美学术界地位显赫，成为欧美学者研究中国语言的必读书。全书共分十一章：绪论、中国文字、古代语言研究之方法、中国语言概述、相关与相近之语言、远古中国语、上古中国语、中古中国语、近代与现代中国语、现代方言、中国语言今后之趋向及其问题。陈新雄在本文中详细介绍了古代语言研究方法部分，认为“佛氏此书所论方法，虽皆陈说，然近半个世纪来，西方学者研究中国语言之方法，已尽见于此矣”。

《中国语言》不是专门的研究汉语音韵学著作，但所论许多地方却与汉语音韵学研究密切相关，陈新雄介绍其古代语言研究方法大概也是出于这个考虑。

陈新雄说，《中国语言》值得注意的观点是：佛氏以为，研究中国语言，首先应该进行分期工作。他把中国语言分为五期：曰远古、曰上古、曰中古、曰近代、曰现代，并谓此类划分纯为研究之方便，并无清晰之界域，各期之间，其语言亦非快速之突变。佛氏认为，“远古”等专门术语或未尽得当，但因为西方学者如高本汉、西门华德等都如此用，已成习惯。他看到，中国近世学者构拟《诗经》时代之语音，其所得结果，以语言学之观点衡量，仅有部分成功。

佛氏认为，研究中国语言，须按照年代之先后分成若干时期，然后从现代上溯古代，如此则于语音之了解，特为显明。“盖现代语之音值，可借耳闻，求之不难。然后，推论之近代，足以构拟出中古之语音系统，再据中古之基础，以重建上古音系，自亦有所凭借矣。”陈新雄将佛氏中国古代语言研究方法逐条加以介绍：其一，境内方言。中国境内方言之比较研究，实为研究中国语言之首要工作。盖方言乃研究计划中之原始资料，借此得考知古代汉语之真相。其二，域外方言。中国文字之形成，随中国文化传播于高丽、日本与安南。他们皆曾使用中国文字，而且仍保持借用时之音读，仅受彼等语言本身之影响，音读稍有变化。由于此种关系，故可证中国之古音。其三，韵图反切。所谓韵图，乃根据字音之声韵，纵横排列，组成图表。与韵图性质相同者则为反切，反切乃拼音之法。此种拼音系统可能系汉代佛教徒所传入。有时亦可用两相似之音拼合，事实上，虽用于拼合，而音原有区别。其四，国外译音。由于以上诸法之使用，已可以获中国古音之结论，若参以自汉代即由佛教徒传入之梵文译音，或可得更多之证据。一种幸运之机会已大有助于研究，即一种藏文与中文本合编之佛教经典，已经出现。虽然此一方言并非当时之标准语，然在读音上，与推论所得之唐代读音已相当一致。其五，形声分配。形声字配合《诗经》韵脚之细心归纳，高本汉曾创建一极为准确之上古音系。高本汉了解音之和谐之原则，此种谐声字之接合，皆由于音之相近。其六，《诗经》韵脚。全部韵脚将予一合理而不矛盾之结果，证明中国古代语言比之其他语言，韵极少变化。陈新雄说，佛氏在第四章提出《诗经》韵脚之重要贡献，对他启发甚大，“将予吾人（陈新雄）一清晰之概念”。其七，汉语借字。最近李方桂提及中国借字（loan-words）在台语之情形，开创一崭新而有前途研究之方法。此种资料，到目前为止，仍很少为人谈及。虽然此类语言尤其北部之语言，全部属于中国语系，然却不易断定其借用字所借之时代。此类研究所获之成就，已可印证由其他方法所获致之上古中国语之结果。

陈新雄介绍“汉语借字”一段，是不是佛氏原文意思还显得有些模糊，但已经可以从中见到佛氏方法的基本思维方式了。

（二）罗杰瑞与汉语音韵学

张光宇《罗杰瑞教授与汉语史研究》（2014）说，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亚洲语文系教授罗杰瑞（Jerry L. Norman 1936—2012）师从于赵元任，是西方汉学界继瑞典学者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 1889—1978）之后学养最为深厚、影响力最大的语言学家。如同与他同时代的学者一样，研究中国语言学的一个重大课题是研究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但是，十分突出的是，当一般人沉浸、陶醉在高本汉途径的时候，罗杰瑞刨根究底检视其基本假设，呼吁冷静、深思，另辟蹊径。

张光宇认为，作为普林斯顿学派的一员健将，罗杰瑞在汉语史上的主要贡献可分两方面来看：其一是提出建议，重新检视高本汉的基本假设，例如韵图不是透视《切韵》的唯一凭借；其二是尝试重建古闽语，把高本汉所说的闽语例外揭示出来。他的汉语专著是西方世界的中国语文通论课本，视野宽广，高瞻远瞩，文笔细腻周延。由此，张光宇展开了对罗杰瑞汉语音韵学成就的定性和缕析。

其一，重新检视高本汉的基本假设。罗杰瑞看得很清楚：“到目前为止，所有关于中古汉语的重建及修订，可以也应该视为单一方法论传统的产品，源自于高本汉及其前辈学者。”张光宇认为，普林斯顿学派对高本汉的反思是从语言地理类型的差异出发的。当人们把那种差异归在“区域特征”的时候，他们不满足于标签式的描写、分类，而试图以人为本找出背后的理由。这种反思意义重大。对比高本汉和罗杰瑞的学术差异：汉语史的两次重大重建工程，高本汉仰赖文献资料，罗杰瑞悉照方言；高本汉用文献材料指导比较法如何执行，罗杰瑞用比较法揭示文献的局限。罗杰瑞说：“高本汉中古汉语重建，在本质上是对韵图音类的重建；《切韵》是一个基本数据，韵图是这个基本数据的解释。所据时代稍晚，地域有别的方言。没有人强调我们非得接受这个解释不可。汉语方言自古传下，不绝如缕。域外方音传播，在异域难免受当地语音系统的调整和变造。现代方言的价值，远远大于‘古代方言’的域外方音。”在高本汉的途径里，方言（包括域外对音）只是韵图的附庸，合则取不合则弃。而罗杰瑞研究《切韵》则韵图与方言并举。他秉承林语堂的看法，比如：《切韵》是汇通古今南北方音，预备作一本南北人皆可用的字书，所以，分韵唯恐不详，所列并非任何一地之音（《重刊〈语言学论丛〉序》）。在张光宇看来，罗杰瑞对汉语语音史框架的设计，与王力晚年《汉语语音史》讲汉语中古音用《经典释文》和《一切经音义》反切音系取代《切韵》具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也正是超越高本汉比较法的地方。

其二，重建古闽语。高本汉说，所有的现代汉语方言都从《切韵》脱胎而来，只有闽方言不然，是个例外。张光宇认为，罗杰瑞《闽语声调的发展》是比较法在中国方言内部的探索。罗杰瑞心中的问题是：为何《切韵》並母在闽语内部如此歧异，同属平声字，其清化后有的送气有的不送气？为何在建阳方言里，除具备这些特征外，还多了一类，声母读[v]，但调归第九调？他排比资料，试图从古闽语的三个声母[b]，即普通[b]，送气[b]和软化[b]的重建去解释。罗杰瑞宣称：《切韵》的重建形式不足以解释闽语声调的发展，这在汉语音韵学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张光宇认为，这个提法有些不恰当，正确的说法是：闽语的比较研究显示，同一部位的浊塞音有三种对应关系。1979年，罗杰瑞发表《闽语词汇的时代层次》，所举例证三读，代表了汉代、南朝、晚唐三个不同时代的来源。张光宇说，比较法的最后结果是树形的语言连续性，层次关系尽在其中。中古以下还有许多空档有待于填补，这也就是高本汉期待后人继踵增华的未竟之业。无疑，罗杰瑞的工作属于语言连续性的研究，而整合音系学则方兴未艾，会提供更多的理论上的滋养。历史语言学家根据实证材料重建语言，取得了一个概估的代数值，而语音学家据以实验，看到了其中的合理性，则给予补强。在汉语语音史领域，这方面研究确实有待于加强。很显然，这个看法当中隐含着对罗杰瑞及其后人工作缺憾的认识，以及对未来研究的无尽期待。

许煜青《汉语方言鼻音韵母的发展》（2015）第二章“汉语语音史研究回顾”中第五节“罗杰瑞‘原始闽语’的重建：比较法的优先地位”（66—75页），则详细地介绍了罗杰瑞汉语语音史研究中的“比较法”理论。作者认为，罗杰瑞是系统地展开“普林斯顿学派”思路的最为重要学者，从1973年《闽语声调的演变》开始，1974年《原始闽方言的声母》、1981年《原始闽方言的韵母》，以及1986年《闽北方言的第三套清塞音和清塞擦音》等，都是这种“比较法”的直接体现。主要特征是：其一，首重方言材料。完全根据比较法来研究汉语史，等同宣示方言材料价值凌驾于书面文献之上。罗杰瑞说：“汉语方言是中古汉语土生土长的直接后代，显而易见地应该作为构拟古音的主要依据。”“我们需要一个更自觉和严谨的方法论，并确实了解重建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和步骤。”他批评高本汉：“高本汉和其他的人把汉语方言分化的时间定得很晚（八到十世纪），从目前所见汉语方言分歧的程度来看，那似乎不合实际。”高本汉用文献限制比较法，罗杰瑞用比较法和方言解释文献。其二，对原始闽语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比如对声母系统的重建。在古音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为何古全浊声母清化后有的送气有的不送气？他注意到，建阳和邵武等方言，部分字的声母读法有异而声调亦复不同。根据比较法的不同，有三组对应关系就应该建立三个原始音位，这是执行时的严格要求。罗杰瑞建立了48个原始音位，还原早期状态，使得很多语音现象得到较为满意的解释。其三，汉语方言层次问题。成系统的特殊音读（而非零散例外），有时候保留的是早期的痕迹，反而能成为重建语言历史的关键。但前提是，必须事先排除借词和类推等其他外部因素。完全排除之后，比较法也才能坚持有几组对应关系就建立几个原始音位的原则。如此，引进层次观念显得尤为必要。这也是罗杰瑞对汉语音韵学研究理论的最为重要的贡献。

大陆学者译介的罗杰瑞著作主要是：《汉语历史语言学研究的新方法》（“A new approach to Chinese historical linguistics”，朱庆之译，收入四川大学汉语史研究所《汉语史研究集刊》1，巴蜀书社1998）、《汉语概说》（张惠英译，语文出版社1995）、《汉语》（原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

（三）康拉迪与汉藏语系

梅祖麟《康拉迪（1864—1925）与汉藏语系的建立》（2010）针对李方桂《中国的语言与方言》（1937）提出汉藏语系分为汉语、侗台语族、苗瑶语族、藏缅语族四类的观点，补充了李方桂之前一些欧美学者对相关问题的看法，借以表明，李方桂汉藏语系分类的思想形成不是偶然的，而是前有所承为基础或“英雄所见略同”，但这并不影响对李方桂汉藏语系分类贡献的判定。他说：

鲜为人知的是，康拉迪（Conrady，德国人）曾经论证印支语系应该分为东西两支，西支是藏缅语群，东支是汉台语群，而且认为，孤立型的东支是从黏着类型的西支变来的。更没有多少人知道，1811年英人赖登（John Leyden）在《亚洲学会会报》第十期发表的《论印度支那语言和文字》一文，首次指出汉语、缅甸话、泰语的词汇和语法有类似之处……1820年法国学者Abel Rémusat写了一本研究鞑靼语言的书，提出他对满语、蒙语、回语与藏语的文法与文字异同的研究，其中就提到许多今日一般所公认的汉藏语同源词，如“日、月、水、父、母、心、名”等。1851年德国学者Schiefner写《藏文研究》一文，也指出了藏文和汉文之间有不少的同源词。但是，从1811年至1851年经过40年，汉藏语的比较研究却毫无进展，直到1874年法国学者Rosny指出，要作比较研究必须从汉语古音开始，而英国学者Edkins也同时发表了他对汉语古音的研究。1881年德国学者甲柏连孜（Georg von Gabelentz）出版了《汉文经纬》一书，他在书中（第233页）说：“印支语言（即汉藏语）科学的比较研究是语言学许多课题之一，但对于解决这一问题，却连第一步还没有踏出。”

梅祖麟还说，康拉迪引证了甲柏连孜1878年的论文，说明甲柏连孜先期研究的贡献。梅祖麟就此生发了对具有亲缘关系语言证明汉藏语系比较语法方面研究的一些意见，很显然，康拉迪的卓越贡献是最应该大书特书的。梅祖麟的补充与阐发是客观的，以真实的史料为依据，很有说服力，这在汉藏语系研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康拉迪汉藏语系学术思想对日本明治学者的影响，梅祖麟在论文中没有提到，这也是须要补充的。我们通过发掘文献，可以知道，日本学者后藤朝太郎著《现代中国语学》（原名《现代支那语学》）就是其中重要成果之一。后藤朝太郎著《现代中国语学》，由东京博文馆1908年发行，曾被列为日本帝国百科全书之中，一直被作为经典性的著作而受到历代语言学者的推崇。由后藤朝太郎《自序》可知，他借鉴了G. v. d. Gabelentz（甲柏连孜）和K. Arendt（阿伦特），以及T. Watters（沃特斯）、中国马建忠等成果。在“中国帝国的领域和它的语言”部分谈到了中国境内语言的地理分布，认为除了官话之外，其东南部方言分为浙江方言、福建方言、广东方言三大方言；这三大方言进一步细分：浙江方言，有上海方言、宁波方言、温州方言；福建方言，有福州方言、厦门方言、汕头方言；广东方言，有广州方言、客家方言，书中对这些方言语音特征进行了描写。此外，重点谈了中国语和同族语比较等内容：第一，苗族的语言和中国语。这是认定了苗语作为汉语同一系属语言而进行的研究，还将北京、广州话与苗语比较。第二，安南语与中国语。这里是把越南作为当时中国的一个附属国来对待的，书中引用了南条、高楠两个日本学者的成果进行论述。后藤朝太郎之后，比如法国马伯乐、瑞典高本汉都把越南汉字音作为构拟汉语中古音的重要资料，可以说与之异曲同工。第三，藏语和中国语。作者认为，藏语和汉语都是单缀语，关系十分密切，比如助词都很发达。在印度支那语族中，藏语和汉语是最为重要的，因此必须突出它的研究地位和作用。作者将藏语音、中国语音（南方语音）、日本语音进行了比较。在此基础上，后藤朝太郎使用了“语言接触”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术语概念。对于“语言接触”概念内涵，后藤朝太郎解释道：

按一般的语言现象观察的话，性质完全相异的语言，如果进行接触，从语言的内部构造上看，彼此接受影响的很少见。但中国语近时呈现的现象，很像道尔喀或者马基亚尔（匈牙利）语言，本来属于乌拉尔阿尔泰语族，而且，由于存在着历史上的关系带有欧洲语的色彩。迫于中国语内部自然的需要，而具有了这样的结果……究竟为何如此暂且不论，今日中国语北京官话存在着很多“多缀语”（“纯多缀音式”[多音节单纯词]），而且，很像“添着语”（黏着语）形式，是不可争辩的事实。

但北京官话之外，比如南清方言，以及越南、暹罗、西藏等语言，是否也具有“纯多缀音式”趋势，因为没有进行详细而充分的学术调查，后藤朝太郎认为，还不能过早断言。可见，后藤朝太郎的研究，很显然是具有针对性的，可惜，许多学者并不了解这个研究成果。

（四）其他

丁邦新等编《李方桂全集1：汉藏语论文集》（2012）收录了不少李方桂介绍国外学者的书评或论文，比如包拟古《〈释名〉的语言学研究：声母与复辅音》、司礼仪《〈方言〉记载的汉代方言》、德范克《中国的民族主义及语言改革》等。

竺家宁先后翻译了包拟古（N. C. Bodman）的《〈释名〉复声母研究》（1954/1979）、《反映在汉语里的汉藏语[s-]复声母》（1973/1991），并专门写文章介绍蒲立本（E. G. Pulleyblank）和白保罗（Paul K. Benedict）的复声母学说。

安藤正次撰、雷通群译《语言学大纲》（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黎明光译《滋生音韵学》（文鹤出版有限公司1972），陈弘昌《藤堂明保之等韵说》（1973），李璜《谈伯希和的对音考释》（《法国汉学论集》62—67，香港珠海书院出版委员会1975），奥德里古著、马进学译《怎样拟测上古汉语》（《幼狮月刊》43.2:23—30,1976），罗杰瑞著、陈秀琪译《从音韵看汉语方言》（《方言》1:6—15,2006），以及邹睿智《雅洪托夫〈上古汉语的开头辅音L和R〉介述》（台湾《书目季刊》42.1:127—131,2008）也很受学者们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