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世》：知识分子的悲剧意识及其隔离的智慧

《人间世》——描述人际关系纷争纠结，像一张硕大无比的罗网，在统治阶层里，到处是猜忌、争斗，陷阱遍地。

在权力专横的人间世上，人命如草芥，处境最为艰险的要数兼善天下的士大夫阶层了。他们有着“治国去之，乱国就之”的社会关怀意识，以忠君、辅君、谏君为己任，而君王却任意向他们施威，甚而施暴。君和臣之间没有一个共识，产生不了一种亲和感，有的只是伴君如伴虎的严酷现实。庄子把人间世最最微妙的一种人际关系——君臣关系，绘摹得惟妙惟肖，揭示得入木三分。

庄子笔下的知识分子，涉乱世，而不愿趋尘脱世；佑暴君，而不甘沦为其工具。他们寻觅两全齐美的应对方法——既不危害国家，又不危害自身的处世与自处之道：君臣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进退好有个自由回旋的余地；知识分子与统治者相处，凡事要分寸得体，时时要藏智匿才，才可免遭嫉恨陷害。可悲的是，这些出自无奈的处世与自处之“道”，在激扰不安的乱世里，祸患依旧累累，命运依旧戚戚。

庄子把人间权势结构的险恶和知识分子悲剧命运层层描绘，淋漓尽致地揭露于人世。

一、“乱国就之”及“心斋”之道

《人间世》首节，假借颜回与孔子的对话，抨击了时君的残民自逞，揭示出与统治者相处的艰难。

庄子生活在“淫于酒妇人，群臣谏者辄射之”（《史记·宋世家》）这样一个被史书称为“桀宋”的统治之下。他写卫国的暴乱——死尸满沟遍野，像干枯的蕉叶一般，以喻人间的残酷交争；借卫君的“轻用其国”、“轻用民死”，喻当权者的专横。庄子笔下的颜回，身处乱世，怀抱“乱国就之”的救世心态。庄子笔下的孔子，这位儒家的泰斗，变成了宣扬庄子学说的道家人物。

颜回向孔子辞行，孔子非常清楚，卫君是不可能相信厚言谏诤的，颜回此行凶多吉少，“必死于暴人之前”。师生之间一场令人深思的对话，凝聚着庄子的生活经验与历史透视。“桀杀关龙逢”，“纣杀王子比干”，史迹斑斑，向统治者进言，总不得好结果。庄子不惜笔墨，对一些怀抱理想的知识分子投身权力结构，原想改变它，最后被其消解掉的可悲情景，作了极其精彩的描绘：你一旦向他谏诤，他一定会抓着你说话的漏洞而展开他的辩才，这时候你会眼目眩惑，面色平和，口头只顾得营营自救，于是容貌迁就，内心无主，也就依顺他的主张了（“目将荧之，而色将平之，口将营之，容将形之，心且成之”）。结果，“以火救火，以水救水”，成了统治者的帮凶。向统治者进诤言，无论采取哪种方式，总不免屡遭不测，若是逞智求名，其后果更不堪设想，所谓“名也者，相轧也；知也者，争之器也”。忠心耿耿的颜回还想用“端虚勉一”（即外貌端肃而内心谦虚，勉力行事而意志专一）、“内直外曲”（即内心诚直而外表恭敬）、“成而上比”（即引用成说上比于古人）这种种方法，试图使卫君听从他的游说，然而这些法子仅能使自己免于祸患罢了，并不足以感化卫君。对于顽固不化的暴君，庄子以为唯有采取不合作态度，彻底放弃改良主义者伺机诤谏之途，最后提出“心斋”一法，也不过是自处之“道”而已。

所谓“心斋”，乃是“养心”、“养气”之法。庄子说：“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虚而待物者”，指心境而言——空明之心，乃能涵容万物。心和气并非截然不同的两种东西，心灵通过修养活动而达到空明灵觉的境地称为气。换言之，气就是高度修养境界的空灵明觉之心。总之，庄子的“心斋”，乃是培养一种具有灵妙作用的心之机能，它可以完成个人高超的修养境界，却不足以产生一种普遍有效而用来消解人间纠纷的方法。以“心斋”用之于应付暴虐的统治阶层，实在是“不得已”的法度吧！

二、使命的艰难及“养中”之说

庄子借叶公子出使齐国一事，写尽使臣接受使命时的心理压力，反衬出人君的绝对权力的威压之势，道出了臣子与君主相处的艰难。

叶公子高将要出使齐国，一朝奉命，忧急如焚，深感：“事君不成，则必有人道之患；事君成，则必有阴阳之患。”也就是说，如果办不成事，必定会遭受人君的惩罚；如果办成功了，也会因着内心忧虑过分，而使阴阳之气激荡失调以致精神病患。这里，庄子生动地描绘了人臣承受使命时面对君主威势压力下的焦灼之情。

使臣的职责在于传达两国国君的旨意，庄子于此指陈“传言”任务的艰难：“夫传两喜两怒之言，天下之难者也。夫两喜必多溢美之言，两怒必多溢恶之言。凡溢之类妄，妄则其信之也莫，莫则传言者殃。”这里，也道尽了人际间由于传言不当以致引起无限矛盾、冲突甚而殃灾的普遍情况。这一节，庄子还说出了许多富有深刻社会经验的名言，如“言者风波也”、“美成在久，恶成不及改”。总之，庄子看透权力结构中的险恶，乃发出“可不慎欤”的警惕。

庄子并借仲尼之口表达他的“义命观”。子之爱亲，是自然而然的事，这称之为“命”；臣之事君，是无可逃脱的重担，称之为“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庄子将儒家忠君的义务论转化而为顺其自然，如实为之，不加以任何主观作用去促成，这就是采取“无迁令，无劝成”的工作态度；就主观上来说，要心中坦然，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素，按实际情况行事，尽量忘却自身的得失哀乐（“行事之情而忘其身”）。

最后庄子提出要培养超越者的审美心胸：“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庄子应世一再慨言“不得已”，其忧戚之心可以想知。“心斋”之外，这里又提出“养中”、“游心”之说。“养中”，为保养心中之气，与“心斋”养气集虚同义。老、孔都重视持守“中道”，但儒、道两家观点不同，孔儒的“中道”，指不偏不倚、不走极端而采调和的态度，取两极的折中点。庄子的“养中”，则顺着老子“守中”之义而发展，老子形容天地之间犹如风箱，“虚而不屈，动而愈出”，接着说：“多言数穷，不如守中。”（《老子》第五章）“守中”，即指中空、中虚而言。庄子于此，将“中”、“虚”用以表述心灵状态。所谓“养中”，即主体通过修养的工夫除排名位的拘锁而使心灵达到于空明灵觉之境界。“乘物以游心”，即心神顺任外物的变化而遨游。“游心”，即心灵自由活动——精神从物物相逐、名利相争的现实桎梏中提升出来，使心灵在自由自适的情状下以美感距离来观照外事。故而“游心”之说，乃庄子以一种艺术精神而入世的心态。

三、伴君如伴虎

庄子假借颜回为卫灵公太子师的寓言，说明与人君相处难，与储君相处亦难；为师难，莫过于为人君之师。并提出了引达（“达之”）、顺导（“顺”）的教育方法。

鲁国贤人颜回要去卫国师太子，那太子是一位天性嗜杀（“其德天杀”）的储君，他的聪明足以知人之过，而不知其所以过。颜回求问于卫国的贤大夫蘧伯玉：如果放纵他，“则危吾国”；如果用法度来规谏他，“则危吾身”，如何是好？庄子笔下的蘧伯玉知难不退，告诉颜回，对于凶暴的权力者首先要“戒之，慎之，正汝身也”，足见庄子应世的态度，不是超脱险恶的人间世，而是端正自身，审慎处之。对“其德天杀”的储君，不是放弃教育，而是因“才”施教，要采取顺导的方法：外貌要表现亲近之态，但又不能太过分，这就是庄子主张的君臣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和凡事要分寸得体；把用教育诱导他的目的存于内心，不要太显露，这就是庄子主张的藏而不露。同时要用保持自己的原则，待其自化，如果他像婴孩那样烂漫，你也姑且随着他像婴孩那样烂漫；他如果不拘束，那么你也姑且随着他那样不拘不束。这样彼此容易沟通，戒心一旦去除，对立一旦打破，就容易交融，就容易引达他入于无过失的正途上。

庄子提出了一项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至为重要的教育方法：随顺、引达（“达之，入于无疵”）的教育方法。这种建立在人性基础上的心理学方法，和儒家之偏重在伦理主义上的规范性方式，有很大的不同。庄子在本节中所言的教育方法，一是上文所说的“达”，二是下文寓言之二所述的“顺”。

养虎的人不敢拿活物给老虎吃，怕它扑杀活物时会激起它残杀的天性；不敢拿完整的食物给它吃，怕它撕裂食物时会激起它残杀的天性。知道它饥饱的时刻，顺着它喜怒的性情，虎和人虽是异类却驯服于养它的人，因为“顺也”。至于它要伤害人，是因为“逆也”。庄子把老虎喻统治者，所谓伴君如伴虎，认为养虎人若要使强牙利爪、茹血成性、难以驯服的老虎“达之，入于无疵”，只能克顺其意，然后因势利导。

其他两则寓言则提醒为人师的在教育中必须十分注意两点：第一，要正确估计双方力量的对比，要看到人际关系的复杂。去教育一个人，尤其一个权势显赫的人，如果太多地估量了自身的才能，就会像“螳臂挡车”中的螳螂，不但挡不住滚滚的车轮，反被车轮碾得粉碎。第二，教育是爱的引导，但爱得不当，爱过了头，结果适得其反（“意有所至而爱有所亡”），就像养马人那样，用别致的竹筐去接马粪，用珍贵的盛水器去接马尿，恰巧有蚊虻叮在马身上，养马人出其不意扑打蚊虻，马受惊咬断口勒，毁坏头上、胸上的络辔。虎、马之与人虽异类，顺、逆的本性则是相同的。

四、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

栎社树的不见用于世而得以全生；果树实熟则遭剥，“以其能苦其生”，实为知识分子在乱世中的艰难处境和悲剧命运的真实写照。

匠石到齐国，看到一棵硕大无比的栎社树，众人都在围观，他却不屑一顾。徒弟问起缘故，木匠答道：“是不材之木也，无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寿。”庄子接着又借栎社树之口沉痛地指陈：有用之材，累遭剥落，“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也”。这正是历代杰出人才共同的悲惨遭遇！

庄子处在一个动荡摇曳、权力倾轧、暴力相向的时代，统治阶级与人民之间的矛盾严重激化，造成两种价值观的极端对立：一方面，统治者以人民为暴力征服和权力争斗的工具，置人民的生死于不顾；另一方面，“有才”的知识分子为了保持自己的个性，不愿为统治者所利用，因而他们藐视一切俗世的价值，在沉痛与艰难之中苦苦寻求着自己的生存方式。世人所极力追求的功名、利禄、权势、尊位，庄子却视之为桎梏罗网而一再回避、抗拒，而追求自身价值的实现。

然而，在这样一个动荡的社会里，知识分子无论怎样小心谨慎，仍不免被利用，遭清洗。万般无奈的庄子，只有像栎社树那样，求“无用之用”，不愿沦为统治者的工具价值。这样对统治者所采取的不合作态度及其叛逆精神，对后代知识分子有着深远的影响。

五、知识分子的隔离智慧

“商丘树”一节与上一节“栎社树”可谓异曲同工。“栎社树”侧重写其“无所可用”，“商丘树”也写出其免于被斩斫。“栎社树”点出“比其所保与众异”，“商丘树”则具体地描述了它的“有异”。

才木的“有异”，是庄子时代的“异乡人”。“有异”体现了庄子所追求的个体之殊异性及独特的存在方式，也是其“隔离的智慧”的具体表现。商丘之大树，其枝干弯曲旋散，不能做栋梁棺椁；舐舐它的叶子，嘴就会溃烂受伤，嗅嗅它，就会使人狂醉不醒。这种树所以能长这么大，乃是由于“有异”之故。想那些有用之木全都未能免遭斧斤之斫而不得终其天年。智者以“异”为免除祸患的手段，隐才匿智，含锋藏芒，于荆棘中寻生路，何其艰难，何其苦痛！

六、“支离其德”：对礼教思想的反叛

“支离疏”这则寓言，讲述了一个形体支离怪状的人，在战乱中免于劳役，得以苟存。庄子由此而感慨道：“夫支离其形者，犹足以养其身，终其天年，又况支离其德者乎！”这里，庄子的用意是借“形”表“德”，“支离其形”意在“忘形”，“支离其德”意在“忘德”，以此表明他对世俗价值的扬弃。庄子站在自然的、人性的角度，看到统治者所举道德价值的虚伪性与束缚性，因而发生“支离其德”的呼声，这与尼采《善与恶之外》的概念十分类似。在以伦理价值为一切价值之核心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庄子的这种观点有其鲜明的叛逆色彩。

“支离其德”不仅是庄子对传统道德价值的态度，同时也是他自我保护的生存方式的一方面，以“忘德”超越于统治阶级所厘定的道德罗网之外，以求其自身心灵的自适与自由。

七、理想主义者的悲剧使命

庄子用改写《论语》楚狂接舆之歌来结束《人间世》全篇，将当时社会的动荡混乱、民不聊生的惨状描绘得淋漓尽致。

孔子虽然看到“今之从政者殆而”，却对现实世界持有幻想，尽管“往者不可谏”，但“来者犹可追”的热望不变。到了庄子时代，竟至于“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既否定往世，也不寄希望于来世，因为庄子清醒地看到了这个“无道”的世界里，圣人勉强得以保生，而人民则“仅免刑焉”，令人满目悲凉！

然而，庄子在揭露了人间世的种种丑恶之后，并未消极遁世。请看诗的最后两句：“迷阳迷阳，无伤吾行！郤曲郤曲，无伤吾足！”荆棘啊，不要伤害我的行程；转个弯走，不要刺伤我的脚胫！悸惧、痛心之余的庄子，仍是不辞艰辛地于荆棘中曲折地探寻出路，世虽弃我，我不弃世，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坚韧的信念与毅力！

（1989年夏秋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