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命运与自由意志

笔者论述异化与卜筮或神道设教等例，无非说明古人未必全信卜筮，有时甚至利用迷信进行重要的事功，所以不要把古人看得过低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又切莫把今人看得太高了。那种认为破除迷信最有效的办法，乃在提高社会的生活条件；或者科学发达了，自然不迷信鬼神，不相信命运；或者文化高的人不相信命运，不会去占筮，文化低的人才相信命运，才会由占卜决定自己的行为，等等。笔者经多年的观察、探讨与调查，发现并非如此，致使笔者在脑海中经常闪现出老子的名言：“人之迷，其日固久。”

“破除迷信”的口号尽管喊，可是迷信行为还是堂而皇之地存在，生命力活跃得很。甚至有人越来越迷信，越来越相信命运的感觉，有人竟以迷信为高为荣，引得江湖术士到处招摇撞骗，蛊惑人心，骗人钱财。甚至排八字算命、活拆夫妻之事又在20世纪80年代发生。另据1989年《光明日报》登载过的《看相算命图书泛滥，令人触目惊心》一文报道：“近年来有关看相算命之类图书不下100种，印数足有1000万册，到处泛滥成灾，令人触目惊心。”可见事态的严重。

我本以为，中国人对神灵的态度的两重性最明显、最特别、最有幽默感；即最迷信、最敬畏，也最不信、最蔑视。曾忆童稚时，家乡于腊月二十三日送灶王爷上天（那时几乎每家灶间都有灶神像），香烛供奉，虔诚精制纸马或纸轿以备驱使。有趣的是在将灶神像与纸马等一起焚化以前，有的家用糖浆涂灶神嘴，有的家用一小纸片涂上浆糊贴住灶神嘴。据说灶神此去要上奏天庭，涂糖者实为行贿，使其得点甜头，说些此家好话；用浆糊者实为封嘴，免得其说坏话。极恭与极不恭并行不悖，迷信与戏弄难解难分。仪式的举行，倒的确是极为认真的。

其实又何独中国人如此！直到当代，人类仍然是既在破除迷信，又在不断制造新的以各种形式出现的迷信。鲁迅在一篇论讽刺的文章中说过，讽刺的艺术是将两种极不协调的东西放在一起，如道学先生骂人，穿着西装拜菩萨。看来，鲁迅还不能多见少怪。道学先生骂人固不希奇，穿了西装拜菩萨，现在根本就不属什么讽刺对象了。

人若能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宿命论自然自动消失；人若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迷信也就不可能消灭。无可如何谓之命。在我看来，所谓命运，实是指人所不能预知和掌握者，那么，他们就容易去相信那些自称能推知命运的人，迷信当然永远存在。因此人若不能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占卜、星相总会有其存在的气候与市场。

自然神学的说法，一般都称之谓“从设计出发”。即以为自然界中常常有许多迹象表现着睿智的意向与和谐的秩序，这些表明有一个神圣的设计者存在。这种说法永远受人崇拜。这是各种证明中最古老而又最清晰的一个，也是最能说服大多数人的理性的一个。它使我们对自然的研究活跃起来。要否定这个已被证明具有说服力的权威性，不但是毫无兴味的，而且也完全是徒劳的，反对它的合理性和实用性也是十分困难。

但是，证明神存在的说法，如果要在理论上站得住脚，就必须从完全确实的感觉或现象的材料出发，必须只运用纯粹自然科学的概念。最后还必须证明在感性经验中，有一个与神的观念相符合或相对的物体。这一要求是无法办到的，因为从科学的立场来说，绝对必然的神的存在既不能证明，也不能否定，因此，在科学以外所能得到的任何含混的证明里，都有信仰存在的余地。

王国维《原命》有云：

“命”有二义，通常之所谓“命”，《论语》所谓“死生有命”是也；哲学上之所谓“命”，《中庸》所谓“天命之谓性”是也。“命”之有二义，其来已古。西洋哲学上，亦有此二问题。其言祸福、寿夭之有命者，谓之“定命论”（Fatalism）（农按：今通译“宿命论”）；其言善恶、贤不肖之有命，而一切动作皆由前定者，谓之“定业论”（Determinism）（农按：今通译“决定论”）。而“定业论”与“意志自由论”之争，尤为西洋哲学上重大之事实，延至今日而尚未得最终之解决。

王氏并指出，我国古代哲学家除墨子外，皆宿命论者也，但如果遽谓之决定论，则甚不然，他举了孟子为代表，孟子既是宿命论者，也兼是意志自由论者。而通观我国哲学史，实在没有一个持决定论的。

我们的确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哲人，讲到人的祸福、寿夭，即牵涉物质利益时，往往持宿命论，如云“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关系到伦理道德、品行操守，则往往持意志自由论，如云“人皆可以为尧、舜”。在中国这个把伦理道德看得特别重的国家，没有一个人敢于持决定论的。因为依决定论，人之一切行为都由因果关系决定，为善为恶，既身不由己，因此，可以丝毫不负责任。而在西洋，决定论与意志自由论之争，自希腊以来，永为哲学上的题目，但争论也最终没有结果。

按决定论，如上所述，善人不足敬，而恶人有了借口。按意志自由论，则最普遍、最必然的因果律为之破灭，这又是爱真理者所不能接受的。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与《实践理性批判》中，企图调停此二律背反。康德综合此二说有云：在现象世界中，一切事物必有他事物为之原因，而此原因复有他原因为之原因，如此辗转，至于无穷，无往而不发现因果关系。所以人的经验的品性中在在为因果律所决定，故是必然的，而非自由的。此则决定论之说真也。但现象世界外，尚有本体世界，所以人于经验的品性外，还有睿智的品性。而空间、时间及因果律，只适用于现象的世界，本体世界则独立于此等知识之形式外，所以人的睿智的品性是自由的，而非必然的，此则意志自由论之说亦真也。故同一事实，自现象之方面言之，则可谓之必然；而自本体方面言之，则可谓之自由。而自由之结果，得现于现象世界中，所谓无上命法（Categorical imperative）是也。康德说过：我的头上有灿烂的星空，道德律令在我的胸中。

康德曾为自由下定义：消极的定义为“意志之离感性的冲动而独立”；积极的定义为“纯粹理性之能现于实践”。

王国维并不满意于康德的折中，他说：“然意志之离冲动而独立与纯粹理性之现于实践，更无原因以决定之欤？汗德（农按：即康德）亦应之曰：有，理性之势力即是也。故汗德以自由为因果之一种，但自由之因果与自然之因果，其性质异耳。然既有原因以决定之矣，则虽欲谓之自由，不可得也。其所以谓之自由者，则以其原因在我而不在外物，即在理性而不在外界之势力故，此又大不然者也。吾人所以从理性之命令，而离身体上之冲动而独立者，必有种种之原因，此原因不存于现在，必存于过去，不存于个人之精神，必存于民族之精神。而此等表面的自由，不过不可见之原因战胜可见之原因耳，其为原因所决定，仍与自然界之事变无以异也。”虽然王氏最后还是承认人应有责任之观念，然仍未获得在理论上之圆满解决。

以笔者管见，此二论之争实源于人之本性，因为几乎人人都具有这两相对立的观念并存其心灵深处。在各种语系里，几乎都有“听天由命”这类话，也都有“惭愧”“忏悔”一类词。中国人说“命苦”或“生就的苦命”，纯粹是宿命论。“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则既有自由意志的成分，也有宿命论和决定论的成分。只要一个人的寿命不是太短，几乎一生中都说过这样的话，或都会有这种体验。

我这样说，无异宣布“迷信人人有份”，有人当然不会同意，我于是加上“几乎”两个字。我何尝喜欢说这种话，我只是承认事实而已。

当过美国总统的尼克松的传记里，明确记着尼克松自己的话：他相信命运。

当过英国首相的希思的传记里，也清楚地写着希思相信命运。

丘吉尔有没有说过他相信命运，笔者已经记不起来。但下面这番话，却使人感到命运如何使他成为一名军人的：“在我几乎是全班最后一名的同时，却又意外成功地通过了军队的征兵考试。就我在学校名次来看，这次考试的结果出人意料。因为许多名次在我前面的人都失败了。我也是碰巧遇到了好运——在考试中，将要凭记忆绘一张某个国家的地图。在考试前一天晚上，我将地球仪上所有国家的名字都分写在一张张小纸条上，放进帽子里，然后从中抽出一张，抽到了写有‘新西兰’国名的纸条。接着我就大用其功，将这个国家的地理状况背得滚瓜烂熟。不料，第二天考试中的第一道题就是‘绘出新西兰地图’……”（丘吉尔《我的早年生活》）

这些都是世界级的名人，前二者由平民而成为总统或首相。丘吉尔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临危受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为英国立下殊勋。这三人的自由意志，也在其政治生涯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

最不可思议的是一些科学家，科学与迷信当然是对立的，但杰出的科学家中，有的是上帝的虔诚信徒，有的祈求菩萨保佑，有的则相信祖宗在冥冥中卫护。但这些却并没有因此而妨碍他们做科学实验，而成为发明家、诺贝尔奖得主。他们在旅游时，可能会听星相学家“利西而不利东北”的话，而取消东北之行；但他们在战场上或实验室往往百折不回，绝不听天由命。可一旦面临最后失败时，却又会同项羽一样说“天实亡我”，归之于命。

对于此种矛盾现象，也曾使笔者感到困惑。后来看到了美国名作家司各特·菲茨基格德在其自传体小说《崩溃》中写道：“测验一个人智力是否属于上乘，只要看他的脑子里能否同时容纳两种相反的思想，而无碍于其处身行事。”才豁然开朗，而对先贤们的论述认识得更为深刻。迷信、宿命论绝不只是蚩蚩群氓才有，这是非常清楚的了，但“无碍于其处身行事”与否，却是有上下乘之别的。

再者，人之智慧总有不足之时，甚或有智慧无可用之机会。举一简单例子：某国王公开择婿，应募者自非等闲之辈，且均称不得公主毋宁死者也。经种种审核后，淘汰而剩最后一人。然尚有一严峻考验，以测其心之忠否。国王乃营造相同建筑二座，其一藏猛虎，其一藏公主。由此人自选其一，徒手进入，则为藏娇之金屋乎？抑为葬身之墓穴乎？即大喜或大悲之概率，均为百分之五十。如此人不欲临阵退缩，决心一搏，当是时也，若能一为卜筮，恐怕他是很愿意干的。

这个例子或许杜撰得有些绝对、幼稚，但在日常生活中，类似占卜的现象，甚至以最原始的方式在发生。好多未婚女子在择偶问题上有类占卜行为，其表现形式是将两个各有短长的、向自己表白爱情的男子姓名分别写在两张小纸上，捏成纸团，使之分辨不清，然后掷于桌上，撮取其一，扯开观看。虽往往最终并非全由此决定谁属，但据笔者调查，女大学生有过此行为者不在少数。问其当时心理，则玩笑与虔诚的心理各占其半，但均为犹豫不决引起。男性大学生在择偶问题上，极少此种行为。而在另一些问题上有过此种行为者亦不乏其人。

回想新中国成立不久时，迷信行为曾一度遭到严禁，大量迷信职业者，自亦随之失业，只能时而偷偷摸摸赚得一二毛钱。随着社会开放，宗教信仰自由的口号重新提起，迷信行为亦迅即借机公开出现，甚或有泛滥之势。不仅算命先生生意很好，近年来还出现了所谓“计算机科学算命”，兹举二例如下：

计算机科学算命

愿者上钩。信则有，不信则无。

姓名：

出生日期： 1937年7月8日

中年患大病，喜欢在小家庭里打转转，对别人漠不关心，有时精神不太正常，不爱说话，爱哭。

聪明，脑子快。

恋爱：你的朋友热情，比你富有，能得幸福。

友谊：背地里赞扬你的人较多。

将来：你有惊人的长寿。

运气：你的钱常常是满足的，但指望的人多。

男

浪漫天真，非常喜欢家庭生活。

切记你的命，扬长避短！

计算机科学算命

愿者上钩。

信则有，不信则无。

姓名:

出生日期:1982年10月23日

喜欢愉快，心直口快，爱说爱笑爱哭，遇事想不开，经常得些小病。

不怕死，勇敢。

恋爱:你的朋友热情，比你富有，能得幸福。

友谊:背地里赞扬你的人较多。

将来:你有惊人的长寿。

运气:你的钱常常是满足的，但指望的人多。

男

精明能干，但不肯干。

切记你的命，扬长避短!

人类创造了电脑(电子计算机)，给它规定了职责:担当大量“信息加工”的任务。其工作原理是通过“外部设备”(相当于人的感官)，接受初始信息(按人规定的能加工的信息表达形式)，然后通过中央处理装置(CPU)对这些大量信息进行“加工”(处理).将加工的结果即最后信息，通过外部设备输送出来。

所谓“计算机算命”，其初始信息只有出生年月日与性别两项，与结果信息之间既无科学依据作为联系，也没有统计学的准确性。如其结果信息中，恋爱、友谊、将来、运气四项并成一组，因为储存很少，不多几次即出现重复现象，而且每组都是四项一起重出。如上二例中“背地里赞扬你的人较多”与“你有惊人的长寿”，在一个人身上或有可能，但总是联在一起就显得荒唐，更何况四项一起重出，就立刻暴露出毫无科学根据与统计学的价值。

在目前的科学技术尚远远达不到根据一个人的出生年月日和性别即可预测此人一生命运的水平，则作为人的工具的计算机又何能预测命运？故其欺骗性是十分明显的。

占卜行为是那样的难以消失，说明它自有本身的文化功能。我们见到，一切本能与情绪，以及一切的实践活动，都可能使人碰壁。他在智能上的缺憾及有限的观察力，都使知识在一发千钧的时候会产生错误导向。可是人类的机体亦在这等场合急觅应变的手段。巫法乃抓住人类茫然不知所措而又急待决定的刹那间使之落入圈套，取得其信仰而指挥其行动，还把这种信仰与行动放到永久的传统形式里去，从而使它有了标准。

占筮也是为了供给人们一些现成的仪式行为与信仰，一件具体而实用的心理工具，使人于迫急之际果断地渡过危险关口，它使人能够进行重要的事功而有自信力，使人保持平衡的态度与精神的统一——不管是在盛怒之下，是在怨恨难当，抑是在情迷颠倒，是在念灰思焦等等状态之下，卜筮的功能都在于使人的精神上的乐观仪式化，提高希望胜过恐惧之类的信仰。它似乎给人以更大价值，是自信力超过犹豫的价值，坚持与有恒超过动摇的价值，乐观胜过悲观的价值。这也可以说是具体化了的痴情希望，愚不可及的崇高希望。但这并不可笑，如果以为可笑，那么我们自己或许也是被笑的对象。

巫术给人的欺骗是十分中听的，为什么可以维持下去而不被揭穿，或者即使偶然被揭穿而仍能维持其地位呢？

第一，谁都知道的事实，乃是人类的记忆对于积极的证据永远比消极的强。一次成功可以胜过许多次失败，所以证实巫术灵验的例证，永远比反证来得昭著彰明。比如《左传》记载的占筮出奇灵验，有人就怀疑是事后制造出来的，且因此而怀疑《左传》的真实性。殊不知唯其“灵验”方才记上，不灵验的记上去干什么？所以未必一定需要事后假造。

第二，选择性的行为，有些是不可逆的。譬如有人请求占筮者代其作出抉择，即使为他选择的不怎么理想。但他既已选择了此，对于选择彼是否比选择此优越，已无法验证，也就是已无法取得反证。

笔者行文至此，自然地想起了霭理士《性心理学》这本书里《社会对于性歧变的态度》这一节。霭理士为反驳法国作家古尔蒙所说“恋爱的病理学是一个地狱，这地狱之门是永远开不得的”而写道：

应知我们目前所处的并不是一个表演剧本的场所，专演但丁所作《神圣的喜剧》一类的作品，而是生物科学的领域。在这个领域里所谓生理的状态是不断的在转入病理的状态，生理与病理之间，找不到一丝接缝的痕迹，接缝既没有，试问哪里还有什么门？试问地狱之门又从何开起？病理的成分在生理中原就可以找到，而病理的作用也始终遵守着生理的法则，根本无法划分。每一个常态的人，就性生活一端而论，如果我们观察得足够仔细的话，总有一些变态的成分，而所谓变态的人也并不是完全和常态的人不同。

霭氏又说：

我们要提出的问题不再是“这桩行动是不是反常”？而是“这桩行动是不是有害”? ……这问题是很有几分重要的，因为很多经验丰富的医师相信，近年以来有不少的方式，有许多种目前还有人所称的“邪孽”，是比以前更见流行了；流行既更广，它们有害无害的一层自更有确定的必要。何以有的方式，有的歧变现象，更见得流行了呢？这其间原因是很多的。

把“神灵”的卜筮与“性”的问题扯在一起，似乎拟于不伦。但笔者认为，人们对于迷信行为的态度与对于性歧变的态度是颇有一些相似的。迷信既然消灭不了，而过分迷信却肯定是有害无疑。对于禁止不了的东西，最好的办法是疏导，疏导的最好方法是用科学解释迷信现象。但遗憾的是不少容易使人迷信的神秘现象，还不能得到科学的阐释。

笔者撰写《周易占筮学》的目的，即是企图利用《周易》这部占卜与哲学混在一起的古代典籍，用占筮的形式，引向高级的社会咨询，或许可以对普及《周易》学尽其绵薄，而起到一般的阅读所起不到的效果。因为《易》学一方面固然倾向于哲学化，他方面则仍然保存它的筮占的神秘性，这是由神秘莫测的卦画、经、传的“空白点”“不定点”“回旋余地”决定了占术的复杂化、高级化，并成为占卜的最高形式。

人的阅读欣赏心理都是呈流动状态的。在这种心理特性作用下，《周易》文本中的意象通过占者的解释，可能在读者心中不断地趋于清晰完整。格式塔心理学派的反映公式印证了这一心理流程：

刺激丛（《周易》文本的显意象与潜意象）→神经系统的组织作用（在想象的扩展延伸中，按组织作用的邻近原则、类似原则、共同命运原则、封闭原则、完形原则，将杂乱无章、竞相纷呈的表象按上述原则进行排列组合）→对组织结果的反映（在想象中确认并由占筮触发而形成新的意象），而使贞问者在焦灼的思虑中获释而分解出色彩缤纷的线索。它无疑地将启发人们的智慧与处理事务的信心。这也就是《系辞传》所谓“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

但这是一个非常艰巨而又危险的工作，因之我国历史上亦向有“《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的优良传统。王夫之曰：

张子之言曰：“《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然非张子之创说也。《礼》：筮人之问筮者曰：义与？志与？义则筮，志则否。文王、周公之彝训，垂于筮氏之官守且然，而况君子之有为有行，而就天化以尽人道哉！自愚者言之，得失易知也，吉凶难知也；自知道者言之，吉凶易知也，得失难知也。所以然者何也？吉凶两端而已——吉则顺受，凶无可违焉。乐天知命而不忧——前知之而可不忧，即不前知之而固无所容其忧。凶之大者极于死，亦孰不知生之必有死，而恶用知其早暮哉！惟夫得失者，统此一仁义为立人之道，而差之毫厘者，谬以千里，虽圣人且有疑焉。一介之从违，生天下之险阻。其初几也隐，其后应也不测。诚之必几，神之不可度也。故曰“明于忧患与故”，又曰“忧悔吝者存乎介”。一刚一柔，一进一退，一屈一伸，阴阳之动几；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造化之权衡，操之于微芒；而吉凶分途之后，人尚莫测其所自致。故圣人作《易》，以鬼谋助人谋之不逮，百姓可用，而君子不敢不度外内以知惧，此则筮者筮吉凶于得失之几也。固非如《火珠林》者，盗贼可就以问利害……是知占者即微言大义之所存，崇德广业之所慎，不可云徒以占吉凶，而非学者之先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