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早期的思想和文学活动
第一节 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生活
一、家庭和少年时代的生活
茅盾原名沈德鸿，乳名燕昌，字雁冰。“茅盾”是从发表《幻灭》时起用的笔名。
这位未来的作家，于一八九六年七月四日生于浙江桐乡的乌镇。
他的故乡，是一个古老的有着悠久文化历史传统的市镇。据说远在唐代便已设镇了。现在的乌镇，系由青镇（在东面，原属桐乡）和乌镇（在西面，原属吴程）两部分合并成的。解放后始定名为乌镇。关于自己的故乡，茅盾有过这样的记述：
故乡！这是五六万人口的镇，繁华不下于一个中等的县城；这又是一个“历史”的镇，据《镇志》，则宋朝时“汉奸”秦桧的妻王氏是这镇的土著，镇中有某寺乃梁昭明太子萧统偶居读书的地点，镇东某处是清朝那位校刊《知不足斋丛书》的鲍廷博的故居。现在，这老镇颇形衰落了，农村经济破产的黑影沉重地压在这个镇的市廛。
这个小镇在旧中国的忧患、破产、日益衰落的景象，后来在茅盾的作品中有着深切地反映。事实上，在茅盾诞生的时候，祖国和家乡已经处于内忧外患、百孔千疮的境地。
茅盾生长在民族和阶级的矛盾日益深化的革命年代。这时期，一方面是帝国主义的凶残侵略，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使得中国社会急速变化，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濒于风雨飘摇的境地；但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寻求真理，拯救国家的危难，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历史年代。在茅盾诞生的前两年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一八九五年四月中国战败，被迫签订了《马关条约》，于是帝国主义瓜分侵吞中国的势力继鸦片战争之后更加接踵而来。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的维新运动，是在民族危难深重的情况下发生的。这个运动代表着这个时期从地主官僚转化过来的资产阶级政治倾向，因而它只能是一种软弱的改良主义运动，是脱离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运动。但是，“同康有为一派改良变法运动的同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和其他几个革命派的运动发展起来了”。这个时期在文化思想战线上便是所说的新学与旧学，即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主义的旧文化的斗争。毛泽东同志说：“那时的所谓学校、新学、西学，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代表们所需要的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基本上，是说那中间还夹杂了许多中国的封建余毒在内）。在当时，这种所谓新学的思想，有同中国封建思想作斗争的革命作用。是替旧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的。”因此，它颇吸引了一些人们的注意。
茅盾的父亲沈永锡是一位秀才，通晓中医，在当时便属具有开明思想的“维新派”人物。他颇重视新学，酷嗜算学，曾自修到微积分的地步。据茅盾回忆，“那时他卧病在床已经两年了，还常常托人去买了新出的算学书来，要母亲翻开了竖着给他读，因为他患的是风湿病，手不能动”。这位老人对于进步的社会科学书刊，也是颇为重视的。茅盾写道：
那年春天，他已自知不起，叫我搬出他的书籍和算草来整理；有十几本《新民丛报》，几套《格致汇编》，还有一本《仁学》。他吩咐特别包起来，说：“不久你也许能看了。”特别是那本《仁学》，他叮嘱我将来不可不读。他似乎很敬重这位“晚清思想界的彗星”谭嗣同先生。
看来，茅盾父亲的思想似乎和谭嗣同那样的新派人物有些相近。不幸的是，在茅盾的少年时代他的父亲便去世了，终年仅三十四岁。茅盾的母亲陈爱珠是一位通文理有远见而性格倔强的妇女。在茅盾的童年时代，她就把文学和地理、历史等知识教给孩子们。茅盾说，“我的第一个启蒙老师是我的母亲”（《回忆录》）。她勤俭刻苦，不避乡里的非议，以有限的财产供给儿子受教育。茅盾后来说，“在二十五岁以前，我过的就是那样在母亲‘训政’下的平稳的日子”。茅盾的启蒙教育开始得比较早，进小学以前便读过家塾。按照父亲的意愿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学实业的，所以念过《三字经》后，便读起澄衷学堂的字课、图说和《正蒙必读》里抄下来的《天文歌略》、《地理歌略》一类的“新书”。不过，这些书并不怎么引起少年时代茅盾的兴趣。他记述说：“那时父亲还没病倒，他每天亲自节录四句，要我读熟，他说：‘慢慢地加上去，到一天十句为止。’可是我却慢慢地缩下来，每天读熟两句也还勉强。这一件事，也曾惹起父亲十分的烦恼。这使得我那时幼稚的头脑对于所说的‘新学’者，既害怕而又憎恶。”茅盾的小学生活是在两个学校度过的。最初入的是立志小学。大约是民国前八九年，茅盾的家乡又开始创办了一所植材小学校，茅盾就是这所高级小学校的第一班学生。在文章里他不只谈到了修身、国文、历史和算学等教科书，而且对绘画课程也产生了兴趣。他说：“我在小学的时候，最喜欢绘画，教我们绘画的先生是一位六十多岁的国画家。……他教我们临摹《芥子园画谱》，于是我们都买了一部石印的《芥子园画谱》。他说：‘临完了一部《芥子园画谱》，不论是梅兰竹菊，山水，翎鸟，全有了门径。'”这位老先生给茅盾的印象是很深的。
可能也是由于对图画和书籍插图的兴味，使茅盾和小说发生了因缘。那时在一般守旧人的老眼光里，小说之类尚被称为诲淫诲盗的“闲书”，是不准孩子们看的，但在茅盾的家里，竟得了明达的父母破格的允许。茅盾说：
……木板的“闲书”中就有《西游记》。因为早就听母亲讲过《西游记》中间的片段的故事，这书名是熟悉的，可惜是烂木板，有些地方连行款都模糊成一片黑影。但也拣可看的看下去。不久，父亲也知道我在偷看“闲书”了，他说：“看看闲书，也可‘把文理看通。'”就叫母亲把一部石印的《后西游记》给我看，为什么给《后西游记》呢？父亲的用意是如此：为了使得国文长进，小孩子看“闲书”也在所不禁……
后来茅盾告诉我们，“小时看的第一部‘闲书’，就是《西游记》，现在我要手头别无他书而只有一部《西游记》时，看上了还是放不落手的”。此外，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等，都成为他这时期“爱读的书”。
二、中学时代及其后
茅盾的中学时代是在浙江三府的三所中学度过的。最初他入的是浙江省立湖州第三中学堂，以后转入省立嘉兴第二学堂，后来又进入杭州的安定中学学习，并在那里毕业。看来中学时代的生活并不使茅盾满意，他忆及起那古旧的生活是，“书不读秦汉以下，骈文是文章之正宗，诗要学建安七子，气度要清华疏旷”，这一切在茅盾的忆念中是“平凡的”、“灰色的”、“窒息的”。他说，“那样的陈腐闭塞几乎将我拖进了几千年的古坟里去”。于是，他忙于读小说，几乎把课余时间全部消费在看小说上。在赴南京参观的时节，他在书坊中买到一部《世说新语》，便在归途中反复地读起来。他后来回忆说：“我这才知道历史上有这样隽永的小故事。”古典的小说不仅启迪了他的文思，而且在文章的格调上也显现出它的影响来。国文教师对他文章的评语是“文思开展”，但又不满意地认为，“有点小说调子，应该力戒”。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了。这是在中国近代史上比较具有完全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曾激荡起青年的奋发之心，给予人们积极的振奋力量。中学时代的茅盾也自然地卷入革命的浪潮中。他写到，“武昌起义”的消息把他兴奋得不得了。他无条件地拥护革命，毫不犹豫地相信革命会马上成功。“……为什么我们那样盲目深信？我们并不是依据什么理论，更不是根据什么精密研究过的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的对比；我们所以如此深信，乃是因为我们目击身受清政府政治腐败，民众生活痛苦，使我们深信这种贪污腐化的政府，一定不能抵抗顺应民众要求的革命军”。所以在学校临时放假的时期，茅盾便以“深通当前革命形势的姿态”，做起革命党的义务宣传员来。但是这次革命，中国的无产阶级还没有作为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政治舞台，终于因为敌人的强大和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及其脱离民众而宣告失败了。这次革命在茅盾的家乡的情况是：
那时我的家乡的官是一个旗人，因而绅商们觉得不免要流点血。幸而那个武官“深明大义”，加之商会里也筹得出钱，于是平安无事就挂了白旗。那位旗人官呢，“护送”出境了事。
跟着，老百姓忙的是剪辫子的“仪式”。有人主张先剪一半；有人主张四边剪去，只留中间一把，依旧打辫子，盘起来，藏在帽子里；更有人主张等过了年看个好日子再剪，然而也有爽爽快快变成和尚头的。
这记述是深切的。“民族史上这一件大事”，在茅盾的记忆中，“除了可以不必再拖一条辫子以及可以不必再在做国文的时候留心着‘仪’字应缺末笔，此外实在什么也没有，于是乎我之不免于失望，又是当然的事”。这以后“庙是不曾动过，菩萨却换过多次”。可是纵然如此，当学校复学后，那个新来的学监却宣布要“整顿”校风了。这不能不引起学生的激愤。于是中学时代的茅盾便和几个“不安分”的同学，在学校里闹起“小小革命”，以讽刺诗抨击了那个不得众望的学监，因而被嘉兴府的中学给以“除名”的处分，只好转入杭州的安定中学就学，并在那里毕业。
一九一三年北京大学在上海招考预科学生。十八岁（实足的年龄当为十七岁）的茅盾结束了中学时代的生活。他离开了浙江，报考了北京大学预科第一类。这第一类，将来是进文法商三科的。一个月后被录取。他来到了北京，住进了译学馆。茅盾说，“这时我的不能遵照父亲遗嘱立身，就是母亲也很明白晓得的了”。预科三学期满后，由于家庭经济生活的窘迫，茅盾便走上了工作岗位。
一九一六年八月，茅盾被一个亲戚介绍到了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开始是在编译所英文部设立的“英文函授学校”修改学生们寄来的课卷。这种机械式的改卷工作没做多久，便被分配去和孙毓修老先生合作译书。这以后便是翻译卡本脱著的《衣》、《食》、《住》的问世。继之，又编纂出版了《中国寓言初编》。
一九一七年的八月，茅盾回到了家乡。茅盾的母亲显得特别高兴。茅盾回忆说：“母亲当时的愉快心情，我是理解的。第一，她觉得我在商务编译所的前途是有希望的，我翻译的《衣》、《食》、《住》，已经排好，我编辑的《中国寓言》已经出版。她料想我此后可以一帆风顺了。第二，泽民居然考取……而且据说这个学校是当时（北洋政府）开办的全国第一所这类的专门学校……毕业后学校负责介绍工作，不用你自己操心。”这里谈及的泽民，便是茅盾的弟弟沈泽民。他在这一年考进了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学习，后来曾和茅盾一起从事译著和其他社会活动。
不久，茅盾的工作又有了变动。他一面编辑《中国寓言续编》，一面帮助《学生杂志》的编辑朱元善去审理稿件。这样，工作的范围逐渐扩展开来。译科学小说，作社会论文，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作品，迎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潮，开始了他早期的文学和革命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