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早期的社会思想和文艺思想

茅盾的文学活动，是在我国社会从旧民主主义革命推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历史年代展开的。

一、“五四”和文化革命运动

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是这一伟大革命历史的转折点。这个伟大的革命运动，是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无产阶级政治力量的壮大、长成，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发生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也使得中国革命“起了一个变化”。在这以前，是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这个革命“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在这以后，由于中国无产阶级已经迅速地成为一个觉悟的政治力量，走上了政治舞台，这个革命的领导者已经不是中国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了，这个革命则“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毛泽东同志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自有科学的共产主义以来，人们的眼界是提高了，中国革命也改变了面目。”一九二一年伟大的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从此，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展开了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

“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大革命，同时也是伟大的文化革命运动。这个文化革命运动是以《新青年》等杂志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在“五四”运动以前，这个文化革命运动还没能脱离出资产阶级文化运动的范畴。但它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的旧思想旧教条，宣扬了进取的乐观的人生理想，起了传播新思想的作用，为“五四”运动做了思想准备和启蒙工作。“五四”运动爆发后，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摆脱了旧的范畴，迅速地走上了崭新的阶段，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五四”文化革命，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是整个革命运动的一种表现形式。

在“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中，茅盾是以一个新文化战士的姿态出现的。他参加商务印书馆的工作后，便积极地致力于新思想新文化的倡导和翻译介绍工作。一九一六年他开始了翻译工作。一九一七年作《学生与社会》，继之又写下了《一九一八年之学生》等文章。这些著述无疑都是作家早期试作的东西，但是它所反映出作者的社会思想，是和当时以《新青年》杂志为阵地的进步社会思潮相应合的。“五四”运动前后，“随感录”（或称杂文）应社会的需求，更加迅速强烈地出现在许多刊物上。当时，李大钊、鲁迅等新文化战士，都曾以得心应手的笔，对社会现象迅速地表露自己的见解，“随感录”便成为社会评论的锐利武器。茅盾在现实斗争中充分地注意到杂文的战斗作用。他以玄珠、雁冰等署名，在《时事新报》、《小说月报》、《妇女杂志》、《学生杂志》等许多报刊上，写起“随感录”、“社评”或称作“随笔”的文章来。这些社会评论和随笔所触及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广泛而又深刻。大则谈时代的趋向、国家的命运；小则谈及失业、恋爱、离婚、自杀等等社会问题，常常从具体问题出发反映着社会人生的某个侧面；同时，也立意分明地反映出作者的社会见解和思想。这便是茅盾后来肯定的“俗的议论”或“赶任务”工作的开始。茅盾认为这任务是值得赶、应该赶的。

二、早期的社会思想

从茅盾早期所写下的社会评论中可以看出，他对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的关注是深切的，他的反帝反封建的精神表现得十分强烈。他和当时许多先进的中国人一样，为了使国家复兴，千辛万苦地寻求革命的真理。他生长在国家和民族的危难日益深化、“黑影沉重”的年代，经历了辛亥革命的希望与失望的幻变，在“五四”前夕新文化思潮的激荡下，爱国主义的思想便愈益深厚。他在第一篇论述《学生与社会》的文章中，便深切地注意到“国势穷蹙”的现实。一九一八年，在写《一九一八年之学生》时，更激昂慷慨地指出：

……反观吾国，则自鼎革以还，忽焉六载，根本大法，至今未决。海内蜩螗，刻无宁晷；虚度岁月，暗损利权。此后其将沦胥而与埃及、印度、朝鲜等耶？抑尚可自拔而免于亡国之惨耶？非吾侪所忍言。

他直面现实，有感于“海内蜩螗，刻无宁晷”的局面，主张富国兴邦的思想。一方面，他承认在二十世纪全世界的民族，莫不随文明潮流而急进，如果“陈旧腐败”、“抱残守缺”、不谋急进，必不能立于世界；同时，也反对机械地模拟西方国家。他说：“我国自改革以来，举国所事，莫非模拟西人。然常此模拟，何以自立？”他主张有所学习，也应该有所创造。只有以革旧更新、勇于创造的精神，才会振兴邦国。自然，这时期的茅盾，还没有认识到人民群众的力量，正如早期的鲁迅一样，他把希望和社会的动力，寄托在青年的身上。他热情地鼓动着“呜呼，浩浩黄胄。其果有振兴之日耶？暗暗社会，其果革新之望耶？会当于今日之学生觇之”。他号召青年学生“鉴于国内之情形，鉴于世界之趋势，亟当振臂而起，负父老之望，而涤虚生之耻”。

后来谈到这时的状况，茅盾说：“解放后许多作者论述我早年的思想，都提到这两篇东西，认为我这时期是进化论思想。进化论，当然我研究过，对我有影响，不过那时对我思想影响最大，促使我写出这两篇文章的，还是《新青年》。而《新青年》那时还没提到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思想方法。”如果我们历史地分析茅盾的思想，便不难看出，他在一九一七、一九一八年所提倡的“革新思想”、“创造文明”和“奋斗主义”精神，是体现了进步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这思想和以《新青年》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的潮流是呼应的。它反映着时代的进取精神和革命的倾向，也反映了当时的历史弱点。

“五四”运动后，在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中，茅盾对“国势穷蹙”的因由的认识便逐渐地体会得深刻了。如果说，他最初的两篇社会论文还失之空泛和模糊，那么现实的革命运动，给予茅盾的是愈加具体而明晰的认识。一九二四年，他指出：“当此内忧外患交迫，处在两重压迫——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军阀专政——之下的时候，唯一的出路是中华民国的国民革命……”这精神和党在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中，对中国人民基本任务的分析，以及后来国共合作进行国民革命的形势是吻合的。茅盾主张，要以“人家用机关枪打来，我们也赶铸了机关枪打回去”的革命精神，才能拯救国家。

“五四”运动，是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运动，也是一次伟大的思想、文化战线上的大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在文化思想战线上，茅盾对传统的封建的旧秩序、旧道德、旧礼法，对于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是彻底否定的。他和当时先进的文化战士在一起，力张科学和民主的思想。他说：“我们现在所切要的，是道德的改革，家制的改革，女子在社会上地位的改革。这些我以为是根本的改革。”谈到妇女解放，他认为“剪发”、“易装”等，都是枝枝节节不关重要的事，以文化事业而论，“女性要在此时发下大宏愿，将来的文化决定要由女性参加进来尽一份推进的力了”。只有自觉地参加到社会解放的运动中来，才不至于“筑屋在河滩上，外头体面，脚下不牢”。针对当时社会上一些守旧的伪道德家，挑剔妇女的种种“弱点”，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敢问女子底人性的损坏难道不是因为数千年处于被压迫着地位的影响么？如今有许多人，做出一脸的仁义道德之心来，说‘妇女正应该解放，但……程度不配’，这批人真比那些直接奉敬国粹，死也不说妇女应当有人权的人们，更可恶些！”在许多问题上，茅盾这时期表明了激进的思想解放与社会解放的观点。

随着“五四”运动的发展，在思想界中“劳工神圣”的问题提出来了。人民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成为这时期的重要议题之一。诚如李大钊所说：“现代的经济组织，促起劳工阶级的自觉，应合社会的新要求，就发生了‘劳工神圣’的新伦理，这也是新经济组织上必然发生的构造。”但是从不同的阶级利益出发，对于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的解释，并不相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者、文人，曾极力掩盖历史的真相，把文明乃至历史奉为少数天才的创造，视群众为庸人。与上述情况相反，当时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革命的进步知识分子，则注意到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指出历史发展的动力，“只能在人民群众本身的性质中去寻”。他们也认为“个人在团体生活中，实亦有其相当的影响”，但是所谓英雄豪杰，只有当他们适应社会生活的要求，反映了劳动人民的利益，才能对历史、社会有所贡献。

在茅盾这时期的“随笔”中，关于个人和群众的关系、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问题，是有所触及有所探察的。在这方面，他同样反映了唯物主义的进步的社会思想。在《活动的方向》一文中，借一个朋友乘车时的感悟写道：

……火车向前去，道旁看者只见几个在窗洞口露脸的人罢了，车子里成千上万的人，却都不看见。这火车的进程自然可和人类的进程相比。人类进程中也只不过有几个人露脸罢了。不曾露脸的人恒河沙数；然人类的进步却不仅是这几个露脸者的功劳，许许多多不露脸者的功劳，也未可一笔抹杀。这几个露脸者也不是因为他们自己真是“得天独厚”，“天之骄子”，什么“贤人”，什么“圣哲”。他们亦不过是境遇碰到他要露脸，所以就不期然而然地露脸了，他们的露脸正是不得已呀！

茅盾在当时自然还不能以阶级观点、以历史唯物主义来认识和剖析这些问题，但是他却敏锐地感受到，在历史中确有许多“自己要‘露脸’而‘露脸’的人”，然而这种“露脸”是以大多数人的牺牲为基础的；像卖国的人，也“想把自己的浪花起得特别高一点”，耽于自我主义的艺术家亦何尝不是“浪花特别起得高一点”呢？所以前者是人人得而骂之，后者则人人得而非笑之。在当时的茅盾看来，人们向上发展自己是好的；但须认清方向，明确目的。如果方向是反乎“人类社会进化”常轨的，目的是忘了“人类全体”的，那这活动和自己的发展就成为自私的、害人的了。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茅盾在“五四”时期，便是以革命的民主主义者的立场参加到文化思想战线上来的。他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有着改变中国“黑暗社会”的决心，并力图谋求拯救中国的途径；他倡导科学和民主，反对旧道德、旧秩序，并且依据他当时的社会思想，探索着社会力量，以及个人和群众、历史发展等重大问题。特别是“五四”以后，在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现实中，有着明显的进展。茅盾的这种进步的思想是与时代、社会的思潮密切联系着的，他从人民革命的土壤中不断地吸取了力量。

在探讨茅盾早期的社会思想时可以看出，他是接受了进化论的思想影响的。他吸取了进化论中进取的发展的观点作为观察社会现象的思想武器。他认为时代是进化的，社会是发展的。“二十世纪之时代”，便是“一文明进化之时代也”。因此必须“向光明”，向上发展。如果“抱残守缺，不谋急进是甘于劣败而负此生也”。茅盾对于道德伦理和文学的看法也是如此。依据进化论的发展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前数十年，蓄妾不为不道德。再前，叫人殉葬不为不道德。……道德标准是随时无形中迁移的。”谈到文学，他说：“我以为新文学就是进化的文学。”他甚至认为“自然派作家大都研究过进化论和社会问题”，“我们应该学自然派作家，把科学上发见的原理应用到小说里，并该研究社会问题，男女问题，进化论种种学说。”显然，进化论的观点，是他这时观察和认识社会问题的一种武器。而从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出发，吸取其中发展的进取的思想。这对于当时灾难深重的祖国，对于古旧停滞的封建伦理道德和载封建之道的旧文学来说，是具有进步的冲击力量的。茅盾和他同时代的一些人物，确实以它为武器在一定的历史时期进行过战斗。自然，也不可讳言，进化论的思想是有偏颇的。诸如，它看重进化，相信光明，却未能认识到革命变革在社会发展中的意义（事实上，生物的进化也包含着质的飞跃）；强调“全人类”的进展，同情于“第四阶级”，却不能透过新旧冲突现象看到阶级对立现实的本质，甚至他信赖光明，但这光明的前景，也是朦胧的。这自然是进化论的思想所难于解决的。

一定的思想，总是一定时代的社会生活在人们头脑中反映的结晶。一个时代的社会思潮，有它的激流，也有它回旋的弱波。“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了科学和民主，带来了社会主义的新思潮；但也夹杂着一些没落的甚至是反动的社会思想。这对于“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的人们来说，是难于辨识的。这种时代的历史的情况，在茅盾的思想中，也同样留下了投影。茅盾，作为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战士，为了改变祖国现状，希望人民大众“早日出陷坑”，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新知识”，便迫不及待地吸取着。从茅盾早期的社会论文来考察，似乎他当时对于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费边社会主义”（当时译作“反屏主义”、工团主义等等），还分不大清楚。因此，他曾认为这“费边社会主义”，只是“社会主义之多派”，其差别在于“方法不同”而已，这自然是错误的。可见，茅盾在急迫地学习西方新道理新知识时，有些没落的、反动的东西，也曾不同程度地对他起过作用。其他如“个性之解放”、“人格之独立”等等思想武器，也曾缺乏分析地加以运用过。作者后来说，这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还不是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