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五卅事件的发生

一　上海日纱厂二月工潮

所谓“五卅事件”一般系指1925年5月30日发生在上海南京路上的公共租界巡捕开枪射杀中国平民、学生及相关案件，其直接原因则是当年2月开始的上海日本纱厂工人罢工及“顾正红案”。

1922年7月，劳动组合书记部被封闭后，上海的工人运动趋于低潮。1923年2月，京汉铁路大罢工被吴佩孚镇压，中共的工人运动工作更是陷于沉寂状态⁽¹⁾。国共合作成立后，中国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即成立农工部，下辖工人运动委员会，进行工人运动宣传⁽²⁾，并以组织工友俱乐部、开设平民学校等形式发动工人⁽³⁾。1924年5月，中共中央第一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召开，该会决议强调“劳动运动尤其是近代产业工人运动是我们的党之根本工作，我们在国民革命运动中若忽视了这种工作，便无异于解散了我们的党”。此次会议通过的“工会运动问题决议案”，特别指出“纺织业工人的组织不能再缓了”⁽⁴⁾。会后，中共中央调李立三、项英等人来沪，旨在加强工会运动。8月，沪西工友俱乐部成立，成为中共发动工运的重要基地。

1925年1月11日，中共在上海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共产国际东方部派维经斯基（Voitinsky，Grigori）出席，会议就工人运动的方针与策略作出决议。2月，中共中央及其上海地方委员会开始组织罢工委员会，成立指挥机关⁽⁵⁾，开始发动上海日商纱厂工人大罢工。

二月罢工的缘起，据共青团上海地委之报告，本为（上海日商内外棉厂第八厂）“资本家开除男工以养成工替换”，而“沪西工人俱乐部的工人，对于此次罢工煽动实颇有力”⁽⁶⁾。罢工于2月9日先从内外棉东西五厂与七、八、十二厂开始，后波及内外棉其他各厂及其他日商纱厂，到19日，已有二十二个日商纺织厂，3．5万余名工人卷入了罢工运动⁽⁷⁾。各厂罢工工人均提出了罢工要求，从六条到九条不等。其内容各厂大致相似，其中都提到“不准打人”、“每人工钱按照原数加十分之一”、“罢工期内工钱照常发给”等⁽⁸⁾。而沪西工友俱乐部号召工人罢工传单中所提要求更有“按照每人原有工钱增加十分之二”，较各厂所提条件高出一倍，同时又要求“承认俱乐部有代表工人之权”等，应属于政治性要求⁽⁹⁾。

罢工一开始，在沪西工人俱乐部领导下，纱厂工人组织纠察队、“打厂队”等，以暴力手段扩大罢工范围⁽¹⁰⁾，招致日纱厂业主的怨恨，事态亦趋于严重化。2月10日，内外棉九厂、十三厂和十四厂有十六个日本人在与工人冲突时受伤⁽¹¹⁾。15日，在丰田纱厂更发生工人殴伤日人案，七名日人受伤，其中一名日人原田于3月1日死亡，引起重大反响⁽¹²⁾。上海的外国媒体多肯定日商内外棉纱厂的工人其实得到了工厂较好的待遇，而对共产党势力煽动操纵罢工表示不满⁽¹³⁾。

应日商之要求，日本外务当局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严重抗议，认为上海纱厂罢工已“暴动化”，并且“已非专对资本家之单纯劳动争议，而带有排外之性质”。要求中国政府采取措施制止罢工，保护日本人之生命财产安全⁽¹⁴⁾。同时，日政府准备派遣日驻沪海军陆战队上岸⁽¹⁵⁾。上海日商纱厂联合会亦直接要求中国政府取缔“教唆煽动罢工之团体”。在上海日本商业会议所给公共租界当局的信函中，日商更认为“此次工潮之全部过程，证明其为具有周密计划之运动之第一步，该项运动系在苏俄以及与苏俄保持密切联系的国民党过激分子之影响下”⁽¹⁶⁾。租界当局则表示对罢工已给予“严重关切”⁽¹⁷⁾。26日，因罢工工人冲击租界，公共租界工部局捕房逮捕了五十多名所谓“煽动分子”和“胁迫分子”（邓中夏亦在内）⁽¹⁸⁾。

在日本的压力下，北京政府外交部于2月21日致电上海特派交涉员陈世光，要求认真查办此次纱厂工潮案⁽¹⁹⁾。淞沪警察厅随即下令，自17日起对罢工煽动者实施逮捕政策，并在二天内逮捕十六人⁽²⁰⁾。罢工运动受到严重打击。

由于形势对罢工不利，自20日起，一些罢工工人开始自动回到工厂上工。22日，在罢工运动趋于疲软的情形下，罢工工人与各路商界联合会代表集会商讨，准备让步⁽²¹⁾。25日，大康纱厂罢工工人绝大多数已自动复工，裕丰纱厂、同兴纱厂也先后开工，多数内外棉纱厂工人也来厂登记⁽²²⁾。25至26日，日本纱厂主代表与工人代表在总商会谈判，交涉员陈世光与警察厅长常之英出席，最后议定条件四项⁽²³⁾。27日，纱厂工会开始动员工人复工，罢工遂告结束。

此次日本纱厂罢工，中共原将其视为“生死关头”⁽²⁴⁾，因此作了各方面的部署动员。尤其邓中夏、李立三等人负责的罢工委员会，在罢工的发动与组织上起到重要作用。但是由于没有取得预期的成绩，当时的中共领导人对这次罢工运动评价甚低⁽²⁵⁾。然而，经由此次罢工，中共在工运中的影响扩大了，尤其是沪西工友俱乐部得到锻炼，为此后上海工运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二　顾正红案及反帝宣传运动的发起

二月罢工后，中共一方面在上海健全各厂基层工会组织，筹组纱厂总工会；另一方面则在酝酿新的罢工运动⁽²⁶⁾。在沉寂了几个月后，上海日商纱厂的罢工运动于5月初再次爆发。

先是青岛日商大康、内外棉、隆兴等各纱厂工人在有中共背景的秘密工会领导下，于4月中旬相继罢工，要求增加工资，优待工人。既是在中共的统一领导下，青岛与上海的罢工运动遂密切相连。4月17日，沪西工友俱乐部派江银卿到青岛了解情况，随时向上海报告⁽²⁷⁾。4月24日，青岛工人派出代表到上海，寻求上海工人的罢工支援，沪西工友俱乐部的负责人之一刘华在工人集会上呼吁如果青岛罢工事件不在五一节前解决，上海工人应以罢工相援助⁽²⁸⁾。不过，由于其他几位工运领袖均赴广州出席5月1日开幕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²⁹⁾，因此，刘华等人似乎想等到15日从广州回来后再决定是否罢工，暂时赞成采取轮流怠工的手段以打击厂方⁽³⁰⁾。

4月30日及5月1日，内外棉十二厂、七厂工人因厂方推迟发放工资而停工抗议。在随后的几天内，内外棉八、三、四、十五等厂及同兴纱厂、日华纱厂等厂工人因为工资发放制度及工人解雇等原因而有分散的怠工与罢工行动，罢工工人与日商间的对抗渐渐升级⁽³¹⁾。然在5月8日的中共上海地委会议上，留在上海的工会领导人李立三认为，基于时机及他种原因，当时“无相当罢工之必要”⁽³²⁾。因此沪西工友俱乐部力劝罢工工人回厂上工⁽³³⁾。10日，内外棉三厂、四厂与十五厂的罢工工人均复工。就在这一天，青岛纱厂工人经调停也复工。

上海日商纱厂主断定罢工运动是沪西工友俱乐部在背后操纵，决定对受其影响的工会采取强硬态度⁽³⁴⁾。日商在沪各纺织会社相互约定，凡关于工人与公司间纠纷，决不与工人以外的人交涉。7日，上海日本纺织厂同业会决定不承认“不纯之劳动组合”，同时表示如因此而引起罢工，则立即关闭工厂，并要求工部局与中国官方严厉取缔工会活动⁽³⁵⁾。

5月14日，内外棉第十二厂复有七名工人被解雇，引起工人骚动，该日夜班工人以怠工表示抗议⁽³⁶⁾。内外棉厂方即贴出通告，称自15日夜起至16日，第十二厂与第七厂停工。但15日晚，仍有工人五六百名到厂门口要求上工，否则应领取半数工资，遭厂方拒绝。这批工人遂开始捣毁机器间与厂门，与厂方人员及维持秩序的日、印巡捕发生冲突，日人开枪，工人伤七人，其中重伤三人⁽³⁷⁾，第七厂工人顾正红因伤势过重于17日晨在同仁医院死亡⁽³⁸⁾。是为影响深远的“顾正红案”。

顾案发生后，中共上海地委即接到报告，同时作出三点决议：一、控告东洋人致死工人二名，提起诉讼；二、发宣言；三、宗旨以不扩大罢工为要。先以东洋人惨杀工人问题，要求群众各团体援助，做一个群众反对东洋人的运动⁽³⁹⁾。次日，上海地委又召开三十五个团体集会，决议成立“日人残杀同胞雪耻会”⁽⁴⁰⁾。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出第三十二号通告，要求“各地同志对于此事，应即号召工会、农会、学生会以及各种会社团体一致援助。一、由各团体宣言或通电反对日本人枪杀中国工人同胞，这些宣言、通电，在当地各报并直寄京沪各报发表；二、由各团体发起，筹募捐助上海纱厂工人捐款；三、由各团体名义，发起组织宣传队，向市民宣传日本帝国主义者历来欺压中国人之事实，造成排货运动”⁽⁴¹⁾。

19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通告第三十三号，向全国各地党团员发出动员令，号召发动一个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大运动。要求“各地应即邀CY组织一联席会议，下全体动员令，组织游行演讲队，胪列日本最近压迫中国人的事实，……向日本帝国主义者加以总攻击，不必以上海纱厂工人事件为限”⁽⁴²⁾。在当天举行的中共党团宣传联合会议上，李立三并提出，应“极力宣传运动，联合各学校，各团体作一有力的运动，作一大示威运动”。会议就此作了相应的初步部署⁽⁴³⁾。不过，由于当时发现已有的宣传“未能冲动社会上一切小资产阶级之同情起来援助”，担心极明显的“纯粹无产阶级大活动”会招来政治压迫，并恐无法控制群众的情绪致酿事端，22日的会上决议取消游行大示威⁽⁴⁴⁾。

基于二月罢工失利的经验，李立三等人在五月工潮来到时，主张缓进，“以免政治上之压迫和经济上的恐慌”⁽⁴⁵⁾。“顾案”发生后，中共中央及上海地委主要的计划似是先通过大规模的宣传引起各界同情，以争取经济与政治上的援助。宣传的主力则是各校学生，同时与国民党密切合作⁽⁴⁶⁾。而对于已罢工之工人，则以分发“罢工维持费领取证”的形式，先稳定其心理⁽⁴⁷⁾。

为扩大宣传，5月24日，中共以内外棉厂工会的名义为顾正红举行追悼大会，《警务日报》称参加者在五千人以上⁽⁴⁸⁾。淞沪警察厅、奉军第一军、闸北保卫团及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一区、四区、五区、九区、妇女部及各分部均有代表参加⁽⁴⁹⁾。

25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为上海日商纱厂工潮发表宣言，“对于日人在中国境内无理由枪杀中国人民之暴举，表示严重抗议”，并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及领事裁判权等⁽⁵⁰⁾。国民党上海市第四区党部拟与沪西工友俱乐部合作，并向工人宣传罢工运动已得到国民党的大力支持⁽⁵¹⁾。姜维新亦在回忆中称：“顾正红案”发生后，国民党曾在环龙路四十四号开过一次几百人的会，内容是动员上海各校学生支援工人斗争⁽⁵²⁾。其他以积极行动表示对“顾案”声援的还有中华救国十人团前团长唐豪、中华民国各团体联合会前会长周霁光、奉记玻璃厂经理陈翊庭等人⁽⁵³⁾。

到26日，形势似乎较前几日有利，中共决定发动学生在6月2日前到租界上“做一次很大的游行演讲的示威运动”⁽⁵⁴⁾。27日，共青团宣传部长、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宣传部秘书恽代英召集宣传委员会会议，与会委员均系上海大学、文治大学、大夏大学等校学生，会议决定援救罢工工人及被捕学生，并着重提出反对工部局“三提案”，以争取工商界对工人、学生广泛的支持⁽⁵⁵⁾。

“三提案”是指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准备提请纳税外人会讨论通过的修正印刷附律案、增收码头捐案、交易所领照案。此三项提案与取缔雇用童工案也合称“四提案”。修正印刷附律案中规定：凡印刷或发行任何报纸、小册、传单等新闻、宣传纸类者，需向工部局或其本国领事注册姓名、住址；并将印刷者之姓名地址载明于页首末，否则处以300元以内罚金或者三个月监禁等。增收码头捐案规定：租界内之人，如将货物过海关或在码头上起卸转运，需抽捐，捐数以该货关税3％为限。交易所领照案则规定：凡华人在租界内开设交易所，均须向工部局登记领照，否则不许营业⁽⁵⁶⁾。工部局提出这些提案，其目的可能是在增加收入，并加强对租界舆论的控制。由于宣传自由度的关系，中共对印刷附律特别反对。上海学联在4月间曾与上海市民协会等团体曾组织“上海市民反对印刷附律协会”，并组织了演讲队⁽⁵⁷⁾。而工商界由于经济利益所系，对“三提案”及限制雇佣童工案等纷纷表示反对。于是公共租界工部局成了党派与工商团体共同反对的对象。而中共与国民党方面亦抓住此一时机，利用《中国青年》、《向导》、《民国日报》等机关媒体及其他形式积极发动宣传运动⁽⁵⁸⁾。4月15日的纳税外人年会因外界反对声浪剧烈，加之法定人数不足，未能成会。但是工部局仍在筹备召集纳税外人会临时特别会议⁽⁵⁹⁾。矛盾趋于激烈化。

28日，中共中央与上海地委召开联席会议，讨论通过了《扩大反帝运动和组织五卅大示威》的决议，决定将经济斗争转变为民族斗争，发动各校学生上街演讲⁽⁶⁰⁾。上海学生联合会也开始动员各校学生进行募捐支持罢工工人⁽⁶¹⁾。

一般认为，“顾正红案”的消息被租界当局有意封锁，外界不知情，当工人向学生请求援助时，学生便开始募捐演讲⁽⁶²⁾。但征诸史实，“顾案”发生后，5月16日至19日，上海几大报纸连续几天有相关报道，“顾正红中四枪毙命”亦被列为标题以引起读者注意⁽⁶³⁾。不过，由于驻沪军警因贩卖鸦片产生严重冲突，以致发生炮轰海关巡艇、奉军军官开枪哄斗等要案，这些消息便成为同一时间内上海各报关注的大新闻⁽⁶⁴⁾。因此，当时各大报纸的版面被“烟土案”占据大半，而日纱厂工潮案无形中便不大被人所关注。在此情势下，中共党团组织为引起群众对工潮的注意与同情，便集中主要精力发动学生上街演讲⁽⁶⁵⁾。而当时上海华界实际上处于江浙战争之后的过渡性无政府状态⁽⁶⁶⁾，所以中共党团的发起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并没有受到当局多少干扰。

正如古鸿廷所指出的，尽管顾正红的死在中国工人与日本工厂经理的冲突中是一件很小的事，但是在中共党支持下的群众干部，却抓住了这个机会，把它发展成了一个要求日本经理作出许多让步的大运动⁽⁶⁷⁾。

三　5月30日的南京路事件

5月30日上海学生到公共租界演讲，既是出自中共的决定，亦与30日前发生的其他几项重要事项相关联。

（1）援救被捕学生。5月23日，文治大学学生施文定、谢玉树因在租界为救济罢工募捐而被捕。次日，又有两位上海大学学生因参加顾正红追悼会，持旗路过租界时被拘捕。30日正好是会审公廨开庭审判被捕学生之日⁽⁶⁸⁾，所以，到公共租界演讲及去“新衙门”声援被捕学生为学生上街的重要原因之一⁽⁶⁹⁾。

（2）呼应上海各界对工部局“三提案”的新一轮抗议浪潮。4月底经工部局的活动，公共租界纳税外人会决定于6月2日召集临时特别会议，讨论印刷附律、增收码头捐、交易所领照及取缔童工四提案，引起上海华人社会各界的抗议。自5月29日起，报端便可见到许多团体公开抗议工部局“三提案”的消息，特别是总商会与纳税华人会、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均有函电反对⁽⁷⁰⁾。因此，学生上街与当时上海正在形成的抗议租界当局“三提案”运动有重要关系。后来在宣传中，学生也是将反对“三提案”与抗议“顾正红案”，援救被捕学生等要求合在一起，其目的在增加宣传的效力，以争取社会各阶层的同情支持⁽⁷¹⁾。

（3）声援青岛日商纱厂罢工工人。5月25日，青岛大康、内外棉、中日各纱厂七千多工人因当局下令解散工会而全部怠业，并拒绝出厂。驻济南日本领事要求地方当局取缔此项行动，山东督办张宗昌即以“工人恃众妄动，已属妨害治安，法所必惩，况与外营业安全有关”，下令严厉处置。29日派海陆军警同时前往，以武力压迫，将该厂工人驱逐出厂，工人持械抗拒，军警当场击毙工人一名，伤十余人⁽⁷²⁾。中共决定发动学生示威运动，与青岛罢工工人处在紧急情势之中应有一定关系⁽⁷³⁾。

（4）除响应中共的决定外，学生上街似与上海国民党人的幕后运动亦有关系。马超俊即称，上海学生的上街是由他在获知学生被捕的消息后，召集孙文主义学会与上海各工团干部商讨，并与上海各绅商团体协商，决定于30日发动各校学生与工人商民等合组宣传队，揭发日工厂枪杀工人暴行⁽⁷⁴⁾。实际上，当时上海各校学生中，国民党员占多数⁽⁷⁵⁾，许多学生对国民党的力量较为看重，如5月24日发生学生被捕情事后，林钧等人便去找叶楚伧想办法⁽⁷⁶⁾。

30日，按照规定的计划，上海各校学生共三千多人到租界，手持“反对越界筑路”、“实行经济绝交”、“反对印刷附律”、“反对码头捐”、“抵制日货”、“援助被捕学生”等字样的旗帜传单，以“上海学生会”的名义，沿途分发演讲，张贴传单⁽⁷⁷⁾。按照公共租界当局1923年8月公布的法令，政治性集会是被禁止的⁽⁷⁸⁾。所以演讲一开始，租界巡捕便予以干涉，学警间的冲突随之发生。

30日下午1点钟左右，演讲已在南京路附近到处举行。三人一组，一人演讲，两人在旁挥动旗帜分发传单⁽⁷⁹⁾。当演讲者与挥旗者被租界巡捕扣押送至巡捕房时，其他学生则随之跟进，要求一同被关押，这是指挥者特意安排的，目的是使租界警务当局无法应付⁽⁸⁰⁾。到2点45分左右，形势愈趋严重，一名英国巡捕在试图驱散人群时受到攻击，随之有六名中国人被捕，而大批人群又涌进了巡捕房的审判厅。当警方好不容易将人群驱赶出去，外面的人流拥堵在永安公司附近，混乱中，又有两名巡捕遭到攻击，甚至有人试图抢夺他们的手枪，巡捕则开始用警棍与警棒为自己开辟一条路回到巡捕房，他们称有中国人已在叫喊“杀死外国人”。英籍捕头爱活生（Everson，Edward William）在此种情形下，遂下令开枪，以恢复秩序。当场打死四人，多人受伤。在六名送到山东医院的伤者中，又有三人不久死去⁽⁸¹⁾。

在随后的几天内，事件继续恶化。5月31日，继续有学生成群结队地到租界南京路上分发传单，呼吁店铺主响应总罢市总罢工。6月1日，复有群众到南京路，租界当局声称有人在攻击警察并破坏汽车与电车。尤其在南京路与浙江路的交叉处，人们掀起了路石，扔向正在努力驱散人群的警察与消防队员。巡捕遂又开枪，当场打死一人，十七人受伤⁽⁸²⁾。租界当局立即宣布戒严。2日，又有人在柏克路与“新世界”附近与商团队员发生冲突，两名美国商团队员受轻伤，巡捕遂开枪，又致一名华人被击中死亡。其他示威群众与租界巡捕及外人间零星的冲突则不断发生⁽⁸³⁾。4日，上海大学、大夏大学等被工部局警务处封闭。形势异常严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