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传诗歌理论视野下的荷马史诗及其“深度”

白钢

摘要：米尔曼·佩里通过对荷马史诗中传统程式与称谓名号的分析，总结出史诗的“口传性”特征。在此基础上洛德提出，口传诗歌具有不同于书写文学的“深度”，这种深度体现在具有中性外观的程式化表达中，源自其所产生的“传统”。“口传—传统”是理解荷马史诗的核心。荷马史诗之传统，需从希腊世界之外和之内两个维度加以考察。在构成荷马史诗主体的爱奥尼亚传统之外，有着一种相对独立的伊奥利斯诗歌传统，它部分地存在于萨福和阿尔凯由斯的诗歌语言中。二者独立发展又交汇融合，共同构成荷马史诗语言的大海。

关键词：佩里—洛德理论 口传—传统 深度 荷马史诗 萨福

一、口传史诗理论和史诗语言的“深度”

自米尔曼·佩里（Milman Parry）于1924年发表其代表作《荷马的传统称谓名号》（L'Epithète traditionelle dans Homère）与《荷马的程式与韵律》（Les Formules et la métrique d'Homère），与荷马史诗相关的研究，无论是史诗的研究方法还是史诗本质的认识，经历了一场根本性的革新，甚至可以说是革命。口传性（Orality）被作为荷马史诗最核心的特质之一而广泛接受，进而在诸多原本认为不甚相关的研究领域中引发了共同的兴趣，其影响远远超出荷马史诗研究乃至古典语文学的范畴。

米尔曼·佩里指出，“口传性”存在于荷马史诗中的传统程式中，这类程式的作用如同史诗诗行中的“积木”（Building Blocks）。他将程式（formula）定义为“一组规律性地被使用、处于相同的韵律条件下、表达某种既定的核心理念的词汇”（a group of words which is regularly employed, under the same metrical conditions, to express a given essential idea）。他着手尝试，将荷马史诗与当时尚鲜活生动的南斯拉夫史诗（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史诗）加以对比，将二者之口传特质置于整体性的视野下加以验证与考量。米尔曼·佩里于1935年意外去世后，这项使命由他的学生与助手阿伯特·洛德（Albert Lord）承担起来。在1960年发表的《故事的歌手》（The Singer of Tales）一书中，洛德通过对与主题（themes）相关的程式（formulas）的细致分析，将上述两种史诗传统在“口传诗歌”的框架下有效地勾连起来，并从中总结出一系列具备口传特征并置身此种传统（oral tradition）之中的诗歌的创造规律。卡维特·沃特金斯（Calvert Watkins）继承了这种将程式与主题加以结合的方式，进而提出对米尔曼·佩里有关程式定义的某种改进，在传统口传文学中的程式被其定义为“进行编码并传递某一既定主题或主题间互动的言语及语法策略”（the verbal and grammatical device for encoding and transmitting a given theme or interaction of themes），在此意义上，“主题是程式的深层结构”（the theme is the deep structure of formula）。

洛德在1968年所作的一篇重要论文《作为口传诗人的荷马》（Homer as Oral Poet）中，在涉及书写与口传传统的关系时一再强调，口传诗人不需要书写知识，而这种知识事实上对于口传史诗创作史诗也毫无帮助。对于中国人，上述结论或者并无特殊的心理接受难度，尽管汉民族一般而言没有与希腊相类似的史诗传统，但《诗经》中特别是《风》部诸篇，多半即为不识字的民众讽诵、采风之官实录而成，对于长期置身西方古典传统的读者，其思想冲击却是甚大，甚而被怀特曼（Whiteman）在其为纳吉（Gregory Nagy）所著《希腊与印度诗韵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tudies in Greek and Indic Meter）之序言中表述为“最可怖的问题”（the most formidable question）:“如果口传诗歌是由不识字的歌者以其所承继的带有韵律的程式创作的，那么伊利亚特或奥德赛纪，或任何其他的口传诗歌，能被人认作是一种我们所知意义上的艺术品？”（If oral poetry is composed by illiterate bards out of inherited metrical formulas,how can the Ilias or Odyssey,or any other oral poem, be considered a work of art in any of sense known to us?）

对于此种疑惑，洛德的答复有两部分构成。其一，指出有关口传诗人的教养、文化等概念，在南斯拉夫的穆斯林斯拉夫传统与欧洲通行之基督教传统有较大的差异，在巴尔干的穆斯林斯拉夫人中，一个人可以归属于受过教化的群体却不具备有关书写的知识（one could be a cultured member of an advanced civilization among the Moslem Slavs for several centuries in the Balkans and be ignorant of writing）。在其看来，这一判断同样适用于古希腊人，特别是古希腊的游吟诗人（aidoi）。作为文盲的口传诗人完全可以同时是在其所处社会中的接受高度教化者。口传诗人在书写知识方面的缺乏并不损害其创造的艺术性。

更重要的一点在于，洛德认为，口传传统下生成的诗歌具有不同于书写文学情态下诗歌的特质，如何理解这一特质，是荷马研究中的核心问题。“它（指口传诗歌）不能被当作是某种平坦的水面。所有在传统诗歌中的元素都有其深度，而我们的任务是去探索他们某些时候被隐藏的凹蔽之处；在那里意义才会被寻到。”（It cannot be treated as a flat surface. All the elements in traditional poetry have depth, and our task is to plumb their sometimes hidden recesses; for there will meaning be found.）这段文字有关口传传统下诗歌的深度（depth）的寻找，我们首先需要探寻这段话本身的深度。

米尔曼·佩里将荷马史诗的传统要素标示为其固定的称谓名号，此类被他称作传统修饰词（L'Epithète traditionelle），其功能被认为是纯修饰性的，即对于理解文本本身不具实际的意义。对于任何熟悉荷马史诗的读者而言，这种大量重复出现的修饰性称谓，如“快腿的阿克琉斯”“具有玫瑰手指的朝霞”“带翅膀的言语”，都会深刻地将之与其他文学作品区分开来。这种传统上被认为是纯修饰性的称谓，似乎与任何一种深度无关，但借助于被米尔曼·佩里所发现的史诗创作中的“经济性”（Economy）原则——这一原则被其子亚当·佩里（Adam Parry）称作米尔曼·佩里史诗解释理论的核心，原本潜藏着的意义冰山得以隐约浮出水面。经济性原则意味着，在荷马史诗中几乎不存在两个同时在意义上和韵律（步格）形式上相同的称谓名号。相对于“装饰性称谓名号”（ornamental epithet），还存在着一类被米尔曼·佩里称作“特殊化称谓名号”（particularized epithet）的现象。一方面，诗人每次使用称谓名号时便使用具有某一固定的程式（he poet uses the same epithet every time he uses a formula of a given length）,另一方面，当两个或更多的具有相同韵律的称谓名号或名词性称谓名号的程式被使用于同一实词时，往往可以发现，诗人针对当下语境有意地选择了某一特定的词汇（two or even more epithets or noun-epithet formulae of the same metre used with the same substantive, we can sometimes see that the poet is deliberately choosing a particular word in view of the immediate context）。这种“有意地选择”正指向洛德所谓的“深度”。

为了更好地认识何为史诗之“深度”，不妨以Mῆνιν“愤怒”一词为例进行考察。作为史诗《伊利亚特》中第一个出现的词汇，自古便被认为具有特殊意蕴。希腊化时代最著名的荷马史诗校勘与研究者阿里斯塔库（Aristarchus of Samothrace）便将μῆνις定义为一种持久的怨忿（κότοςπολυχρόνιος）并认为其在词源上与μένειν“停留；持续；坚持”相关（Lexicon Homericcum, 112.24）。这一解释在19世纪的德国古典学（特别是词典学）传统中继续保持着影响。在由拉塔奇（Joachim Latacz）主编的最新的伊利亚特评注本中，μῆνις一词同样被认为表达着某种较长久的忿怒状态，德语中的Zorn一词，因为通常只对应于迅速生成并也会较快消散的愤怒情绪，不足以表达这种特殊的情状，因而建议使用Groll这一更具有绵延持久意味的词汇作为翻译。这种解释与翻译上的尝试与用心，可以看作是荷马史诗中μῆνις一词所代表之“深度”的某种面向。

这种“深度”也同样体现于μῆνις一词于文本中的应用范围。福瑞斯科（Hjalmar Frisk）在其论文中敏锐地指出，μῆνις一词在荷马史诗中通常只被施用于诸神。因而，μῆνις之于阿克琉斯，这一有死的人间英雄，无疑具有更深的意味。在穆尔纳（Leonard Charles Muellner）的专著《阿克琉斯之怒》（The Anger of Achilles）中，对于μῆνις一词在史诗及早期希腊文学中之运用进行了细致的梳理考辨，认为μῆνις所对应的不是某种个体之于个体的敌意，而是某种针对共同体的整体性禁忌（cosmic sanction）。

以上所举，是针对某个单个史诗词汇之“深度”。当诗人的表达不再局限于单个词汇，而是具有韵律的若干组词汇与程式时，这类在传统中被承继下来的表达赋予了其中每个词汇某种在特定语境下的特殊意味，并将之传递给对于这种语境与传统有所体悟的听众与鉴赏者。这便是史诗的“深度”：它生长于传统中，并通过口传的形式作为一个鲜活的生命体而发展传承；它体现为固定的程式化的表达中，在其中性、老套、缺乏惊奇变化甚而让人觉得陈腐的外观下，有着与特定语境相关之特殊的指向、意蕴与情味，能在深谙传统的诗人与听众间更快、更精巧也更富于回味地引发同情、共鸣与相戚之感。

如果说在米尔曼·佩里那里，最根本的概念是“口传”（Oral），那么对于洛德则是“口传—传统”（Oral-Traditional）。

二、荷马史诗的传统

洛德指出，作为口传史诗的希腊史诗之“深度”存在于其传统中。那么最古老的希腊史诗，自公元前8世纪它的作者便被命名为荷马，其传统又是如何构成的？

一种明智的做法是，将荷马史诗之传统分为两个层面来加以讨论。

一者外在于古代希腊世界而存在：

a．作为印欧语系已知的最古老诗歌传统之一，荷马史诗承继了古老印欧民族（即尚未因民族远徙而分裂的所谓源初印欧人）的诗歌语言及其传统（词汇、程式、韵律、信仰、神系等），它与印度的吠陀（特别是梨俱吠陀）传统构成某种惊人的对应关系，并可以在印欧语系各语族的诗歌传统中寻到痕迹；

b．越来越多的材料研究显示，在公元前20—前8世纪的古代西亚民族与希腊人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交互影响，这类影响觉不仅限于器物层面，更深入希腊精神的核心处，而荷马史诗之于西亚诗歌传统特别是古巴比伦史诗《吉尔伽美什》（主题、人物、神系矛盾、戏剧性冲突，直至语言的具体表述）正是这种精神性影响最突出的体现。

一者则关涉荷马史诗自身，其早期形态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a．早期迈锡尼（Mycaenean）史诗，可上溯至迈锡尼文明早期公元前15世纪左右；

b．晚期迈锡尼史诗及伊欧里斯（Aeolic）史诗，其痕迹保留在有关特洛伊覆亡的历史及某种被命名为伊欧里斯性（Aeolism）的史诗语言现象中；

c．爱奥尼亚（Ionian）史诗，它接着伊欧里斯阶段出现，并最终成为在整个希腊半岛及其辐射区域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形式。

我们可以看到，荷马史诗有着何等复杂而深刻的传统，史诗语言的“深度”源自史诗自身传统的深度，并安住于此种传统之中。

早期迈锡尼史诗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只能通过某些带有古体风格（Archaism）、往往有违史诗常用之六步韵格律的词汇寻到残留的痕迹。至今尚未发现任何具有真正文学意义的迈锡尼时代的文献，已发现的文献均类于所谓“断烂朝报”，更谈不上韵文特征。荷马史诗中出现的形式可以上溯到迈锡尼时期词汇，已经开始被着手整理制作索引，但还远达不到完备的程度。

爱奥尼亚史诗与其他语言元素混合后，构成了一种有别于任何既定方言的史诗语言形式。自公元前750—前450年，它在整个希腊世界广泛传播，并作为史诗的标准语言被逐渐以文本的形式固定下来。

尽管不存在一种类似爱奥尼亚史诗的以伊欧里斯方言咏诵的完整史诗，伊奥利斯史诗作为一种传统，却并不像迈锡尼史诗那样只能通过某些史诗的特殊词汇及表述形态得以推测分辨。它还存留在以伊欧里斯语之特殊方言形式——莱斯波斯语（Lesbian）流传的诗歌语言中，这是萨福（Sappho）与阿尔凯由斯(Alkaios)的语言。

一种于19世纪30年代生成的有关莱斯波斯语的假设在其后长达百余年的时间中一直被学术界广泛接受：萨福与阿尔凯由斯的诗歌语言是一种在当时流行的日常口语，这种口语形式没有受到文学作品特别是荷马史诗的语言影响。洛贝（Edgar Lobel）在这一假设的基础上提出对莱斯波斯诗歌语言的划分原则：

a．萨福作品的大部分是以纯正的莱斯波斯-伊奥利斯语写成，与史诗语言、爱奥尼亚-阿提卡语言的用法显著区分；

b．少数萨福的作品属于非常态（abnormal）诗歌，它们在某些情况下有别于正常的莱斯波斯-伊奥利斯语用法，而体现了一些其他语言（通常是史诗语言）的特征；

c．阿尔凯由斯的作品语言上看介于上述两者之间，某些不纯正的莱斯波斯-伊奥利斯语形式在其作品中时常出现。

依照这一观点，第一组语言类型是重构萨福时代之莱斯波斯语实际情状的主要依据，第二组则主要源于对史诗语言的借用，对于重构毫无帮助，其真实性也有待考证，第三组可以作为对真正的萨福作品所使用语言的辅助性证明，但尚不能作为独立的证据。

此种分类可以看作是有关莱斯波斯（伊奥利斯）语写成之诗歌作品的“口语性”（vernacular）假设的集中体现，直至20世纪60年代仍在学界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这一假设的最大问题在于：人们几乎不可能（如果还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话）从诗歌材料中重构一种在历史中现实言说的语言，尤其当这种材料的数量非常有限且多以残篇形式而存在时。因而，有关萨福语言的“正常”形态是“非书面的”（non-literary）、充分反应当时之语言实际的结论，也便无从证明。同样无法证明的，是建立在萨福诗歌“口语性”假设基础上的针对其“非常态”诗歌之真实性的怀疑。事实上，有关其语言的“正常”与“非常”的区分本身便是可疑的。

类似萨福残篇44这样充满着荷马史诗中惯用的表述形式的作品，长期以来被怀疑并非出自萨福之手，然而若能探究诗人对于特定韵律（步格）、词汇、程式、主题、意向之用心，照见其“深度”，恰能见证萨福之为萨福的天才之处，将专文进行讨论。

通过对荷马史诗中的伊奥利斯语形式、莱斯波斯诗歌所用之韵律、在萨福与阿尔凯由斯诗歌中的史诗语言化表述、莱斯波斯-伊奥利斯语之语言特征的综合研究，人们可以越来越清晰地看到，在爱奥尼亚的史诗传统之外，有着一种相对独立的伊奥利斯诗歌传统，它部分地存在于萨福和阿尔凯由斯的诗歌语言中。在公元前8—前3世纪的希腊诗歌传统中，始终存在着两种倾向：一者通过有意识的方言形式的选择将自我与他者区分开来，一者是结合具有各种不同来源的要素融为一体，而这二者在伊奥利斯诗歌实践中均有所体现。如果说爱奥尼亚传统是大江，那么伊奥利斯传统便是它侧旁的河流，二者既独立流淌又交互融汇，共同汇流到荷马史诗语言的海洋之中。

（后记：本文初稿以德语写成，故而行文中仍有痕迹。洛德的《故事的歌手》[The Singer of Tales]已有由尹虎彬先生翻译的中译本，对于学界进行研究助益很大。或者是由于著作本身的重要性与复杂性，一直没有见到合适的书评。本文便算是某种另类的推荐与评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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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钢，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