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世界即将落下沉重的大幕，这时，一个人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他的命运本可以更好一点，哪知却英年早逝，还落得“叛教”的骂名。
我说的就是君士坦丁大帝的侄子，朱利安皇帝，他于公元331年出生在罗马帝国的新首都。公元337年，他那著名的叔叔一驾崩，三个儿子如饿狼一般，扑向父皇留下的遗产，像饿狼一般彼此间大打出手。
并且为了杜绝有人来跟他们争夺战利品的可能性，他们下令处死了所有住在罗马城里以及周边地区的亲属，朱利安的父亲便是其中一个受害者。他的母亲也在生下他几年后过世了，于是，六岁的他便成了孤儿。他有个同父异母的残疾哥哥，儿时与他相依为命，俩人还一块儿上学。他们的老师是一位叫做尤斯比厄斯[1]的老主教，和蔼可亲，却才能平庸，教给他们的大都是歌颂基督教信仰的东西。
但当孩子们长大了，人们觉得还是把他们送走为上策，这样他们就可以不那么起眼，说不定还不用重蹈那些拜占庭小王子的覆辙呢。于是，他们被送到了小亚细亚内陆的一个小村子。那里的生活很无聊，但让朱利安学到了很多有用的东西。因为那里生活着许多卡帕多西亚山民，他们都是自然而淳朴的人，一直笃信自己祖先所信仰的神明。
小朱利安在那里显然不会有机会被委以要职，所以当他请求投身于研究工作时，很快就被批准了。
他首先到了尼科米底亚，那是少数几个仍在教授古希腊哲学的地方之一。在那里，他徜徉在文学和科学的浩瀚海洋里，脑子里塞满了文学和科学的知识，完全忘掉了尤斯比厄斯教授的东西。
荒废的庙宇
后来，他又获准去雅典，在让人想起伟大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圣地接受熏陶。
在这期间，他同父异母的哥哥遭到暗杀。此时，君士坦丁大帝剩下的唯一的儿子——君士坦提乌斯——也就是他的表兄想起了朱利安这位小哲学家，他们是皇室仅剩下的两名男丁。于是大张旗鼓地将他接回来，对他关怀备至，甚至将自己的亲妹妹——海伦娜嫁给了他，最后还派他带兵去高卢，迎战蛮族。
似乎朱利安从希腊老师那里学到的东西远比耍嘴皮子有用。公元357年，阿勒曼尼[2]人进犯法兰西，他一举歼灭盘踞在斯特拉斯堡[3]附近的敌人，并巧妙布阵，将默兹河[4]至莱茵河之间的地区并入自己的地盘。然后他本人搬到巴黎居住，在图书室的书架上摆满了他新添的自己喜爱的书籍，即使以他严肃的本性，此时也变得高兴起来。
可当捷报传到皇帝那里，皇帝非但没有大肆庆祝，相反，由于朱利安功名显赫，一场精心策划的欲除掉他的阴谋正等待着他。
但朱利安得到了士兵们的热烈拥护，他们听说最高长官要奉命回都（其实回去是要被砍头的），便冲进他的宅邸，拥立他为皇帝，同时还放出风声，他要是不从，就要把他杀了。
朱利安“识时务”地接受了。
即使是处于帝国的晚期，罗马的道路也一定维护得非常好，不然，朱利安也不可能率领部队以打破纪录的惊人速度从法兰西的内陆一路冲到博斯普鲁斯海峡，势如破竹。可就在他到达都城之前，传来了君士坦提乌斯的死讯。
就这样，又一位异教徒开始了在西方世界的统治生涯。
显然，朱利安想要做的事情根本不可能实现。他是个聪明人，但他居然相信借助武力就能重现过去。他以为重建一座卫城，派几位教授到废弃学园的树林里，让他们穿着复古的长袍，操着一口已失传五百多年的语言相互交谈，这样伯里克利的时代就可以复苏。这实在太诡异了！
而这正是朱利安想要做的。
终其短短两年的统治时间，他致力于重建古代科学，但当时大多数人却对之表示深深的不屑；他想重新燃起人们探索世界的欲望，但当时的世界已经被一群目不识丁的僧人所掌控，他们认为所有值得懂得的知识全都能在一本书中找到，独立的调查研究只会造成对信仰的背叛和地狱之火降临；他还想让人们重新感受到生活的愉悦，但人们早已麻木不仁、精神涣散。
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非议和反对，就算是比朱利安坚韧百倍的人也会支持不住，濒于崩溃，他当然也不例外。但至少在短期内，他仍然坚持着伟大祖先的开明原则。安条克的基督暴徒们拿石块儿和土块儿砸他，但他也不忍心惩罚这座城市；愚昧的僧侣多次挑起事端，煽动他再一次发动宗教迫害，但他执意命令官员“不许造成任何牺牲”。
公元363年，一个波斯人用一支仁慈的箭结束了他荒诞的一生。
对于这最后一位，也是最伟大的一位异教徒统治者来说，这也许是他最好的归宿。
如果他没死，他的宽容心和对愚昧的憎恶或许会迫使他成为当时最残暴的君主。而如今他静静地躺在病榻上，思绪万千，回想起自己执政期间，不曾有过一个人因为表达自己的观点而被处死，而他的基督徒臣民们非但不领情，还同他结下永恒的仇恨。他们鼓吹，那支置他于死地的箭是他手下的士兵放的（其实是基督徒军团的战士）。甚至还精心编了首颂词来赞扬凶手，这可是难得花心思做出的准备啊。他们还谣传朱利安临终前如何忏悔生前的罪过，如何承认耶稣的万能。他们绞尽脑汁，想出四世纪所有恶毒的字眼来玷污他的名声，其实他一生清心寡欲，为了百姓的幸福生活而废寝忘食。
朱利安下葬的那一刻，基督教的主教们终于成为罗马帝国真正的统治者，他们当即对欧洲、亚洲和非洲的每一处角落进行排查，消灭异己。
公元364年到公元378年执政的是瓦伦提和瓦伦斯两兄弟，在这期间他们颁布了一项法令，任何罗马公民不得以动物祭祀古代的神灵。异教教士由此失去了收入来源，不得不另谋职业。
但这条法令跟西奥多斯颁布的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了。后者不仅要求全体公民接受基督教，并且还要按照“天主”教会规定的形式来接受，他则一跃成了天主教的庇护者，而天主教也很快垄断了人们的精神领域。
自这条法令颁布之日起，任何人如果继续固守“错误观点”，坚持“异端邪说”，忠实于“可耻”教义，都要为他们执拗的违抗行为付出代价，或被流放，或被杀头。
就此，旧世界迅速走到尽头，意大利、高卢、西班牙、英格兰，已经很难找到异教的庙宇了。它们要么被打碎了用来建造桥梁、道路、城墙和水利工程，要么被改造成基督教徒集会的地方。而那些从罗马帝国建国之初留存下来的成千上万座金银神像不是被充公，就是被盗，剩下的则被碾成碎片。
亚历山大城的塞拉皮斯神庙在六百多年来，深受希腊人、罗马人和埃及人所敬仰，现在却被夷为平地。这里还有一座亚历山大大帝建立的大学，曾享誉海内外。它一直在教授古代哲学，吸引了地中海各地的学生慕名而来。亚历山大城的主教下令关闭它，但其命令没有被执行。于是教区的僧人们自己动手，闯进教室，把教授柏拉图理论的最后一位女教师——希帕蒂亚[5]用私刑处死，还把她的尸体剁了扔到街上喂狗。
罗马的情况也一样糟糕。
朱庇特神庙关闭了，古罗马信仰的根基——《预言书》也被焚毁，朱庇特神庙化为废墟。
在高卢，由著名的图尔斯主教领导教众，将旧神污蔑为基督教中恶魔的始祖，所以供奉他们的庙宇必须被无情地摧毁。
而在偏远的乡村，农民奋起反抗，捍卫他们心爱的圣地。但军队闻讯赶来，拿起武器，平息这场“撒旦的暴动”。
新世界帝国
希腊的破坏进程没那么快，但是，在公元394年，持续了一千一百七十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被废除了。这项希腊国民生活的中心活动一被取消，后面的事情就好办多了。哲学家们挨个儿被驱逐出境。最终，查士丁尼一声令下，雅典的大学也关上了它厚重的大门。拨给大学的款项被充了公，最后剩下的七位教授没了生计，逃到了波斯。在那里，乔斯洛斯国王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允许他们玩一种新式的印度游戏——“国际象棋”，来平静地安度晚年。
竞相匹敌的监狱
到五世纪的上半叶，克里索斯托[6]大主教已经可以毫不夸张地宣传，旧世界的文学和哲学著作已经从地球上销声匿迹了。而西塞罗、苏格拉底、维尔吉尔，还有荷马（更别提被虔诚的基督徒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的成果了）的著述不是被束之高阁，就是被湮灭在地下室厚厚的尘土之下，直到六百年后它们才重新回到人们的视线。在此期间，世人所拥有的全部精神食粮就只有神学家们赏赐下来的那点文献著作。
这是一种奇怪的精神食谱，缺乏均衡的营养（沿用医学术语来说）。
诚然，基督教虽征服了异教敌人，但自己也面临诸多考验和磨难。要是高卢和卢西塔尼亚的贫苦农民叫嚣着要给古代的神烧香，这倒容易让他们闭嘴，因为他们是异教徒，而法律是站在基督教这边的。但在关于基督的本性问题上时，东哥特人、阿勒曼人和伦巴族人更倾向于亚历山大城的教士阿里乌的看法，并反对同在亚历山大城的阿塔约主教的看法（或刚好反过来），而这两位主教又恰恰是死对头；伦巴人和法兰克人也在为耶稣“只是像”上帝还是“真的是”上帝争论不休；内斯特主教则认为圣母马利亚是“耶稣的母亲”，而不是“上帝的母亲”（或反之亦然），他的看法得到了汪达尔人和撒克逊人的认同；勃艮第人和弗里西人则否认耶稣具有人和神这两种特性（或刚好相反）。这帮野蛮人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尽管他们思想中还存在不少谬误观点，但他们皈依了基督教，成了教会的左膀右臂。教会没有理由将他们革除教籍，诅咒他们下地狱，永世不得翻身，以示惩罚。教会应当耐心说服他们，用爱和奉献来感化他们。但在此之前，必须给他们树立一个明确的教义，这样他们马上就能坚持真理，拒绝谬误。
正是这种要求教义统一的呼声，才导致了之后“世界会议”或“普世会议”的召开，并且自四世纪中叶以来不定期召开，确定哪些教义正确，哪些教义包含了异端的萌芽，必须判定为伪教、谬误或异端邪说。
第一场普世会议召开于公元325年，在一个名为尼西亚的小镇召开，离特洛伊遗址不远。五十六年后，在君士坦丁堡举行了第二次会议。公元431年，在以弗所召开了第三次。之后在查尔斯顿连续召开了几次，然后在君士坦丁堡开了两次，在尼西亚开了一次，最后，于公元869年又在君士坦丁堡召开。
但从那以后，会议就在罗马或教皇指定的某个西欧小镇上举行。自四世纪开始，有一种观点已经众所周知，虽然从理论上讲，皇帝有权召开会议（这个特权还附带要求他要为忠诚的主教们报销旅行开支），但是对于罗马主教的建议，皇帝也必须得高度重视。即使我们不十分确定谁主持了尼西亚会议，但其他的会议都是教皇说了算，而达成的决议如果没有教皇本人或他的代表的同意，就如同一纸空文。
这样，我们就可以暂时告别君士坦丁堡，到气候更加宜人的西方去了。
千百年来，宽容与专制的战场上，硝烟从未停息。有人坚信，宽容是人类最优秀的品德，而有的人则把它当做人类道德的软肋。我对纯理论的方面没多大兴趣，但必须承认，即使教会对异教徒的惩罚很严厉，但支持者们常常可以找到很多看似合理的理由来辩解。
他们说：“教会跟其他任何组织一样，近似一个村庄、部落或要塞，必须有一个总指挥，还有一套明确的律法规定，所有成员都必须听从。因此，宣誓效忠教会的人，既要默认同时效忠于这个总指挥，又必须遵守律法。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必须自食其果，并且被逐出教会。”
到现在为止，这些说法都很正确、很合理。
今天，如果一位牧师觉得自己不再信仰浸礼教会了，他可以转投卫理公会，而如果他对卫理公会的信条产生了质疑，他还可以加入唯一神教派、天主教或是犹太教，甚至是印度教或穆斯林。世界那么大，通往真理的道路四通八达，除了挨饿的家人，没人会对你指手画脚。
异见者
但这只是在今天这个拥有轮船、火车和无限商机的时代。
五世纪的世界可没有这么简单，想要找到一处罗马主教无法染指的地方还真不容易。当然，你可以远渡重洋，到波斯或是印度去（很多异教徒就是这么做的），但道阻且长，存活的机会很渺茫，而且这一走，就代表永久驱逐，子孙后代也不能回来。
话说回来，如果一个人真心认为自己对耶稣思想的看法是对的，只需要稍加时日就能说服教会对教义加以调整，那么，他为什么还要放弃信仰他所喜爱的宗教的权利呢？
这便是整个问题的关键了。
早期的基督教教徒，不管是虔诚的还是持异议的人，都只有相对的教义，没有绝对的教义。
数学家们因为对X的绝对值产生分歧，而将彼此送上断头台，但与一众博学的神学家相比还不算特别荒谬，后者试图定义根本无法定义的东西，致力于将上帝的本质归纳为简单的公式。
但不宽容和自以为是的观念牢牢地掌控了这个世界，直到最近才有人用“我们永远都无从得知孰对孰错”来宣扬宽容，即使是这样不痛不痒的话，他们也要冒着生命的危险，十分谨慎地用拉丁文写下来以此表达自己的忠告，最多一两个非常聪明的读者才能够看懂。
注释：
[1]意大利籍教皇，在位时间（310年4—8月），对接纳基督教受迫害时变节者重新入教持异议，被罗马皇帝放逐西西里岛致死。
[2]公元3世纪前期居住在欧洲美因河至多瑙河一带的日耳曼部落同盟。
[3]法国东北部城市。
[4]位于西欧，下游为马斯河，源自法国东北部，流经比利时，在荷兰西南部注入北海。
[5]希帕蒂亚（约370—415），在亚历山大居住及教学的新柏拉图派哲学家、数学家及天文学家。
[6]克里索斯托（约347—407），早期基督教教父、解经家，君士坦丁堡大主教，擅长辞令，有“金口约翰”之誉，因急于改革而触犯豪富权门，被禁闭，死于流放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