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写李鸿章的念头十几年前就有了，那时我正在创作长篇历史报告文学《末路王朝——中日甲午战争报告》，查阅搜集了不少李鸿章的资料，感觉从前理解的李鸿章太片面。此后一见到李鸿章的资料就尽量搜集，手头累积了不少。
决心动笔写，是受长江文艺出版社田敦国老师的提议和启发。当时我已经出版了长篇历史小说《左宗棠》，责任编辑正是田老师。关于李鸿章的书籍可以说汗牛充栋，我要写一个什么样的李鸿章？把“卖国贼”打倒在地，再踏上一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是我最厌恶的书写方式；标新立异，为李鸿章翻案，也非我所愿。我想，我还是写一个“本色”李鸿章吧，尽量贴近历史事实。
所以，我在参考资料的时候，第一位的是最原始的档案资料，比如《清实录》《东华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资料丛编）》《清代海军史料》《义和团运动史料》《李鸿章全集》。在那些重大事件、关键史实上，李鸿章当时到底如何处置，我坚持尽量原文引用，绝不想当然的按“卖国贼”的脸谱来塑造。我参阅的第二类资料是当事、当时外国人的著述，如日本人的《蹇蹇录》《日清战争》，德、美、英等国记者、传教士著述的《德语文献中的北京》《1900：西方人的叙述》《中国与中国人影像》等。之所以对这部分资料情有独钟，是想从一个更广阔的视野来看李鸿章和李鸿章所处的时代。第三类资料则是同时代人的书信、笔记等。第四类资料则是今人研究出版的关于李鸿章的书籍资料，出版年限则划线为2000年后出版，个人感觉早年出版的资料太过偏颇，断章取义严重。近年来网络资源丰富，使我得以能够读到今人最新的研究成果。比如2014年甲午战争暴发120周年之际，《参考消息》策划发表了一组包括军事、法学、外交、经济等方面专家的文章，从不同角度研究甲午战争，我仔细阅读，受益匪浅，许多观点融入了小说创作中。
曾经有人问我，你崇敬一个人才可能去写这个人，你难道崇敬李鸿章吗？崇敬这个词不敢用，但我的确尊重李鸿章。李鸿章的发达缘于奉曾国藩之命创办淮军救援上海，他乘坐当时最先进的交通工具轮船，从安庆跨越千余里太平军的占领区到达西洋文明最集中的上海，从此开始了他平步青云的仕途和风生水起的洋务事业。他先是创办洋炮局、机器局仿造洋枪洋炮，战争结束后又把洋务重点转向求富求强的民用经济，金陵机器局、江南制造总局、天津机器局、上海轮船招商局、中国电报局、中国铁路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开平矿务局、漠河金矿……李鸿章创办的洋务企业能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可以说，没有李鸿章，便没有中国的近代化。尤其是北洋海军，更是在李鸿章的极力推动下才得以成军，虽然甲午之战后几乎全军覆没，但也无法否定北洋海军的巨大意义。在当时办洋务所遇到的阻力和困难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每提起一项“洋务”，总会群起而攻之，骂之为崇洋媚外，骂之为汉奸，甚至以为要断送大清江山社稷。但李鸿章不为所动，发挥了超凡的韧性，因为，他敏锐的感受到了落后与差距，认为中国正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只有实行变革中国才有出路，“穷则变，变则通”。李鸿章的见识，远远超越那个时代的精英阶层。在这一点上，我的确崇敬李鸿章。
我们历史观中，有个“奸臣情节”，往往把一个王朝的败落和灭亡归罪于一两个奸臣，好像没有某个奸臣，这个王朝便可长命百岁。李鸿章不幸当了大清国的“奸臣”，成了晚清的箭靶子。李鸿章的时代，正是大清国没落的封建制度与西洋资本主义制度交锋的时期，或者说是社会转型期，李鸿章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尽了很大的努力，但不幸传统体制的力量依然强大，转型没有成功，封建制度在资本主义制度面前败下阵来。李鸿章当然有责任，但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衰弱、一种制度化的缺陷归罪于一个人，客观吗？公正吗？这是安抚民心最有效、最简单也最无耻的办法，是不敢反思、不会反思、不能反思的表现。弱国无外交。即便我们这些自觉比李鸿章聪明的事后诸葛亮，生在李鸿章的时代，我们大多数人会不会比李鸿章更聪明、眼界更辽阔？没有李鸿章，晚清中国就能避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命运吗？那肯定是妄想。
这好像在替李鸿章翻案，其实真不是，我也的确未做此想。我只是想把李鸿章一生期望富国强兵、结果却是丧权辱国的原因弄得更明白些。历史小说是写给当代人看的，我写李鸿章，也是想梳理一下“李鸿章时代”对当代的教训和警示。
中国的洋务运动始于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深受刺激的朝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开始“师夷长技以制夷”；日本的明治维新始于1868年，晚于洋务运动。双方最大的区别在改革目标上，中国强调“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封建制度的基础上，主要学习外国的机器和技术；日本则是效法欧美，采取资本主义制度，连天皇也率先剃发、着西装。双方一直在塞跑，中方只有李鸿章等为数不多的人感到来自日本的压力，大多数人完全不把日本人放在眼里；日本则举国一致，以打败中国为目标。早在1887年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制定的《征讨清国策》的开篇中就明确提出，“趁清国还幼稚，我们应断其四肢，伤其身体，使之不能动弹，我国才能保住安宁，亚洲大势才能为我掌握，由我国维持。”两辆车在甲午年相撞，大清国惨败，日本大胜。
这是一个最大的背景，即两种制度的较力。但如果将胜负完全归之于制度，也失之于偏颇。那么，“李鸿章时代”的教训和警示有哪些？
首先是中央政权缺乏权威统一。甲午战争时，国家最高权力掌握者名义上是光绪帝，他依赖的是以翁同和为首的清流台谏官员；慈禧已经退居颐和园，名义上已经放弃权力，但朝中大员都是她垂帘时的班底，影响力不可小视，不少大臣仍然视她为大清的女主。战争暴发后，光绪帝主战，慈禧太后主和。结果，和战不定，屡失时机，前线将士无所适从，心怀观望，严重影响士气。其实，战与和并无高下之分，也不是爱国与卖国的标准，当战时一致力战，该和时全力促和才是国家之福。最怕的是该战时未敢战，该和时又不甘心和。
其次军事制度不适应战争形势的变化。日本效法欧美，不断改革完善军事制度。战时成立由海陆军首脑以及首相组成的大本营，作为天皇统率军队的最高指挥机关，统一协调海陆军、协调军事和外交。中国则实际由李鸿章指挥北洋军队与日军作战，朝廷中以翁同和为首的清流们则在背后交章弹劾，这令外国人十分不解，为什么那么多人不帮李鸿章筹措粮饷，反而纷纷指责他。日本陆军最高作战单位是军，一万人左右，适合大规模作战；清军最高作战单位是营，六百多人，适合于维持地方治安，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国防军体制，临战时临时拼凑数十营交一位将领统带，资历相仿，互不服气，内耗极大。日本实行的是兵役制，符合条件的国民必须服兵役，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清军实行临时招募制，大战在即，兵源不足，临时招幕，农民放下锄头上战场，没有战斗力不说，遇敌辄溃，带坏整个战场形势。
第三是严重腐败腐蚀国家战斗力。晚清从上到下腐败透顶，大小官员几无不贪。这种风气必然导致大家都不愿为国家牺牲。李鸿章本人好财利，积聚了不下千万的资财。他用人重才不重德，以为“非名利，无以鼓舞俊杰”，部下贪财好利者众。大小军官都设法吃空饷、喝兵血，特别是高级武官，许多人广置田产，畏敌惜命，因此战争中出现了大量敌未至我先逃的例子，根本谈不到抵抗，让人不胜唏嘘。
最后，软弱的外交方针怂恿了敌人的贪欲。洋务运动开始后，以恭亲王为首，清廷执行的是“外敦信睦，隐示羁靡”的外交政策，就是尽量避免战争。这在当时国弱民穷的形势下，不失为明智之举。李鸿章是这一政策的坚定支持者，他在外交上也实行以夷制夷，遇到麻烦寄希望于列国调停。结果每次临战，都告诫前线将领不得开第一枪，以免“衅自我开”，弄得前线将士“战亦罪，不战亦罪”，无所适从。不挑事自然应该，但凡事都有度，人善人欺，马善人骑，当自己的利益受到侵害时，连高声呵斥的胆量也没有，必然怂恿侵略者的贪欲。就像剑客，遇敌手不敢亮剑，在气势上已输，必令对手轻蔑、欺慢。日本正是看清了清廷的软弱，先是吞并了琉球，后又占据了朝鲜，割占了台湾，以此引发了列国瓜分中国的潮流。
这些教训对今天的中国仍具有警示意义。如今，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引起了世界的惊叹，也引起部分国家的有意抹黑，宣扬中国威胁论。他们不愿看到中国的真正强大，盼望中国发生重大挫折。这情形与甲午战前非常相似。中国走向崛起的过程中，阻力和危机将伴随始终，应当从近代吸取哪些教训，避开哪些陷阱，是我创作《李鸿章三部曲》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中国正处于转型期，经济放缓，矛盾加剧，驾驶这艘巨轮转型不易。我是真心期望中国克服一切困难，化解一切矛盾，顺利前行。
我不敢说这是写李鸿章最好的小说，但我敢说，这是一部最走心的小说，值得您一读。
张鸿福
2016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