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引子

我的家乡在江南一个小城，周围只有三里，人口不过一万，当年只有一条小路可通常州、无锡，可以说，环境是十分闭塞的。

童年时，已听说有一个大都市叫上海，但也只朦胧地知道它是一个花花世界，什么稀奇古怪的事物都有；究竟是怎样的繁华，连家长和亲戚们都答不出来。

我家是一个有十几房同姓杂居的破落户，有一个破旧的大厅，听说是全县仅留的明代建筑之一。其余七零八落的房子，每家占用着一间到两间，是十足的一座大杂院。

有一个疏房的侄儿，比我还大几岁，大约在“五四”的后一年，我刚进高等小学，他已毕业了。毕业后怎么办呢？家里穷，又想深造，不知通过什么途径，他考取了上海一所既不要学费又不收膳宿费的学校——哈同大学，说这所学堂，是一个外国大富翁哈同开设的。

所以，我知道的上海的第一个人物，既不是陈其美，也不是黄金荣、杜月笙，而是这个外国大亨。

那年寒假他回家时，才谈起所谓哈同大学，正名是仓圣明智大学，他进的是附设的中学部。还另有女中部，都设在哈同花园的一角。中间隔了一条小河，两校的学生，平时是绝对禁止接触的。

他说，校舍极其简陋，学生们像囚犯一样，住在拥挤的宿舍里；伙食也极粗劣，难得吃到一点荤腥；星期天不许出校门，只能远远地看到哈同花园里的楼台亭阁。

一年只有两次可以步出樊笼。在哈同和他的老婆生日那一天，大家排着队去祝寿，循着指定的路径，目不斜视地走到寿堂外一个地方，默默地等待着；一声传呼，才一个一个进入红烛高烧、香烟缭绕的寿堂。那时，女中部的学生也从另一个门走了进来，于是，一对对男女学生，被“乱点鸳鸯谱”，双双向高坐在上面的哈同夫妇叩了四个头，再默默地分路退出。

在临时搭的席棚里，他们被安排入“席”，每人一碗大肉面，外加两个寿桃形的馒头。这是他们一年中仅有的两次“大荤”中的一次。

我那侄儿还讲到这学校和哈同花园里的其他人物，我只记得其中有一个大总管叫姬觉弥，因为字音和“鸡吃米”相近，容易记住。据说，此人十分凶狠，学生们偶有不慎，常被他拉去毒打或禁闭。

我还有一个同乡，也是进过哈同大学的，那就是后来蜚声国内外的美术大师徐悲鸿先生。

他的老家，离县城有二十多里，父亲是一位造诣很深的老画师，但时运不济，一生过着清贫的生活，把浑身本领传授给了他的儿子。悲鸿不得已进了这所近于施舍的大学，可见他出身的寒苦。

青年时代，他不仅已有绘画的才能，而且是我们这个小县里第一个冲决封建牢笼的勇士。他在“哈大”读书时，认识了刚进爱国女学的同乡蒋碧薇女士，“一见倾心”，不久就“私订终身”了。这位蒋女士的父亲，是全县有名的缙绅兼名士，而且，早把爱女许配给“望族”了。蒋父听到徐悲鸿与他女儿相爱的风声，火冒三丈，立即函催女儿退学回家，但这一对勇敢的青年，坚决抵制家庭的压力，终于在上海结了婚。

为了掩盖这件“伤风败俗”的事，蒋府上当时还大摆灵堂，说这位爱女暴病身亡了，使蒋父“痛摧心腑”，还举行了一次大出丧，但连我这个七八岁的儿童，也知道这棺材是空的。

大约在“五四”前后，悲鸿激于爱国义愤，终于冲出了“哈大”的禁锢，转入了上海一座私立学校。

有人说，悲鸿是哈同资送赴法留学的，这是误传。据我所知，他是受蔡孑民（元培）先生青睐，引荐到北大任教，由北大派往法国深造的。

关于他和蔡先生结识的经过，我们家乡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年暑假，悲鸿去北京游览北国的壮丽山河，在火车中，恰和蔡先生对席而坐。他拿出纸笔，勾出了一幅速写。蔡先生索来一看，原来是素描他的像，不仅十分形似，而且神态宛然，呼之欲出。于是就问及这位青年的姓名、近况，并邀请他于暑假后到北大任美术教员。大家知道，蔡先生对美学是素有研究，也极力提倡的。

这个传说有漏洞。悲鸿当时是个穷学生，只有能力坐三等车（当时的火车分三个等级，最贫苦的劳动人民，只能坐货车改装的闷子车，称为四等），而蔡先生身为大学校长，即使生活简朴，至少总要坐二等车吧，怎么会和这个青年同车对坐呢？

不管怎样，总之，这两位后来都名垂青史的人物，当时一老一少，萍水相逢，蔡先生就对这位青年的才华大加赞赏，识拔他为大学教员，随后还资送出国，造就出一代人才。

这两位同乡的故事，使我开始对哈同发生了兴趣。等我自己到上海安家落户，就处处感到它像一个巨大无比的魔影，窒息着每一个居民的生活。

1926年，我投考清华大学。该校的南方考场，借用上海的南洋大学——交通大学的前身，我这才第一次到了向往已久的“十里洋场”。穷学生，又无亲可投，住在三马路一家小旅馆里，终日埋头温课，自然无暇也无力出去观光游玩，考毕就匆匆束装还乡。只听人说起，南京路的许多高耸的大楼，地皮都是哈同的，这条马路也是哈同出钱用红木铺砌的。我听了不免暗地吐吐舌头。

我又一次拜访上海，是在1933年。那时，我在汉口当天津《大公报》的特派记者。春间，偕妻到江南游览，曾在上海停留数日，看到了正在轰动的海京伯马戏团；也曾去哈同路——今铜仁路访问一家亲戚，从墙外看到哈同花园的气势。

那时，听说哈同已经去世了，而一望无际的园墙依然粉刷鲜明，大门前还站着几个“红头阿三”，不时吆喝着探视的行人。“墙外行人墙里笑”，墙里的琴声鸟语，时时从葱郁的花树和一角红楼中飘扬出来。

1936年《大公报》上海版创刊，我来沪定居，就常常经过哈同花园，但从未有机会进去参观过。那年9月1日，为纪念报庆（《大公报》1926年在天津改组复刊，以是日为报庆），曾欲假座哈同花园一角举行联欢会，未能成功，最后在康脑脱路（今康定路）徐园举行。徐园是昆曲家徐凌云先生的家园，小巧玲珑，也颇有园林之胜。记得徐老先生那天曾来“拍”一段曲子，还请来了几个小剧团演唱，作为余兴。在同人表演时，我也“吊”了一段京戏。那时，上海的旧式园林，公开招引游客的，有南市的半淞园等。

解放之初，哈同花园已变成一片废墟，楼台、花木荡然无存。在上海展览馆兴建以前，它只能引起过往者的凭吊而已。

后来，我在参加《辞海》的编写和修订工作时，接触过一些近代和现代的史料，发现哈同这个人，不仅是一个典型的冒险家，而且从清末起，直到国民党统治的初期，不少政治人物都与他有瓜葛；不少政治舞台上的大“演出”，幕后都牵连到爱俪园——哈同花园的正式名称，以及它的主人们。

因此，我想，为这个外籍“闻人”立个“传”，可以比《杜月笙正传》在更大的范围内和更长的时间里，反映旧上海甚至旧中国的概貌，虽然只能是一个断面。

我和杜月笙还有一面之缘，至于哈同以及他的老婆乃至姬觉弥等，我连影子都没见过，写起来自然很困难，肯定也不会生动、逼真，不尽不实之处更在所难免。好在还有不少老先生健在，可以指正，我恳切期望着。

因为连“正传”都不够，名之曰“外传”，算是为一个外国人“树碑立传”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