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史学

两河流域在历史上留下了大量历史文献，其中有王室碑铭、通信、文件档案、条约、编年史等，并实行名年官制（以此官员的姓名命名年份），使人们得以大致了解历代君主的姓名、统治年代和主要“伟业”。

其中，亚述帝国约自公元前1300年起即十分注意标明碑铭年份，并在其中记载了除土木建筑外的其他活动，主要是迄今为止的军事征战。到公元前1千纪，已形成了完备的编年史，此即著名的“亚述编年史”。它不限于堆积史料，而同时分析事件的动机，评判行动的过程，记载政治变革，总结地区史或民族的特征，以及地理、气候和战役的战略战术等不直接属于历史的内容。在新巴比伦王国，同样形成了编年史，并延续至塞琉古王朝。

上述传统对曾在两河流域广泛游历的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色诺芬等人均产生了影响。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所撰《历史》一书以专章记载希腊周边地区国家和民族，如埃及、巴比伦、波斯和斯基泰人的地理、历史、民族、宗教、经济、政治和风土人情等，并对这些国家的文明持赞赏的态度，指出希腊曾从东方国家借鉴了许多东西。在对希波战争的研究中，他表现出“从历史自身去解释历史”的倾向，而不是将历史归之于神意，这种人本思想开创了希腊，乃至西方史学的新时期。

更值得注意的是，塞琉古时期定居于巴比伦的希腊僧侣、史学家贝罗苏斯撰有《巴比伦史》一书（希腊文）。该书叙述了两河流域的地理和自远古以来至亚历山大东征的漫长历史，直接宣称塞琉古帝国是两河传统和文明的继承人，从而论证了塞琉古家族的政治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