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 中东近现代和当代历史的演变

一、近代中东：伊斯兰世界的衰落和对西方挑战的应战（1566-1905年）

中东帝国的逐渐衰落，以及迅速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欧洲对中东国家形成的强大的挑战，中东国家起而应战，此即中东近代史的主要内容，它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崛起中的欧洲向走向衰落的中东发起挑战的时期（1566-1798年）。

1566年塞利姆二世即位后，奥斯曼帝国逐步走向衰落，这主要表现在社会政治方面。

首先，作为帝国军队基础的近卫军和封建骑兵西帕希日趋腐败、解体。素丹对近卫军的偏爱和炮兵、工兵等新兵种的出现降低了骑兵的重要性，终身而止的采邑制使采邑的数量不断减少。由此，帝国政府把收回的采邑等国有土地以包税制的形式出让，从而形成了新的包税人地主阶层，他们甚至控制了地方政府的部分权力。近卫军士兵此时获准娶妻生子，其后代于16世纪末已成为近卫军主体。由此，各类人均可进入近卫军，享受其特权，而近卫军的战斗力因此不断下降，其官兵经常与宫廷贵族相呼应，发动叛乱，干预素丹的废立。

其次，素丹的统治日趋无能，由于新任素丹多半在后宫长大，缺乏治国经验，也很少过问政治，导致后宫和宦官专权。

再次，地方贵族的势力不断发展，经常犯上作乱，一些地方总督建立了事实上的独立政权（如埃及、伊拉克等）。

最后，包税制度等措施加重了农民负担，大批民众破产，乡间匪盗横行，城市也经常发生平民暴动，国际贸易线路的转移和给予欧洲商人的优惠权妨碍了本国商业的发展。此外，还存在诸如通货膨胀、瘟疫、食品短缺、城市人口膨胀、失业等问题。

尽管奥斯曼帝国已经走向衰落，但在对外关系上的表现有一个过程。在一个时期内，帝国仍然维持着强大的军力，并且通过暂时的改革加强自身，但衰落的迹象已经出现了。1569年，土军进攻阿斯特拉罕，为俄罗斯军队所败。在1571年的勒颁多海战中，西班牙和威尼斯的联合舰队击败了奥斯曼海军，尽管后者很快就得以恢复实力。在1602-1618年对波斯的战争中，奥斯曼被迫放弃了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1606年，帝国与奥地利签订《西特瓦托洛克条约》，第一次承认双方的平等，停止了奥地利的年贡。

第二阶段是欧洲向中东大举扩张和中东进行早期现代化改革的时期（1798-1905年）。

从本阶段开始，不论是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西欧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发展迟缓，但对外扩张有力的俄罗斯，都对中东展开了积极的扩张渗透。由此形成了以下六个方面的挑战：

（1）夺取或控制中东国家的领土。这方面尤以与中东毗邻的沙俄最为积极，其通过一系列战争打击奥斯曼和波斯，蚕食其领土，吞并其周边的弱小汗国，以便打开黑海的出海口，控制中亚地区，威胁大英帝国王冠上的珍宝——英属印度。

英国、法国则在北非竞相夺取奥斯曼的省份：阿尔及利亚（1870）、突尼斯（1881）、摩洛哥（1904，它不属于奥斯曼帝国）。英国还积极在邻近印度的海湾地区控制当地的酋长国（科威特和特鲁西尔国家）。

（2）围绕全面肢解奥斯曼帝国还是保存帝国在西亚本土的斗争。与奥斯曼接壤的沙俄不但觊觎前者的领土，而且企图全面肢解帝国，进而完全控制博斯普鲁斯海峡，使黑海的出海口畅通无阻，此即所谓的“东方问题”。但英法对此坚决反对，它们在蚕食帝国领土的同时，努力保存后者在西亚的主要领土，以遏制咄咄逼人的沙俄的南下。1853年，沙俄发起克里米亚战争，在英法援助奥斯曼的情况下遭受失败。在中亚，英俄围绕着伊朗和阿富汗展开争夺，此即所谓的“大博弈”，英国先后发动了两次侵阿战争。

（3）通过不平等贸易、买办、国债、筑路等方式掠夺中东的资源，控制中东国家的财政、内外贸易和交通。14世纪以来，意大利的城市国家及英法等国先后与奥斯曼帝国签订了双边商务条约，其商人因此在奥斯曼帝国境内享有特权，这种因政治需要而赋予西欧商人的特权使其在与帝国商人的竞争中长期占有优势，损害了奥斯曼帝国的利益。同时，协助外商经营的本国买办（多为犹太人、基督徒）也获得了某种特权，因而主导了帝国境内的贸易活动，成为资产阶级的主体，穆斯林商人的地位微不足道。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奥斯曼帝国对印度洋和地中海东部贸易的控制也告结束。

（4）向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基督教各派提供保护，干预帝国的内政。1615年，奥地利在一项和约中获得对奥斯曼帝国境内举行天主教仪式的权力。1774年，俄国与奥斯曼帝国签订条约，获得在伊斯坦布尔建造和保护教堂的权力，后来被解释为保护所有东正教徒的权力。法国则获得了对黎巴嫩天主教的马龙派的保护权。西方对奥斯曼帝国基督徒的保护及后者地位的提高（由于现代化改革等原因），引发了穆斯林的不满，19世纪发生了多起针对基督徒的骚乱。

（5）鼓动巴尔干地区的基督教民族争取独立。1804年和1815年，塞尔维亚人先后两次起义；1821-1830年，希腊人成功地通过起义争得独立，其间俄国曾对土宣战相助。

（6）进行传教及相应的教育、医疗和出版活动。西方国家尤其是法国和美国的教会积极地在中东从事传教活动。为此，它们也配合展开了文化和慈善活动。1866年，美国传教士在贝鲁特创办第一所现代学校，其后法、英、俄、德、意等国也陆续办学。到1900年，在叙利亚和黎巴嫩6座城市中共有外国开办的300余所中小学校，学生达1.5万人，培养目标为科学家、医生、作家和神父。欧洲国家和教会也开办出版社与印刷厂，发行刊物。

因此，西方向中东的扩张是全方位的，总体上服务于其殖民利益，但在客观上，它也产生了某种积极的影响，如促进了中东国家基础设施、商品贸易关系和现代教育文化的发展（例如，拿破仑带到埃及的学者促进了埃及考古、历史研究、卫生及科学知识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民族主义和民主自由思想，推动了中东的思想政治变革。

中东对殖民主义的应战实际上包括几个方面的目标：抗击殖民主义的扩张，反抗本国统治者的暴政和压迫，推动国家的现代化改革。

首先是反抗殖民主义和本国统治者的战争和起义，除了前述奥斯曼帝国和波斯与外国的战争外，主要有阿富汗的第一次抗英战争和第二次抗英战争、波斯的巴布教起义和反烟草专卖斗争及埃及的阿拉比起义。从时间上看，它们包括了19世纪中期和后期两次高潮，反映了殖民主义加紧瓜分亚洲，外国工业品流入造成的手工业者、小商贩破产，出口农业和大地产发展推动的农民大批进城，统治者的无能和西方资本及文化输入引发的反抗，其本质是中东国家的危机（民族危机、思想危机、经济危机和社会政治危机）及转型问题，反抗运动的基础是农民、手工业者和城市平民，其领导层则是贵族、宗教人士，后期包括了军官（阿拉比起义）。

其次是各国君主的现代化改革。它们在18世纪以后开始于中东各国和半独立的奥斯曼省份：奥斯曼帝国、埃及（扩大到其占领的叙利亚和黎巴嫩）、伊朗、阿富汗、突尼斯、摩洛哥。

改革的特点如下：①自上而下进行，目标首先在于确保王朝统治；②改革是世俗性的；③改革早期以军事、行政为主，后期则涉及文教、社会、经济等领域；④改革在后期常常蜕变为为帝国主义经济政治渗透服务；⑤改革以失败告终，但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变动，其中最重要的是传统的部落的逐渐解体，以及现代知识阶层、军官阶层和新月地带大地主阶级的形成。

在上述背景下，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民族主义思想开始在土耳其和阿拉伯世界形成，即现代主义、泛伊斯兰主义、伊斯兰改革主义和世俗的民族主义（奥斯曼主义、泛突厥主义和阿拉伯民族主义）。这些早期的民族主义强调通过振兴宗教复兴国家，同时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并积极投身于反殖和反专制斗争，主张民族自治（阿拉伯人）。其中既有主张维护奥斯曼帝国和伊斯兰世界统一的泛民族主义思想，也有主张建立独立民族国家的国家民族主义（如埃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