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来对性格的认识

我国对性格的认识与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的“性习论”，而后到了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的年代，各家各派又在“性习论”的基础上纷纷提出自己的观点，将对性格的探讨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首先是产生于商代的“性习论”。“习与性成”据说是商代早期伊尹告诫初继王位的太甲的一句话，意即一种“习”（习惯）形成的时候，一种“性”（性格）也就形成了。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随后把“性习论”加以发展，提出“性相近，习相远”，认为人的本性原先是“相近”的，只是由于后天的习练，而导致了人们“习相远”，即差异很大的性格。

到了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在以往学说的基础上也形成了自己的观点。提出了“性染说”，认为人性如素丝，“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即人性完全是环境和教育的结果。

与此同时，儒家的另一位集大成者——孟子则一直坚持“性善论”“人之初、性本善”。他认为人的性格天生都是善良的，并且举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为人性的“四端”，而这“四端”是人皆有之的，只要推而广之，就可发展成为仁、义、礼、智、信等善良性格。

同属儒家的荀子则提出了与孟子的“性善论”恰恰相反的“性恶论”。他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认为“情”和“欲”都是人的天性，“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所以，“情不可免”“欲不可去”，“情”和“欲”都是人们产生不良性格的基础。他主张用“礼乐”节制人们的“情”和“欲”。

到了汉代，集各家学说于一身的董仲舒为了迎合当时统治者的需要，便将性格与“天人感应”联系起来，提出一套较为完整的“天人感应论”，认为“为人者天也”。因此，人的身体结构跟天的特点相吻合：“人有三百六十节，偶天之数也；形体骨肉，偶地之厚也；上有耳目聪明，日月之象也；体有空窍理脉，川谷之象也。”他认为，人的心理活动也与天的现象相对应：“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晴；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从这种神秘的“天人感应观”出发，必然引出唯心主义心身观，对人性做出唯心主义的臆测。董仲舒明确把人的性格分为“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这就是所谓“性三品”说。他认为“圣人之性”天生为善，不必教育；“斗筲之性”天生为恶，无法教育；“中民之性”则可善可恶，必须教育。

随后，“性恶”“性善”“性染”和“性品”的争论一直持续到了明清时期。

关于性格的分类，中国很早就有了自己的分类方法，我国古书《灵枢》中就对人的心理和生理上的差异进行分类，并归纳为五类：金、木、水、火、土。

金型人面呈方形，皮肤白色，肩、腹、足都小，脚跟坚实厚大，骨轻。禀性廉洁，性情急躁，行动刚猛，办事严肃认真、果断利索、坚定不移。

木型人肤色苍白，头小面长，肩阔背直，身体弱小，忧虑，勤劳。好用心机，体力不强，多动刚猛，多忧多劳。

水型人皮肤较黑，面部不光洁，头大，清瘦，肩膀狭小，好动，走路时身子摇晃。禀性无所畏惧，不够廉洁，善于欺诈，为人不惧不卑。

火型人皮肤发红，背部肌肉宽厚，脸形尖瘦，头小，手足小，步履稳重，走路时肩背摇晃，背部肌肉丰满。性格多虑，缺少信心，态度诚朴。性急，有气魄，轻财物，但少信用。

土型人皮肤呈黄色，头大面圆，肩背丰厚，腹大，腿部壮实，手足不大，肌肉丰满，身体匀称。内心安定，助人为乐，对人忠厚。行事稳重，取信于人，静而不躁，善与人相处。

根据这个理论，不同性格的人，寿命的长短也是不同的。一般认为火型人“不寿暴死”，土型人寿长病少，这一点已为现代医学所证实。

我国另一部伟大的医书《内经》还按阴阳强弱把人分为以下五类：太阴、少阴、太阳、少阳、阴阳平和。

用“阴阳五行说”对人进行分类，虽然缺少科学依据，但还是给人们提供了区分不同类型的人的参考工具，这在当时是有一定作用的。这种分法表明：人的本质是由内部阴阳矛盾的倾向性决定的。这和近代生理学研究的兴奋和抑制关系有相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