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智库建设，看“第三方”智慧如何奏响文化乐章

范周 蔡晓璐

【写作背景】2017年5月14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全球“智库交流”平行主题会议在北京举行，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位著名智库负责人、前政要和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就开放、包容、互学互鉴的“一带一路”创新发展国际合作蓝图献计献策。智库交流以全球视野深入研究“一带一路”的发展规律，不断丰富其内涵，对凝聚共识、汇聚各方力量、更好地推进“一带一路”共商共建共享有重要意义。在看到智库对于“一带一路”建设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更应该深刻认识到智库建设是我国深化体制改革、力行五大发展理念与发展国民经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要积极促进智库常态化建设、创新式发展，有效发挥“第三方”智慧力量，奏响文化新乐章。

立足现状：聚焦智库发展改革

“智库”（Think Tank）也译为“思想库”，国际上较为权威的概念是：思想库是一种稳定的相对独立的政策研究机构，其研究人员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对广泛的政策问题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在与政府、企业和公众密切相关的政策问题上提出咨询。其工作目标是影响公共政策，同时具有独立性、非营利性、多学科性、多专业领域、多类型等特征。智库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独立于政治体制之外的“第三方”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是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参与者，在现代社会发展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虽然“智库”一词来自英语词汇“Think Tank”，但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由门客、谋士等士人所组成的“智囊团”。中国最早的“智囊”出自《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樗里子滑稽多智，秦人号曰智囊。”中国古代历代的谋士在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春秋战国时期的“四公子”孟尝君、春申君、信陵君和平原君，拥有门客数千人。秦国能统一各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批谋士的筹划和辅佐，如张仪的连横政策等。

作为智库原型的“智囊团”在中国古代已初现端倪。在现代社会中，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日益提升，特别是在“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指引下，智库的重要性更是日益突出。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2015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标志着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2015年11月，《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方案》获得批准并确定25家试点高端智库，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全面启动。

然而，在声势浩大的智库建设背后，中国智库的发展正处于公信力缺失、影响力有限的尴尬境地。究其根本，不难发现当前中国智库的“体制内”“计划内”痕迹严重。除了少数民间智库，我国智库绝大多数是“体制内”事业单位，都是以行政工作性质来确定智库研究内容，例如国务院研究机构、中央重要事业单位等，也有单位实行“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体制内”的特点决定了智库往往会失去独立性和客观性的立场，在智库研究与决策过程中表现为自觉或不自觉地宣传与阐释政府政策，缺少公共性和民间性色彩，呈现出主观意识、长官意志与计划体制的痕迹，使得智库“第三方智慧”的作用与影响力没有得到有效发挥，甚至受到主流力量的排斥。

他山之石：为智库建设聚智聚力

智库研究的目标是政策设计和政策建议。影响公共政策和决策是智库重要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因此，智库的发展目标和使命就是要通过研究成果来影响政府决策和公共政策。如果智库的研究成果没有受到来自国际、国家政府以及社会公众的关注，智库的研究则毫无意义。西方智库大都以承担政府委托的研究课题作为业务重心，并提出自己独立的政策主张，特别是具有前瞻性的主张。中西方智库建设机制的差异，也导致我国智库参与国际对话时缺乏影响力与公信力等问题。

国际具有影响力的智库大多是以“高质量、独立性和影响力”作为共同的使命和目标定位，同时也说明了智库的根基所在。国际著名智库——兰德公司创始人之一弗兰克·科尔博莫认为，智库就是一个“思想工厂”；是一座没有学生的大学；是一个有着明确目标和坚定追求，却又无拘无束、异想天开的“头脑风暴”中心；是一个敢于超越一切现有智慧、敢于挑战和蔑视现有权威的“战略思想中心”。兰德公司制定了一套内部质量标准，除了常规标准以外，还制定了反映其战略研究抱负、体现其战略研究遗产的杰出研究标准，并将这些高质量标准作为确定“兰德型”战略研究的必备标志。

智库的独立性是指研究过程、研究结论均不受政府制约，各政府部门无权干预智库的研究咨询工作。政府部门需要咨询服务时，一般采用招标方式，委托智库自主进行参与投标，研究人员和咨询机构不受任何社会力量和利益关系的左右，他们站在客观独立的立场上，凭借自己的信息资源、业务准则、智力判断来获得结论和提供咨询。欧美智库的这种独立性确保了咨询行业的自主立场和超脱态度，保证了咨询服务结果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在扩大影响力方面，欧美智库一直十分注重研究成果的宣传与营销。其方式主要包括出版期刊、图书、发布报告，推出影响社会公众的政策性、战略性普及出版物；推荐研究专家参加政府专业领域听证会、新闻发布会；经常举办研讨会和高层次的学术论坛；建设网站和公众信息平台，借助新媒体进行宣传。一些国外智库还采用会员制的方式宣传和传播其研究成果及观点。如英国的查塔姆研究所，通过发展会员、邀请会员参加智库机构的报告会、研讨会的方式，推广智库理念，传播研究成果。

当前我国智库发展的重点，首先，要以“高质量、独立性和影响力”为宗旨，消除智库发展的机制性和系统性障碍，促进智库的独立性和多元化发展，提高智库及其学者研究质量，并使智库声音传播到国内、国际决策舞台，增强国际影响力。其次，要激励和支持独立性、非营利性智库的发展，允许民间智库平等竞争、竞标研究项目和资源，促进各类智库竞争发展。最后，要制定高标准的战略目标，通过咨询发声，引导公众舆论，同时重视对外传播，注重媒体公关以及传播策略，从而对公共政策形成重要影响力。

共襄盛举：中国智库发展的新机遇

当前，“一带一路”建设离不开智库的积极参与，全球携手打造“智力丝绸之路”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大课题。在“智库交流”平行主题会议上，我国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智库机构共同探讨，依照各国国情，探索提炼“一带一路”合作新模式，总结提炼各国推进“一带一路”的做法，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有益借鉴。同时，将各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政策措施、合作模式、共赢发展等行之有效的做法积极加以推广，为“一带一路”的建设问题提供了众多启发和借鉴。

来自全球智库的智慧营养不仅丰富了“一带一路”的愿景和战略，在助力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找到中国自身的定位。同时也对新一轮的全球化过程中所面临的如何参与全球治理以促进均衡化发展问题，如何以人民为中心，找到全球利益的共汇点，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机遇与挑战等问题的解答，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与实践价值。

此外，面对“千年大计，国家大事”的雄安新区的高标准、高起点与高定位，智库更应该发挥“着眼全局，运筹帷幄”的智慧力量，为雄安新区的建设提供精准服务。

我国智库建设要坚持常态化、创新式发展，有效发挥“第三方”智慧力量，奏响文化新乐章，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一方面，必须坚持“决策问题导向”研究机制，围绕政府决策的相关问题开展研究，发挥所长，进行针对性服务与持续化发展，才能形成特定方向、专门领域政策问题的研究积累和影响力。另一方面，智库还应当具备学术前瞻和预见的能力，要超前选题，未雨绸缪，就潜在的政策问题开展前瞻性研究，发挥“第三方”智慧力量，并构建咨询建议送达政府决策部门的常态化管道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