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在能力之前的是德商

德商，即指一个人的德行水平或道德人格品质。心理学认为，德商由7种基本美德组成，即同情、良心、自控、尊重、善良、宽容和公正，也可以将其概括为4个方面：宽容、诚信、感恩和责任。德商对企业领导者来说，是一种软实力。

古人云：“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才华是让品德良好的人更出色的资本，而品德则是有才华之人的统帅。这句古语对于今天的领导者也同样适用。

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历史长河中那些鲜活的名字时，发现凡是卓有成就者，其品德无不散发着耀眼的光辉。在品德攻势的背后，则是其对“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的深刻体察，以及由此实施的天下归心的成功战术。刘秀品德高尚、平易谦和，正因为如此，他才能焚王郎文书以安人心，宽朱鲔以降洛阳，示诚以服铜马，创宏伟帝业传天下。

刘秀“长于民间，颇达情伪”，深知百姓稼穑的艰难和民情的好恶，所以他为政宽简，并大力减轻百姓负担，深得百姓的拥戴。

当年刘秀镇抚河北时，赤眉军在河东，有人曾献计用水淹之，百万之众可使为鱼，刘秀认为有失道德，所以没有采纳。

建武四年，割据陇右的隗嚣正徘徊于公孙述与刘秀之间，为到底归附哪一方而犹豫不决。隗嚣派他的心腹马援将军先后去成都和洛阳探访各方详情。

刘秀接见马援时没有升堂坐殿，只穿便衣便服，独自一人坐在洛阳宫宣德殿下，由一个宦官引导着马援去见他。刘秀满面春风，微笑着说：“贵客穿梭于两个皇帝之间，经多见广。今天见到贵客，深感惭愧了。”

这一平易谦和的姿态，使马援备受感动，他叩头说：“今天，不再是君主在选择臣下，臣下也在选择君主。”接着就说道，“我从远方来，陛下接见我连卫士都没有，不怕我是刺客吗？”刘秀笑着说：“你只是个说客罢了。”

这次相见，马援感到刘秀的恢宏大度与汉高祖刘邦十分相似，是帝王之材。回去后，马援劝隗嚣归附刘秀，隗嚣不听，马援就自己投奔刘秀去了。刘秀在对待“逸民”、“隐士”、不驯的人物时也是如此。太原郡广武县（今山西代县南）有个叫周党的人，在当地很有名望，朝廷几次征他去做官他都不干。后来，在万般无奈之下，周党穿着短布单衣，用树皮包着头去见刘秀。

按礼节，士人被尊贵者召见，必须自报姓名，否则便是不尊重对方。周党见了刘秀，不通报姓名，只说自己的志趣就是不愿做官，刘秀应允了他。

当时，大臣范升上书，认为周党在皇帝面前骄悍无礼，应治“大不敬”罪。刘秀下诏书说：“自古明王圣主都遇到过不愿为他做臣的人，如伯夷、叔齐就不食周粟，周党不接受我的俸禄，那是他的志愿，赐给他40匹绸子。”在治国方略上，刘秀认为官吏奢侈、官僚机构设置无度以致冗官无数，是百姓最大的负担，因此他在位期间，全国“并省四百余县，吏职减损，十置其一”，并大力提倡节俭。公元37年，一国使者向刘秀献上一匹可日行千里的名马和一把宝剑，刘秀接受后便下诏把这匹千里马送去驾鼓车，把宝剑赐给骑士。在他的垂范下，节俭在东汉初年形成风气，刘秀也被臣民称为一代明君。

即便如此，刘秀仍经常说自己“德薄”，要大臣不要称他“圣明”。刘秀如此清廉明政，实为难得。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一再推崇汉光武帝，“自三代而下，唯光武帝允冠百王也”，“君臣交尽其美，唯东汉为盛焉”。东汉初年社会安定、君臣和谐，的确应归功于刘秀重德明廉的开明政治。

中国自古有“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多助之至，天下顺之”的说法，那么如何“得道”呢？很显然，这取决于领导者的日常行为、品德，如果你没有可贵的品德，如果你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就不能获得众人的拥戴，从而失道寡助。

良好的品德是一种人格魅力，更是一种积极的影响力，是领导者必备的一种涵养。只有具备良好品德的领导者，才会赢得下属钦佩，进而使其倾心拥戴。正如《淮南子·主术训》中所说：“非宽大无以兼覆，非慈厚无以怀众。”人们常说的德高望重，就是这个意思。中国古语说“德不孤，必有邻”，“道德不厚乾，不可以使民”，这些论述都启发我们，领导者若想获取威信、赢取人心，必须具备高尚的品德。

管理者要以德服人

我们也很难想象，一个不会善待他人的人能够真正获得成功。

一个德商高的领导者，一定会受到下属的信任和尊敬，这样的领导者自然会有更多成功的机会。古今中外，一切真正的成功者，在道德上大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很显然，对于企业和企业领导者的成功来说，比智商和情商等更重要的，是德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