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从造型、花纹角度考察了这组玉器所属的时代，进而分析它们所体现的思想内容和社会特点的时候，这种时代所赋予的特殊性质就更加明显了。

1．两只玉圭和一件玉饰上都雕刻了鹰鸟形象，这种反复出现的相同的图像并不仅仅具有装饰的意义。玉圭是“礼器”，而在商和商以前“礼”与宗教祭祀含义完全相同。《礼记·礼运》说：“是故夫礼必本于天，淆于地，列于鬼神。”《礼记·祭义》说：“天下之礼，致反始也，致鬼神也。”在玉圭这样的礼器正中部雕刻独立的鹰鸟形，说明它与当时的宗教思想有关，是人们尊崇的对象，这种以某种生物为崇拜对象的现象正是原始图腾的特征。而我国史前时代的山东也恰恰是鸟图腾集中流行的地区。

古代文献中有关于太皞、少皞的传说，太皞、少皞也就是大皞、小皞，可能是由同一母系氏族分化的部落。这两族都位于东方。“少皞之墟”在今山东曲阜或郯城。太皞姓“风”，据卜辞，“风”也就是“凤”。文献又记太皞之神叫作“句芒”，或称“九凤”，也是一种鸟神。而少皞是其母常仪吞神鸟之卵所生，名字叫作“挚”, “挚”与“鸷”相同，是一种很厉害的鹰鸟。《左传·昭公十七年》中郯子说：“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逸周书·尝麦解》说：“乃命少昊清始为鸟师，以正五帝之官，故名曰质（挚）。”不但祖先是神鸟所生，以鸟为名，而且百官之师也都以鸟命名，这可以说是古代鸟图腾存在最明确的例证。《尚书·禹贡》又说：冀州“鸟夷皮服”。《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居在海曲，被服容止，皆像鸟也。”把这些记载与山东日照的地理位置及出土玉器纹饰对照，符合的程度不是十分惊人吗？

在祭器、兵器上标志鸟形族徽的现象一直到商末周初仍大量存在，但此时徽识中的鸟形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是凤鸟，有的是燕，有的是枭等等。这种现象或可与远古时期“以鸟名正五帝之官”，即在一个大的鸟图腾部落中包含许多以不同鸟类为标志的氏族的情况相印证。值得注意的是商代也有不少以鹰鸟为主要标志的器物，特别是在一些铸有“大于”族名的器物中更为常见，鹰鸟形状与这组玉器中的图像近似，这或者就是以往以“鸷鸟”（鹰）为名的少皞族的遗存。胡厚宣先生曾对商代鸟图腾的遗存进行专题研究，从宗教、地域、世系各个角度证明了山东的两皞就是早期的商族。果然如此，则我们上文论证的这组玉雕与商代雕刻的承袭关系也获得了极合理的解释。

2．鹰鸟神像不但单独被刻在玉圭中心，而且在⑥器上还可以看到这种图腾神两爪正各抓一个斩下的人头。与此类似的是③玉刀b组纹样：一只怪兽正在吞食人头。上文已经提到这种“怪兽食人”图像一直到商武丁时期仍被装饰在礼器和武器上。这实际上是一种“人祭”图像。在商代则是当时盛行以人头祭神—“伐祭”—的直接反映，图案中的食人者是奴隶主祭祀的神灵，甚至就是奴隶主祖先神的象征，而被吞食的是被砍下的奴隶头部。③⑥两器上的鹰兽食人图像也具有同样的意义。

伐祭在我国是一种极为古老的祭祀仪式，并不始于商。《礼记·明堂位》记载：“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可见这种祭祀在传说中是最原始的。考古发掘也证实了这种现象早在龙山文化时期就已存在，如河北邯郸涧沟、陕西长安客省庄等龙山文化遗址中都有利用废井、窖穴乱葬首身分离的砍头人骨的情况。应该说，这组玉器上的“食人”图像就是这种社会现实的反映。

3．早在距今六千年前的大汶口文化时期，社会上已经出现相当明显的贫富分化，大汶口墓葬中富者享有涂朱木椁和多达180件的随葬器物，而贫者仅一土穴，甚至完全没有随葬品，这种情况已经包含阶级存在的可能。在大汶口文化基础上又发展了两千年的龙山文化中，财富聚积的现象就更加明显，像日照两城镇所出土的成坑多达数千件玉器和半成品玉材，完全说明当时一部分人不但垄断了大量财富，而且占有相当数量有专门技艺的玉工为他们服务，这些人已经成为财富的垄断者和劳动力的占有者。两城镇玉器集中的情况是大汶口所无法比拟的，对于这种情况已不能用阶级的“萌芽”来解释，我们认为这种现象有可能说明当时已存在着典型意义的阶级对立，并在这种阶级对立的基础上产生了奴隶制国家。

这种阶级分化的事实也在玉器纹饰中得到反映。可以看到，这些玉器上雕刻了两种类型的人像，一种见于第一、三、四类，他们装饰着华丽的冠帽玉珥，在礼器上占据着主要位置，是宗教崇拜的神灵。另一种见于第二类，无冠无珥，断首蝟发，正被鹰兽吞食，他们是供神的祭品。在我国古代，统治阶级是把“冠”看得很重要的，把它当作一种等级地位的标志，而且常与宗教祭祀联系起来说明它的意义。《礼记·王制》说：“有虞氏皇冕。”《论语》说：“禹致美乎黻冕。”《礼记·檀弓》说：“弁绖葛而葬，与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周人弁而葬，殷人冔而葬。”注曰：“周弁、殷冔，俱象祭冠。”甚至到春秋末年，子贡还是“君子死，冠不免”，否则就沦丧了道德身份。而外族、奴隶则是“被发左衽”，是没有权利戴冠的。至于玉制珥饰，那就更是拥有大量财富的统治者才可能佩戴。实际上，这种服冠饰玉的神像正是当时统治者的自我写照，两种人像所表现出的宗教世界中的对立也恰是人间阶级对立的反映。

4．社会性质的改变必然使社会意识发生变化，这组玉雕反映出的很重要的一点是人格神的出现，是图腾神向人格神的过渡。

上文已经由鹰形图像说明当时图腾观念的存在，实际上这种观念一直遗存到阶级社会产生后很久尚未消泯。但是这种图腾神像并不在这些礼器上占主要地位，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装饰位置上看，占主要地位的都是两种人形的神。第一种即第一类，比较写实，似乎是女像。第二种包括三、四、五类，似乎是男像。这第二种神像极其狰狞可怖，上下交错的犬齿被强烈夸张，显示出相当原始野蛮的性质。这两种神像都具备冠、珥、翼形饰等尊贵地位的标志。在我们收集的30件器物中有28件都在最显著位置上雕刻着这两种神像，充分显示出它们在当时宗教中主神的地位。

另一值得注意的特点是第二种神像往往具有两种不同变形，分别装饰在同一器物正反两面对应的位置。这种现象多次出现，明显是当时的一种固定程式。然而在这种普遍存在的情况中却有两件例外，一件是⑰玉圭，圭身正面浮雕人形神像，背面相对位置上却没有刻人面的变形，而是刻了一个鹰鸟图腾形象。另一件是㉖玉圭，正面刻几何人面纹，背面同样也刻以鹰鸟。这种人格神与图腾神对刻的情况，同其他正、背对刻变形人形神像的意义是相同的，人、鸟实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同一崇拜物，这种情况直到商代还相当多地保存在礼器纹饰之中，它最确切地表明了当时图腾崇拜向人格神崇拜的过渡。具有至高权力的人格神，取代以往图腾神的地位，正是氏族社会逐渐瓦解，阶级社会和奴隶制国家最高统治者出现造成的宗教观念的必然改变。

这组玉石雕刻不仅证明当时工艺技术的高度发达，以及人们掌握艺术手段的纯熟，更重要的是通过对它们所属时代的确定，有可能发现商代以前一种极为灿烂的文明。这种高度文明的社会背景是阶级以至于国家的可能形成，财富和对手工业奴隶的垄断及随之而来的残酷的阶级压迫。通过这组玉雕，还可能发现商代文化的一种来源，证实在商代青铜工艺高峰之前还曾存在过一个玉石工艺的高峰（这种高峰的存在事实上已由偃师二里头极精美的玉饰暗示出来），而这种石器——青铜工艺高峰的次第出现是与社会的发展和人们掌握自然能力的发展完全吻合的。

当然，论证这些重大的课题仅依靠这局部材料是远远不够的，这些玉雕年代的最后确定也还有待更多考古发现的证实。这里所做推断也只是今后继续研究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