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论

尽管国际经济复苏形势仍然不够明朗，地缘政治外交关系因“选举年”而更加复杂多变，但人民币国际化继续保持了上一年度快速发展的势头。随着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国际金融交易和官方外汇储备等各方面被接受程度的不断提高，人民币国际化指数(RII)稳步攀升，再创历史新高。2012年第4季度RII已经达到0.87，相对于年初水平0.58^注1而言发生了显著变化。

2012年RII强劲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全球贸易中人民币计价结算份额上升到1.53%，对本年度RII的贡献达到七成。这既得益于中国政府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政策和规则方面继续创新，实现了经常项目下企业选择以人民币结算的无障碍操作；也是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和国内对外贸易大省努力简化人民币结算程序、积极开展支持贸易的人民币贷款与担保业务的结果。

另一方面是全球金融交易中人民币份额接近1%，对本年度RII的贡献达到两成。其中三级指标“人民币直接投资全球占比”上升到2.18%，较去年增长了1.5倍以上，同时也是2012年人民币国际使用发展最快的领域。跨境人民币资本流动相关政策的继续放开，人民币“走出去”和回流方式的多样化试点以及规模逐渐扩大，是实现指标快速增长的关键因素。

2013年报告的主题是“世界贸易格局变迁与人民币国际化”。课题组希望通过对世界贸易格局调整、货币替代以及国际货币体系演变的历史经验分析，总结货币国际化与实体经济国际化之间的理论联系与一般规律。目的是明确当前的策略主攻方向和政策重点，以便顺利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长远战略目标。

新世纪开始，世界贸易格局发生重大调整，逐渐表现出一些不同于以往的新特征。首先，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贸易中的影响和作用显著上升，进出口贸易份额目前与发达国家势均力敌。随着国际分工的继续深化，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工业制成品出口快速增长。亚、非、拉美、中东等新兴经济体集中地的出口份额与欧洲、北美市场几乎平分秋色。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2009年超越德国成为全球第一大货物出口国，至今已经连续四年保持出口全球第一。今年又首次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货物进口国，贸易大国地位不容置疑。

其次，从发展趋势上看，多边谈判的贸易全球化逐渐被“区域化”和“双边化”贸易安排所取代。WTO框架下的多哈回合谈判久拖不决，实际上早已沦为“鸡肋”。与之相反，双边自由贸易则因谈判成本低、战略灵活、见效快等优势迅速兴起。同时，以欧盟统一大市场、北美自由贸易区、“东亚10+3”框架等为代表的区域贸易越来越成熟。除中国—东盟自贸区(ACFTA)外，我国还与智利、巴基斯坦、秘鲁、新西兰、新加坡、哥斯达黎加、冰岛、瑞士等多国正式签署了双边自贸协定，而且与澳大利亚、韩国、日本、海湾合作委员会等在谈的自贸区项目也越来越多。

此外，由于贸易与金融的关系日益突出，传统的贸易摩擦呈现出向国际经济政策摩擦延伸的态势。过去国与国经贸关系紧张时，大多采取针对特定产品的打击，比如展开双反调查、征收特别关税等。目前除了传统贸易摩擦以外，主要贸易国之间往往还在汇率制度、出口信贷等与贸易相关的金融问题上剑拔弩张。伴随我国贸易地位的快速提高，中国企业和政府所遭遇的对外贸易摩擦和经济政策摩擦也迅速增多。这固然是种巨大挑战，却也反映出中国无愧为本轮贸易格局调整“领衔主演”的重要事实。

理论上，世界贸易格局与国际货币格局之间存在必然联系。因为在各国使用不同货币的条件下，开展国际贸易就要选定贸易计价货币。货币选择模式无非三种情况：出口商货币计价、进口地货币计价或第三方货币计价。通常，一国经济规模、贸易结构、宏观经济波动性以及交易成本等因素都会影响贸易计价货币的选择。而任何一种主权货币在国际范围内的使用，首先就是用于清偿由贸易活动产生的国际间债权债务关系，其后才考虑用于投资或金融交易以及积累官方储备头寸等其他方面。

一般说来，国际贸易格局变迁会导致贸易计价结算货币替代；然后蔓延到金融领域，加速和放大这种货币替代现象；经过一段时间的发酵，又引起国际储备货币替代——最终表现为国际货币格局调整。也就是说，国际货币格局应当追随世界贸易格局而调整。所以，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货币强国都是以贸易强国为其前提，这并非巧合，实乃必然。因为贸易顺差有利于币值稳定，核心贸易地位更是促成非居民对该种货币国际使用意愿和实际需求水平的关键。

然而历史经验表明，未必每次贸易格局调整都引起国际货币格局变化。究其原因，大概与每一轮贸易格局调整的力度、范围、持续时间及其驱动模式等有关系。不同驱动模式对货币替代的影响不同。比如，战争驱动下的贸易格局调整几乎同时就带动货币格局变化。而在技术和产业驱动下，虽然新兴贸易大国的出口替代弹性较小，选择本币计价时有较大话语权，但是技术扩散、国际货币使用惯性等导致货币替代过程可能相当缓慢。这些国家的货币在很长时间里只能在较小范围内用于贸易计价，货币地位难以与其贸易地位相匹配。

又比如，新兴市场国家通常不掌握技术和销售网络，往往存在“贸易容易做大但却很难做强”的问题。无论这些国家出口产品的替代弹性是大是小，也无论方式上是以加工贸易还是以一般贸易为主，该国出口商在贸易计价货币选择上几乎毫无话语权。正因为如此，尽管中国堪称引领新一轮世界贸易格局变迁的主要力量，但现阶段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仍然微不足道。这种“贸易巨人+货币矮子”的组合虽然看似矛盾，其形成原因却是可以理解的。

有鉴于此，本报告提出了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问题——当国际货币格局明显滞后于世界贸易格局调整的时候会有什么影响？我们发现，每每如此，关键国际货币发行国必将付出经常账户逆差的政策代价。

譬如20世纪50年代末，西欧经济竞争力相对上升，一些国家发现把从美国得到的援助款用于从西欧进口要比从美国进口更加经济划算。随着西欧抢占了原本属于美国的部分贸易份额，美国对外出口增长不利，美元通过贸易渠道回流受阻。但在当时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是与黄金挂钩的唯一国际储备货币。结果，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官方美元储备不断积累相对应的，是部分美元改为通过资本方式回流美国国内，而美国对西欧和世界其他国家的经常账户差额开始恶化。

新旧世纪交替前后，国际经济和贸易格局再次发生重大调整。欧元区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新兴经济体开始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美国贸易份额显著下降。但国际货币格局却继续保持“一超多元”的基本结构，美元地位没有受到实质性冲击。中国虽然得到“贸易第一大国”的头衔，可是货币地位却没发生什么有效改观。于是不出意外地，美国经常账户逆差在此背景下迅速扩大直至失控。

由国际货币供求形成机制可知，非居民持币动机在于要保证对债权国的支付能力，债权国的贸易顺差可增强非居民的持币信心，可见贸易顺差是信用货币开始在国际范围内使用的必要前提。通过资本流出，可为非居民供给国际货币。若美国丧失了核心贸易地位，又舍不得放弃美元的核心货币地位，只能在各国不断积累美元储备(相当于大规模资本流入美国)的同时，以进口方式对外支付美元，从而保证国际清偿手段的充足性。但这样一来，流向非居民的美元无法通过贸易渠道完全回流，美国只好勉为其难地接受“经常账户逆差—资本账户顺差”的国际收支结构。经常账户逆差使美元贬值，债务国身份会动摇非居民的持币信心，这些都与美元关键国际货币的身份相矛盾——这就是国际金融的经典理论“特里芬难题”。

显然，当国际货币格局明显滞后于世界贸易格局调整的时候，美国经常账户差额必然持续恶化，从而使美元以及整个国际货币体系不得不面对“特里芬难题”的挑战。半个世纪前，由于受到黄金的约束，美国经常账户逆差不可持续，“特里芬难题”最终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走向解体。

但是在牙买加体系下，不仅没有了黄金约束，国际资本流动以及美国国内经济政策的溢出效应似乎都表明巨额经常账户逆差并非不可持续，只是增大了国际间经济政策摩擦，特别是贸易地位下滑的美国与那些新兴贸易大国之间的摩擦。高外汇储备国家面临的“美元陷阱”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都是此类国际间摩擦的具体表现。这种“新特里芬难题”实际上就是已经呈现多元竞争态势的国际经济仍然对单一国际货币过度依赖所造成的。

只有建立符合当前世界贸易格局的多元国际货币竞争格局，促使国际储备资产回归其保持对主要债权国支付能力的本来功能，才有望破解牙买加体系下的“新特里芬难题”。从这层意义看，人民币国际化肩负着重大历史使命。因为人民币国际化在实现中国利益主张的同时，也必然为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做出贡献。

新一轮世界贸易格局调整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了极为有利的现实条件。特别是在区域贸易和双边贸易替代多边谈判成为主流发展趋势以后，区域经济大国和贸易大国的影响力相对提高，来自主要国际货币传统支配地位的阻力明显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随着新兴经济体贸易份额的整体上升，最大发展中国家所发行的货币能够进入国际货币俱乐部将是划时代的标志性事件。因此，中国对“东亚10+3”、上合组织国家、金砖国家、拉美、非盟等经济体的区域贸易或双边贸易或可作为提高人民币贸易计价结算份额的首选目标。另外，针对新兴国际货币的汇率战随时可能打响，对此要有充分准备。也必须看到，人民币国际化有助于缓解国际货币格局滞后于世界贸易格局调整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其中也包括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政策摩擦。

本报告认为，应当抓住世界贸易格局调整的有利时机，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要充分利用区域贸易、双边贸易等各种便利条件，以提高针对广大新兴经济体的人民币贸易计价结算份额作为现阶段货币国际化的政策重点。并且通过人民币直接投资、人民币对外信贷等资本流出方式带动贸易人民币计价结算份额的继续提高。简单地讲，就是要尽一切可能地为国内外微观部门在贸易相关活动中主动选择人民币计价结算创造机会、提供方便。

我们认为以下几个问题需要特别强调。

第一，应正确理解“特里芬难题”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启示。要充分利用贸易顺差赋予我国的债权国身份，努力培育居民、非居民在国际范围使用人民币的意愿与实际需求；建立“资本流出—贸易回流”的人民币国际供给与需求机制，以经济的实体面保障非居民对人民币资产的“安全感”和信心——多种国际货币的历史经验表明，这在货币国际化初期至关重要。不仅如此，还要把人民币国际化看作是改革国际货币体系、促使国际货币格局追随世界贸易格局调整的重要突破口。

第二，要客观看待中国“贸易大国但非贸易强国”的现实情况。既不能因为贸易份额提升而盲目乐观，也不要因为暂时缺少核心技术和品牌效应就妄自菲薄。世界贸易格局调整为人民币的国际使用创造了巨大的发展空间，而且一段时间以来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也实实在在地取得了显著成果。更要对经常账户收支规模中的“水分”保持清醒，要通过国内实体经济的转型与升级实现对外贸易的结构优化，夯实贸易大国的基础，努力向贸易强国转变。历史经验表明，只有当贸易地位是稳定可持续的，货币地位的提升才不会只是昙花一现。

第三，要深刻反思当前阻碍跨境贸易人民币计价结算份额进一步提高的主要因素。概括而言，企业在货币选择、交易成本核算方面的权衡，金融机构在跨境人民币业务开拓中存在多种难以克服的实际困难，以及人民币跨境支付清算体系基础设施薄弱等，都抑制了非居民使用人民币的动机。只有准确地找到各个制约环节，有针对性地加以解决，才能够充分发挥提高贸易计价结算份额的政策推手作用，以期实现RII在世界贸易格局变迁背景下有质量、有效率的增长。

为推动贸易人民币的国际使用，我们建议：短期以优化产业结构、培育成熟的贸易市场、激励居民和非居民的人民币国际使用意愿为主，中长期致力于确立贸易强国地位并显著提高人民币国际使用的便利性。

在短期，要积极推动双边贸易以人民币计价结算，考虑通过扩大直接投资、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建设自贸区或其他合作机制推动人民币作为贸易计价结算货币。可通过官方政策优惠、金融服务优惠或企业业务优惠等方式鼓励非居民接受人民币用于贸易计价结算。建议涉外会计、统计工作的记账货币考虑增加人民币。应大力推动国内金融机构发展对非居民(贸易相关)人民币贷款业务，同时鼓励离岸金融市场为非居民提供人民币流动性以及规避外汇风险的套期保值服务。

在中长期，要以经济转型为契机，实现贸易优化与发展，以持续贸易优势引导非居民的人民币需求。要大力扶持具有较大国际影响力的跨国公司本土企业，增强中国企业的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和贸易谈判能力；积极建设全球人民币支付清算系统，为人民币发挥国际计价尺度职能提供技术支持。对内，应继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推动金融机构国际化发展，促进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以满足非居民对人民币金融服务的需要。对外，则要积极推进全球支付清算相关立法工作，完善离岸市场的制度和法律建设，同时要合理规划全球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布局，积极研究离岸市场发展对货币国际化、国内金融改革、货币政策有效性等可能带来的影响。

三十年前，想到友谊商店买点难得一见的外国货，手上要有“外汇券”才行。现在，只要是有热门中国航线的国际机场免税店，直接用人民币就可以购物消费。

二十年前，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期，政府忙着引进外资，企业忙着出口创汇，老百姓一有机会就想着换点外币资产。现在，中国人开始对外投资，外国人老琢磨着能不能多买点人民币。

十年前，中国成为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由此产生的烦恼却远远超过自豪感。现在，外国官方机构或企业账户里有了人民币头寸。

总有一天，人民币可以在更大范围内被更多人所使用。这是中国人的梦想，也是人民币的历史使命。

2013年5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