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符号学与其双重制度性分析法^[1]
——作为分析方法和作为被制度化之对象

现代符号学运动形成的最初理由首先在于，通过摆脱传统哲学独断论固定模式的支配和借助于逐渐增加的跨学科方向的理论创新，以系统地推进传统人文学术话语的语义清晰度条件。当前主要由市场决定论和职业竞争机制支配的国际符号学的“单学科”发展趋向，刺激着符号学沿着一种职业化功利主义和方法论实用主义的方向发展。其结果是进一步导致了当代符号学运动与其原初目的的脱节，此原初目的是：人文学理论应当沿着科学的和理性的方向前进。因此，在商业化—职业化框架内形成的单学科方向的符号学之制度化发展，系统地弱化着符号学理论的科学性潜力和创造性能量。然而另一方面，一种沿人文学跨学科方向加以组织的“制度符号学”（institutional semiotics）概念，也可成为一种有效的方法论工具，可被用于解剖当前文化和学术的多元化的组成和构成，以显示其各种间接的意识形态机制和隐蔽的功能。因此，我们将在本文中对今日制度符号学（此词在此特别指某些理论符号学实践而非指成果丰硕的应用符号学实践）的这两个方面保持一种辩证式的解释学关注。

导言 什么是“制度符号学”？

社会—文化—学术制度化问题首先包含着两个方面：人类历史上的制度化现象，即从制度性角度描述和分析相关现象，以及根据各种制度化分析对前者进行现代研究。

其次，制度化工具可以进而划分为两种形态：研究制度性决定的现象和对前者的意识形态操纵。或者简单地说，这两种形态是：应被客观描述和科学分析的制度化“现象”和对前者进行创造性应用的“方法”。按此，对于人文学而言，此范畴可二分为一般学术活动的特殊领域以及人文学术的特殊领域。对于符号学而言，我们的对象将在学术世界内被更专门地规定。“制度符号学”的标称可以指（在本文永远指涉着理论性层次）三种不同的意义：A.符号学被用于研究一切被制度化的社会、文化、学术现象；B.符号学被用于研究已被制度化的符号学本身；C.符号学被一种制度性程序加以操纵以服务于不同的目的。

所谓的制度符号学，是相对于文化上和学术上被制度化的社会历史现象的所谓“一般制度符号学”的一个分支。它可划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对一切种类的社会、文化、学术制度本身以及相关制度化现象进行的分析；另一方面，将此制度化工具应用于这些现象以满足任何特殊的实用性目的。被制度化的现象也包括那些学术的和符号学的制度和制度化本身，而此制度化工具也可特别应用于符号学与其他人文科学的学术话语。在种种人类知识范畴内为什么偏偏提及人文科学？最简单的回答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不同的有效性程度上，都可受到科学客观性原则的控制或监督并相对于外部现实加以定位和检验；而人文科学，即所谓的“自由学艺”，一方面欠缺客观检验和监督的原则，另一方面内在地相关于自然科学所不涉及的主观性问题，如精神、价值、信仰等。后者虽然具有欠缺客观性的弱点，却又恰恰是人类生存中最具切身性的、至关重要的、数千年难以解决的、攸关于历史灾难发生及其克服的重要方面。

符号学制度化的问题在学术上含有两个方面：静态方面和动态方面。前者有关于对社会、文化、学术以及甚至于符号学本身的多重被制度化现象进行解剖，也就是从多重制度性观点对符号学现象进行分析。在此意义上，制度符号学研究具有对符号学制度进行内部分析的方面以及对符号学的制度性环境进行外部分析的方面。后者涉及将种种制度化策略应用于符号学实践，目的在于从意识形态上影响其目标、方法和所期待的后果。符号学于是仅被认为是用于任何职业功利性的或文化意识形态的目的的手段。根据上述说明，制度性符号学与现代以来形成的符号学意识形态分析之间，保持着内在的联系或者相互重叠着。或者，更准确地说，这两种符号学领域是相互补充或融合的。在此意义上可能存在有一种更专门规定的综合性领域，可被称作是“意识形态—制度性符号学”，后者可主要相关于符号学现象制度性分析的意识形态方面，此一符号学现象包含着内外两个部分：对特定符号学现象的意识形态—制度性分析以及与一切相关语境（包括政治、历史、文化和学术各域）相联系的符号学本身的意识形态—制度性分析。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制度性符号学和意识形态符号学的结合，形成了一个“综合分析三联体”。在本文中，我们特别关心的是学术领域。更具体地说，我们在此可以提出两种相互联系的分支：对符号学本身的意识形态—制度性分析和对全体学术界提出的意识形态—制度性符号学分析。对于这两种符号学分支的研究来说，一切其他相关语境均可包括在内。这两种相关于符号学的学术类别显然也联系于我们对人文科学现代化的一般问题的思考。

符号学实践晚近发展的杰出成就，进一步展示于对一切人文科学领域的制度性条件的解剖部分，以及展现于对前者的各种形成性过程和功能结构的探讨方面。在一定的意义上，正是电影机制（cinematic apparatus）符号学启发了和帮助了符号学的此一新的科研课题的形成：即一般制度性—意识形态性分析。后者探讨制度性功能和其文化学术后果之间的因果性联系。建立在此一单独领域上的这个新的符号学模型，可被视为一种解释性模型，并被应用到不同领域。结果，符号学制度分析，包括其前述静态和动态方面，不只是为符号学，而且也为一般人文学，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分析工具。另一方面，泛制度性分析符号学也可被用于分析和研究其本身，并接着从制度性角度提出若干相关问题，例如：什么是今日符号学？它如何运作？它可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它被谁和为谁运作？以及它在人文科学内部的身份、位置和作用为何？

一、当代符号学运动的思想背景

现代符号学思维方式的主要任务在于首先企图更准确和更有效地对人文学术话语的概念单位进行再定义，并更适切地区分人文学术内部推理的不同层次，此人文学术传统上以其语义表达的模糊性为特征。最终目的在于更为科学地重建人文学术（包括符号学）话语。当代西方符号学的成就，远远不是所谓一部自主发展的符号学史之结果，而应该是主要源于近现代人文学术中跨学科的和非哲学化的理论之有效发展。同样的理由可以用来说明六七十年代法国结构主义运动。法国的结构符号学运动成为当代符号学的典型发展，因为它显示了两个主要特征：人文学术的跨学科运作和人文科学理论部分内的非形上学和非本体论认识论之发展。因此，我们看到结构主义运动时期创造的大量非哲学形态的理论思维革新以及它对自60年代末起人文科学各分支内的理论方向和构成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同时，“人文科学”这样的新学科名称，也是首次在60年代的法国出现的。与20世纪初仍然企图以哲学为中心和基础的德国“精神科学”不同，法国人文科学倾向于创造有关人文学术、艺术、文化和历史的新的、更具综合性的科学理论的思维形式。符号学结构主义的跨学科性体现于不同的人文科学领域，这使其本质上不同于一切其他种类的跨学科运作，特别是区别于英语地区流行的符号学类型。此一欧陆思想学术运动中出现的新修正过的词语“认识论”，显示出一种特殊的新意义，它与任何传统的认识论、形上学和本体论之间保持着明显的距离。于是，我们可以说，主要由法国结构论方向引导的当代符号学运动，是与现代符号学的本质要求一致的，这一要求是：更适切地重组传统人文学术的语义学和制度性组成，后者历史上一直根基于某种传统哲学框架。如果此一可相比于历史上法国启蒙运动的伟大思想理论运动之完成是由于较彻底地应用了人文学术跨学科策略的话，在过去二十年来已经在非西方地区形成的符号学实践的跨文化类型，或许将导致人文学术认识论革命的另一次转向。这将是一种在全球化规模上的（而不再是欧美中心主义的）人类认识论方向的调整。

现代符号学的最初奠基者在各自创造性的思想方式中显示了不同的跨学科探险的方式，如索绪尔、皮尔士、胡塞尔和在他们或前或后的其他人。可以客观地说，当代符号学运动达到的较高理论水平，主要缘于以采取多学科综合方法论为特征的法国结构主义运动，此种跨学科实践是与其同时瓦解人文学术内传统的制度化结构的倾向相辅相成的。结果，此一新人文学术理论的革新方向，正是以其摆脱传统的哲学基础主义为特征的。由于此一“去哲学中心化”的新理论化努力，哲学学科遂也随之“弱化为”人文科学大家庭中的一员，却因在调节了哲学适用语境后而可能在人文科学内部发挥更为有效的作用；虽然哲学作为人文科学大家庭的学科成员在理论上的分量仍然远比其他学科更重要，却肯定不再被允许承担人文科学的主要基础或方向指导的作用了。换言之，现在在人文科学世界内部出现了很多非哲学基础的理论模型，如语言学、文学理论、人类学、艺术理论、电影理论、社会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等领域内的理论的形态。在人类知识发展史上这些显著的学术创造，从技术角度看，乃源于结构符号学运动普遍采取的跨学科的或有意识地松动传统学术制度规范的诸步骤。再者，法国结构主义运动的结果，自此以后，对于西方人文学术的组成和形成，产生了广泛的实质性的作用。其效果显然比战前德国精神科学发展要广泛、深刻和持久得多。此一现象可以说明为什么1970年代末以来，中国学界对于法国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关注要远大于对其他符号学派别的关注。中国学界出乎意料地发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法国人文学界竟然出现了如此重要的理论发展。与法国此一学术思想方向相比，其他符号学发展相对而言较欠缺此一强烈程度的跨学科倾向，或者说其理论的部分仍然限制于或者是哲学中心论、或者是准自然科学性的框架内。我们发现，结构主义基本上显示出一种理性化的、准实证论的、准科学性的倾向（如其语言学和理论社会学的一般背景所示）。即使是早期巴尔特和拉康的思想也包含着特定类型的怀疑论理性主义和某种心理学实证性倾向。结构主义对于人文科学理论革命化发展的持久贡献表现在其如下理性主义倾向中：此种理性主义实现于其跨学科的运作，因此创造了更具创造性的、更具启发性的有关人文学术的新思维方式。再者，此种新的人文学思想方式，甚至于显示出它对于中国传统人文学术现代化革新的任务具有特殊适切的关联性（其他符号学流派在这方面的关联性则要弱得多）。因此，我们不应混淆思想方向的理想标准和人文学术具体实践中偶然地在历史上所实现的任何正反面的学术思想成果。实际的学术生产过程及其学术社会性结果是一回事，同一生产过程产物的科学质量和价值性又是另一回事。基本上产生于结构主义时代的“人文科学”概念，大致通过其学术运作保持着科学特性或对科学真理的探索兴趣。此一对人文学术朝向科学化方向推动的法国“人文科学”精神，某种意义上与战前德国“精神科学”的努力在追求“理性”和“科学性”方面虽具有相对的一致性，而一重要的区别，如前所述，正在于“精神科学”全域的理论性方面仍然是哲学中心论的。因此在认识论层级上，今日的“人文科学”要比昔日的“精神科学”大大提升了一阶。结构主义则基本上与其符号学方法论运作方向一致，故其跨学科特点导致其学术运作往往表现在对传统学术机构及其运作程序的违背上，特别是对传统哲学学术制度的背离上。我们永远应该注意，符号学理论的问题永远相关于对传统哲学（具有其历史上的定式化思维形态）的重新估价和重新组织。此一传统人文学术和哲学制度化格局还具有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基础，正是后者决定着学术的结构和功能。

自从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兴起后，当前某些法国人文思想家的方向开始朝非理性的方向演变。于是在一定程度上，在某些方面和层次上，结构主义时代和后结构主义时代，竟然可以大致按照何者偏于理性方向、何者偏于非理性方向来划分（所憾，一些拒绝科学精神的研究者竟然简单化地将此风气和方向的变迁，视之为“过时”、发展或“前进”！）。沿此路线发展的人文学术思想，进而依赖传统哲学中的非理性主义部分，进一步破坏人文科学理论的理性化、科学化倾向。一些后现代主义者公然反对“人文科学”作为“学科标志”本身，也就是公然反对“科学”标签本身。就符号学而言，他们蓄意要在正在形成中的“人文科学”实践内部削弱、消除其科学性因素。再者，人文学术的理论实践被解释为一种特殊的准艺术性活动。艺术化推理方式和本体论思维传统的结合，成为一种极端相对主义的乃至虚无主义的思想方式。此种后现代主义的新思想方向，近二十年来也在符号学界产生重要影响，以至于一些符号学理论家们忘记了，现代符号学的兴起完全是按照科学理性主义路线形成的。后现代主义的所谓符号学新理论，于是基本上违背着符号学本身的精神，其中最严重的是，违背着符号学的非哲学中心化的科学精神。在法国，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并存，人文科学理论方向和后现代主义方向的并存，标志着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随意性并存。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国际符号学以及国际人文科学世界内部共同思想情势的一个缩影。

与此同时，我们在北美看到另外一种反人文学术跨学科方向发展的情况：准自然科学的方向，包括认知科学、语言哲学、自然哲学，特别是实用主义，它们表现出种种科学的或哲学的还原主义。这类准科学化方向和哲学中心主义的符号学方法，随着其反跨学科实践，进而倾向于采取一种“反符号学本质的”策略：将“符号学”重新当成某一种“新学科”，后者不仅与今日现存的各学科并列并存，而且还（出于学科间职业化竞争的需要）通过一种学科溯源学以构建此“新学科”之“历史”。它倾向于认为，此新学科乃是一漫长、独立学术史的现代结果，并有其远古的独立记号学根源。不难理解，如此的单学科溯源学，导致它立即与古代哲学挂钩，从而被“再哲学基础化”了。此一方向可以说根本违背了现代符号学的基本精神，它不过是以“符号学”为名目的某种另类通俗化的哲学而已。现代符号学的基本功能正在于对传统人文学术（包括哲学）进行根本的批评性思考和改进，之所以说是“根本的”，即表现在要超越或摆脱传统的“学术框架”或“运作基础”，以朝向人类认知实践的更高层次进行重新思考。而且，“符号学”只是人文科学理论整体内认识论和方法论革新的思考步骤和实践步骤之“代称”，并不是某种固定不变的理论或方法论系统，尤其不是传统学术内部现成的知识系列，而是一套含有不同理论分支的学术战略观念。微妙的是我们注意到，在当今符号学世界，欧陆的后现代非理性主义方向和北美哲学中心论的狭隘理性主义的方向，可能在构建单独符号学学科的策略上“殊途同归”，即形成职场内一种“合作”的或“同盟”的关系。也就是在当今人文学术高职业制度化、竞争化的环境内，“功利实用主义地”共同维护着一个国际职场内的竞争性学科：符号学学科。

二、全球商业化和符号学职业化

晚近西方符号学思想方式的发展，与冷战后全球商业化的社会发展，恰巧同步前进着。后者导致一切学术活动的全面强化了的制度化发展，以及表现在社会、文化、学术、思想层次上的明显商业化方向的人生哲学。在后冷战的全面商业化社会条件下，全球文化生活的性质和方式一致地朝向于适应技术—商业化权势的强力要求，此种权势的存在导致文化世界朝向纯粹娱乐化或感性享乐这样的“商人趣味”文化的方向展开着。今日全球商业化世界中的大众消费型文化，逻辑上必定朝向浅精神的、非智性的，甚至于反智性的方向发展。于是我们看到全球各处蔓延的电子卡通、流行歌舞、体育竞技以及各式各样的文化竞赛风气。所谓通俗文化，正是意味着一种完全商业化时代的文化，其娱乐的和消费的性质，也是根本上在技术制度性层次上被决定的。这样的文化大方向，当然也正好符合大多数人的“文化需要”，因为此大多数人在其教育、知识和趣味方面也几乎全都是泛技术化方向的。因此，我们不仅是生存于一个商业化的世界中，而且生存于一个高度技术化组织的世界中。遗憾的是，这样一种商业化的通俗文化大环境，也是与高层人文学术理论的实践方向一致的。完全合乎逻辑的是，此一技术性统治的文化，通过社会文化全面市场化运作系统，也必定潜在地控制着人文学术的大方向，使其学术思想品的生产性质和方式受到一种并不朝向人文思想理论提升目标的技术意识形态之控导。因此，一种传统的、非充分科学朝向的人文学术可能更便于接受商业化技术支配力量的引导和操纵。显然，后现代主义将人文学术转变为准艺术类实践的理论大方向，可能完全符合技术商业化支配力所主张和要求的文化偏见。后者可能正希望于人文学术演化为某种“纯精神消遣品”，从而使其失去任何社会的、文化的、学术的、思想的影响力。一种在科学理论上被弱化的人文学术系统，将更易被引导向对社会文化的技术性方向和市场商业化方向的顺从。不难理解，只有人文学术知识的真正科学性提升，才能够使其成为有效的思想和实践力量，以至于至少在理论上可以平衡由技术商业化支配力量所主导的文化大方向。有趣的是我们注意到，彻底的商业全球化今日把人类的生活方式统一了起来，它渐渐很少相关于各社会的体制差异性。而这一环境恰恰是人文科学理论和符号学争取生存和创造性发展的客观环境。于是，在人类生活中存在有两种智性实践：科技工商的和人文文化的。在今日人类全面物质化发展的新文明时代，前者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后者不仅居于从属地位，而且是依附于前者的地位。扩大来看，我们今日讨论符号学学术现状和未来时，不得不首先认识其直接、间接的客观环境。首先是必须要考虑在此客观限制条件下任何有效存在的问题，其次要进而考虑如何取得前者的物质性支持的问题。按此，任何职业性利得都必然要以学术思想自由的限制为代价，而相关的具体学术方向与方式的管制，都是通过客观市场化机制加以进行的。市场化机制自然地实行着对一切学术思想生产方向、方式的监督和删选，而此市场化调节与监督机制，则是社会总体技术性商业化机器的有机部分。结果，人文学术生产的可能性，在个体层次上，越来越受到两种因素的制约：此一客观的社会职业的前提条件和学者学生对于个人生存物质性需求的绝对性关注。二者都是任何“职场人”必须“自觉”顺应以至于最终与社会客观制约机制的运作方向保持一致的。由社会客观条件决定的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当然与纯主体的思想自由追求态度相互冲突。而二者合力的结果则是：学术实践主体的伦理性意志力多半最终被逻辑性地加以弱化。

如果以上描述正确，当前人文学术实践的基本标准，主要是由一种非科学性的心理动机决定着：在人文学术生产消费市场上的需求性和可行性，它们包括严格控导的教育体制、就业程序、出版机构和社会效果，这一切必须符合根深蒂固的社会与学术既定权势格局的强制性要求。换言之，对于人文学术，相关学术实践的传统动机和目的，客观上不得不根本地改变，人文科学的最终有效标准和实行程序，不得不是职业性利得导向的，而非科学真理导向的。应该注意，后现代主义的虚无主义采取着一种反“客观真理”和反理性的立场，这正好符合此一职业化功利主义决定论的支配性逻辑。按此，人文知识分子应该服从基本上和最终由技术化商业化力量所决定的、日趋严格的制度化的行为之方向和规则。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某些后现代主义哲学正是今日技术商业化时代精神的典型代表；后现代主义哲学实乃我们商业化时代的代表性哲学。于是，当科技工商的学术性、智力性实践仍然（甚至于越来越）坚守着传统的“求真知”的科学理性大方向并因而越来越有能力获得正确业务判断和理性推断时，所谓人文“科学”却不得不放弃其同一科学性方向和实践方式。科技工商将越来越科学化，而人文学术则“逻辑地”要必然非科学化。这样的现实和前景，是我们人文学术和符号学工作者能够接受的吗？

三、后现代主义时代被强化了的学术商业化运作和被弱化了的符号学跨学科性倾向

被强化了的人文学术的职业化倾向，自然导致学术条件和活动方式的一种多元制度化的发展。在此存在有两种学术制度化：硬性的和软性的。前者即在物质上—行为上固定的制度性组织，后者则为在思想上—运作上被组织的学术实践规则等。后者包括思想态度，学术目的，实践方向，运作程序和方法，课题选择，出版标准和规则，相关的市场化机制，以及学校和研究所的就业政策等等。以上各项都是由社会上固定的职业化机制所控导的。职业性成功的目标今日成为各国人文学术社会学术实践的重要动机和判准，而职业化使得被选择的学术物质性资料以及一切学术方式，仅被看作是用于达到此人文学术教育商业化目的之手段。于是，学术生涯中的传统客观真理标准就被首先从人文学术认识论内部被直接间接地排除了，或被严重地弱化了。因此，“科学的”一词只被用在比喻的意义上。结果，人文学术的推理方式倾向于成为某种修辞性话语实践，以便在此客观力势决定的环境里返回在文化市场内被规定好的感染力效果。此种预定“效果”和产生此效果的相应修辞学手段之间，遂自然而然地形成了相辅相成关系。凡此种种，对于当前符号学世界而言也是大同小异的。而偏偏符号学的精神内涵着与此非学术性客观控制的方向相反的要求，因此符号学比其他人文科学面对着更艰难，也更重要的时代思想与理论之挑战。

最初，现代符号学运动追求着其学术话语的语义清晰性和合理化的再表述实践。语义清晰化要求实乃基于学者对社会、历史、文化、政治等方面存在着客观真实性的信念，于是学者才会有学术动机对概念和词语进行更准确的定义，以表达在人类主观性之外的诸客观现实。在人文科学世界内从认识论上否定客观现实的存在，将必然导致对“科学真理”一词及其概念本身的否定。一些符号学理论活动也就相应地倾向于成为准艺术性的“理论话语”媒介，用以执行智力游戏性的文化功能。于是后现代主义的符号学理论先是倾向于与传统非理性主义哲学合流以满足同样的文化功能，接着二者又分别进而靠拢于决定着二者命运的技术商业化的客观环境。作为此一趋向的实行手段，二者自然地在此变化了的新社会文化环境下选择了新的实践步骤：例如建立新型的独立学科“符号学”，将其用之于社会文化环境中的某种新颖学术竞争工具。另一方面，如前所述，泛科学性的自然—实用主义的哲学则选择适合自己需要的另一类独立学科“符号学”。有趣的是我们看到，在世界“符号学大家庭”内，这两类理论上“水火不相容”的学术思想方向，却可以在国际职业化的层次上“共存共荣”，即二者都接受一个“多元而单一化的职业性学科符号学的概念”。

西方人文学术的职业制度化和社会文化的商业化发展本身，过去百年来倾向于在各个领域中促成人文学术与客观现实的逐渐分离性，也就是促成了一个人文学术自足域的形成。其中也包括符号学部分。于是，我们可以问，为什么要特别讨论一个符号学的制度化问题呢？现代符号学的最显著特征就是倾向于对传统制度化学术程序的批评和拆解；跨学科的运作本身就是打破近现代传统学术中学科分划格局的固定制度性程序。在硬性的学术制度化意义上，跨学科性指涉着跨学科的职业组织和程序；而在软性的意义上，它指涉着跨学科的思想标准、设计方式和一切相关的学术方法安排。这一切使得符号学的本质特别相关于某种“去制度化的”程序。符号学的革命性精神正是存在于其瓦解传统学术制度的特殊能力上的。而当符号学本身被意识形态予以操纵并在职业上固定于通过自身反跨学科路线而确立的制度化程序上时，它将更严重地弱化或失去其传统上的泛语义学分析的功能。因此，“制度性符号学”名词可指涉着两种不同的概念：瓦解传统学术制度性组织和在符号学领域内实行的某种制度化结果。后者可以或促进或阻碍符号学的跨学科发展。例如，符号学的后现代主义的单学科制度化努力可以沿两个方向加以实现，对此问题我们前已说明。于是，同样的人文学术的思想传统可被采取不同认识论立场和方法论工具的不同的使用者予以不同的利用：按照科学的或非科学的方向（与此相类似的例子可以举现代中国学界对于传统学术的态度和处理方法加以说明。西方汉学和现代化的中国人文学术可以运作同一批古典材料，二者的目的、方法、效果都可大为不同。二者甚至于根本不属于同一个学科，尽管二者使用的材料大量重合着）。后现代主义理论还采取一种微妙的机会主义策略：一方面他们宣称要否定传统哲学；而另一方面，当他们看到跨学科方向的人文科学事业发展时，他们反而要通过变相地依赖传统哲学的非理性主义部分来维护传统“学科”的存在（德里达为法国哲学“合法性”的呼吁以及他直接介入国际哲学重建的工作，均为其例），借以抵制现代化的人文科学事业的发展。他们的意图很明显：真正的目的是反科学、反理性。他们是从人文学术内部阻碍人文学术科学化发展的“理论化蛀虫”。毫无疑问，无论是法国的还是美国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们，都正是“哲学语言游戏”的玩家。他们想“一鱼三吃”：首先，宣称反传统哲学，实质上所要反对的仅是其理性主义传统；其次，宣称文学哲学合流，以便用文学修辞学艺术运作方法扰乱理性化推理程序；最后，通过重新支持“哲学学科”以利用哲学的传统权威性地位来实用主义地提升“文哲合流”后的反理性修辞学的效力。话语的语义含混性正是他们思想运作的技术性条件，难怪德里达要对“人文科学”概念如此憎恨。而他们对传统哲学感兴趣的部分恰恰是他们声称要排除的形上学和本体论。后者才是他们思想活动的真正基础，只不过他们要向其中灌输进更多的非理性因素而已。于是，此一被重新扶持的哲学之学科性，就可被用来抵制或瓦解符号学的跨学科性。于是，后现代主义就在运作学的策略上与实用主义结合，他们都“实用主义地”操弄各种传统人文学术中的、文艺作品中的含混性话语。语义含混性（此乃自然科学的大忌）遂成为后现代主义浑水摸鱼、趁乱取利的技术性条件。那么谁应该来“抵制”他们的破坏人文科学科学化发展企图呢？当然是理性主义方向的符号学，是符号学的跨学科性和语义清晰性要求。现在，他们干脆钻进符号学内部，以图釜底抽薪。于是，海德格尔和德里达等“非理性大师”在国际符号学内部才会越来越趋于滋蔓（我们的南京理性主义的国际符号学大会上才将“海德格尔现象”列入主要课题之一）。

人文话语的语义清晰性是人文科学成立的基本条件。此一条件又是建立在相信人文话语所“代表”或“再现”的历史、社会、文化诸现实的客观存在的判断上的。因此，后现代主义的另一项攻势干脆是直接朝向历史现实本身的。“不存在历史真理！”几乎成为他们共同的信念和宣传。其反理性主义的另一端正是反“现实主义”。既无客观现实，何来反映现实的明确话语？于是，他们可以在历史上最彻底地对理性主义进行“双重打击”：既攻击“现实”概念，又攻击“真理”概念。但是，我们要警觉地注意到此一荒谬立场所隐含的“合理性方面”：其直接效果是，拉大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的“科学性距离”。也就是（注意他们从来不攻击、或不敢攻击、或不愿攻击数学自然科学的理性主义）进一步指证：科学性只存在于数学自然科学，而人文科学“不配”此“科学性”称号！这才是此类后现代主义理论家话语的真实后果。无此“科学性”当然也就不具有科学的“身份”和“能量”。这一指证却也正好符合今日泛商业化技术主义知识论进行绝对性支配的意愿。这岂非是后现代主义的操作性实用主义的一种隐蔽的用心所在？所以不要把他们看作是一批天真的“浪漫主义者”。海德格尔从一开始就是精于谋略的策术家。其思想策略的最深“隐喻”，其实正是本其种族主义本能而企图以其“非理性的思想力量”迎合权势者的。

现代符号学运动的中心观念，既表现于其现当代的跨学科方向上，也表现在其坚持传统思想中的理性主义部分上。现代跨学科性与传统理性的一致性是分层次体现的，传统理性基本上是在学术分科性逐渐强化的历史过程中实现的。而今日的学术理性化发展则首先需要对传统学术分科性的现状和效果进行批评性的反思检验，然后再予以全面的调整、改造。跨学科策略正是沿袭和改进传统理性方式的步骤。跨学科是为了排除传统理性的过时守旧的部分，目的在于朝向现代理性或新理性的目标。因此，那些企图通过反对跨学科方向而坚持传统学术分科格局以维护“旧理性”类型者，其阻碍新理性发展的效果，可能也并不弱于非理性主义学术思想。我们在此指的是一些准自然科学的、机械化的、教条主义的狭隘理性主义。这类人文学术内部的“科学主义”，由于采取简单化的自然科学或准自然科学模式进行人文科学改造事业，结果首先简单化了我们的研究领域和关注问题的深度，其次也没有任何能力处理这些余存的人文学术理论问题。因此，符号学跨学科的理性主义的“对立面”实由两部分组成：非理性主义和狭隘理性主义。就符号学界而言，我们会注意到，后现代主义方向和准科学主义方向，可以在实用主义策略运用上相互合作，而此合作的一个支持点正是对“哲学学科一般”身份的认同。一者利用哲学学科所内含的非理性主义部分，另一者利用的是哲学学科内的狭隘理性主义部分。而我们的跨学科符号学理性主义的策略则是利用传统哲学学科的广义理性主义部分。彼此的不同也反映在策略学方面：他们要维持传统的“哲学学科性”，以利用其整体的传统思想权势和现成相应话语的方便性；我们则要分解传统哲学学科，将其理性主义的“有生力量”解放出来使其参加更大范围内的人文科学理性主义改造发展事业。这个意思十分明了易懂：传统哲学的理性主义有生力量应该跨出传统的学科分划门槛而和其他各学科内的新生理性主义力量汇通互动，以组成最新的人文学术理性主义运作“联合体”。我们重视结构主义运动，这是因为它呈现了相对而言最多的各个学科内的以及各个学科间的、独立于传统哲学的理论的创新。我们是因为它表现出来的这种“倾向”、这种“最初的成绩”、这种方向性暗示等等而重视此运动的。但是我们绝对无意将其至今所产生的一定学术思想成果当作其具有理论基础性资格的证明。这正如我们至今仍然非常重视法国启蒙运动的历史贡献和其一般理论性成就，但不会看不到它的各种负面性影响和局限一样。同理，对于现代符号学运动及其多方面的成果，都是我们继续运作的场地和材料，但我们并不打算出于职业竞争性考虑而将任何杰出符号学成果都当作“权威”、“指导”或“基础”。我们的指导权威只能够是非个人性的、非个体化的“理性原则本身”（反之，将学术历史现象“文物化”的企图必然要变相“神化”个别性的历史作品）。

四、跨文化的符号学发展：相关中国经验

中国新时期的三十多年来，学术思想一直朝着逐步增加开放性的方向发展，特别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采取了向世界全方位交流借鉴的学术政策。在此环境下，中国符号学事业从最初形成到今日全面展开，表现得更为突出，并在新时期30年后进而于今日承担了国际人文学术理论合作的重要任务。另一方面，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特点，国外古今各阶段、各方向的人文学术思想几乎同时涌入，学者学生一时间须同时地面对着如此多种多样的学术思想形态，因此在理解、批判、吸收方面出现了大量的变动性特点。对待符号学的情况尤其如此。在此我们先来简介一下现代中国人文学术思想发展史的情况：

A.1900—1937年：在日本侵华战争开始前的二三十年，公认是一个世纪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现代化史上的“黄金时代”。其特点是，担任这一时期中国学术思想现代化开路先锋角色者，都是中国长期封建历史教育体系末期最后一批受益者。当中国社会历史发生了现代化巨变后，这批人文知识分子都能迅速跟上时代，极有效率地全面吸收着西方新知新学，并因而客观地证明了中国古典时代的学术思想方式与世界新思想方式之间存在着相互沟通和协调的可能性。并非是说中国古典学术思想本身可以与西方现代学术思想直接有效沟通，而是说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在个人精神层面上可以形成一种个人精神上进的纯正伦理态度，此种态度能够通向智力上不同的学术思想方式。非常遗憾，当其后这种精神态度不存后，单纯的古典知识只能成为呆滞的文史资料，难以再产生积极的精神思想创发的作用了。这就是在以后的几个“复古主义”阶段中，“读经学”完全不能再产生任何积极的精神培养作用之根源。因为社会的现代化也同时导致物利主义的泛滥，其影响力足以消除古典思想在学者精神修养方面的可能作用。

B.1937—1978年：从20世纪中国社会的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史来看，中国人的海峡两岸及香港、澳门地区虽然政治条件迥异，却在学术思想展开脉络方面大同小异。中国内地的“旧时期”的情况均已知晓，台湾地区的人文社会科学情况为什么也不可能按照西方的方向和规模发展呢？这个大题目此处无法讨论，但事实是：台湾自1949年到1970年代末为之止，也基本上采取着学术思想上的“闭关政策”，对于现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不仅不予提倡，反而有意识地“予以限制”。这一文化政策同时配合了台湾工商资本主义发展的大方向，其后果是后来的台湾纯粹商业化社会的形成。其中所谓的“学术国粹”的保持，不过是意识形态式的点缀而已。除此之外，同样出于意识形态考虑而产生的“港台新儒家运动”，主要起着政治意识形态配合的作用，在其“国故学”、“国学现代化”、“中西学术汇通”三个方面都乏任何具有现代人文科学理论价值的实质性进展。与此同时的另一种学术意识形态产物则是将域内的人文学术与海外华裔汉学在机构上结合，以形成一种“中西学术沟通之假象”。即由于此思想战略上高于对方（中华民族学术思想事业的大任务和国外汉学边缘教养性学科的小任务）而在社会战术上低于对方（认为西方学术社会的等级高于自身，从而可因此一“结合”而自行“抬高”）的长期政策，而导致忽略学术思想的实质性改进与提升的问题。

C.1978—2012年：两岸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中西沟通”，差不多都是开始于此一时期（例如，两岸哲学界都是于1982年夏第一次参加蒙特利尔国际哲学大会的）。台湾也是到了80年代初才致力于在此领域内的真正中西沟通。回顾30年来的历程，其特点如下：过多通过对大陆旧时期的学术思想滞后状况的对比而满足于自身的学术生态的“正常化”状态，此一对比心理使其未能全面正视自身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的严重缺失（欠缺高端现代人文科学理论性研究）；与前者相连，仍然陷于前一阶段将自身视为中华传统学术思想复兴的“基地”之认识论误区（不知道现代学术理论思想的“复兴”，不应是指通过英语工具在国际汉学界的有限宣传，对古籍采取抱残守缺继承的做法，而应是指全面地开展当代人类高端人文科学理论建设的目标），而且进一步依赖前一阶段采取的国际汉学依附路线，甚至在台湾的“文化开放”后进一步开拓此路线，即继续接受此“准学术国际化”之假象；再者，出于同样的矛盾性机会主义心理（空洞地“依祖自重”和具体地“依洋自重”），把中华文化复兴的大业简化为通过欧美博士生的培养事业，而对文科留学生的水平之必然结构性地低于西方学界一事熟视无睹。这样的依附性教育系统根本不足以参与今日世界高级人文学术事业发展工作。但是他们从来不跟老外高端理论比高低，而只盯着内地学术界论短长，虽然号称秉承新儒家精神，却一点没有儒家“自强不息”和“学为己”的治学态度。加上今日社会已经较前“成倍地”商业化了，文化全变成了娱乐型的浅文化。此外他们当然也是全面受到人文学术职业制度化强化的影响。此外，台湾学界对于当代西方人文理论新进展跟踪较慢的另一个原因是，其大多数留学生来自较不重视人文理论的北美地区，而不知道同一地区的自然科学的水平和人文科学水平是不一样的。学者如成为被文教职场化和市场化控制的被动型学者，必然弱化或丧失内在的求知求真动力。

相比之下，尽管人所皆知的种种负面历史因素的存在，内地幅员广大，热爱文史的新一代学人逐代增长，以至于新时期伊始即可直接朝向西方最前端理论潮流，而且自那时以来就持之以恒地积累更新，终于形成了百年来中国20世纪历史上的第二个人文学术思想理论的现代化高潮时期。30年来，现当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主流知识几乎已经全面引入，从而为中国介入全球化时代的世界人文科学交流准备了知识性基础。由于眼界的拓广，内地人文科学的发展导致进一步调整对世界学术生态布局的新认识，迅速排除一些妨碍学术思想现代化发展的自我误区。排除此知识论误区主要包括三大方面：第一，认识到对于1949年前半个世纪来的中国人文科学优秀成果，只能视之为非常初步的成就，并不能即视之为今后继续前进的楷模或基础，也就是不能把对前辈有限的学术成绩（尽管在历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绝对化，以至于明显窄化了学术思想前瞻区域的幅度。第二，认识到，必须正视20世纪后50年海外“三地”人文学术界的华裔成就，按照国际标准来看，也距离前沿水准还有很大差距，因此绝对不能通过某种错误的衡量标准（即将旧时期中国学界的落后方面和海外华人社区没有此方面的历史事实加以对比，以浮表地得出海外人文学术高于内地人文学术的结论），而误将中国人文学术未来的进步寄托于海外华人学界。第三，不仅是按照国际上人文学术的最高标准估量自身的差距，而且应该按照国际“未来应有的标准”来衡量自身的差距，而在战略上勇毅然立于世界人文学术革新的最前沿，和国际上目前处于最前沿的人文理论先驱一同规划中国的乃至世界的人文科学现代化的发展大业。

为了切实遵照上述三点要求以避免陷入人文科学知识论误区，首先需要克服功利主义的短视和崇洋媚外的积习。此一部分涉及人生观问题，特别需要反归中国文化史上的优秀的“心学”遗产，即以仁学心志学作为调整控制学人学术思想追求的大方向。而对此任务而言，我们又需要符号学的分析法，首先准确辨析真实人本主义的心学传统和歪曲性地利用心学的古代封建主义意识形态学术。在此意义上，符号学在两个最大的方面介入了中国的人文科学现代化事业：在心志学—心术学的层次上以及在认识论—方法论的层次上。前者针对着中学，后者针对着西学。反对崇洋媚外，首先就是要区分学术本身的性质和要求与学者所处的地理位置。不能把任何在西方获得学位和在西方学校任职的文科学者都看作是比在大陆工作的学者之学术层阶为高。那样将会导致一种海外华裔学界一直受到的误导：以为中国未来的人文科学要由在海外任职的人文科学家来“引导”。如果这样，那将是一个极大的事实性判断错误。特别因为很多在国外人文学界任职者其学术内容恰恰不属于理论的前沿或高端。至于把在国际汉学界占据“汉学界高位”的学者误认为是居于一般“人文科学界之高位”者，则显然更属认知性误解。如果今后不把学术性质和水平与从业者的国籍问题彻底分开，一味用后者来混淆前者，则相当于特意阻碍中国人文科学理论提升的任务了。如果此一问题还不难辨识，那么我们还得进而处理一个更严重的认识论误区问题：中国人文学者也绝对不能将西方留学生时代的“导师”辈即当成当然的、权威性的“楷模”而盲目地跟随和“合作”。因为，正是本文在处理的这个职业功利主义全球化泛滥的问题，将因此种“师生国际合作”而有可能出现学术思想“跨国垄断”之误导性风险。因为，除了中国文科留学生先天性语言障碍而致水平必然永远低于西方专家外，这些西方专家本身的学术理论的水平也是参差不齐，甚至于不少都是大成问题的。而造成今日国内外全球人文科学质量不佳的根本原因，简言之有三点：科技工商时代人文科学受到结构性轻视；科技工商时代学人在全球商业化气氛下“唯利是图”，不肯关注学术真理问题，而只关注如何借人文学术谋实惠的问题；最后，最具体的因素是：时当普遍技术化时代，今日来自西方的文科“博士培养制度”很难培养出学识渊博、善于思考创新的昔日“思想家”一类人物。商业化制度化已经无孔不入，早已通过考试、就业制度性安排，把学子从小到大“训练”成求职谋利的“谋略家”或“实战家”了。如果中国人文科学和中华文明的未来发展打算依赖这样的全球化的机械化教育制度，那就肯定是在自欺欺人了。我们的符号学战略性思考就包含着这方面的项目。必须考虑这个方面，我们才能按照人文科学发展的正确方向前进。

综上所论，我们看到中国新时期的人文学术发展中表现出三种西方历史上所没有的现象：

A.学术思想开放以来，中国知识分子表现出追求精神与文化提升的巨大生命力，遂于极短时间内完成了大量新知新学的初步积累。

B.由于中国历史上和全球商业化功利主义时代的双重客观条件之障碍，中国人文科学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远远不能乐观，未来非常可能是随着全球商业化大潮而随波逐流（各国均如是）。

C.中华文明的漫长复杂历史，在其大量封建主义文化现象之外，也包含着一种内在的积极精神生命力，这就是仁学伦理学精粹。此种精神种子已经介入新时期一切积极上进的文化学术努力之中，起着关注、批评、调整的价值学实践的作用。随着中国人文科学事业必然参与全球化活动的前景，此种伦理精神亦将同时介入中国的世界文化学术实践计划，因而将在此高端精神层次上参与世界伦理性对话。

中国人文科学现代化发展的基本原则，因此将不可能是对现存国际学术思想权威的亦步亦趋，而是要在更高伦理精神原则指导下重新规划其战略战术步骤。而在人本理性主义仁学指导下，在全球知识视野下，我们拟定的智性原则及其根源，可以说涉及五大方面：

A.古希腊、罗马的理论的和实践的理性主义（理想主义和理性主义）

B.英国的归纳逻辑的经验主义（自然和社会现实的基础）

C.德国的演绎逻辑基础（系统性建构）

D.法国的社会文化实证主义（操作性认识论原则）

E.中国古代历史伦理性的人本主义（世俗化实践伦理信仰学）

以上人类历史上表现于不同生存方面的理性主义、人本主义、准科学主义精神，将成为中国未来人文科学及其理论前沿符号学现代化革新的指导性原则；这些理性原则是世界性的，是古今兼融的。真正的理性主义必然是反对任何个体崇拜的。我们的指导原则是理性本身、理想本身，而不是任何时期一定程度上体现此理想和理性的个体人或个别性著作。我们将根据这些人类科学精神共有的多元化、跨文化、跨学科的理性主义资源，来设计我们的学术规划。也只有时时上升到理性主义原则本身，我们才能高瞻远瞩和自我批评地有效前进；我们才有可能不为商业化功利主义所约制。事实上，我们人文科学工作者将在商业化大潮之外，另行规划独立的精神生命。

新时期中国符号学的发展史，从一开始就展现出全面性、前沿性、探索性、理论性的倾向，差不多同时将现代符号学运动的不同派别均纳入视野；与此一致，我们也将当代分析哲学和欧陆哲学两大理论思潮置于观察和思考之内。大约新时期开始的十年后，我们就在符号学学术界看到一种西方符号学主流没有真正看到的方面：非西方符号学，特别是中国符号学，不久之后将强而有力地介入世界符号学大家庭。这一趋势不是因为出于急功近利地扩大民族学术影响力这样的肤浅动机，而是看到了人类学术发展本身的客观需要。因此，我们所说的“跨文化符号学”将是非常不同于西方符号学的东西。我们介入世界符号学大家庭的一个直接理由是：西方人没有主客观条件处理这一部分。其中的原因有二，一个是语言、历史、文化的特异性方面，另一个是不易发现而实际上更主要的伦理思想的历史性源泉方面。然而从实践上说，这样的要求却同时需要在中国学术的全球化发展进一步提高和扩大之后才有可能。简言之，要想让中国传统精神资源成为一种现代的“精神生产力”，绝对不能满足于对古典文献照抄照搬。并不是单纯地“读解古典”就能够自动地带来此“生产力”。仅从技术上说，没有现代化的、来自西方的新知新学方法论，那些中国古典资料就只是一些呆滞的“文物”，只能供欣赏之用而已。所以符号学的“跨文化”方向的新“战场”，只有在强化了西学理论后才有可能。而所谓“西学理论”也同样不是指那些“学术思想”文本本身，而是指其中含有的“理论化有生力量”。对于西学理论话语的一种创造性的、解释学的“读解”，竟然要求首先违背当前西学主流的“学科教条主义”框框，要求通过“跨学科”的“解释学”将其现存的理论成果逐次“激活”，并分解组配到新的语境后再加以创造性的应用。在此意义上，中国符号学的认识论革新的任务，与西方符号学相比，将客观上具有“双倍的”艰巨性。

根据以上所谈，我们可以理解现在由中国符号学组织的第11届南京国际符号学大会，将面对着与以往不尽相同的学术任务。大会将处理：

A.在国际符号学学会全球化转向之际首次在非西方地区举办的大会，将企图成为呈现东西方文明、文化会聚的舞台，既包含其各自现实方面，也包含其各自历史方面。

B.希图进一步促进符号学世界的跨学科对话，以进一步克服当前制度化的学科分划格局。

C.努力促进符号学理论和人文科学各专科理论的对话，使二者相互渗透：符号学要进入各学科，各学科要关注符号学。

D.努力促进传统哲学和符号学理论的对话，促进二者的互融：符号学应该通过学习哲学理论以提升自己的理论层次，哲学应该学习符号学理论以注意理论话语的语境依赖性。

E.关注人文科学和符号学现状与当今全球社会文化全面商业化后果的关系问题。

对于中国符号学而言，南京大会的学术精神将突出三个大问题：世界符号学从此以后将必须摆脱西方中心主义，认识到符号学比任何西方主流学术都更需要非西方符号学的，特别是中国符号学的参与和合作；中国符号学将认识到，中国符号学的发展必然是国际符号学的一个部分；最后，尽管中国符号学的现代化发展必然需要西方主流理论（因此绝对不会是来自国际汉学的理论）的支持，此种支持却必须“跨学科解释学地”予以吸收，而不可能直接照搬，因此还可以再具体地说，中国符号学对西方符号学知识的借鉴，将可越来越在中国本土地区内实行（实际上，就笔者的观察和推测，中国人文学术理论需要通过西方留学才能提升的时代已经或即将过去了）。

五、符号学制度化分析和符号学的身份与功能的再思考

在目前世界学术职业制度化时代，符号学作为“单学科”概念显然将比作为“跨学科”概念更适合于竞争性生存，因此一般来说，国际符号学理论方向的跨学科性正在（违反其本身认识论规律地）逐步稀释之中，而且此种强化了的学科性自足域意识，也导致了一种人为制造的历史发生学的产生。符号学史和“符号学学科”于是倾向于有机的结合，以强化其在西方学界的生存稳固性及竞争力的提升。这样一种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思考方式正在影响着西方的特别是英语地区的符号学方向。此种思想和学术实践倾向也逐渐深植于制度化的机构之内。

当符号学成为一种“准单学科”之后，支配其运作的将是一整套固定的规则。一切软性的制度化方面将按照职业化制度的需要而确定。学科内一切实践者（学生、老师、研究人员）都将按照此统一标准和统一操作规则行事。学术的工作质量和未来发展都将内在地受制于此规范和规则系统。后者则必然有机地相通于相关市场化的竞争与检验机制。这样一来，符号学也就成为一种规则固定的程序操作学，而将不再成其为跨学科的理论性、创新性探索，因为探索是要求有思想实践上足够宽广的自由度的。符号学的制度化因此倾向于使此学术性操作既脱离客观现实标准又脱离高阶逻辑理性标准（如前述五大标准理性类型）。这样的操作性游戏，将完全违背科学性探索要求，也无助于解决任何真正的学术性、文化性、社会性问题。它既不是以社会与文化之现实为准的，又不是以实在的相关问题为准的，而是以其根据学术文教市场化格局而自定的实用主义规则为准的；如此则有成为一种教条主义学术之虞。这样的教条主义符号学，在今日西方符号学界已不乏见！为什么？生存于职业竞争化环境里，以生存竞争为第一思虑，他们必然只关注如何安排各种“可调动因素”，以便最佳地应付其职业性发展的公私实利需要。如此就不难理解，当我本人提出的大会思想原则草案公布后曾遭到一位英美著名“符号学家”的尖锐批评，竟然使用了这样的反驳语言：“这是在损害我们符号学的利益！”此一反驳促使我不得不使用更尖锐的措辞予以更大范围内的回击，以防止该指责被进一步曲解为在损害南京大会的学术性资格。结果，我的反驳坚定并直接指出该批评错误的关键在于：正是该批评者本人并不熟悉当今西方符号学理论不同派别间的是是非非，更谈不到理解中国文化学术历史以及相关理论的方方面面了。等到我们最后的议程大纲公布后，我们的西方朋友开始了另一种“惊讶”：我们最后安排的一些受邀西方理论家们反而比这些符号学理论家们在西方学术体制内更为著名也更有深度。简单说，在组织此次南京大会时，我们通过许多不同层次和方面的“沟通接触”，最终让他们意识到彼此的“分歧”，不是表现在什么东方西方意识形态方面〔他们最初担心这一点〕，而是发生于：他们采取的是当前西方职业化社会的实用主义原则，我们采取的是人类〔特别包括西方〕共同的理性主义、科学主义标准。

有鉴于本文前面关于海外人文学术的情况，读者可以理解，为什么说“崇洋媚外”是未来中国人文科学发展的最直接障碍：如果我们不根据科学的理性标准，却根据非学术性的地域、肤色、资历、职位以及奖评等等的人为操纵的功利主义标准来衡量学术得失并据以规划未来，这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呢？当前西方人文学术职业制度化发展，一方面导致学术离开了基本的科学性原则（现实、理性和真理标准），另一方面导致符号学脱离开了它所属的人文科学大家庭，忘记了自己的使命在于促进人文科学大家庭的现代化发展。此种职业化的制度化最终依附于商业化、市场化机制，从而希图跻身于有学术市场价位的学术性品牌商品之列。于是各种商品市场推销术也可以施用于符号学商品，包括“品牌打造”（学星和作品的包装术）。必须认识到，商业市场化是摧毁人文科学事业的最有效手段，而今西方学界到处可以感觉到这样的“苗头”正在滋长。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数学自然科学世界的结构和运作方式却并未受到这样的商业市场化风气的严重影响。商业化的影响主要发生于自然科学世界的学科外部，相关于自然科学外在的运行条件（资金、运用、就业等等），但不能直接影响学科内部的科学性规则。这一现象值得我们深深反省：为什么全球商业化时代，数学自然科学仍然被当成“科学研究”，而所谓人文科学却会变成“准文物”、“准艺术”、“准游戏”、“准文学”等等？号称人文科学，却不致力于社会真理和人生信仰的科学性探讨，而听任其成为无助于提升人类理性认知的“文化教养性、文物鉴赏类职业”，这会符合人类和文明的高级精神需求吗？如果在人文学术思想领域内缺乏足够科学性的知识，不论人们的科技工商领域内的知识多么丰富，还不是仍然可轻易受制于鼓动家们推销的各种迷信人生观吗？须知，自然科学知识对于帮助人们认识复杂的社会、文化、学术以及有待解决的问题来说，也是无能为力的。

六、结论：符号学身份再思考

相对于当前符号学理论的发展，符号学是有关于“记号研究”的传统的简单化定义，已经过于单薄了。不要说不同的学者对于“记号”（符号、指号等）的定义各有不同，如皮尔士的符号学自然更多地与哲学史、记号思想史和自然科学史相联系，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则更多地与现代社会学、语言学、心理学相联系；重要的是人们的语义学研究的规模、目的和方法，早已超过了记号学和语言学阶段，进而扩充到有关意义产生和传达的各个方面，也就是说，今日存在着的根本上是一个“意义生产机制”的学术研究综合体。当代和未来的“符号学”将从其古典的“记号学”阶段扩充到“一般语义学”阶段。此一般语义学，也不限于结构主义时代以语言学为基础的范式，而是兼含语言的和非语言的一切媒介意义联结体研究的生产性、读解性和交流性的“立体性理论实践空间”。按此，目前大家在辩论究竟应该按皮尔士路线还是按索绪尔路线规定“记号”或“符号”的问题时，就失去意义了。这就是说，“符号学”的实质性内涵今日已经应该与其学科形成学的漫长历史脱节。Semiotics不再需要与其词根sign的意思挂钩了。“符号学”可以包含多种多样的“记号”或“符号”类型。“semiotics”或“semiology”学科词源的产生方式（与各种“符号”观念的直接联系）与其今日可能“代表”的各种意义生产和交流机制的现代方式，繁简之间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另一方面，关于“符号学身份”的问题，也同样离不开不同学派间的功利主义偏见。我们“中国符号学”的构建任务，则必须摆脱当前西方学界的职业化竞争偏见，而应根据人类知识全局的真实演变而自行独立组织其内容、目标和方法。符号学不仅要研究各种各样语义构成和表达方式问题，也要研究一切媒体的社会性交流和功能问题。同时，作为最前沿的发展，一门“制度符号学”也已应运而生，此即研究符号学本身的内外制度化机制及其功能的诸种课题。本文对此目标当然也仅仅能提出一个初步的设想。此外，制度符号学将也研究人文科学的“科学学”和“市场学”，以及在文化学术意识形态学领域内的不同侧面。不妨说，“符号学”将在提高的层次上和扩大的范围内，继续成为全体人文科学的认识论、方法论、伦理学、实践学的综合研究之泛称。

另一方面，考虑到今日国内外符号学乃至整个人文科学仍然是以西方学界趋向为基准的，要想让深陷职业化窠臼的西方符号学按照本文构思的方向改变，可谓纸上谈兵而已。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在中国符号学和中国人文科学内部尽可能地有效提出此一客观认知及改进建言，以期中国的学术事业能够有朝一日摆脱西学中心主义和国学民族主义后而在更高的认识论层次上追求人文学术现代化革新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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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本文原为比利时列日大学符号学中心约稿，现将发表于《国际符号学学会会刊》Semiotic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