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除夕感言：再谈“中国符号学”的意义

一、国际符号学

西方或欧美符号学派别众多，各行其是。也许有人记得，我们在80年代曾翻译过美国西比奥克的小册子（当时为了迎接他的来访）。在该书中他对当代法国符号学的偏于理论的风格予以激烈批评。该书反映了西比奥克根本欠缺对欧洲人文理论的悟解，而欧美各派却共同使用着同一“符号学”标称。今日美法两国符号学主流互相瞧不起，其实彼此各有长短。我们在举办国际学术活动时当然要一视同仁。西方人文学界今日已高度职业化和制度化，学者均把追求职业性利益当作其治学的动机和目标。在此心态下，各人均采取“自我优先”的推销术。当遇到非西方学术环境时，更是加强了外国学者此类自我宣扬的动机。

二、中国符号学的介入

对于国际符号学学会的活动，中国人的参与不过二三十年，而每次参加者人数均很有限。我曾警告过西方同行：不要把符号学当作“欧美俱乐部”。但是事实是，符号学大会一向在西方召开（经济原因），非西方（包括东欧）参加者中不少都是靠西方主办者的招待与会的，结果不免仅成为“跨文化的点缀”，根本谈不到什么东西方学术交流。今后的情况还会如此。而这次大会在亚洲召开，等于给各方提出了全新的课题，彼此一时不知道该如何相互协调。有趣的是，从上次南京大会（2008）看，亚洲与会者倒并无兴趣参加（为什么？此中的复杂问题须另文详述）。看来，许多非欧美符号学家，只愿意到西方去参加会议，不愿意到非欧美地区来（哪怕是参加国际会议，看来亚洲学者中许多人都主要对会址地有兴趣，而非对会议本身有兴趣）。此一现象再次证明，从实用层面来看，所谓全球符号学根本难以实现（地区、语言、经费种种因素）。如果事实是这样，我们为什么还要积极参加国际符号学活动呢？因为学术思想活动涉及多个层面，在有关当前实际需求和未来发展需求之间存在着某种“战略性间距”。我们的思想和行动必须同时朝向不同的实践策略层面，以对其进行整体的、综合的设定。

三、中外符号学交流关系

由于上述基本背景，我们经过长期艰苦努力与折冲获得的南京大会筹办成果，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此中的确存在着双方的“美丽的误会”。本人作为双方之间的长期协调人，对此“误会”的“机制”比较熟悉。这就是：西方人把此当作将西方学术在中国推广的机会；而真正关心符号学事业的中国人则深悉其中一种“吊诡”的存在：中国对西方符号学的研究可能并不需要西方人亲临“指导”，对我们来说大量“研读书籍”才是基本的工作。此外，当中国人打算促进国际“跨文化符号学”时才察觉：此时我们根本不需要多少西方人“参加”，因为他们并不懂多少中国文化、历史和学术（而汉学家大多对此也只能浅尝辄止），更谈不到掌握现代化了的中国古典研究了。西方人对此并非没有“警觉”。他们已经“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彼此“身份”的语义含混性，以及因此产生的疑问：到时候（在跨文化符号学领域）谁唱主角呢？随之想到，在东方举办的符号学大会上，谁为谁“服务”呢？三年来在无数次来往交涉中都可感觉到此间牵扯到的微妙“利益计算”与情绪反映：到亚洲来（特别是到中国来，因为中国历史文化资源堪称世界第一）开会，究竟对谁最有利？

再举一个有趣的例子：一方面他们希望大会能有更多的中国人参加，而另一方面马上想到：会不会因此“到时候”而导致“主宾难分”？甚至于根本就有一个直接的“语言恐惧症”！2008年大会结束后谈判时，竟然有国外符号学领导人提到要为每一个西方参加者提供一名贴身中文翻译（对此我当场就予以驳斥，视为无稽之谈）！他们会想到：到时候，突然满厅满室都是中文在发音，面对此一彻底“异他情境”，欧美与会者该如何“感觉”和“自处”呢？此次在组织中国符号学论坛过程中，曾有过一次不愉快经验。一位北京某著名大学的院领导，拒绝该院人士参加论坛发起的理由竟然是：“该大会组织单位层级不够，我们没必要去给他们抬轿子”。我当即对联系人说：有这样的比高比低的“领导”，学术还搞得上去吗？他们不懂得：基层单位勇于承担重任，为大家服务，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事！至于会议的水平靠的是大家的共同参与和投入。但是此一微妙关系情境（抬轿子）中的潜台词是：如果扩大到国家间的学界关系时，抬轿子说也会出现！到南京来，究竟是谁给谁抬轿子？微妙在于：如果只谈西方学术，当然是中国人给西方专家“抬轿子”（很多单位就是这么干的）。但如果扩大到所谓“全球化符号学或跨文化符号学”时，“抬轿子者”的身份就开始游移不定了。这是在2009年秋西班牙大会前一些国际同行在斟酌南京大会申办一事对国际符号学大会之得失时的“潜台词”。此“潜台词”倒真有其几分真实性！跨文化符号学时代的到来直接意味着西方学术中心主义“身份”的必然“调整”。这在符号学领域中最为明显！在国际比较文学或比较哲学领域，必然是西学理论为主，中方主要提供历史资料。但跨文化符号学则将包括历史和理论两方面的文化与文明的人类资料储备；不是原始资料本身，而是被理论化处理过的资料；即所谓符号学的资料，其中就须已经包含着理论因素，也就是此一学术性资料，已经是初步“加工”过的资料了。在这两方面中国符号学都可能有其独立性和优越性（跨学科理论创新的优越性），如果把这个前景看作一顶“轿子”，到那时谁在抬谁呢？如果说此一情境尚不至于马上出现，国际人士有没有必要协助促进其未来发展呢？这是一个国际文化竞争中的最大战略性问题：“师父”对于“徒弟”传授知识经验到什么程度对“师父”最有利的问题（小说上常说的师父总要“藏一手”，徒弟总有须“偷学”的部分）。小至个人间，大至国家间，乃至不同文明间，也存在着这样的“利益算计”。谁叫世界学人并非都信奉仁学呢！不是共同切磋学术、追求真知，而是如何“计算”精到，以便借学术活动来谋取个人名利。

四、跨文化符号学的推动

以上情况的实际出现和潜在的存在，其实都是源于今日国际学界普遍存在的功利主义。如果能够以追求学术真理为共同目标，就不会出现上述患得患失心态，就会尊重他人的优越性方面，并有意愿向他人学习其长处又倾心传授自身知识予他人，而不会计较什么谁给谁抬轿子的问题。然而我们符号学学者当然没有能力“纠正”国际学界通行的功利主义和个人主义准则。这是历史的客观性（谁叫我们大家都生存在商业化大潮中呢）！因此对于所谓中国符号学的前途，很久以来我已经想到，只有在中国学者之间才能加以深入推进。跨文化符号学其实极难在国际符号学学会内部加以组织。现在当中国符号学刚开始要在国际场合提出跨文化符号学的理念时，就遭遇到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质疑。而长期以来存在的中国留学生文化，使得西方学者总是把中方学界人士看作与他们当初教过的中国留学生的水准差不多（记得1982年夏在多伦多夏季符号学学术会议上首次遇到艾柯，我对他谈起符号学对于中国学术发展的重要性，他的第一句回答是“我们大学有中国留学生，我和他们谈过话”，即暗示说“我了解你们的水平”）。留学时，当然是在学习西方学术，而回国以后呢？本来应该继续以及进而独立地发展和提升自身学术。可惜情况的确不都是如此。国内长期存在的“洋高中低”共识自然成为洋人如此维持自信的土壤，他们还以为在中国学界追求某种学术特权的态度是理所当然之事！也是容易安排之事，因为国内的确有人“乐意接应”。可是我们的中国符号学宗旨与以往流行的崇洋观念不同。原因在于：以往中方学者不重视理论层面的提升而是满足于对西方亦步亦趋；而一种“中国符号学观念”则正因为强调了理论性实践的部分，从而增加了理论实践的自主意识。在此提升的自主性意识中，无论是西学中心主义还是旧学本位主义都不再能够成为学术发展的当然基础了。

本来从更深的学术理论思考角度，可以与西方学者谈一个特大问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这要求他们先“改造人生观”：即以追求“集体真理”而勿以追求“个人利益”（学术声誉）为动机；这才可能导致他们愿意学习“己所未能”；如果此时力有不逮，也应学会“容忍”其他能者，并可继而乐意合作，以共同促进人类人文知识的进步（仁学最突出的一项德性要求是：视“掩人之美”和知其有能力而不予推荐即为“失德”。此一要求岂非正与到处流行的此种惯习相反：所谓“帮助”他人，其深藏动机实乃为了到时加以利用之。如未得逞即视为自身谋略之“失算”或自身为此投资之“吃亏”）。但这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我们西方人需要你们东方人来教训吗？）。中国传统的仁学立场当然与此个人主义立场不同，在委员会内多次论辩中，有一次我竟不得不摊开了一张“底牌”：如果跨文化符号学无法在国际符号学学会内推进，我们中国符号学将走自己独立发展的道路；也就是暗示：我们可能根本不需要再与你们“搅在一起”了。等到申办成功后，在关于大会主题设定问题上又有人突然“发难”。我们最初提到的主题是：“全球化符号学：沟通东西文明的桥梁”。反对方的潜台词是：在符号学领域（甚至于在人文学术领域）怎么能“东西并列”！多年来我在各种国际场合都提醒西方学者注意，东方，特别是中国的历史文化的现代化理论研究（而不只是今日汉学界的教养学水平上的准资料学研究，也不是满足于资料本位主义的国学研究），不仅有助于实质上提升中国人文科学的水准，而且也将有助于西方人文科学对自身状态的深入反省（我在2007年芬兰大会上的发言的主题即为此，可参见《历史与伦理》文集）。因此，西方人到中国来开会，不是没有向中国人学习的必要和机会。但他们哪里有这样的全球化见识和“精神投资”抱负呢？当然，如上节所述，他们也并非没注意到另外一个事实：中方的确会积极向西方理论学习。但此时另一个“小算盘”又出现了：这对西方学术的发展到底是不是完全的好事呢（如果有朝一日中国人深入掌握了西方理论，而西方人无法反向为之，那结果究竟是对谁更好呢？于是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些西方理论家特别看重那种只乐意担任西学“引介人”角色的“谦虚的”中国学人了，并因此乐于给予其各种“加持”，以助其在中国国内提升其学术代理人、推销人、解释人之资格。“既然你们那里如此看高西方学者，我们何乐而不为呢！”）？再回到话题来，为了达成一致，最后双方各让一步。主题就变为今日这样：“跨文化符号学：沟通不同文明间的桥梁”。

有人说，这正是应该有的妥协艺术。对于一次性活动，当然需要如此，但是从长远看能够这样吗？中国人需要永远跟着洋人后面转以便被人“瞧得起”吗（美其名曰“获得国际承认”）？对于洋人，如果他们不放弃前商业化时代原有的追求真理的治学态度，现代学界会出现这么多歧见和冲突吗？或者，难道说要大家一起开“学术party”就算完事了吗？你以为在对他“好”，而仅因为标准不一样，他却以为你在对他“坏”（同理，国内学人之间也一样：指出一个人的学识之未足，是为了帮助其真正提高，但他把此看作对他个人“分量”的“贬低”，遂反目成仇。于是，学者不是朝向知识真理追求，敢于了解个人学术能力的真相，以便强化自我知识提升的努力，而是到职场后转而根据现有个人资源寻求其即时性社会运用，用以不断获得各种学界利得！）。但是，中外学术人生观的区别在于：我们的文明遗产中的确仍然保留有仁学的思想传统（虽然好仁者稀），而现代西学则已全面充分职业化、制度化、商业化了。由于中国仍然存在有此潜在的传统仁学精神，我们还可以这样怀抱学术改革的期盼或至少是达成理念上的共识：从个人角度看，学术是为了“学为己”和“朝闻道”的，而其最后目标和途径都必须具有集体性意识，因为语言、文化、社会、学术都只能是集体性存在。如果能有此觉识，就必然会勇于自省和自我改进，不怕认识自我知识水平的真相；是否乐于反省自身学术实情，勇于“自我知识更新”，此即为个人治学态度、潜力和意志的最真实证明。精神弱者总是闪避和企图掩饰自身“缺点”，总是期盼社会对个人的称赞。为此，学人自然容易“不择手段”，民族学术遂必然难以有效提升！人文学术不是靠彼此吹捧来提高的。然而对于“已经发达的”、已经高制度化的外国人文学界，却也不再有此“主观伦理学”空间了：“没人听你的”，大家都有职业竞争“跑道”，各人均可按共同的游戏规则相互竞争谋利。然而非常遗憾，如此一来所谓符号学就根本不可能搞和不值得搞了。符号学活动的难度涉及多方面，没有正确的伦理学态度，万难“更上层楼”。对此，可以说，西方学者根本不了解：他们是各种现存“符号学技能”掌握者，靠此职业技能的“技术性含量”生存；而跨文化符号学的内涵远不只是技能性的数量积累而已。

五、符号学和学者的治学态度

按照这种态度来搞人文学术，我可以坦告大家：连一点意思都没有。因为没有什么比符号学界更容易搞“形式游戏上的花样翻新”了。所以，南京符号学大会的深层意义正在于：由于中外学术目标和环境的巨大差别，我们必须在南京大会之后勇于“走自己的路”。一方面鉴于国内崇洋慕外的气氛，另一方面鉴于技术上向老外学习的需要，我们固然需要进行彼此的合作。但接下来，中国人文科学界必须认识到，中国学区必须走独立发展道路。这个独立发展当然包括继续强化各种形式的西学研究，而另一方面必须朝向在中国学人自己之间推行的“全球化人文科学研究”，包括中国符号学研究。什么时候中国人文学者群体认识到可以在自身环境内独立推进学术研究了，中国的人文科学事业才会表现出成熟性，也才具有了真实的力量和意志。

六、2012南京国际大会“征文启事”的特点

现在，我再把由我起稿、由筹备会批准的此次国际大会筹备会拟制的“征文启事”的特点简述一二。该文英文版在最初曾引起一些国外学者质疑之后，现已获得国际符号学学会绝大多数人士的认同。也许对有些人来说不一定是积极的认同，但至少是可以“接受”了。在国外，“符号学”本来就是一个“大杂烩”，各家各派，意见纷纭。我们的构思包括两个部分：首先，基本内容的国际“可接受性”，也就是范围尽量宽广，以使得不同派别人士均可加入；其次，要把中国符号学跨学科思维的认识论基本点纳入，以展示与以往欧美符号学大会不同的方向。在此我们并不讨论“中国符号学”领域的特殊国学符号学研究的建设问题（这是中国学界自己的问题，外国学界因语言和知识的限制不可能介入），而是根据中国符号学立场如何组织国际符号学讨论的问题。也就是：在范围、深度、相关方面这三个维面上均有所创新。现列举于下：

A.在现代符号学思潮根源方面，除了传统的索绪尔语言学和皮尔士哲学外，不仅将德、奥、英、美分析哲学（今日其总标称是“英美分析哲学”）全部纳入，而且将以胡塞尔为第一代表的现象学哲学纳入（现象学是今日所谓“欧洲大陆哲学”的最重要的一个流派）。就人物而言，索绪尔、皮尔士两位欧美公认的现代“符号学祖师”之外，我们“不无突兀地”（对西方人而言）纳入了胡塞尔（我本来在等待着西方同行对此的质疑，庆幸竟然没有发生）。这是对当代西方符号学认识论框架的一个“突破”。索绪尔代表着欧陆派（主要是罗曼语族）结构主义语言学传统；皮尔士代表着美国行为主义和科学主义传统；胡塞尔则代表着今日欧美符号学界甚少关注的“逻辑心理学”传统。简言之：符号学运作的对象应该包括：语言、文化、行为和心理这四大片。而现代欧（东西欧）美各派符号学本来都相当忽略心理世界的研究。那么为什么不也把精神分析学这样重要的学科、学派纳入呢？这是因为，精神分析学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研究对象，但远远没有提供足够明确的科学方法和结论。我们的符号学“根源”指的不是“对象”和“领域”，而是指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及其现有成就。后二者虽然精神分析学多有独特贡献（弗洛伊德和拉康），但均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和“比喻性”研究层次。

B.符号学和人文科学全体的内在性、结构性联系：这一提法在现代西方符号学运动中本来颇多近似主张，即把符号学当作一种相当于原先哲学那样的总体性学科。不仅早期莫理斯符号学就怀抱着这样的“学术全局性”理想，当代法国格雷马斯可以说是对此提出了最明确目标的符号学理论家。但是我们的主张的特点则是，不是“自我夸张地”要把一种所谓“符号学原理”应用到、“统支配于”一切学科去（所谓“符号学帝国主义”），而是说要在一切有效的符号学成果与人文科学各常规学科成果之间建立全面的学术互动关系，使二者相互作用，共同发展。因此，绝对不能像格雷马斯、巴尔特那样企图把语言学原理直接投射到人文科学的方方面面去，更不能像英美行为主义者那样企图以某种“新型科学哲学”来对人文科学进行统一的、理论装饰性的解释。一位英国学者对此一观点评论道：二者之间存在着这种联系吗？为什么会有此疑问？因为相当多西方学者都属于专家型，对于不属于自身专业的其他西学派别并无深入了解，所以即使对“西方学界”之内的理论细部也未必熟悉。于是，二三十年来，欧美符号学日益朝向特定的学科形态发展，因此有意与人文科学常规学术进行“区分”，以维持符号学的“自足域”，本人20年来在国际符号学学会内部对此趋向一贯持反对态度。将符号学当作独立学科来再组建的企图，充满着学科职业性利益追求动机，以至于使得二十年来国际符号学理论的发展停滞不前。这也是我们的“潜台词”，当然不便在征文启事中明言。

C.我们沿用了符号学是“文化逻辑学”的比喻。这一选择有两个涵义。一个是我们认为符号学是今日研究各国文化问题的第一重要方法论，如果没有此对文化世界的分析与解释作用，符号学就不会这么重要了（巴尔特也就不那么重要了）。另一个却是一个“潜台词”：一般符号学理论不能被看作一种另类哲学。可以说，没有什么比在符号学理论领域内企图“建构哲学”更无意谓的了。这样一种“亚哲学”构想不仅进入不了西方哲学主流殿堂，而且因此而离各种人文科学研究及文化分析目标只会越来越远（行为主义方向的符号学流派只不过是硬把他们那类准科学性操作称作“符号学”，用以在符号学世界“争位子”而已。不过，今日，我们也不得不把一切“旗号”都接纳进来，“以壮声势”，这岂非也是一种我们有以自惭的实用主义？但这一定是临时性、策略性的。很快我们就会在西方学者面前“暴露”我们的“真面目”：以符号学求人类共有之真理，而不以符号学求“国际性共同职场利益”）。20年来，我也在各种场合指出今日西方符号学运动中的根本矛盾：现代符号学的形成是基于其跨学科方向，而一些符号学理论家却一再以将符号学理论建基于某主流哲学之上为其理论之依归。后者的思想方向其实是反符号学的。这是一个有关于当今西方人文理论中的关键性难题，此一问题也只能“点到为止”。我们也不得不注意国际学术交往中的“外交学”部分：水至清则无鱼，此之谓乎？

D.征文启事中最重要的“特点”是强调“非欧美文化传统”将正式在国际符号学大家庭“进场”。其“潜台词”是：非欧美人文科学研究将在全球化时代正式参与人类人文科学的主流建设。这就是说：迄今为止西方符号学和人文科学的成就并不是某种“绝对的标准”或唯一的“发展基础”，而是也需要参加“改造”和“重建”的历史性产物。换言之，在人文科学领域，东方有东方的问题，西方也有西方的问题，不是说西方就“没有问题”（同理，中国内地的人文科学有自己的问题，而海外中文学界也有自己的问题，二者必须同时检讨，不是后者就不需要检讨，说不定更需要检讨。因为：内地的学术发展问题本身比较清楚，而以西方教育为基础的特别是在西方学界任教的海外中文学界的“问题构成”则不够清楚：他们其中一些人以为凡在西方受过教育的以及特别是在西方任教的就不须再操心其后个人学术成长之“定义”的问题了，因此反而会因此放弃积极进取的主动性。顺便一提，之所以有此“问题掩蔽”作用，正因为中国百年来现代化过程中自然而然存在着的崇洋慕外“共识”，其本质就是“趋炎附势”！〔所以其本质就是“违背孔教”〕以为在物质层次上攀了高枝，在精神层次上就自然占据了“思想制高点”。我可正告大家：根本无此事。任何企图借助此崇洋慕外环境以在人文学界误导国人并追求学界权势等级的在高位者，都是符号学创新发展之根本障碍）。

E.征文启事最后在暗示：大会的举办，不是代表着“我们比别人高明”，借机炫耀一番，而是：大家都需要“学习学习再学习”。我们不是要仅以展示现有成绩为足（客观说，三十年来海峡两岸及香港、澳门地区的西学理论知识的增进确实是百年来最显著的，因此我们真希望有可能在国际大会期间组织大规模的中外文图书展示，当然技术上很难办到），而是更要展示现有问题所在：要有效地展示人类人文科学世界面临的共同问题。和当代西方一些符号学理论家的豪言壮语不同，不是满足于在别的学科成就上套上符号学术语即可，而是要切实地认识、呈现、讨论“问题本身”。符号学要不断学习自然科学，但自然科学无须学习符号学；符号学更要学习社会科学，而偏实证、偏应用的社会科学其实也并不需要多少符号学分析。反之，各国人文科学都需要和符号学建立密切关系。因为人文科学各学科内古今中外混杂，语词概念含混，彼此争辩因流于“鸡同鸭讲”，往往无的放矢（对于文中所提“传统文史哲饱受语义含混之害”的说法，有西方同行不以为然，问“有是乎？”因为西方文史哲思想史本身正是今日西方人文科学的基本内容之一，怎能“轻易贬低”？我的回答可以是：如果没有问题，要搞什么符号学呢？不能发现古代大师的思想学术问题，我们还搞什么现代人文科学研究？那是搞“利用”和“崇拜”，不是搞科学研究）。符号学思维，就是要学会“同中求异和异中求同”，就是要学会发现问题。没有问题，只知道博闻强记，这不是做学问，而是做“学匠”了（我最近提醒一位主持儒学讨论者：古代读圣贤书者中大多数应归为“腐儒”，否则程朱当初何必说孟后无人？我故意这么夸张地提醒，无非是表白一个重要观察：把“圣贤书”倒背如流，不叫做学问和进行思考〔如果不叫做“忽悠人”的话！那是文字性“特技表演”，不是思维活动，而是心理体操〕。今日这更成为职业性手段，更足以妨碍民族学术思想的实质性进步）。为什么中国史学界的理论研究最难提升？众多原因之一是：他们以自己之对古书（却不知此“古书”并不等于“可靠史料”）“倒背如流”而自负，并以此手工业时代的技能作为在科学时代“别树一帜”的实用性生存手段（现代“读经学派”亦然，当然还不必考虑那些把读经当作穿插“古典元素”以示现代生活中另类风雅的时髦），结果严重地损害了自己理论性认知的提升。（补叙：最近我对史学界一负责人说：“中国符号学”的第一相关传统学科就是古史学。我在暗示：因此这个领域多么需要知识论更新！）【补注：虽然经过多方面的努力，我们希望在中国论坛上突显中国古史学的符号学研究的愿望以失败告终，一些研究人员虽然也“抽象地”浏览西方理论读物，但绝对不想思考如何把现代理论结合到自己的研究计划中去的问题。本人其实参加中国史学界史学理论现代化工作已逾30年，如今遗憾地发现最难在理论思维方式上革新的就是古史学家。】

既然大会的功能之一在于展示今日国际符号学的现状和潜能，我们当然要照顾到全面性和平衡性，特别是在诸对立者之间的平衡：西方和东方，欧洲和美洲，西欧和东欧，古代和现代，理论和实用，历史和科学，诸如此类。即使在欧美符号学研究方面，我们也企图从跨文化角度考虑如何更深、更广地调度欧美符号学和人文科学的资源（对此，我们不是创发者，但我们可以是创造性的理解者和运用者。这是我特别要向国内学界传布的一种中国人文科学应该采取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立场）。因为2012南京大会毕竟是一次国际性大会，我们的课题系列必然要涉及人类文化学术的各个方面。

七、中国符号学论坛的作用和任务

以上大致谈到了我们组织中国符号学论坛的复杂背景。那么这个论坛到底该怎样推进呢？首先，这个问题本身就是意义含混的。真正的问题是：我们大家该如何和衷共济地推进论坛的发展？其次，同样取决于大家的是：南京师大外院给大家提供了进行讨论的场地，而如何安排论坛节目只能是大家共同的任务。不是说我们大家等着瞧：你们如何安排论坛，然后我们再考虑是否参加。那样就有失中国符号学的精神了。中国符号学事业要求一种学术上主动的、合作的创发精神，没有这种参与精神，各人只想着“走着瞧”，看看有什么好处，那是不会有任何积极收获的（1988年由我、赵毅衡、张智庭等发起和参加的中国社科院“首届京津符号学座谈会”〔可惜没有了第二届〕上，百人左右的参加者，气氛热烈，而其中不少人仅因为看到“符号学”可能成为流行而对之发生兴趣，因此不过是在赶时髦而已。不少人的兴趣反而是在于如何借用此时髦国际学科名词以形成新的学界团体势力。这却是我当时最为担心的，因此不久之后只好退出相关活动）。具体来说，我们当然有所准备。首先看论坛发起人之间有没有主动的议题倡议。如果不多，我们也会提供一个最基本的框架，供第二个阶段上大家自由选择参加。此外，所谓论坛发起人，就意味着，不只是个人参与的问题，而是作为代表单位的符号学活动组织者。中国符号学一定得是一个集体性事业，相互学习、相互帮助。这样我们才能够把学术目标放高，放远。更重要的是：我们只不过是借“国际会议”的“东风”（谁叫我们大家都这么“看得起”老外呢！）来筹划大会后中国符号学发展的未来。没有这样的自力更生态度和魄力，中国符号学乃至中国的一切人文科学事业都只能是对外亦步亦趋而已。总而言之，“论坛”含有近期和长期两个不同的目标，后者甚至于更为主要。毫无疑问，我们会一直不断地参加国际符号学活动；但长远来看，跨文化符号学或中国符号学的创新性发展只能在中文学区内部完成。这就预示了“中国符号学论坛”的深刻国内外意义，其内涵和深度，并不是仅仅从此次国际大会中论坛的参与一事中看出的。也希望大家对此多加体会，而不仅是认真关注和参与近期的活动计划，而且也应思考其长远任务。中国符号学论坛的成立，固然因国际大会的召开而发起，其真正目标则是朝向国际大会后中国符号学事业的独立发展目标的。新世纪地球村的形成已经彻底改变了各国的文化环境和意识：学术运作是一国的，学术效果将是全球的（仁学理念的实质是朝向各种“全局”的：地域、历史、文化、学术等等，是决然向前看的。而企图把人类的宇宙化时代拉回到两千年前儒教的“经学时代”去，则属痴人说梦一类，可谓不知今夕何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