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论跨文化的符号学转向

本文主题概观：

*新符号学世界区域划分的标准混乱性：记号的过于宽泛性和异质性（语言与自然的对立）；意指和通讯的异质性；二者外搭配的构成不同：

A.必须进入知识总体领域重新检讨，以及跨文化的领域扩大化任务

B.当前状态：职业性满足大于内在学理探讨

*从各种外在标准（学科、职业、学派与成败记录）进入各种内在标准：符号学因素类型判定

*因素定义及类型分类：按运作方式和按文化历史区域

*判定和分类的可能性：欧美跨学科和欧美人文科学全域新形态（反哲学中心主义）

*“符号学1”、“符号学2”的提出（就符号学活动整体说）

*跨文化转向的效果：

A.对符号学因素及其类型的判定之强化需要相当于促进了上述欧美符号学进程

B.扩大对象域和运作域后对新因素的判定

*“符号学3”的提出（中国符号学与其他跨文化符号学）

*跨文化符号学=相当于全球化符号学：符号学转向的意义及效果：

A.促进西方符号学反省和重组

B.扩大世界符号学领域

C.促进跨文化、全球化人文科学重组趋向

2012年南京第11届国际符号学大会的召开，进一步引起了西方学者对什么是“全球化符号学”涵义的辨析。然而这个新问题的性质其实直接相关于什么是“符号学”涵义的老问题。这两个问题也直接相关于什么是较为特殊的“中国符号学”涵义的问题。因为，符号学一词作为学科名称和作为学术概念，都是一个纯然欧美学术史上的概念。几十年来欧美学术界已经形成了关于符号学活动的具体历史形态和思想结论；也就是形成了一个大致固定的学术内容领域，此领域在主题、方法、方向上渐渐趋于成为一个扩大的“学科”，即“符号学学科”。笔者在1994年贝克莱大会上即提出：我们应该避免使符号学成为一个扩大的新学科；也就是应该避免在同仁间形成一个学科专业团体，即由诸“符号学家”组成的相对自足性的学术团体，以共同参与一个符号学新学科的活动。本质上是跨学科发展产物的符号学，应该在人文科学各学科内部推展“符号学方法”，一方面符号学家同时是人文社会科学内部某学科的专家，另一方面是在本学科内部推行符号学方法论者。因此符号学不应被视为某种独立的新学科，而应视之为生存于诸学科内部的一套有共同运作倾向的方法论系列。这样，大部分符号学家都应该是诸学科内的专家，而所谓一般符号学理论家，一方面应该是直接面对传统哲学的理论对话者，另一方面应该是关注吸纳各学科独立理论成就的跨学科理论家，因此应该是某种新型人文科学一般理论的探索者。

然而自1994年以来，国际符号学学会的发展越来越偏向于组织的扩大和组织影响力的提升，而忽略符号学学术及其理论的创造性发展。结果，我们往往把组织规模的扩大、参与地区的拓广，看作IASS成长的标志，对外在成绩的重视大大超过了对符号学本身发展的关注。当然，另一方面，正是由于IASS在组织规模上的扩大，使得非欧美地区的符号学事业获得了参与IASS活动的机会，形成了跨文化符号学世界的出现，终于导致国际符号学大会将在亚洲地区举行的结果。不过，也同样由于跨文化符号学的介入，“符号学”身份和未来方向的问题也获得了新的思考视角和新的文化背景。

一、跨文化符号学的出现

和欧美地区符号学史呈现为连续性过程不一样，非欧美地区的，特别是晚近出现的非欧美地区的跨文化符号学，如中国符号学，几乎表现为一种共时态的、吸收全球化学术资源的地区学术。即欧美符号学及其相关学术资源几乎“同时间地”（即在较短时间段内）涌现于同一学术区内，各种不同的资源在此领域内都尚欠缺社会性学术势力，因此相对地呈现为各种“平等的”共同存在，此种现象“迫使”中国学者密集地、认真地衡量各种学术、思想、理论资源的长短及其根据，而不大可能援引相关学术在本地区的尚未扎根的学术势力以形成相互对峙。这种现象与欧美地区符号学及其相关学术各派在学术社会上已经盘根错节存在的情况大不相同。

换言之，所谓符号学现象的盘根错节，就是指符号学活动已经在强大的学术社会内部依照各种学术势力“力学图”而形成了各个学派、学术团体自己的基础和生存方式，以及形成了相互依存的势力关系，西方人文学术历史连续性的存在使其各种型态的学术势力都占有学术社会整体内部的结构性地位。也就是说，符号学活动已经在学术社会内部获得了制度性的定位，或者说，已被制度化了。此种学术制度化趋向也就是职业化趋向，后者自然倾向于使符号学成为一种新学科。因为只有结构和功能明确和强劲的学科势力，才可能生存于、发展于制度化的学术社会中。从某种意义上说，几十年来欧美符号学理论创造性的发展趋缓，即和此种符号学制度化、学科化的积极发展相关。因为符号学的生命来自跨学科思考和运作，而符号学的学科化，即运作职业规范化，则遏制了符号学的创造性跨学科发展的势头。学科性制度化可以增进业者的学术势力，而跨学科实践虽然可增加思想的创造性或探索性，却有在学术制度内削弱业者学术势力的风险。

当跨文化符号学出现后，例如中国符号学活动发展后，上述欧美符号学学科制度化趋向，尚未能自然地延伸至中国学区。因为各种符号学资源差不多先后同时“到达”，并各自仅以其纯理论形态出现，尽管各自背后均有其欧美学术势力之根源，后者则不会同时顺利地进入中国。在某种意义上，跨文化符号学的发展等于在新学术地区出现了各种符号学资源全面重新互动或“洗牌”的机会。大量人文社会科学（包括符号学）资源的涌入自然地强化了新地区对不同学术资源的分析、比较、探索、估价、结合的必要性；也就是使得跨文化符号学学者强化了“符号学反省”意识。这就是为什么会在符号学新兴地区出现了这样的二分倾向：或者是依照偶然交遇的欧美符号学派系进行直接移植，以现成地接续欧美符号学学派脉络；或者是对欧美诸符号学派系进行相对独立的考察和估价，企图在新地区形成更合理、更有效的符号学认知和更合理的实践方向。也就是说，后一态度会反过来刺激作为后来者的跨文化符号学加强其对先进的欧美符号学及其相关学术资源进行深入研究的倾向，于是国际符号学学术竟然有可能在非欧美地区获得重新检讨和改进的机会。

二、职业化竞争制度和符号学的跨学科特性

学术的职业化和制度化导致学科间、派系间、学人间的学术利益竞争性加剧。此竞争性本身有可能成为学术发展方向的动力之一，成为促使学术派系争取在学界获得成功的推动力和控导力。这样的发展导致学术性质和方向内部出现了一种张力：求成功的竞争性和求真理的科学性之交叉存在。二者绝非容易协调一致，因为在学术职业化市场内部求成功的目标可以涉及众多纯实用技术性因素（有用于职业竞争策略本身）之形成。最后，相关学术可能成为被学术竞争市场所控导的对象，从而根本上改变了学术本身的科学性内涵和发展方向。这就是说，求成功的学术动机，最终可导致学术界“党同伐异”的常态化和竞争技术化，从而可使任何一种有助于竞争的学术技术性程序成为学术运作的主要形态。对于符号学来说，这也就意味着其科学性生命力的弱化或消失。对于学术性以外的这种功利主义因素对符号学学术健康发展的影响力，学界似乎还关注不够。

但是，在跨文化符号学地区，由于前述学术反省态度的强化，我们反而获得了多方面考察国际符号学现状及其背景的机会。这使我们自然地得以更多地“溯本求源”，得以进一步地重新思考究竟什么是“符号学”，究竟什么是符号学中让我们觉得是重要的东西。为此，首先我们就发现了今日欧美符号学界出现的一种偏差：在学术制度化、职业化过程中出现的符号学学科化倾向。因为，符号学，特别是20世纪现成的符号学运动的主流（这是“符号学宝库”的十分之九主力所在），是在人文社会科学跨学科方法论情境中的产物。我们的主要相关结论如下：

——现代符号学是近现代自然科学长足发展条件下的产物；

——现代符号学运动是现代人文社会科学本身科学化发展的组成部分；

——这一称作符号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现象，是诸学科间横向沟通的产物，即跨学科发展的产物；

——因此，符号学身份的本质是其运作的跨学科性（跨文化是跨学科的扩大和延伸）；

——各种符号学理论，包括一般符号学的理论，因此必然也是跨学科运作的产物，而不可能是既定常规学科世界内某单学科内部的产物；

——因此，我们惊讶地发现今日欧美符号学理论界出现的一种矛盾现象：把符号学理论继续建基于某种哲学学派之内。

三、警惕符号学理论哲学化倾向

尽管在符号学世界内我们有符号学史、符号学的哲学、逻辑学、语言学、文学理论、艺术理论等等所谓部门符号学现象，但这些现象都是在人文社会科学世界内部交叉存在的，其身份和价值多半“体现于”这些“符号学现象”内部，但也不可能像自然科学中的进展一样逐一成为固定的科学成就，如果我们注意区别学术史上的“成功者记录”和其“学术性价值”的话。因为，和自然科学的成就不同，符号学成就正像许多人文社会科学内的“成就”一样，不仅指其思想史上成功效果的记录，而且特别指其具有的科学启示性和创造生命力。在考察现代符号学运动时，如果我们只关注学术史上那些“成功的记录”并将此类记录作为研习、继承、崇拜的对象，我们可能犯了方法论上的机械主义错误。重要的似乎并不是那些凝结为各种符号学史上公认成就的固定学说，而是体现在、反映在那些学说中的“符号学有生力量”（有思想性、科学性持续激发力的因素）。我们还会发现，对这些有生力量或创发性因素的把握和有效利用，不是可以孤立地完成的，而是依赖于我们对符号学生存于其间的人文社会科学世界整体的认知的。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不得不对各种新形成的“符号学哲学”的方向发生怀疑，因为那些将符号学理论建基于某种哲学学说上的主张，仍然是在暗示符号学理论是可以自某种现成哲学理论中“演绎”出来的。同时，按照符号学有生力量的观念，我们的今日符号学事业也不可能依靠对以往符号学成就的记录而自然成长，因为那些过往成功的记录只能提供一种具有一时性借鉴价值的知识资源，而并不能（像自然科学中那样）成为现成的符号学学术运作的知识论基础。简言之，凡是以为今日符号学的内容就是以往各种符号学成就记录之总和的看法，似乎反而会助长符号学学术教条化、学科化的倾向。而符号学哲学化的实践则表明了符号学理论家对人文科学世界欠缺跨学科反省的态度，以至于会简单化地重新返回仅作为人文学科之一（虽然在前现代化时期曾经作为人类知识基础）的哲学窠臼。哲学明晰地具有其二三千年历史，其中同样包含着所谓“记号思想史”，符号学理论哲学化就相当于哲学史化。在此我们甚至于不得不面对欧美现代符号学运动中本来包含的两大相互冲突的潮流：语言学本位主义的跨学科派与哲学史派。二者的理论源头（索绪尔和皮尔士）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都是异质性的，而研究者仅因为二者共同运用着同一名词“记号”（sign）或“符号”（symbol）就以为二者之间存在着足够合理的一致性，并满足于在职业竞争环境下彼此勉强地结合在一起以壮大共同的竞争实力。

四、符号学1和符号学2

符号学的跨学科转向可以使欧美符号学和非欧美符号学对50年来的欧美符号学运动的构成进行再认识。如果仅从职业竞争和制度化角度把符号学运动当成一个“整体”，就有可能忽略运动内部在学理方面存在的重要分歧，就会进而忽略此思想和理论上的分歧已经在运动内部长期造成了不仅是组织上的而且是认知上的张力，此张力可能阻碍着符号学运动作为一个学术实践集体的效能。我们非欧美符号学世界能够更加鲜明地注意到由当今美国符号学和当今法国符号学所代表的不同符号学方向。对此，例如，尚未制度化、恒常化的中国符号学就不得不对二者的性质和关系进行进一步深入的考察，而不能满足于在国际符号学的名目下，从单纯扩大组织规模的目的出发，采取多多益善的态度，全部照单全收。实际上，此一可溯源于“记号哲学”的皮尔士思想与“结构语言学”的索绪尔思想，二者的分歧性远大于二者的一致性。可以说二者无论在认识论还是在方法论上都是非常不同的。跨文化符号学的出现使得国际符号学界到达了一个发展阶段，在其中人们有必要对此运动中的巨大分歧重新进行检讨，以便进一步澄清二者的异同及可能的互动关系。如果必要的话，我们应该在国际符号学内部划定“符号学1”和“符号学2”来为此两种不同的符号学理论方向划定更合理的界域，以便更有效地分别推进其学术实践，而不是继续争相在同一个“符号学”名目下竞争“谁是符号学正统”这样的无谓争执。在我看来，这两大方向都大有可为。美国式的各种“一般符号学”类型的准哲学性思考方向，应该在符号学理论和传统哲学理论之间建立一门比较意义学的研究类别，针对传统哲学的问题进行对话和检讨，并担负起处理符号学理论和哲学理论互动关系这样的重大课题，以便可通过此渠道直接深入哲学和人文科学关系这样的时代性认识论问题。也就是说，记号学说史—皮尔士哲学—生物符号学—通讯传播学—认知科学这一广义“记号科学哲学”传统，应该重新调整其关注重点，在科学性和哲学性及其互动关系方面，进行理论性的全面重组。

相比之下，由当代法国符号学继承和发展的语言学本位主义及其各种文化学运用，显然属于另一思想方向和工作领域，实不必与作为准符号学哲学的美国符号学传统相互混同。但是，在工作领域方面，法国符号学方向的学术领域要比美国方向的学术性影响广阔得多，特别是在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更新方面，自结构主义以来，已经造成了人类人文知识领域内革命性的转变。也正是这种人文科学内部的“符号学转向”，首先成为中国大陆新时期伊始特别关注的课题。可以说，没有法国结构主义运动，大陆学界就不会对当代符号学发展给予如此高度的关注。不过，几十年来的研究也使我们认识到，当代西方人文学界任何理论和实践的进展都仅具有阶段性成就的意义，其重要性如其说在于提出了各种可行的现成理论工具，不如说在于更有效地提出了理论问题本身。对于跨文化符号学来说，重要的是，结构主义人文科学思想革新的努力都可直接相关于非欧美传统学术现代化发展的方向，而当代所谓认知科学符号学方向与此传统学术领域现代化任务则关联甚少。

对于在国际符号学大家庭内部划定符号学1和符号学2的主张，可能引起人们的疑虑：有无必要激发符号学世界的分裂？何况欧美符号学界的这两大传统似乎仍然有一个共同的传承背景：这就是语言学说史和逻辑思想史。我们当然知道，语言和逻辑本来就是西方哲学史上的固有主题，语法学和逻辑学乃是西方学术思想史的始源和历程本身，当然与任何欧美思想传统都有其固有的关系。但是我们在此应该也注意区分符号学史范畴和现代符号学范畴。后者不仅使得符号学初次成为独立的“学科”，而且也全面更新了符号学思想的内涵。正是在世纪前后的现代符号学出现阶段，符号学思维方式也出现了巨大的分裂。结构语言学的出发点和逻辑记号学的出发点是非常不同的。前者更多地来源于现代欧洲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思想，后者更多地来源于近代哲学史和自然科学史。众所周知，19世纪的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实际上是几个出现高度跨学科思想聚会的学术场地，也就是各种新人文理论思维的实验场，其特点正是既要摆脱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向，又要摆脱自然科学式的思维方向。换言之，语言和逻辑，并不必须为任何特定学科所专有，而是必然成为一切学科的对象或研究材料，所以语言学说史和逻辑学说史都是前现代科学阶段人类共同的思考对象，只是自现代科学史开始后，在两个领域里才发生了更细致的学科分划。我们也因此才有了语史学和语言学的分离以及逻辑运算学和逻辑语义学的分离。现代阶段的学术的特点是其理论化、学科化的发展，因此不应将其与此前漫长的前理论化或前科学化历史中的材料学阶段相混淆。至于逻辑学和哲学、心理学、科学、语言学的关系，现代以来更出现了多方面的发展。这也是我们继续强调符号学应该与哲学、逻辑学各不同学派对话的理由之一，现象学和符号学的互动关系问题，因此也须纳入新世纪符号学理论探索计划中来。

五、国际符号学学会形成背景的再认识

在此，跨文化符号学转向也可使我们关注一个当代欧美符号学发展史上的有趣的问题：60年代末期国际符号学学会成立或欧美符号学运动兴起的背景故事。这个一时间被统一起来的学术运动实际上具有多方面的“背景”，包括东西两大阵营鲜明对立而两阵营的学界却彼此有意强化接触的背景。这个运动初起时候的突出特点是：试图将三个不同的学术思想力量结合在一起：当代法国新人文科学运动（其中的符号学部分主要是：列维-斯特劳斯，本维尼斯特，罗兰-巴尔特和格雷马斯），美国现当代符号学运动（从皮尔士到莫理斯到西比奥克，从描写语言学到雅克布森到乔姆斯基，从分析派语言哲学到言语行为主义，从控制论—信息论到传播学，到当时还未提出而后来蔚为大观的认知科学），以及苏联东欧的符号学传统（作为西方符号学界的重要“统战对象”，此传统怪异地包含着两个阶段：革命前的俄国形式主义文学理论〔主要流行于西方〕和当代苏联语言学和符号学文学理论，以及跨阶段的符号学“巨星”巴赫金；具有长期逻辑学传统的现当代波兰逻辑学派的符号学成就，以及在意识形态控制上相对宽松因而与西方学界联系较多的东欧社会科学界的理论活动）。这三大不同的现当代欧美学术思想综合体似乎均可在“记号”这个最一般性的统括词下统一起来。四十年后回顾一下，我们对当时在欧美学界发生这样全面的进行学术实践综合的企图应该加以积极赞许；并注意到符号学运动的组织化发展，客观上的确反映了当时人类知识进步的需要。但当新世纪欧美符号学运动扩展为全球化的跨文化符号学运动时，就有必要重新估量五十年来国际符号学运动方向和策略的得失及其在全新条件下进行结构性调整的必要性。在此，我仅能直观地判断如下：苏联东欧符号学史的独立自足体已经完成了其阶段性使命，结束了其作为独立符号学实体的地位，今后自然会纳入欧美符号学整体内部进一步展开；英美方向的符号学运动（特别在其进一步朝向科学化的认知科学发展后）和法国方向的符号学运动（特别在其结构主义阶段之后）在思想方向上的基本分歧不应该再加以回避或简单化地（功利主义地）予以调和，而应该在国际符号学运动内部加以辨析和划定彼此分工界域，以避免不必要的内部争执损耗。跨文化符号学新兴地区特别关注长期以来在法国和美国方向之间进行兼容并蓄调和式探索的诸地区符号学运动（特别是意大利和芬兰符号学运动）所取得的积极进展。这些独立的欧美新兴符号学基地，今后应当更有条件分别参与国际符号学运动内部两大方向的探索，并探讨在此基础上推进国际符号学有意义的综合发展的可能性。同时，各地域符号学组织都应该同时致力于全球化符号学整合方向的探讨。

六、符号学是人文社会科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跨文化符号学转向对于上述有关国际符号学运动内部研究战略和策略调整的建议，实际上是以更具全局性的战略眼光提出的，也就是在对人类知识整体进行全面重新检视后提出的。符号学运动内部的理论方向策略性调整问题，必然触及人文社会科学全体的理论方向检讨的任务，其中的中心问题是符号学理论和传统哲学理论的关系问题。所以，上述法国符号学的人文科学跨学科理论方向和美国符号学的科学和科学哲学的理论方向之间的关系问题，也不是一个仅限于二者之间的理论方向的课题，而是必然涉及哲学世界全体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跨文化符号学会提出强化欧美符号学理论和欧美哲学传统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我们特别提出符号学和现象学、解释学与分析哲学之间关系问题。这就进一步扩大了符号学世界的理论思考层级和规模，因此符号学问题绝不仅是符号学世界内部的问题，而是全面涉及符号学世界的内外关系全体的问题。正是跨文化符号学转向，也就是全球化符号学阶段的出现，促使我们进一步超越国际符号学学会以往四十年的理论关注范围，并在两大战场上强化探索的规模：一者是对非欧美文明区的符号学历史资源加以认真关注，并因此强化东西南北各文明域的学术思想合作实践；二者是对欧美地域内的现代符号学理论资源进行全面再分析和再调整，以强化符号学世界的理论探讨机制本身（建立法国符号学和美国符号学的分工界域，即为明确此学术实践机制的有效步骤之一）。

七、国际符号学界的跨文化符号学转向

跨文化符号学的形成和发展的动力究竟是为了单纯追随欧美符号学运动的潮流，还是缘于非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本身发展的需要呢？此一动机和目标上的区别，直接影响到中国符号学乃至人文科学现代化事业的前途。如果仅是因为符号学今日在欧美学界流行而予以迎合，这就成为一种简单的模仿行为，不会因此而产生重要的学术成果。如果是出于对本身和人类人文学术现代化发展的关怀，就会对欧美符号学方法和理论首先产生进一步考察和理解的严肃动机，并实行相应的努力。对于后一种积极的学术实践态度来说，符号学问题不仅关系到欧美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问题，而且关系到本身传统人文学术现代化发展的问题。对于当代中国符号学活动而言，两种倾向都存在。我们在推进中国跨学科符号学发展时更是进一步强调深化和拓广学术视野的必要性。为什么在中国“文革”刚一结束我们就发现了欧洲当代符号学主流？因为中国学界当时面临着对自身和世界人文学术的性质和方向进行全面反省的时刻，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来自传统文史哲艺宗古典学术话语中语词概念的系统混乱性（这种混乱性被来自西方的“自由学艺”〔liberal arts〕范畴所掩蔽）。我们把语词概念的系统的澄清当作人文学术科学化发展的第一步，而现当代符号学运动恰恰提供了大量可供借鉴的参考材料。我们研习符号学完全是相对于全体人文社会科学的改进而言的，如果符号学没有这样的作用，我们根本不会仅仅由于符号学提供了某些形式化游戏的资料（如同今日电脑时代提供了大量形式化游戏的资料那样）而对符号学发生兴趣。同时我们注意到，欧美符号学的各种成就都是可以一分为二的，任何学派其中有优点也有缺点，而此所谓优缺点，都须在对人文社会科学世界整体的深入把握后才能有效地加以判断。

符号学因素的价值只有在人文社会科学整体世界内才可确切把握，而此人文社会科学世界整体自然包括其各种古今中外学术思想遗产。这就是为什么跨学科符号学可以积极介入现代符号学运动的原因所在。一来，跨文化符号学作为后来者突然同时态地、前竞争制度化地面对着全部欧美符号学资源，并被迫对其做出积极的、独立的判断；另一方面非欧美符号学区域自然也相应地强化了对自身传统文化学术资源的反省和认知，并进而关注如何将本身文史传统和欧美理论传统加以有效汇通。跨文化符号学具有的这三种特殊观察和思考角度，使其在全球化学术语境中增加了自身特有的研究视角，从而开辟了所谓全球化时代跨文化符号学的转向。这个“跨文化转向”不仅指符号学运动范围的扩大，而且显示出，欧美符号学，作为符号学理论发源地和创发基底，有必要对符号学未来发展的全部问题，都应当重新加以检视和反省。此一符号学战略的再思考不仅使其对象在时空两方面扩大化，而且欧美符号学也须对自身的构成、历史和目标进行深入反思。这是因为，无论何处的符号学研究都不仅面对着共同的新问题，而且面对着共同的新背景：这就是自然科学作为科学性来源的科学标准问题以及对古今中外人文科学的非科学性方面的评价和改进的问题。未来符号学实践一定得是同时面对着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两个学术世界进行批评性思考。也就是说，这样的学术性思考角度会迫使各地符号学摆脱其职业功利主义框架而回归到符号学科学本身学术问题上来。这就是说，全球化符号学或跨文化符号学的活动方向，不应该是遵循任何符号学学界现成的职业化模式亦步亦趋，追求学界的任何一种职业性成功，而且应该是进入学术实践的制度性、运作性深层次，以对符号学问题进行更根本、更系统的思考。这些更根本的思考必然涉及对今日世界上一切重大文化、社会、学术、历史领域重要理论方面。对此重大任务，仅是按照各种现成的符号学学术渠道去研究是不可能完成的。这也就从另一个角度指出，为什么符号学活动必须得是人文社会科学全域的一部分；符号学问题就是人文社会科学的问题；符号学家就必然是人文社会科学前沿领域的创新学者，其成就必须落实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之内。这样，也只有那些真正关心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的科学发展的学者，才可能在符号学领域内也进行有意义的创造，因此也必须勇于面对人文社会科学内一切重要的课题。实际上，现当代符号学实践的成果及学术价值必然出现在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部位，而不可能只出现在所谓符号学学科之内。符号学实践一方面要全方位地朝向人类一切重要学术成果，另一方面要切实地朝向一切现实对象。学术的科学性，既要验证于其在学术整体内的理论协洽性，也要验证于相对于其具有的对各种现实（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学术的、政治的）的解释力和预测力。把符号学当作某种自足的新学科的倾向，却恰恰是企图躲避符号学因素应该在其中发挥作用的正当领域，而仅能泥守前人的不过是一时尝试性的学术成果。现当代符号学运动中的一切公认成就都应被视为在人文社会科学内部也发挥着相关的探索性、创造性作用，而所有这些成就的价值也都只能视之为一时性的、探索性的，有待于继续改进和加以发展的。但是功利主义的治学态度可能背道而驰，因为它有需要“美化”、“圣化”历史名人以作为自己在当前学界影响力的手段，从而对青年一代产生了认知性误导作用。

八、对符号学家的特殊治学态度要求

以上关于符号学身份的辨析，涉及学者的治学态度问题。现当代社会的商业化、职业化、制度化趋向，已将任何学术性、科学性活动都纳入到个人利益竞争的层次上，并体现为所谓个人（往往是在技术性层面上的）独创性追求。而科学性、真理性实践一定得是集体性的和非功利主义的。因此，今日商业化社会中存在的那种把追求个人和学派的成功当作学术运作的商业化活动标准和方向，必然导致学人和派系热衷于追求各种“出人头地”的独创性追求，从而把任何可验证于学术市场内成功的技术性操作方式均当作了符号学的科学性成就。这是作为符号学理论弱势地区的跨文化符号学所特别应该警惕的。按此理解，未来南京大会的成效不应按照其是否有助于IASS组织的规模扩大来衡量，而应该按照它是否能组织有效的跨学科、跨文化符号学学术活动和批评性思考来衡量。这样的态度已经说明符号学应该是一种科学，而不应该是一种艺术；它应该被视为一种提升人类理性活动的努力，而不被视为一种文艺性或市场性的技艺类创造活动。在此，符号学身份的理性化解释和非理性化解释问题，自然也介入了当前世界上人文学术内部的各种认识论争端。符号学应该勇于介入这些一贯主要由哲学学科所主导的理论性争议领域。

当符号学身份问题经受了如此深入的解释后，我们更有理由强调符号学起着人类人文科学现代化发展的火车头作用，其面对的理论问题和解决理论问题的能力应该既包括又超越传统哲学实践。世界上，只有符号学理论实践有能力成为哲学理论实践的对话方。这就是我们要强调加强哲学和符号学理论对话的目的所在（符号学和哲学的对话，某种意义上相当于现代及未来人文学术思考方向和传统理论思考方向之间的对话）。二者要解决的问题同属一个领域。如果哲学，由于其两三千年的历史惯性，表现为一个内容和领域相对固定的学科，那么符号学理论的身份则表现为其“形态”的非固定性，即非学科化。我们强调符号学因素或符号学有生力量的概念，都是强调其能动性、功能性的意思，而避免视之为固定的优秀学术结论之汇集。在此意义上，所谓符号学史的研究要特别警惕其学科化和教条化倾向，好像今日的符号学理论资源是直接衍生于特定的漫长记号思想史似的。我们甚至于可以说，情况绝非如此。本文已经指出，现代符号学运动的价值大部分表现在近现代各种科学性成果的影响方面，少部分表现在其长远哲学史、前自然科学史、文学史等历史性方面。现代期以前存在的各种符号学因素的价值都依存于其创生学术思想前进的动态方面，而非表现于其固定学术结论方面。因此那种把今日无比丰富的符号学理论成果溯源至某种古代哲学家思考的结论方面，是简单化了符号学问题。此一误解部分地也是源于现代符号学运动构成的二元异质性的特点：记号作为自然、社会和文化中的常识性对象单位，以及记号作为分析能指意义构成的微观语义学机制。正是后者直接相关于人文科学话语的意义分析问题。符号学是关于各种现实记号关系的思考，还是关于人文话语意义构成分析的思考，这两种思考方式通向于不同的符号学研究实践。

九、中国符号学的特点

现在，让我们检视一下当前中国符号学情况和本文论述的关系。和现当代西方符号学理论界的情况非常不同的是，中国符号学实践的主要领域不是哲学界而是文学界、影视界、传媒界和艺术界。其中的缘故具有其历史性特点。中国当代哲学界形成未久，其主要任务是全面学习西方现当代哲学成果。这样，哲学家们成为初步掌握了西方各流派哲学知识的学者。一般来说，他们对各种现成哲学知识的吸收的兴趣远大于对哲学以外各种理论思维的兴趣。一方面由于时间短促，他们的知识吸收过程还来不及扩大，而更主要的原因是，哲学界人士的“理论感觉”也限于由历史上哲学名家所表达的各种哲学知识。其结果之一是，哲学理论成了他们“把握”理论概念的“固定框架”，从而倾向于把一切不易纳入此框架的理论形态都视作不重要。同时，按照此种哲学中心主义的理论观，他们也不觉得还有追求其他理论形态的必要或兴趣。反之，上述各种对符号学理论有兴趣的部门领域内的学者们，正因为其理论感觉还未被固定哲学教条所框范，所以在吸收本专业所需要的理论资源时呈现出较大的开放性和灵活性。这是一个直接的原因。而更主要的原因则是，随着时代知识和理性能力的进步，人文学术原先欠缺理论实践的各学科，现在都自然地增加了理论要求，而又因为本学科欠缺传统性理论积累而可能增强对各种新型理论知识的渴望。这样的理论知识需求也是密切相关于各自的本领域现实研究的。作为非理论化学科，他们需求理论完全是为了解决自身领域内的学术研究问题，因此也自然地增加了对所需理论适切性的意识（而哲学界人士反而可能排除了任何现实性关怀而集中于对名家理论成果的机械性掌握）。后者是对符号学理论发生亲切感的更深刻原因之一。因为各种符号学理论作为跨学科实践产物，其特点就是摆脱传统的哲学教条主义而朝向于各领域内的现实问题的。理论的价值因此主要验证于理论的现实解释力。

除了上述现代化人文学科中的符号学理论的可接受性外，对于中国符号学来说还存在着另外一个极其重要的潜在的重大专业领域：“中国符号学”。这是一种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现代化研究的事业。中国作为具有非欧美地区文化、历史、学术资源最丰富的地区，其传统学术现代化的要求就是理论化要求。又由于相对于欧美传统学术其构成具有特殊的异质性，其理论化要求距离欧美的哲学理论形态相距也就更远，因此自然地增加了对更具异文化解释适切性的符号学理论的亲近性。此外，符号学的逻辑学、语言学部分更可直接应用于中国传统话语分析。考虑到文学和史学将是符号学分析最适用的学科之一，作为历史上的文学大国和史学大国的中国文化，其传统学术现代化的方法论工具，将主要相关于符号学及其姐妹学科——历史解释学。

中国符号学未来在古典和现代诸学科内的发展，还进一步涉及符号学及符号学家的身份规定问题。作为方法论和理论探索者，中国的符号学家，由于摆脱了哲学教条主义束缚，还可能成为综合性新理论探索的再组织者。这是未来中国符号学有生力量的另一种可能表现。因为无论中外，符号学理论的发展都是一个集体性、探索性、创造性的过程，符号学家如果不具有这种合作精神和理论立场的谦虚性，是难以成为未来人类符号学实践的组织者的。就全球化符号学而言，一方面我们有着在欧美符号学地区强化跨学科理论探索的任务，另一方面我们有着在非欧美地区进行传统学术现代化发展的任务，二者都要求业者摆脱传统理论教条而朝向人类全方位创造性探索的方向。同时，在跨学科和跨文化的双重认识论、方法论压力下，欧美符号学也会增加其人类集体性学术探索的意识。符号学牵扯到人文社会科学全体以及各个文明传统的文化性内容，因此其学术活动必然不可能在各种隔离的个人主义精神下分别地推进。这样的精神意识的出现，自然也面对着今日全球学术商业化的现实情境，而对作为人文科学理论先锋的符号学家提出了更具挑战性的要求：全面扩大深化人际合作关系的范围，以追求集体性的探索学术真理的任务。

跨文化符号学转向，也就不仅是相关于今日符号学运动的范围，而且是密切相关于人类人文社会科学全体现代化发展的。这也就进一步使得符号学企图成为某种新学科的想法不再可能继续下去，也因而大为增加了符号学运动的文化性和学术性的意义和价值。符号学家如果视符号学运动为人类集体学术思想探索的有机部分，自然对此表示欢迎。但如视之为个人职场进行竞争的手段，则会对此可能性表示失望。而我们人类学术社会今日正处于全球商业化、功利化情境中，因此符号学家面临的时代性问题也自然地具有多方面的挑战性。国际符号学学会（IASS）作为时代人文科学理论提升探索的平台，作为人类人文知识发展的火车头，也就不应该只关心会员的规模扩大问题，而应该特别思考如何有效地集中各领域最优秀人才以组织和推进集体性学术探讨的实践，而其总目标必然朝向人文社会科学的全方位进步，符号学只是后者的理论推动力之一而已。

十、总结

因此，所谓跨文化符号学转向的意义，并不是说作为符号学后来者的非欧美符号学学界反而比欧美符号学界更有能力进行人类符号学理论的创新，而是说新世纪出现的跨文化符号学有可能客观上促成一个人类共同的符号学认识论、方法论全面反思和重整的集体性学术思考实践平台。在此平台上，各方面的符号学学者以及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理论上）都有机会在其所提供的多元性学术思考和运作的条件下，更全面、更深入地重新思考符号学及其相关的人类知识发展的问题。跨文化符号学转向的深刻意义，还不只是指符号学界本身的学术运作深化和扩大的问题，而且特别指由于跨文化符号学的出现而在学者间增强的符号学跨学科本质的意识，并从此出发进而增强有关人类人文社会科学在全球化环境下采取历史上空前规模的进一步重整和再造的意识。也就是说，跨文化符号学转向的意义并不限于符号学界内部的运作，而且相关于人类知识全局的重新发展的问题。具体来说，符号学的问题，根本不是什么作为一个“学科”的符号学界的问题，而是喻示了人类知识整体中内存的重大问题。这就是，相对于自然科学而言，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人文科学本身的学术及理论长期滞后及其社会性、文化性负面后果的问题。

难道如此重大的人类认知问题，有可能仅由符号学界的学术更新加以解决吗？不，在此，所谓“转向”的问题不是指涉及多方面尚未可知、尚未能够驾驭的解决方法之现成计划，而是指对此问题存在及认知的有效呈现和了解。跨文化符号学转向的此一学术史事件，仅相当于人类在新世代自我认知程度的提升和对面临问题系列的自我意识的强化。人类应该像对待自然科学一样地理性地看待人文科学建设，科学态度应该涉及人类一切事物而不是将某些关键人类事物领域排除于科学态度之外，也就是不应该将人文学术研究仅视作一种精神娱乐或一种信仰工具，而应视之为可相称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科学理性实践的科学实践对象。为此，首先需要摆脱当前商业化时代日益增加的职业化竞争机制，以及摆脱任何非理性的传统精神认知的局限。即将到来的南京国际符号学大会将可成为在国际性交流平台上展现此种理性知识抱负和集体合作学术实践的机缘。因此，跨文化符号学转向，也就是跨文明符号学转向，这也就是欧美符号学运动的全球化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