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结构与意义(增订版)(上下卷)
- 李幼蒸
- 2605字
- 2020-08-30 03:24:28
上卷(2010—2012)
第一部分 中国符号学
前言 科学理性与符号学
人类文明历史,就是科学理性发展史,科学理性体现为知识与思想的理论化形成。自然科学是科学理性最健全的实践形态之一,而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则有相对来说发展不同的理性形态。理论的具体形态必然因时因地之异而不断变化更新。今日我们理解“苟日新,日日新”,就必然是指科学理论形态的不断“与时俱进”。但是“专业理性”的弊端是,其理性化效力限于本业,“科学专家”在他业领域往往“弱化理性”,甚至于在特定方面“失去理性”,这就是为什么专业科学越发展,社会迷信反而越昌盛的理由之一。所以,自然科学不能取代社会科学,社会科学也不能取代人文科学(胡适为西化初起一代,对此基本不懂;所以今日要人们倒退到八十年前胡适思想时代,不知是何意图?)。而人文科学各科的学术理性发展,也不能取代其中跨学科理性的独立发展。“符号学”兴起的理由很简单:必须发展学际间的新理论形态。“符号学运动”的展开,特别是其“新世纪跨文化转向”,代表着21世纪全球人文科学朝向全面综合性发展的时代性需要。中国人文学术思想,本其三千年的精神生命史底蕴,勇于面对时代新局,绝不抱残守缺,而应积极参与人类社会与人文的科学理性建设之大业;体认“其命维新”之时代真意,朝向新世纪人文科学全面革新的世界潮流,努力把中华文明精神传统中的理性部分,与世界各文明精神传统中的理性部分,结合起来,以取信于世界,以造福于人类。
一个只有各种意见与批评却无坚实理论根基的文明,是无法领先于新世纪地球村的。然而,我们今日所说的理性,其最高层次必然是“科学理性”本身,而不是任何古今中外的杰出个人。科学理性观,是与任何“神化个体运动”对立的。所以我们再也不能寄望于什么“思想大师”的出现,更不能放着成百上千新理论不研究掌握而一味忙着为其思想已落后于时代的古近历史人物树碑立传;我们更不需要继续编造各种“学界准圣人”,或组织对任何学术思想个体的“个人崇拜”(政治上的个人崇拜不对,学术上、思想上的个人崇拜就更不对了!)。百年来中华文明的现代化事业是全体中国人智慧的结晶,绝对不是任何天才个人的指引结果。而任何杰出个人的成绩,都远远比不上同时期“位于同一智慧层级上的”成百上千杰出个人之集体成效。而推动现代化前进的最高准则只能是人类理性本身。准确地说,是科学理性本身;是理性之“理念”,而不是任何部分地体现过此观念的历史个体或幻想个体。
科学理性是人类文明的唯一最高标准!20世纪的一百年,是中华文明现代化的一个漫长准备期,积累了丰富的正反经验,特别是在自然科学领域内表现出中国知识分子的强大智慧潜力。社会科学(政经法)已在开始渐上正轨。而唯有人文科学(文史哲)还在踯躅逡巡之中。原因在于,我们还没有(人类还没有)找到科学理性真正贯彻于传统人文学术的恰当途径。如果听任自然科学不断完善其科学理性,而却“倒过来”让人文学术返归前科学时代的非理性精神,这就相当于人类在和自己开玩笑了(让自己的左右手互相打架:结果,自然科学越“逻辑”越好,人文科学越“不逻辑”越好)。只有科学理性才能产生各种有效的理解力和实践力。使人文学术倒退为“准文物玩赏品和贩卖品”,就是刻意在使人文科学不得成其为“科学”(这是文化全面商业化的恶果之一);也就相当于采取使自然科学不断强大,而使人文科学不断弱化的举措一样。其结果会是什么呢?意义、价值、推理、实践能力的继续无效而混乱;结果物质文明固然可以大发展,而精神文明则只能听任其停滞不前。没有高级人文科学理论的民族,是无法希冀其为人类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引导力的!“孔子”,今日不应再被理解为某具体的古代“神人”或“圣人”,这是封建帝王时代简单化意识形态的造神产物。“孔子精神”今日代表着中华文明理性精神的“理性始源”、“精神方向”和“伦理象征”,而决不能被简单化为某种曾经相对地、部分地、有限地体现过“孔子精神”的古代封建主义的具体施为,否则就叫做“泥古不化”,就叫做“思想幼稚”,就叫做“商业化炒作”,甚至于就叫做“糟蹋孔子精神”了。反之,我们应该将孔子的原始伦理理性和现代科学理性迅速“接轨”,将孔学理解为人类“人本主义科学理性”的最原始的东方形态之一,使之与同属人本主义传统的古希腊理性精神之间完成一种“东西历史文明的‘解释学’合流”。二者都是与今日体现在自然科学中的“精确理性”协调一致的。但我们指的是“孔子”所代表的人本主义理性精神始原本身,绝不是指历代帝王“神化孔子”那一套封建主义(不能区分二者,反映了一些“后文革时代”和“后新儒家时期”人文知识分子的“辨析能力”尚未科学化)。中国的现代化目标,首先就应该是永远告别自己历史上的“封建主义”,当然也包括告别一切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分不清古代思想中的精华与糟粕,在强大欧美思想潮流冲击下依古避难、自慰自安,不是仁学精神,而是违背仁学大勇精神的“色厉内荏”,是抱残守缺,是自欺欺人,甚至于是现代化的新“造神迷信”。其第一个效果,还不是是非对错问题,而是根本无效,并只能继续制造巨大的意识形态混乱(我们难道忘了历代帝王登基时都要“祭孔”的故事吗?但那是在封建主义制度下与封建主义制度配套的一种意识形态表演!今夕何夕?飞船上天时代也!)。此又为我们不可不注意者。
我们真正需要的是科学理性!是文化和人文学术领域内的科学理性,其最高形态就是人文科学的现代化理论。不要盲目跟随海外反理性主义那一套!没有科学理性,文明必衰。而中国当务之急是重构人文科学的新理性,也就是人文科学理论的新形态。现当代符号学属于人文理论前沿探索领域之一,起步不久,当然不够成熟,但却是历经百年考验的一个值得关注的人文科学实践领域。中国学界有幸于最短时间内在理论对话方面与世界前沿“接轨”,并将于最近将来在六朝古都“整队迎候”现代欧美人文理论主流前来“对话”,从而反映出中国人文知识分子自发追求人文真理的强大生命力和历史企图心。不言而喻,今日全球化时代,中国的科学理性的提升直接相关于人类整体科学理性的提升。研究中国古今学术,也必须以掌握人类全体古今学术为前提。这样的人文学术全球化眼界则是百年来中国人文学界所从来没有过的。此次南京国际符号学大会具有的文化象征意义之重大,已可不言而喻。现将中国人文科学界和符号学界,准备在中国土地上,用“现代科学方法”,“迎对西方人文理论主流”的“布局大意”简示于下,敬请各界关注和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