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外贸竞争力研究报告

黄国华 张炳政 刘颖^[1]

一、总论

从2008年美国华尔街投行神话终结、欧债危机浮出水面到2012年各国反危机政策的隔靴搔痒，从市场失灵到政府失灵，从低开高走伊始到以抛物线式的下滑结束，金融泡沫破灭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殃及了过半的世界版图。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主动调整步伐，在加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增长模式的同时，不断拓展各级城市参与世界经济的广度和深度。

（一）区域外贸发展的特点

1.有序调整，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在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主体功能区规划的政策叠加下，我国区域发展格局从过去东部地区“一马当先”向各区域“万马奔腾”转变，城市外贸整体布局也得到逐步优化：2012年中国城市外贸竞争力百强榜单（见表1）中，东南沿海（长三角、珠三角、海峡西岸）、环渤海区域的上榜城市数量分别为37座、16座，均比2008年减少3个席位；东北和中部地区版图相应明显扩大，分别比2008年增加5个、3个席位至14个、21个席位；但西部地区随着金融危机后实施的刺激内需政策对经济和外贸的驱动力减弱，“西暖东凉”的外贸气候轻微回调，部分曾经受益的资源型城市再度退出榜单，整体席位减少2个（见图1）。

表1 2012年我国城市外贸竞争力百强排名

图1 2008—2012年我国外贸百强城市地区分布走势图

2.稳扎稳打，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大环境复杂深刻的变化时刻考验并牵动着我国城市外贸的神经。5年间，各地政府积极贯彻科学发展观，推动外贸稳定增长，2012年百强城市榜单的入围门槛由2008年四川达州的8525万美元提升至四川巴中的1.2亿美元，榜首城市由2008年上海的3221亿美元提升至深圳的4668亿美元，平均每座上榜城市的进出口规模年均扩大10.6%。同时，各地结合地方特色，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调整产业结构，积极创造外贸发展的良好环境，蓄积力量，谋求地方外贸的可持续发展。从分项竞争力与综合竞争力的关联度变化看，2012年，入围综合竞争力30强的城市中，依靠水平和潜力等外贸质量指标跻身百强榜单的城市数量多达20座，分别比2008年增加4座和5座；19座城市跻身发展竞争力30强，与2008年基本持平；外贸规模、水平、政策和基础建设优势成为保障城市上榜的安全牌、风雨飘摇中的定心丸。同时，衡量产品附加值、市场多元化的多个结构性分项指标也有不同程度提升。

（二）百强城市的外贸资质

大浪淘沙始见金，纵观金融危机以来的5年，我国外贸竞争力百强城市榜单的稳定性逐年增强，更新率由2009年的23%降至2012年的15%，其中有62座城市坚如磐石。这些持续上榜的百强城市普遍具备以下资质。

1.充足的外贸底气

坚实的基底是城市外贸大厦不断向上延伸的保证，雄厚的外贸实力是城市在竞争力榜单上屹立不倒的前提。2012年，我国进出口规模排在前100名的地级城市中，78座挤进外贸竞争力百强，其中74.4%的城市是近5年发挥稳定、持续上榜的优等生。其余22座城市中，近半城市的在榜停留时间不到2年，只有内蒙古包头、辽宁辽阳、浙江衢州、江西新余、广西柳州5座城市凭借外贸规模水平之外领域的突出优势跻身百强榜单。

从分项看，2012年，水平竞争力中“人均进出口规模”、“外贸依存度”、“外贸总值在全国的比重”三项指标的前100名城市进入综合竞争力百强席位的比重分别高达78%，70%和78%，外贸底气的充足与否对城市外贸竞争力的影响不言而喻。

2.先行的政策资源

在行政权力的配置下，发展相对成熟的大中城市更易获得丰富的外贸资源和政策执行的先机。受此影响，城市行政级别高低对综合竞争力呈现正向贡献的关系。在我国参与外贸竞争力评比的292座地级城市中，副省级以上城市19座，它们汇聚了全国13.7%的人口，拥有全国56%的进出口规模、29.3%的GDP、46.4%的外商直接投资，占据44.3%的特殊经济区、23.3%的国家一类二类口岸（注：根据2012年数据计算。），经济实力强、人口密度大、全球知名度高，相对竞争优势突出。2008—2012年间，除哈尔滨偶尔跌出前50名外，其余城市始终处于外贸综合竞争力百强榜单的上半段，2012年更是囊括了30强近一半的席位，在10强中占据7席（见表2）。这些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享受政策先行的副省级以上城市在长期保持自身外贸竞争力的同时，发挥其辐射作用，基本成为地区外贸增长引擎，例如，广州、深圳是珠三角地区的外贸中心，上海、宁波是长三角地区的外贸中心，北京、天津、青岛是环渤海地区的外贸中心，厦门是海峡西岸地区（简称海西）的外贸中心，具备雄厚工业基础的大连、沈阳、哈尔滨是东北地区的外贸中心。

表2 2012年各直辖市、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外贸分项与综合竞争力排名表

相比之下，行政级别较低的省会城市基本处于外贸百强榜单的下半段，5年前跻身30强的合肥于2012年黯然退出，连同南昌、长沙等中部崛起战略的重点城市位次也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只有郑州受益于富士康苹果手机业务的转移，排名仍稳定在30强的行列；初步具备龙头资质的中部外贸中心武汉，结构竞争力排名也被抛至百名之后。与此同时，地域最辽阔、自然地理与人文环境最复杂、既远离海洋又面对经济落后沿边国家的西部地区，对外贸易因先天不足导致发育不良：尽管成都、重庆、西安等成渝经济区中心城市取得长足进步，均跻身前30位，但只能独善其身，不能兼济西部，多年来个别城市单打独斗的局面仍未发生根本性改观，其他7座省会城市的位置更是滑落于百名开外；而外贸500强企业在全国分布的73座城市中，仅21家来自中西部地区，涉及12.1%的参评中西部城市。由于缺乏领军人物，中西部城市在外贸竞争力百强榜单上“你方唱罢我登场”。

3.优越的地缘环境

具备政策先行的“天时”优势之外，“地利”因素也必不可少。2012年，在“区位优势”指标排名前100位的城市中，进入综合竞争力百强的比重达到64%，在持续上榜城市中盘踞85.5%的席位。从地理位置看，我国点缀在海岸线的各大东部港口城市（东南沿海和环渤海地区）充当了这支常胜部队的主力，其中，长三角占据近1/3的席位，连同珠三角、环渤海和海西其他三个经济带，占持续上榜城市的比重分别比2012年综合竞争力百强所占席位比重高出10个、3个、2个和1个百分点，而当年综合竞争力百强榜单中仅2座东部沿海城市为新晋成员，无缘榜单的江苏淮安和徐州曾经的在榜时间也长达4年和2年。

相对于东部沿海地区坚实的经济力量和贸易基础，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等内陆地区起步晚、底子薄、积累少，虽然部分城市能单纯依靠某项指标的突出表现在综合评比中扬眉吐气，但终因应对和抵御外贸风险的能力不足，位居综合竞争力前列的持续性和分项竞争力间的平衡性的缺失，“上榜”终是昙花一现，百强榜单上内陆城市频频上演“变奏曲”。与2012年综合竞争力百强所占席位相比，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占持续上榜城市的比重分别低12个和4个百分点（见图2）。

图2 2012年与近5年持续上榜城市的地区分布对比图

（三）2012年亮点

2012年百强榜单中，尽管“东暖西凉”的城市外贸分布特征仍十分惹眼，但在传统外贸强市持续上榜的主基调下，主动升级与被动转变的双重需求正催化新兴竞争优势的显现和新生力量的崛起，区域优化稳中有进。

除广东清远外，近5年来首次上榜的其余4座城市均来自内陆，在传统边贸市场和出口商品基地轰轰烈烈的建设下，西藏拉萨进出口总值创本市历史新高的同时，增幅也跃居全国第一，净出口对GDP贡献程度的显著提高让其初尝露面的滋味；出口产品和市场结构的优化带动四川巴中、黑龙江七台河携手走进百强；而贸易条件的改善和加工增值空间的延伸，使山西长治实现历史性的金榜题名。

有别于东南沿海地区在水平、发展、潜力分项竞争力中具备的压倒性优势，中部和西部地区与之在效益竞争力榜单上逐渐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即便在结构竞争力30强中，东南沿海也只占据了不及一半的席位；在24项三级指标中，10项指标呈现与综合竞争力“东高西低”迥异的分布格局，其中，全面占领“贸易条件指数”榜单；在“净出口增长对GDP增长贡献率”指标榜单上变身主角，改写区域格局；“一般贸易出口产品高度化”指标发生逆袭，榜单占有率首次超越东南沿海地区（见表3）。

表3 2012年我国各地区分项外贸竞争力进入前100名的城市分布表

说明：东南沿海地区包括长三角、珠三角和海峡西岸经济区3个地带，其中，长三角地区包括江苏、浙江、上海；珠三角地区包括广东；海峡西岸经济区包括福建，简称“海西”。环渤海地区包括北京、天津、山东、河北。东北地区包括黑龙江、辽宁、吉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南、湖北。西南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广西、海南。西北地区包括内蒙古、甘肃、新疆、陕西、青海、宁夏、西藏。文中所指的东部沿海地区包括东南沿海和环渤海地区；文中所指的内陆地区包括东北、中部、西南以及西北地区。

2012年，国际市场货币流动性泛滥导致大宗商品价格戏剧性波动，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投资和消费依然乏力，“以邻为壑”的对外经济政策引发贸易摩擦不断。更为重要的是，财政问题像悬在美国经济上空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历经3年多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仍旧跌宕起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频频下调经济增长预期，全球经济面临较大的下行风险。在外部经济增长下行压力不断增大的背景下，我国建设性地提出“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政策思路，将外贸发展重心定位于优化结构、拓展深度、提升质量，寻求东中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化配置。然而，要达到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最终目标，我国必须把握重要的战略机遇期，突破倚重规模水平和发展潜力的城市外贸发展布局，破解“东暖西凉”的区域发展难题，利用市场倒逼机制促进优胜劣汰，使外贸后发城市拥有内源性增长、二次蜕变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