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安全研究：逐渐展开的知识褶叠层

在最宽泛的意义上，个人与社会一直在风险中前行，也一直面对着安全困境的考问。因此，安全是人类生存的一个前提性保证。在这个意义上，安全本身也就是生存，生存安全是整个生活实践的一个核心内容。在风险前行中不断求索生存的安全构成了一条“纵贯线”，因而也可以说，一部文明史也是“风险求存”的历史。这一过程促成了安全的知识体系不断积淀和持续扩展，它也逐渐显露出一种趋势——越来越沉入到社会生活之中，越来越贴近人的现实诉求。

从前文明社会到文明社会的漫长过程，确定了生存安全的基本底线。对于任何社会的生存来说，从前文明到文明都是艰难的历程。许多文明经历了起源、生长、衰落、解体和死亡，其中一些有幸成熟并繁衍，还有一些在中途夭折；文明发展过程中也曾有过无数的个人和群体，他们的付出为“我们”的高度文明奠定了基础。从最初不经意地孵化了文化的幼芽，获得了一种特殊的从风险中求得生存的工具，劳动的意念开始醒觉，而且懂得了如何做出共同生活的选择，“社群”因而得以聚合、“社会”因而得以繁育。如果说童年人类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不能幸免自然状态的磨难，那么迄今为止，成年人类仍不能坦言自己已经从这种状态中超脱出来。然而，凭借文明构筑的安全屏障，风险中前行的个人与社会毕竟获得了生存保障的一个持久基础。

从前现代跨入现代门槛，促成了安全内涵的历史性转折。约17世纪，随着文明从传统向现代的趋势性转变，自然繁衍的社会秩序及其维续方式也走向了终点。对个人与社会的生存安全的探索随之迈进了现代进程。在现代市场经济、竞争机制、利益最大化、成本外部化等等冲击下，以传统习俗为秩序纽带的社会不断趋向瓦解。与此同时，新市场的开发推动了对领土、权力、市场、资源、财富的激烈角逐，传统方式——暴力和战争——作为解决争端的基本途径仍然大行其道。古老的故事以更大的社会规模持续着，和平与安宁生活更加遥遥无期。这一进程使得神学、伦理学、自然哲学对人类知识体系的束缚逐渐崩解，一批新兴社会科学——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学、国际法学、外交学等——得以诞生。以科学和理性为基础，人们努力寻求社会行动的有序性和可预测性，以便确立起新的制度框架来规范社会生活的秩序轨道。这种制度性的重建过程，将安全知识体系的构建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从传统领域向非传统领域的转变，推动了安全研究的当代扩展。20世纪80年代末，冷战逐渐结束，东西两半球的隔离也告终结，在信息化、符码化、数字化和网络化等技术手段的推动下，全球化的古老想象变为了现实趋势。在这个新的时期，人们的生存安全也遭遇到各种前所未有的挑战。高新技术风险、人口膨胀、资源枯竭、生态环境恶化、经济和金融危机，以及局部战争、恐怖主义、跨国犯罪、核战争的可能等，随时可能突破安全底线。不仅如此，社会资本流失、社会信任缺失、信仰冲突等，反映了不同文化和文明共同遭遇的深层困境。“变化是不可避免的，进步却不是不可避免的。”在社会的快速发展过程中，这些非传统性的安全问题使人类生存境况变得更加不清晰、不确定和不稳定，安全研究也不再局限于国家安全和政治战略的需要，从而大大推进了安全研究与社会生活的广泛联系。

从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安全到人类安全，提高了安全关注的现实度。随着安全关注的视野投射到非传统领域，当代安全研究也更为贴近人与社会的现实要求。譬如，国家安全研究日益向非传统安全领域发展，与各种非国家行为体（如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及个人等）的合作也愈益密切；公共安全和社会安全研究不再囿于传统的犯罪领域或基本的福利保障，与公众生活和社会治理的联系更为深入和广泛；人类安全研究作为20世纪末出现的新领域，对经济安全、政治安全、粮食安全、健康安全、环境安全、社区安全、个人安全等发挥了重要作用。安全研究层面从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安全到人类安全的提升，安全研究的生活感和现实感的不断增强，使得安全关怀更加贴近民众的生活实际。

可以说，每一步重大转折的出现，都推进了安全研究的扩展和深化，提升了安全意识的自觉水平。随着此一过程的发展，安全知识体系走向生活、走进公众、贴近人的实际需要，成为越来越明显的一种趋势。安全知识体系中以往隐而不现的褶叠区也日益显露出来，从而促使人们对安全研究中存在的局限和缺憾进行一定的反思。我们曾经指出：以往的安全研究主要关注于宏观的、整体的安全问题，而对微观的、个体的安全问题则疏于探讨和把握。目前安全研究的现状表明，个体安全的研究仍然欠缺，这也意味着，个体安全问题有望成为这一领域的一个新的知识生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