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四省一市”现代服务业发展差异成因比较

在对样本地区现代服务业发展总体特征、增长方式与发展潜力进行比较研究后，本节着眼于样本地区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比较优势，深入样本地区的发展基础和条件层面，就各省如何形成现有的发展格局进行比较分析。

一、“四省一市”现代服务业发展相关要素的比较

产业经济学研究表明，产业的发展首先取决于相关要素的状况，因此造成以上“四省一市”现代服务业发展差异的原因，也应该从自身要素禀赋的特征上进行探究。根据服务业的发展规律，本章认为影响现代服务业的要素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1.地理区位

在改革开放起步时期，广东的地缘因素是优势之一，它有毗邻港澳、联系海外的区位特点。事实上，中央在赋予广东“改革开放综合试验区”的时候，这个地缘优势就是重要的政策依据。在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中，原籍广东的人数最多，浓厚的血缘关系使得大量港澳和海外投资投入该地区，为广东的开放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也促成了一批个体私营经济的起步。广东吸收要素的能力强，中南部的“珠三角地区”更是市场竞争充分、市场发育度高、企业善于应对市场变化的地区。

山东古称“齐鲁之地”，是中国最接近日、韩两国的地区,具有得天独厚的对外开放条件；从国内区位看，山东半岛处在南方发达地区长三角和北方发达地区京津唐、辽中南之间，这为发展生产者服务业，向京、沪双向输出服务，从两地的产业链中挖掘机会提供了难得的条件。

江苏位于我国东部大陆的沿海中心地区，有长江横贯、京杭大运河纵贯，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江苏的地理位置为江苏发展外向型经济提供了优势。一方面，江苏所在的长三角位于中国沿海地区中部，市场力量雄厚；另一方面，江苏充分发挥与上海毗邻的优势，借用上海的人才、资本、技术等高级生产要素，与上海现代服务业展开分工合作。目前，江苏与上海、浙江共同构成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已成为国际6大城市群之一。

浙江位于中国东部沿海“长江三角洲”的南翼，海岸线总长位居全国首位，宁波、上海与舟山群岛形成了中国最为繁忙的海上客运“金三角”。浙江的经济活跃、民营经济发达，“温州模式”全国闻名，依托其地理区位优势，温州人逐渐将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海外市场。近年来，浙江依托CBD引进了一批国际著名的商务服务企业落户杭州、宁波，并购重组培育了一批大中型商务服务企业，形成高层次、强辐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商务服务企业集聚区。

上海是我国的经济、金融中心，也是繁荣的国际大都市。上海地处长江入海口，东向东海，与江苏、浙江相接，是一个天然的港口城市，为上海发展外向型经济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上海与江苏、浙江共同构成了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经济圈，它为上海加快推进现代服务业提供了有力支持。作为一个国际化都市，上海现代服务业的服务对象着眼于全球，因此，立足长三角、服务全中国、面向全球是上海发展现代服务业的主要指导思想。现阶段，世界500强公司中已有400多家进入长三角区域，“三资”企业的客户、协作生产厂家和新设立的分支机构遍布长三角地区［应勤俭(2010)］。上海与江苏、浙江合作，形成了“前店后厂”的经济联系，推动了上海服务业的发展。

2.制造业基础

现代服务业需要一定的制造业基础。有的学者认为，作为独立的产业部门，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可以离开制造业的基础而单独大力发展，他们所举的例子就是某些城市国家或者城市经济体，如新加坡、中国香港等。但是，本章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应该说，新加坡、中国香港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是建立在国际分工和区域分工的基础上的。由于现代服务业对成本比较不敏感而对技术知识高度敏感，因此把它们配置在高度发达的城市，既可以有效地利用这些世界性城市的生产要素，也可以发挥这些城市对周边地区制造业的辐射功能，降低制造业的交易成本。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些城市的周边地区往往集中配置了大量的制造业，这些制造业集群起着降低制造成本和对现代服务业产生强大需求的作用。这种协同性定位的态势，刚好说明了现代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相互依赖关系，尽管它们在空间上可能是有一定分离的。综合来看，现代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相互依赖关系主要体现为：首先，生产性服务业脱胎于制造业。在制造业的基础上，它从制造业当中逐渐分离出来并发展成为独立的产业部门，随着社会专业化分工的深化与泛化，其占经济的比重也会越来越大。其次，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具有协同定位效应。Martin et al.(2007)的研究表明，生产性服务业区位是制造业区位的函数，反之亦然。其道理在于，它们之间是“供应商—客户”关系。制造企业从临近的生产性服务企业那里获得益处，因而基于时间的“可达性”是解释两者协同定位的重要变量。

结合“四省一市”的具体情况，我们不难发现，它们普遍具有雄厚的工业(制造业)基础。2012年，广东、江苏和山东三省的工业增加值分别达到了25810.1亿元、23908.5亿元和22798.3亿元，该指标分别名列全国前三，见图3—18。在样本省市中，除上海外，其余四省工业GDP占地区GDP的比重均超过全国38.5%的平均水平。“四省一市”工业GDP总和占全国工业GDP的比重达到了47.6%，几乎占据了半壁江山，这反映出样本地区雄厚的工业(制造业)基础与广阔的生产性服务需求。从工业(制造业)区位熵指数来分析(见表3—16)，2004—2012年广东、江苏、山东和浙江的该项指标均超过1，反映出这些地区制造业集聚程度较高，这显然对于协同效应乃至现代服务业集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图3—18 2012年“四省一市”工业(制造业)发展情况

资料来源：样本省份及全国统计年鉴(2013)。

表3—162004—2012年“四省一市”工业(制造业)区位熵指数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样本省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整理。

3.物质资本投入

斯密、李嘉图等人在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指出，资本积累、社会分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总体经济及现代服务业增长有促进作用。Hausmann et al.(2007)的理论模型强调了成本发现(cost discovery)过程以及一国从事成本发现的企业数量对于技术水平的重要影响，而研发投入作为基本要素中的关键因素，能够扩展产品发现的范围，促进现代服务业中的知识资本积累，从而提升生产率水平。在此，我们从研究开发(R&D)经费和固定资产投资两个方面考察现代服务业的投入情况。

技术创新和研究开发是推动现代服务业升级的重要力量。如表3—17所示，2012年江苏R&D经费投入的总量最大，为1288.02亿元，占全国比重的12.51%，领先于样本省份；广东R&D经费投入位居江苏之后，为1236.15亿元；上海R&D经费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最高，为3.37%；虽然山东R&D经费投入达到了1020.33亿元，但其R&D经费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最小，仅为2.04%。从总体来看，“四省一市”R&D经费投入合计占全国的48%。从投入力度来看，各省在R&D经费投入方面占全国的比重均超过全国1.98%的平均水平。需要注意的是，该项指标仍与发达国家R&D投入强度有较大的差距［段小华等(2005)］。

表3—172012年“四省一市”及全国R&D经费投入

资料来源：2013年样本省份及全国统计年鉴。

从固定资产投资来看(见表3—18)，山东的总量最大，2012年为15208亿元，其次是江苏的14870亿元，但山东和江苏的投资占比均低于全国54.8%的平均水平，2012年分别为50.2%和46.9%。而上海和广东尽管投资总量增幅不大，但占比基本徘徊在74%和6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之下，浙江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可谓异军突起，投资总额直线上升，2012年比2010年增加了61%，占比提高了4.6%。

表3—182010—2012年“四省一市”及全国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

资料来源：2013年样本省份及全国统计年鉴。

4.人力资本积累

所谓人力资本是指人的知识和技能的形成。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是投资的结果，只有通过一定方式的投资，掌握了知识和技能的人力资源才是一切资源中最重要的部分。由此来看，人们的知识和技能是资本的一种形态。从历史维度来考察，不难发现服务业的发展是人类进步的表现，而知识、技能密集的现代服务业更是以人力资本的发展为前提的。第三次技术革命的推动使服务业内部结构得到迅速提升，现代服务业从工业中分离出来，大大改变了服务产品的性质和内容。此后，信息技术革命促成了现代服务业以高技术含量、高知识集聚、高附加值和高管理水平为特征，使服务业的内部结构得到了彻底改变。而生产性服务业所提供的产品属于人力资本范畴的知识和技术，当用人力资本作为生产要素来替代商品要素构成中的土地时，现代服务业就成为人力资本实现其经济价值的桥梁。

理论界很早就研究了人力资本对发展现代服务业的重要作用。Coffer等指出，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都是以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作为主要投入并最终物化于所提供的商品与服务中。现代服务业提供者必须使用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作为主要的投入要素，以提高劳动与其他生产要素的生产率。国内学者也普遍认为人力素质与技能在以服务业为主要特征的知识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人力资本是形成各国现代服务业竞争力的关键要素。

依据已有的研究，人力资本的大小通常是通过人接受教育的多少来衡量的。如果把人的受教育阶段进行划分，可分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后两个阶段主要用于培养科学和技术能力。从高等教育在校生情况来看，“四省一市”中高等教育在校学生比重最高的是上海，2012年达到25.2%，反映出上海高等教育改革实施了由外延扩展为主向内涵建设为主的战略转变，即推进科教兴市、人才强市的战略。江苏和浙江分别为18.0%和13.1%，高于全国12%的平均水平。值得注意的是，上海、江苏和浙江在该项指标的比重均超过全国水平，反映出长三角地区高等教育资源的雄厚实力，有力支持了该地区服务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见表3—19)。

表3—192012年“四省一市”及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在校学生数(%)

资料来源：2013年样本省份及全国统计年鉴。

科技活动人员的数量也可以反映一个地区人力资本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该地区现代服务业的创新能力。从表3—20可以看出，2010—2012年“四省一市”从事科技活动的人员都呈现上升趋势，江苏位列样本省份第一位，达到98.23万人；山东最少，仅为38.21万人。从增长速度来看，广东的增幅最大，2012年比2010年增加了近41%；虽然山东从事科技活动的人员较少，但近年来增速较快，达到了39%，仅次于广东。

表3—202010—2012年“四省一市”科技活动人员数单位：万人

资料来源：历年样本省份统计年鉴。

5.基础设施

要素禀赋理论认为，随着一国或地区的基础设施投入，固定资本要素、人力资本要素和知识技术要素都会逐渐积累，该国初始的要素状况会发生改变,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服务业的比较优势和服务贸易结构。

经济性基础设施投入，即交通、能源和通信基础设施投入能直接形成国家固定资本要素的扩张效应，改善基础设施服务功能。一方面，作为运输服务发展的先决条件，良好的交通基础设施直接促使运输服务企业降低生产成本，增加企业培育高附加值服务产品的可能性。先进的交通基础设施还极大地推动了高端运输服务业的发展，如现代化港口建设和各种高科技货运船舶的发展，在降低运输服务成本的基础上满足了现代多元化运输服务需求。另一方面，良好的通信基础设施加快了信息传播速度，拓宽了获取信息的渠道，是服务产品与时俱进、不断提升的必要条件。例如，供应商通过网络进行服务的国际营销和交易活动，不但能节省大量交易成本,也能及时获得最新行业信息和产品信息，保持同行业产品的技术交流合作，进而提升服务产品竞争力。在社会性基础设施投入中，教育、文化、医疗、卫生以及行政法律和社会保障等基础设施将长期持续促进高等人力资本要素的培育及生成，而形成的高等人力资本将投入到现代服务业中，促进国内知识技术要素的积累，提升服务产品附加值和服务产业层级。

本章用样本省份公路通车里程、铁路营业里程来度量基础设施的规模；另外，由于基础设施的利用效率、“可利用性”与基础设施的质量高度相关，如很多公路因建筑质量差或地理位置不好，从而影响其运输能力。因此，参考Lai R.(2006)的研究，我们用铁路货物运输量、公路货物运输量和港口货物吞吐量分别代表铁路、公路和港口的质量。

图3—19反映了2012年“四省一市”的基础设施规模。其中，山东铁路营业里程和公路通车里程分别为4305.7公里和244586公里，远超其他省份；广东与江苏在上述两项指标上基本持平；上海因其地域面积较其他四省小，所有其基础设施规模为样本省份的最末。图3—20反映了2012年“四省一市”的基础设施效率。江苏铁路货运量达到7223万吨，在样本省份中排名靠前；山东公路货运量达到296752万吨，其公路运输效率远超其他省份；在港口货物吞吐量指标对比中，各省的差距不大，由于样本省份均处于沿海地区，导致它们的港口贸易在全国处于前列。其中，江苏达到195417万吨，位居第一；上海为 73559 万吨，虽然位居最后一位，但考虑到地理面积的差异，上海单位港口运输能力超过了样本省份。

图3—19 2012年“四省一市”基础设施规模情况

资料来源：2013年样本省份统计年鉴。

图3—20 2012年“四省一市”基础设施效率情况

资料来源：2013年样本省份统计年鉴。

6.服务业国际转移

近年来，大规模的国际服务业转移已成为新一轮全球产业调整和布局中的新趋势，将给跨国公司全球化发展和承接转移的国家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样本地区若能抓住这一机遇，成功承接国际服务业，对于发展外包带动型服务业无疑是一个佳音。服务业FDI(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服务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三个层次：一是技术转让和扩散；二是产业间前后向关联作用；三是示范与竞争效应。作为产业结构优化的决定性因素，外资的技术转让和扩散是其产业带动效应的核心，存在着外资流入→技术溢出→产业升级的运行机制。需要指出的是，国际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往往是结合起来对一国或地区产业结构变动产生影响的。一国的国际贸易规模发展越快，对外部资本的吸引力越大，利用外部资本的实际能力也就越强。而服务业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在很多场合均能对后者的出口增长起到明显的带动作用［黄先海和郑茉莉(2000)］，进而使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步伐加快。

2012年广东合同外资达到349.94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235.49亿美元。近年来，广东逐渐将FDI向第三产业引流，以适应其产业升级的需要。由图3—21可以看出，2012年广东实际利用的外资中，有40.2%(94.6亿美元)投向了服务业，这个比例超过了全国大多数省市，极大地促进了广东服务业的发展。江苏的FDI规模极大，2012年合同外资达571.41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357.61亿美元。江苏的FDI大部分流向了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外资利用额仅占31.3%(111.8亿美元)，比2011年不升反降。这种现象与江苏制造业发达、服务业相对落后的现状相关，江苏应当重视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发展。2012年浙江实际利用外资的规模为130.69亿美元，其中64.6亿美元流向了服务业，占到49.5%。这一比例在全国各省份中处于极高水平，表明浙江省政府对服务业以及服务贸易极为重视。事实上，近年来浙江的服务贸易一直处于顺差状态。最新的数据表明，除了传统的运输、建筑、服务外包等领域外，浙江的计算机与信息服务、教育文化服务、通信服务的比重也在逐渐上升。上海在我国的经济体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排头兵”角色，不仅有很强的示范效应，还是经济转型的先驱者。2012年上海实际利用外资151.85亿美元，同比增长20.5%，速度极快。其中，126.8亿美元流向了服务业，比重达到83.5%，表明上海的发展重心已经转向服务业，其贸易方式正向服务贸易转型。近年来，上海大力发展总部经济，推进“四个中心”建设，这极大地带动了长三角地区的发展。随着2013年上海自贸区的设立， “中国—上海—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大量跨国服务公司将其研发、销售环节落户自贸区，势必推动上海现代服务业的结构高级化。2012年，山东累计到账外资488.9亿美元，境外投资超过100亿美元，年均分别增长了10.7%和55.7%。山东实际利用外资规模为123.53亿美元，其中36.2%(44.7亿美元)流向了服务业，这一比例在全国处于中等水平。

图3—21 2012年“四省一市”服务业FDI流入情况

资料来源：2013年样本省份及全国统计年鉴。

二、“四省一市”现代服务业增长模型实证分析和比较

为进一步分析基础条件与要素禀赋对于样本地区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贡献，本节依据以上理论，运用计量经济学知识，对样本省份建立时间序列模型：

lnY=C(1)+C(2)×lnX₁+C(3)×lnX₂+C(4)×lnX₃+…+C(k+1)×lnX_k

式中，Y为样本省份现代服务业增加值(亿元)，代表各省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总量规模，以当年价格计算。X₁为人力资本水平，代表现代服务业劳动者受到教育、培训等方面的投资而获得的知识、技能积累，是一种可以带来收益的特殊资本。本章测量的人力资本主要参考陈钊(2004)、盛斌(2011)以及熊灵(2012)的做法，用区域受教育水平占劳动力数量的比重来表示。以L_it表示i地区t年的劳动力数量，将受教育水平用H表示，则 H=6×h₁+9×h₂+12×h₃+16×h₄，其中h₁为小学毕业人数；h₂为初中毕业人数；h₃为高中毕业生人数；h₄为大专、本科及本科以上毕业生人数。人力资本可以表示为H_it/L_it。X₂为现代服务业固定资本投入(亿元)，该指标的大小往往决定着现代服务业发展壮大的潜力。X₃为第二产业增加值(亿元)，该指标用于衡量一个地区工业的发展情况，它与服务业发展的关系在不同地区会有不同的结果。X₄为服务业实际利用FDI(亿美元)。X₅为基础设施(公里)，由于一个省的公路网对其经济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公路作为基础设施之一，是很多地区发展经济的着手点，因此这里选用“公路里程”指标来代表各省基础设施的建设情况。X₆为人均GDP(元)，可以反映一个地区的生产能力或者对现代消费性服务业的需求。X₇为现代服务业区位熵，反映了一个地区现代服务业的集聚情况。服务业的集聚会产生明显的“本地化经济”，通过集聚可以大幅减少同业之间的生产成本，从而实现现代服务业的规模经济。

因数据限制，本节选取“四省一市”2004—2012年度数据进行分析，数据均来自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及各省市统计年鉴。本节采用EViews 6.0软件进行相关数据的时间序列分析，分析结果见表3—21。

表3—21发展规模影响因素的实证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下显著。

说明：括号中为t统计值。

5个方程的可决系数均超过了0.99，整体F统计量是非常显著的，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说明该模型通过了检验，而且拟合程度很高。对实证检验的具体分析如下:

(1)人力资本水平。样本中人力资本投入对现代服务业发展均有正向促进作用，相关系数为1.324(上海)、1.143(广东)、0.867(浙江)、0.205(山东)和0.071(江苏)，这与现代服务业的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特征有关。人力资本是知识和技术最直接的载体，各省对于现代服务业人力资本、知识要素积累高度认识，而实证结果也证明了现代服务业发展过程中劳动力投入或人力资本投入的重要性。

(2)第二产业增加值。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发展规模与江苏、浙江、上海和广东现代服务业发展均呈现正向关系。其中，上海第二产业拉动系数大于1，说明以先进制造业为主导的上海工业体系对现代服务业产生了良好的拉动作用，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的良性关联机制已基本形成；广东、江苏和浙江的系数均小于1，说明制造业巨大的规模产生的需求促进了现代服务业的发展。随着制造业生产的专业化、信息化和国际化水平的提高，作为全球制造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将会对信息服务、科研服务、综合技术服务、通信服务、物流服务和商务服务等产生巨大的需求，从而导致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出现质的飞跃。山东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能的原因为：山东服务业中国有企业的占比较高，而国有大企业的集权式组织结构较民营中小企业的分权式组织结构对外部生产者服务的需求更小，同时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经营目标不同，前者关注企业规模扩张和多元化经营带来的总产值扩大，而后者更关注企业利润的最大化和核心竞争力的提高，因此这使得前者因降低成本的需要而选择将生产性服务外包的可能性降低，从而导致了回归结果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3)服务业实际利用FDI。服务业FDI流入显著提升了上海、广东和江苏的现代服务业规模。由于国际服务业转移与价值链分割，上海、广东和江苏通过服务业FDI的技术溢出，吸收和采用国外先进技术，提升了自身服务业的知识资本积累，进而促进了自身产业结构的改善。浙江和山东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则说明两地区服务业FDI的溢出机制尚未建立，服务业外资流入规模与技术结构偏低可能是主要原因。

(4)基础设施。对于样本地区基础设施的回归分析较为复杂，上海、浙江、江苏和广东的基础设施对于该地区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从地理区位考察，江、浙、沪三省同处于长三角地区，地理区域紧密相连，并且区域分工网络已基本形成；广东支持和鼓励港澳资本共同投资包括机场、港口、公路、铁路以及物流园区等基础设施，构建一体化物流网络体系。实证结果说明，基础设施在这些地区产生了较强的外部性，这有助于提升服务产品的品质，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山东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能是由于过高的工业比重占用了大量的交通资源。

(5)人均GDP。人均GDP与各地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正相关，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收入效应明显，导致了国内市场需求的旺盛，而广阔的国内市场又为规模收益递增的现代服务部门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因此地方经济发展水平极大地促进了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6)现代服务业集聚。集聚对于上海、广东、江苏和浙江的现代服务业发展均产生了正向拉动作用，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上述集聚区的产业关联度强，基本形成了整个社会服务网络，具有产业集中、空间集约、资源共享、高效连通、科技含量高、运行成本低、环境污染小的特点，这为服务业的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便利。对于山东的回归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能的原因是，山东现代服务业集聚的力度还远远不够，存在政策性准入壁垒和垄断等问题。

应用有关经济学理论，本节经研究发现，地理区位、制造业基础、物质资本投入、人力资本积累、基础设施和承接服务业国际转移等因素，对“四省一市”发展现代服务业至关重要。就全国而言，地处沿海的优越地理位置、雄厚的制造业基础和人力资本以及大规模地承接服务业国际转移等，都为样本地区现代服务业加速发展提供了无可比拟的优势。针对样本地区，通过实证分析，我们发现人力资本、固定资本投入以及现代服务业集聚发展可以对样本地区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增长发挥正向促进作用；而工业(制造业)发展与人均GDP提升为广东、上海、江苏和浙江的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和消费性服务业提供了广阔的需求，从而拉动了这些地区现代服务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