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明末清初是中国古代伦理思想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但凡转折时期，必有思想争鸣。在经历了宋明理学作为官学长期占据主流地位之后，一股反宋明理学的实学思潮开始出现，成为16世纪到18世纪中国学术界的主调。其间名师宿儒，斐然成列。颜李学派闪耀于这一反宋明理学潮流中，熠熠生辉。颜李学派的创立者颜元，其弟子李塨、王源，再传弟子程廷祚等人为该学派的代表人物，是清初最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特点的哲学家、伦理学家，是反宋明理学，特别是反程朱理学思想的先锋代表。他们具有忧国忧民的政治情怀，敏锐深邃的学术眼光和刚直不阿的人格胸襟，其伦理思想饱含了对秦汉以来儒家文化的积极复兴、理性反思与锐意改革。

颜李学派的伦理思想在明末清初时期就产生过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代表人物李塨也曾为清廷太子傅的候选人。清末民初时期，借由戴望的《颜氏学记》，该学派再次受到关注，并一度祔祀孔庙。并且，由民国大总统出力支持，创建了相关的学术刊物《四存学刊》和学术研究组织“四存学会”。由政府出面为一个学派创办学术刊物和建立研究组织，这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上，还是较为鲜见的，可见其影响力之深远。因此，梁启超曾盛赞颜李学派人物能够“举朱陆汉宋诸派所凭借者一切摧陷廓清之，对于二千年来思想界，为极猛烈极诚挚的大革命运动”（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05页，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称该学派人物“不独是清儒中很特别的人，实在是两千年思想界之大革命者”（注：梁启超：《颜李学派与现代教育思潮》，见陈登原：《颜习斋哲学思想述》附录，209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颜李学派的伦理思想还受到了宋恕、章太炎、张之洞、胡适、钱穆、冯友兰以及毛泽东的鼎力推崇。因此，深入梳理颜李学派的伦理思想体系，科学探讨其伦理思想的闪光点，合理评价并反思其思想理论，在中国传统伦理学史和现代中国经济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一、本书的选题思路

明清之际，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充斥着严重的矛盾。这些矛盾冲突是颜李学派伦理思想产生的学术土壤，造就了其思想的实践特性。

在政治上，农民起义伴随着民族纷争，社会处于改朝换代的动荡之中。其中，土地问题一直困扰着明清两朝统治者。明末急剧的土地兼并带来严重的社会恶果，农民起义在全国范围内此起彼伏，致使明王朝政权风雨飘摇。同样，在清初时期，土地兼并也达到令人咋舌的严重程度，影响了社会正常的农业生产。这些矛盾不断升级，致使思想家们开始质疑宋明理学的官学地位，希望能够改变社会现状，这促进了经世思想的发展。

在经济上，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在封建经济的母体中生长。新兴市民阶层的出现为国家带来了强大的经济推动力，商品经济得以迅速发展。“商业的规模、商人的活动范围和商业资本的积累，都大大地超越了前一个历史阶段的水平。”（注：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7页，北京，中华书局，2007。）然而封建经济体系仍然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新兴市民阶层寻求自身利益的呼声不断高涨。这一状况反映在思想领域，特别是在义利观方面，就是肯定利益，注重实效理念的出现，并促进了实学中致用思想的形成。

在思想上，西学的传入为当时的思想领域增添了新的学术力量，拓展了国人关于自然科学的新视野。实学思想家们将学术研究的范围扩展到了自然、天文、地理、兵革、医学等方面。并且，长期重农抑商的传统得到改善，工商与农业并重的新观念得以传播。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实学思想家们饱含着对民族、社会和国家的责任意识，开始对宋明理学进行反思批判，形成了明末清初的实学思潮。

明末清初的实学思潮以反宋明理学为己任，颜李学派是其中最彻底的一支。该派对于宋明理学的批判主要集中在批驳程朱理学的伦理思想上。这一学派伦理思想主要以人性一元论为理论基础，主张人性无恶的观点，阐述了“正谊谋利，明道计功”的社会价值取向，并以具有实践精神的“习行”作为人才培养和道德教育的方式，始终以“经世致用”作为学派伦理思想的旨归，其理论具有极强的社会指导作用。

颜李学派代表人物有学派创立者颜元，弟子李塨、王源以及再传弟子程廷祚等人。其中以颜元和李塨为主要代表，因此取此二人姓氏，称为颜李学派。颜元弟子们的思想各有独特魅力，并承袭了颜元的人性一元论，认可人性为善的“气质之性”，主张“正谊谋利，明道计功”的义利观以及“经世致用”的理论目标，使该学派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上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现今所存学派人物的代表性著作包括《存性编》、《存学编》、《存治编》、《存人编》、《颜习斋先生言行录》、《颜习斋先生年谱》、《颜习斋先生辟异录》、《朱子语类评》、《习斋记余》、《恕谷先生年谱》、《大学辨业》、《瘳忘编》、《恕谷后集》、《平书订》、《拟太平策》、《兵论》、《前筹一得录》、《兵法要略》、《读书通易》、《礼乐论》、《居业堂文集》、《青溪文集》等。

简要介绍一下颜李学派的四位代表人物。

颜元，字易直，又字浑然，号习斋，清直隶博野人，生于明崇祯八年（1635），卒于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因其主张“习行”理念，并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习斋”，后世多称其为“习斋先生”。颜元一生饱尝生活艰难。他的父亲颜昶，是河北蠡县刘村朱九祚的养子，后改名朱昶。在颜元3岁的时候，由于清兵入关，父亲被掳，母亲也因此改嫁。在颜元幼年及少年时期，朱家尚属殷实人家。但后来因诉讼导致家道中落，颜元也因此在20岁左右开始了耕地劳作行医的生活。颜元在39岁养祖父过世后，才回归博野本宗。清朝初年，由于三藩之乱，他在51岁时出关寻父，56岁时一度到达河南，62岁时到肥乡亲设漳南书院。除此之外，颜元一生都在河北家乡度过，鲜有外出。颜元交往的名士有刁包（蒙吉）和王余佑（介祺），他还同孙奇逢（夏峰）、李颙（二曲）、陆世仪（桴亭）通过信，但都未谋面。

颜元一生的学术思想经历过多次变化。最先颜元学习陆王心学，之后转好程朱理学，后又放弃程朱思想，反对宋明理学，特别是程朱理学，最终自成一家。此后颜元在人性论上，发展了孟子的性善论，主张“理气合一”，倡导“气质”一元论，认为“气质”无恶，“恶由引蔽习染”；在义利观上，颜元反对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观点，提出了“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注：（清）颜元著，王星贤、张芥尘、郭征点校：《颜元集》，16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此句在后来的伦理思想史上亦被表述为“正谊谋利，明道计功”。）的义利观，在中国古代义利观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在修养论上，颜元重视实践的意义，提出“习行”的修养方式，着力培养圣贤人才。并且，颜元还在其《存治编》中分九个方面论述了如何进行社会改革，实现经世致用。颜元的伦理思想，针对当时的社会时弊，以强国济民、经世致用为最终目的。颜元晚年曾主持漳南书院，传授并实践其学说理论。众弟子中颜元最为得意者当推李塨。

李塨，字刚主，号恕谷，直隶蠡县曹家蕞人，生于清顺治十六年（1659），卒于清雍正十一年（1733）。他是颜元伦理思想学说最有力的倡导者和传播者。李塨一生经历了顺治、康熙、雍正三代帝王统治，生逢由乱而治的过程，他对颜元强国济民、经世致用的理想甚为推崇，是颜李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同其老师颜元一样，李塨也有感于明亡的教训，认为是程朱理学的空疏导致了“兵专而弱”，人才无用的结果。

在哲学方面，他继续坚持颜元理气一元论的唯物主义观念，明确提出“理气不二”的论断。在认识论上，李塨继承了颜元有关认识论的主张，坚持认识与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并进一步发展了其“习行”观点：颜元主张习行，反对死读书；李塨在此基础上提出只重读书或者只重实践都是片面的，书中的理论和实践的经验皆不可缺少。在道德修养上，李塨和颜元一样，极力反对程朱理学所提倡的“玄谈静坐”式的教育方法。李塨提出，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经邦济世的人才，为此沿袭颜元的教育内容，制定了具体的学习内容和选士制度，反对八股取士，他将颜元的教育思想和学院授课扩展到政治实践领域。另外，李塨在政治伦理、经济伦理方面的主张也受到颜元思想，特别是颜元主张发展商业的思想的影响。因此，李塨秉持重农不抑商的观念，主张改革土地制度，给予商人一定的社会地位。

值得说明的是，颜元的思想能够在当时得到广泛传播，与李塨密切相关。李塨在康熙三十九年（1700）赴京参加乡试、两次南下浙江交游以及晚年至陕西辅政之时，都极力传播颜元思想，使颜元思想走出了中原地域，在中国南北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李塨的门人所著的《李塨年谱》中可以看到，李塨不仅传播了颜元的思想，还将之改进发展：“四海之内，久沉溺于宋、明之虚浮，以致议论多，躬行少，而纯法孔孟，践履笃实者，惟见于习斋先生一人。恐其信之犹未坚也，今再见次模范，以为恕谷学行与习斋若合符节，而其修明礼乐，谋画经济，更有以补习斋所未及为者，则豁然悟，崛然起矣。”（注：（清）冯辰、刘调赞撰，陈祖武点校：《李塨年谱》，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8。）

王源，字昆绳，别字或庵，清顺天府大兴人，生于顺治五年（1648），卒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作为颜元门下的第二大弟子，王源也极力反对空疏的程朱理学，甚至以儒者这个称呼为耻。

在哲学上，王源是个纯粹的唯物主义者，认可世界的物质性，提出运动无尽头。因此王源反对迷信，主张无神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他提出人应该遵循自然，但同时也需要发挥人的作用去改造自然，否则就不能够成为人。王源伦理思想最重要的建树在经济伦理领域。他明确提出“惟农为有田，士工商皆不得有田”的理论，实质上是对封建土地所有制提出了变革的要求。在这一点上，其革新精神之强为历代思想家所不可企及。虽然这一想法有难以实现的时代因素，却是后来孙中山所倡导的“耕者有其田”理论之源起。同李塨相似，王源也反对“重农抑商”的政策。他主张积极发展经济，保护工商业，希望改革中央机构，减免赋税。他提出了一种类似现代所得税的制度，比欧美国家要早近300年。这一思想是颜李学派经世致用取向最为明显的体现。王源伦理思想的另一突出特点，是其军事思想极大地反映了颜李学派讲求实践习行、经世致用的学术特色。他明确指出，宋明时期的理学主张玄谈，鲜有涉及兵武之道，这是最终导致亡国的直接原因之一。他结合经世致用的思想，反对坐谈兵戎，提出“自制之道”和“制敌之道”，对于将帅的道德情操以及军队赏罚制度有创新性的见解，体现了颜李学派经世致用理论在军事方面的建树。

程廷祚，初名默，廷祚为其后所改，字启生，号绵庄，晚年号青溪居士。他原为徽州人，曾祖父为明朝遗老，曾迁至南京经商，生于康熙三十年（1691），卒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程廷祚是颜李学派的再传弟子，在22岁左右，因受岳父的影响而倾心颜李学，成为颜李学说的信徒。其后与李塨接触，往来书信以谈学问。

他继承理气一元的理论，是颜李学派中最彻底的朴素唯物主义者，并对颜元的有神论进行了修正。程廷祚认为天地是运动辩证的，而生活在其间的人具有独特的认识能力，肯定了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在人性论问题上，程廷祚坚持人性本善，主张气质之外无性。他扩大了颜李学关于人欲的观点，将人的需要分成三类，即饮食、男女、生死。与程朱理学不同，程廷祚认为这三类需要并不是罪恶的来源，不会导致人性堕落，相反是人性之善的体现。这一观点之大胆，体现出程廷祚真情至性的学术态度，为明末清初反对宋明理学的实学思潮增添了力量。程廷祚对程朱理学的批驳同样体现在道德修养论上。他继承了颜元、李塨的观点，援用先秦孔子六艺的内容，赞同“习行”为圣人之道的观点。程廷祚的学术观点同样也对后世产生了影响，对戴震的致知进学思想的影响尤其深厚。

然而，尽管程廷祚在转信颜李学后，反对宋明理学，尤其是程朱理学的玄虚不实，站在实学角度阐明其观点，但其在学术生涯的后期，态度却有所改变。清初的实学思潮并没有完全取代宋明理学，伴随着清廷思想控制的加紧和文字狱的兴起，宋明理学再度成为官学，颜李学派的境遇开始变得艰难。雍正七年（1729），御史谢济世因谤程朱而获罪，李塨门生被诬私藏禁书而家破人亡，程廷祚也险遭株连，这都迫使程廷祚改变了对程朱理学的激进反对态度。大多数说法认为程廷祚在其学术生涯的后期放弃了颜李学说，但是胡适认为程廷祚仅仅是改变了传播颜李学的方式，并未背弃师门。虽然颜李学派能够清醒地认识到当时社会的时弊，其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发展需求，但仍然因为清廷的政治取向而渐渐湮没于历史中。在程廷祚之后，颜李学派的学说鲜有传播与发展。

总体来说，颜李学派思想的主旨是经世致用，经邦治国。围绕于此，颜李学派思想家结合明末清初的时局，认识到宋明理学，尤其是程朱理学思想的空疏和弊端，将经世致用作为其伦理思想的主体，从“气质无恶”的人性论基础出发，遵循“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的价值取向，通过“习行”的个人修养方式来培养圣贤人才，最后达到经邦治国的目的。其理论思想在明清之际颇有前瞻性，能够看到社会的时弊，也顺应了经济发展的需求，却因为清廷的政治取向而湮没不传。满人入主中原，为了消除统治障碍，清政府推行了文字狱，并且其“西学东源”的自大观念以及保守的经济政策，都使得颜李学说的发展在清初时期步履维艰。

但是颜李学派学术思想的先进性没有被时间磨灭，研究颜李学派的伦理思想有其深刻的理论意义。

其一，颜李学派的伦理思想具有启蒙和复兴古代儒学的色彩，其“正谊谋利，明道计功”的义利观，对于打破清初宋明理学的桎梏，为民众打开理性天窗，具有重要的价值。研究这一思想，对于革除空疏、伪善和唱高调之风，确立正视物质利益、肯定并满足合理的个人利益，进而保障个体的实际幸福的义利观，具有重要意义。

其二，颜李学派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提出了“习行”的修养方式，其理论的实践性为当世思想家所不及，对后世学者如戴震、章太炎、梁启超、毛泽东的理论思想以及民国大总统徐世昌的政治态度都有着直接的影响。研究颜李学派的“习行”思想，对于建构现代道德实践理论，使道德培养从玄虚的书本里走到实际社会中去，具有重要意义。

其三，颜李学派所倡导的教育方式，体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观点，该学派创始人颜元亲设的漳南书院可谓是现代教育的雏形。学派在个人修养方面不仅重视个人的道德素质，同时也重视个人的身体素质，如学派代表人物颜元是个武艺高超之人，他将孔子之六艺作为教学内容。这一学派发展体育的思想对毛泽东的影响颇为深远，毛泽东曾于1917年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对颜李学派重视体育的思想表示了深切的敬意。研究颜李学派的教育理念和道德修养理论，对于改进现代教育，特别是改进现代道德教育理论不无裨益。

颜李学派的伦理思想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进行深入研究颇具现实意义。

第一，有利于发扬经世爱国的传统，增强社会责任感。颜李学派伦理思想的旨归是“经世致用”。这是在总结明王朝国力衰微、国家灭亡的教训的基础上产生的。这种思想饱含了颜李学派以天下为己任，关心国家兴亡和民族命运的情怀，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传统的美好体现。这也是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道德品质。

第二，在建设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将“义”“利”对立就是否定了个人利益的合理性，就是否定了人性，同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不相适应的。颜李学派的义利观可以为我们提供清醒的参考：该学派充分肯定了人的自然欲望及利益的必然性与合理性，主张用正确的方式追求合理利益，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可以说，颜李学派的义利观为如何看待个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关系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

第三，颜李学派的伦理思想重视发展国家经济，强国富民的主张体现在其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的制度制定之中，这为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走强国复兴之路提供了理论参考。

第四，颜李学派重视实践、讲求“习行”的伦理思想更是将道德教化同个体的具体生活实践结合了起来，成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论的传统文化渊源之一，对于我们当今社会的发展，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五，颜李学派重视教育，为我国科教兴国战略提供了理论反思。颜李学派在德育领域的贡献在同时代思想家中首屈一指：他们将人才培养同国家命运紧密联系起来，看到了人才的重要性；其“习行”的教育理念打破了程朱理学的弊端，具有革新精神。颜李学派的伦理教育体系，其学科的设置具有前瞻性和突破性，不仅重视传统德育的教化，还将自然科学及军事国防等科目纳入教育体系之中，是现代学校教育制度的雏形。教育关乎国家命运，在当代，我国更应该继续推行科教兴国的战略，颜李学派的理论为这一战略提供了理论参考。

研究颜李学派的伦理思想，势必要涉及前人对于颜李学派的研究。几百年来，颜李学派的学术思想研究经历了三个高潮时期：颜元在世之时，其弟子李塨、王源、程廷祚大力宣扬颜李学派的学术思想，引起学术界和政治界的重视，不少文人权贵转信颜李学；清末民初，戴望的《颜氏学记》再次掀起颜李学的热潮，宋恕、章太炎、张之洞、刘师培、梁启超、康有为、孙宝瑄、李石曾、胡适、钱穆、冯友兰、毛泽东等人对颜李学派皆推崇有加，民国大总统徐世昌也亲自筹备《四存学刊》；新中国成立后，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伴随着河北省颜李学相关会议的召开，国内学术界又掀起一股研究颜李学派思想的高潮。

颜李学派伦理思想研究的第一个高潮时期伴随着颜元学术思想传扬的过程展开。颜元在世的时候，其弟子李塨撰写的《瘳忘编》、《存治编序》，张文升撰写的《存治翼编》，郭金成撰写的《存学编序》等等，都是对颜元思想的继承与发扬。特别是其弟子李塨，在应邀讲学交游的过程中，将颜元的伦理思想传扬于大江南北，受到学术界和政界的极大关注。就连当时的清廷也希望能够聘请李塨为其皇储讲学，将李塨列为太子傅的候选人。虽然当时颜元的思想得到弟子们的传扬，但是就颜元本人而言，他非常反感著述，一生中也鲜有交游。即便如此，后人仍然可以从李塨编纂的《颜习斋先生年谱》、钟錂编纂的《颜习斋先生言行录》中了解颜李学派思想的发端。这两部著述都是在整理颜元《日谱》的基础上完成的。虽然颜元反对著述，但他仍然保持了记录“日谱”的习惯。这一习惯从30岁开始一直持续到他去世，为后世保存、研习其伦理思想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此外，钟錂编纂了《颜习斋先生辟异录》，并在李塨修改的基础上，将颜元本人所著之《习斋记余》加以修订。另外，根据《日谱》编纂的《四书正误》以及《朱子语类评》等资料，连同长达40年的日谱记录，以及颜元生前与学界同人的往来书札，都是研究颜李学派思想的重要资料。更值得一提的是，在颜元生前，得以刊印的著述只有《存学编》和《三字书》。在其过世后，经过李塨的努力，《存性编》、《存人编》、《存治编》也得以刊印。另外，恽鹤生也在颜李学的传播过程中发挥了作用。恽鹤生在同李塨交流后，转信颜李学，使颜李学在南方得以广泛传播。可以说，在清初时期，颜李学派的思想研究及其传播离不开李塨、王源、钟錂和恽鹤生的努力。这个时期，是实学迅速发展的阶段，也是传播、研究颜李学派伦理思想的第一个高潮阶段。

颜李学派伦理思想传播、研究的第二个高潮阶段是在清末民初。在第一个高潮时期过后，伴随着清廷借助程朱理学摆脱政治困境，与其对立的颜李学派逐渐受到打压排挤，其间鲜有对颜李学派的推崇与研究，甚至连学派再传弟子程廷祚也不敢再宣扬颜李学说。到了清朝末期同治年间，戴望编纂《颜氏学记》，宣扬了颜李学派的学术思想，才又逐渐引起学人对颜李学派伦理思想的兴趣和重视。颜李学派受到程朱理学排挤的局面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得到改善。1893年，清廷准奏重修《清史·儒林传》，颜元从“附传”上升到“专传”，可见其地位的回升。国学大师章太炎将颜李学派创始人颜元尊崇为“大儒”，在研究中强调颜李学派的尚武精神；梁启超在其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对颜李学派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颜李学派是“举朱陆汉宋诸派所凭借者一切摧陷廓清之”，在《颜李学派与现代教育思潮》中将颜元和杜威相提并论，认为颜李学派的教育理论比杜威更早更彻底。

颜李学派的思想不仅在学术界再次受到重视，在政界亦是如此，颜李学派的思想备受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的推崇。1920年，徐世昌于前清太仆寺旧址创设了“四存学会”并创办了《四存学刊》，宣讲颜李学派的伦理思想。“四存学会”的会员更是整理搜集颜李学派的著作，编纂并刊印了《颜李丛书》，其中包括颜李学派著作共40余部。

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的特级研究员，金陵大学教授陈登原先生著书《颜习斋哲学思想述》，认为颜元的伦理思想是救国良策。更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对颜李学派思想也颇有研究，并很是赞赏。他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对颜李学派文武合一，提倡“习行”的思想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可以说，颜李学派注重实践、倡导“习行”的思想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论的中华传统文化渊源。

这一时期颜李学不仅在国内成为显学，也开始走向国际学界。1906年，日本东京铅印出版了戴望的《颜氏学记》，这是国外关注颜李学派学术成就的发端。1926年，曼斯菲尔德·弗里曼（Mansfield Freeman）在英文杂志《皇家亚洲学会中国华北分会学报》（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1926年第17期上发表了学术论文《颜习斋：17世纪的哲学家》（“Yen HsiCHai，A 17th Century Philosopher”）。可见当时颜李学派已经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

新中国成立以后也出现过研究颜李学派思想的热潮，这是研究的第三个高潮时期。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颜元的代表作《四存编》，李国均撰写了《颜元教育思想简论》，姜广辉撰写了《颜李学派》，这些都是颜李学派研究极具代表性的成果。

近二三十年来，颜李学派学术思想研究成果以单独研究颜元的伦理教育思想为最盛，而研究整个学派思想的甚少。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一些研究成果在颜元的生平细节上出现了遗漏和失误，一些期刊文章将颜元划归为地主阶级，或者认为颜元走的是孔孟复古之道。这些同前辈思想家梁启超、侯外庐所提出的颜李学派是用“复古的形式表达了新兴的思想”的论断相比较，是研究的倒退。

2004年和2005年是颜元学术思想研究的高峰时期。2004年是颜元逝世三百周年，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河北思想家，河北师范大学承办了“颜元教育思想与现代教育改革国际学术研讨会”，《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开辟“习斋研究”专栏。此后几年，有关颜李学派的书籍出版较多：葛荣晋著《中国实学文化导论》、陈山榜著《颜元评传》、朱义禄著《颜元李塨评传》、傅济锋著《习行经济：建基于“气质性善论”的习斋哲学研究》、高青莲著《解释的转向与儒学重建：颜李学派对四书的解读》、王春阳著《颜李学的形成与传播研究》等等。他们都在深入挖掘颜元伦理思想的基础上，对颜元的实学思想、教育思想和军事思想做了系统的论述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一阶段研究颜元的论文成果也很丰厚，达数百篇。这些文章多是对颜元的道德教育思想进行探析，突出其“实”的教育哲学理念与方法。将颜元的思想同墨子、朱熹、洛克等人相比较的文章较多，在此不一一列举。通过比较的方法来探寻颜李学派，特别是颜元思想的成果，是这一时期较为显著的特征。

回顾颜李学传播和研究的三个高潮时期，可以发现政界和学界都对其给予了高度的关注。时光流转，颜李学派伦理思想仍然保持了理论的光辉，散发出学术生命力。

二、本书的主旨与思路

本书选择明末清初颜李学派伦理思想为研究对象，旨在从伦理思想史和经济学史的视域，以明末清初的实学思想为背景，结合与同时代英国思想家亚当·斯密的经济伦理思想的比较，探讨颜李学派伦理思想中的人性论、义利观、“习行”修养方式、“经世致用”思想的内在逻辑与理论内容，揭示在清初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其学术兴衰的缘由，并讨论其现代理论价值。本书除导论外共分七个部分：颜李学派伦理思想的简介及其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理论基础、社会价值取向、实践方式、终极目标、历史命运及价值启示。

全书基本结构及主要内容如下：

导论部分简介了颜李学派的概况，阐述了选题目的和意义；评述了自明末清初至今，有关颜李学派思想的研究成果；论述了本成果的研究方法，即文献综述法、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

第一章主要论述颜李学派产生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研究其学派构成、师承关系及学派的理论特色。本章首先着眼于颜李学派产生的历史背景。明清之际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矛盾，特别是封建地主阶级同农民之间的矛盾以及不断激化的民族矛盾，使明王朝的腐朽统治摇摇欲坠：在经济上，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在封建经济的母体中生长，新兴市民阶层开始出现，并积极寻求自身的利益；在思想上，西学的传入为当时的思想领域吹进了一股新风，拓展了国人对于自然科学的视野，长期重农抑商的传统得到改善，工商与农业并重的新观念开始传播。思想家们将学术研究的范围扩展到了自然、天文、地理、兵革、医学等方面，开始对宋明理学进行反思批判。颜李学派诞生于这样的背景之下，并成为清初反宋明理学思潮中最坚定的一支力量。本章还分析了颜李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师承关系以及该学派的理论特色，即功利性、实践性和前瞻性。

第二章主要论述了颜李学派伦理思想的理论基础，即人性论思想。颜李学派的人性论继承孟子性善论，主张人性一元论，主张人性“无恶说”。这种人性论主要是针对当时程朱理学的人性二元论和“存天理、灭人欲”的传统而建立的。颜李学派的人性论肯定了人性无恶，人欲合理，是该学派“正谊谋利，明道计功”的义利观的理论基础。认为“恶”存在的原因是“引蔽习染”，认为人性是可塑的，强调人的道德修养的重要性，从而为其教育理论提供了理论依据。然而，这一人性论没有科学地回答人性的社会属性问题；在论述人性中的恶与“引蔽习染”的关系时，分析比较肤浅，没有对性恶产生的根源做出进一步探究。

第三章论述了颜李学派的义利观。颜李学派的义利观是在反思孔子“以义制利”，孟子“贵义贱利”，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宋明时期“利不可言”、“存天理、灭人欲”等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它适应封建社会走向晚期、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开始萌芽的社会变化，对阻碍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程朱理学的义利观进行了批判，提出“正谊谋利，明道计功”的义利观，凸显、肯定了个体利益的合理性。在道义与利益之间的辩证关系上提出了具有创造性的观点，在中国古代“义利”之辨的历史上享有重要的学术地位。

第四章阐述了颜李学派理想人格的教育方式。在梳理了自先秦开始历代理想人格的具体内容和培养方式的基础上，论述了颜李学派“经世致用”的理想人格及其教育理论。从理论上具体分析了颜李学派理想人格——圣贤——设立的理论依据，即人性论方面的理论依据和义利观方面的理论依据。最后，集中论述了颜李学派圣贤培养的具体方式——习行。颜李学派针对程朱理学主静的修养方式对社会的贻害，推崇“习行”，即无论道德教育还是道德修养，都需要在实践中展开。因此，围绕社会道德教育和个体道德修养，论述了“习行”的理想人格培养方式的具体体现。颜李学派的理想人格和黜空谈静修，重实践验证的人才培育模式，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第五章以文本分析的方式，阐述了颜李学派伦理思想体系的最终目的，即“经世致用”思想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举措。在《存治编》中，颜元主要分王道、井田、治赋、学校、封建、宫刑、济时、重征举、靖异端九个部分论述了其经世致用思想在国家治理制度上的具体运用。在政治方面，颜李学派力主恢复“封建”，改革人才培养方式，取消八股取士制度；在经济方面，颜李学派针对当时土地兼并的状况，提出实行井田制，并且还主张改革税收制度；在田租税收方面，颜李学派坚决反对货币租赋，并陈述了货币地租带给人民的弊端；在商业问题上，颜李学派反对传统的抑商政策，提出了一种类似于近代所得税的制度，这可谓是世界商业史上前无古人的理论，对于积极发展工商业，增强国力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颜李学派的具体举措，具有“复古”的形式，然而在内容上适应了历史的经济发展需求，具有新时代特色。

第六章通过与同一时代英国思想家亚当·斯密的伦理思想进行比较，分析了颜李学派伦理思想的闪光点、对后世的影响及启示。颜李学派伦理思想与同时期英国思想家亚当·斯密的伦理思想，无论是形成背景还是理论内容都颇有相似之处。他们的思想皆发端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并力图建立理想的社会。在人性论问题上提出了人性无恶，肯定了个体利益的合理性和国家利益的重要性，并积极寻求调节个体利益同国家利益之间矛盾的方式，即“看不见的手”和“习行”。本章通过将《四存编》、《平书订》的思想同斯密所著《道德情操论》及《国富论》的思想相比较，分析了颜李学派和亚当·斯密建立理想社会理论的基础内容，同时厘清了在建立理想社会过程中劳动的价值、商业的地位及制度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提出两种理论命运迥异的缘由：在制度方面，中国当时的大一统制度，在极大程度上制约了封建经济母体内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资本主义在中国早熟却极不成熟，导致同资本主义经济相契合的理论不可能为历史所选择。在文化传统方面，由于中国长期重农抑商的传统和士大夫阶层的思想家介于主人和奴仆之间的强烈的国家主人翁意识，以及颜李学派第三代传人程廷祚生活时期的文字狱运动，导致颜李学派略具实用的伦理思想，终究不敌宋明理学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有用性”。在个人境遇方面，亚当·斯密颇受欧洲当时自由主义、重农学派和同时代思想家的理论影响，而颜李学派却亲历了朝代更迭、战乱频发的乱世，其理论所追求的重心虽然相同，却在不同社会受到了不同待遇。斯密所生活的英国，国家注重维护经济秩序，承担了调节的角色；而颜李学派生活的清朝，政府关注维护社会的精神秩序，重视教化民众。

第七章总结了颜李学派的思想精髓、精神气质，阐述了它所表现出来的强大生命力。在20世纪，中国经历了巨大的变迁，风云人物辈出。颜李学派的伦理思想经过两百多年的沉寂后，再次受到世人的瞩目。民国大总统徐世昌积极创办“四存学会”，创办《四存学刊》。由政府出面单独为一个学派创建学会和刊物，这在中国传统伦理学史上非常鲜见。梁启超、刘师培推崇其教育主张，孙宝瑄、胡适推崇其实践、实用的实学精神，毛泽东推崇其体育精神。在21世纪，颜李学派的理论思想仍然具有借鉴价值和强大的生命力：它突出了全面发展、劳动修身的育人观念，倡导独立实践、自立自强的奋斗精神，关注个人同国家的关系。虽然颜李学派的伦理思想并不完善，但这并不妨碍它对于当代中国建立和谐理想社会具有借鉴意义。

虽然颜李学派的伦理思想没有成为清代历史最终的选择，但是该学派重击了清初宋明理学的桎梏，打开了理性天窗。创始人颜元所主持的漳南书院，代表了现代教育模式的趋势，其教育理念包含了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因素，其体育同道德教育的关系理论对青年毛泽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颜李学派在人性论和义利观方面的理论，肯定了人性之善，确立了合理个人利益的理论地位，提出个体利益同国家利益具有一定的一致性，主张义为利先。这些理论不仅在当时具有革新精神和理论前瞻性，即使在今天仍然具有突出的现实价值，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调控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理解道德与利益的关系，在实践中搞好经济建设等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考。

三、本书的研究方法

学术研究总是建立在一定的方法基础之上，研究工作的顺利完成离不开正确的研究方法。本研究主要采用以下方法：

1.文献综述法

颜李学派伦理思想研究属于中国古代传统伦理学研究，需要对学派人物著作进行研读，也要对与学派相关的人物的著作进行研读。鉴于此，做颜李学派伦理思想研究需要全面搜集学派人物的代表著作，恪守原文，仔细分析，避免断章取义。全面综合地把握学派人物，将其学派思想历史地还原于本书的思想分析及论述之中。这是本研究的首要方法。

2.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法

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社会存在是第一性的，社会意识是第二性的。这一观点深刻地揭示了两个问题：其一，人类思想的来源问题；其二，人类思想的作用问题。因此，颜李学派的伦理思想作为一定社会关系的产物，其性质取决于当时学派人物所生活的历史物质条件。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研究颜李学派的伦理思想，需要将学派各代表人物的思想理念放置于明末清初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中，将思想与社会历史结合起来，把握并分析明末清初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探析这些背景形成的原因。

同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研究颜李学派伦理思想，还需要注意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从纵向来看，无论是学派内部代表人物之间，还是在与整个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上的其他学派的关系中，都存在理论的承继。因此要尊重历史发展具有的连续不断的性质特征，注重颜李学派内、外部的学术历史承继关系，借鉴历史，全面客观地评价理论。另一方面，从横向来看，学派内部代表人物的思想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相关性，在看到他们思想相似性的基础上，更要把握各个代表人物所处的不同社会历史背景，把握不同社会阶段中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发掘其思想的差异性。这样才能够从整体上正确评述颜李学派的思想特征和主旨。

可以说，对颜李学派伦理思想的研究，不仅需要深入分析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同时还要注意这一学派思想的历史沿革，尊重历史发展的延续性。这样才能够全面、清晰地分析颜李学派伦理思想的内涵。颜李学派产生于明末清初，当时社会政治的动荡、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宋明理学的流弊与实学思潮的兴起都对该学派思想的形成具有不可抗拒的历史影响力。尊重历史，才能够更好地理解颜李学派理论的优秀内涵，才能够更好地理解其学派兴衰的缘由，才能够结合我们现在的国情，有选择地继承并借鉴其理论。分清利弊，去伪存真，这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研究颜李学派伦理思想所希望达到的目的。

3.比较研究法

21世纪是文化对话的时代，文化的对话形成了比较的视野。当人们研究不熟悉的事物时，常常要同熟悉的事物相比较，以获得更进一步的认知。然而，比较的意义不仅于此。通过比较，能够从不同的角度激发人们的认知，进而进行反思，以达到整合新的理念，超越原有思想的目的。

颜李学派的重要人物和创始人颜元，同英国思想家亚当·斯密生活的年代相近。将颜李学派伦理思想与斯密的伦理思想相比较，其差异性之大可想而知。但是通过这样的比较，可以更好地反思颜李学派的历史命运，分析其荣辱兴衰的命运根源，发掘颜李学派伦理思想的独到之处。当然，中西比较的研究目的，是找出双方思想中的相似之处与相异之处，并对此进行分析评价。那么，这样的分析评价就离不开一个标准。如果仅仅用西学标准来衡量中国传统文化，那将有失公允，也不利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但是寻找一种客观的、公正的、具有普遍价值的标准来衡量，却又是不现实的事情，因为这样的标准很难真正存在。因此，本书所用的比较方法，是将中西方思想互为标准进行比较。通过这种互为标准的比较，可以公正清楚地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与弊端，从中汲取有益于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思想成分。

具体而言，本书选择将英国思想家亚当·斯密的伦理思想作为颜李学派伦理思想比较的对象，原因有三。

其一，时间。亚当·斯密活跃的年代和颜李学派活跃的年代非常接近，其理论生成的历史背景也极其相似。颜李学派伦理思想形成于明末清初，正是中国传统文明与西方文明走上不同发展道路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却尚未成熟的关键时期。而此时欧洲正处于封建社会的瓦解阶段，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萌芽并急速发展。所以说，二者都处于大变革的历史时期。

其二，内容。颜李学派与亚当·斯密伦理思想都旨在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前者著有《四存编》和《平书订》，后者著有《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颜李学派提出“经世致用”，斯密提出“富国裕民”，皆为各自建立理想社会的目标。他们在人性、个人利益及个人行为调节方式这三个方面都有着相似之处。第一，肯定了在人性中天生存在“善”的因素；第二，认为个人利益具有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第三，提出了调节个人行为的方法。这些都是他们建立理想社会的基础。而建立理想社会，无论高举的是“经世致用”还是“富国裕民”的旗帜，都包含了对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的要求。换言之，这要求在良好道德秩序下发展物质文明。因此，二者都论述了劳动的价值、商业的地位及制度的作用，实质上反映了个人、市场和国家三者在理想社会建构中的不同作用，为我们展开理论反思提供了基础。

其三，结局。颜李学派和斯密生活于相似的历史时期，其思想内容都围绕建立理想的社会展开，但两者的学术命运却极为不同：颜李学派兴盛一时，虽是当时实学思潮中最具革命精神的代表，却渐为清廷所搁置，直至清末民初才再次受到关注；而亚当·斯密的学术理论在英国、欧洲大陆甚至全球掀起热潮，持续至今。此后，英国和中国的国家命运也迥然不同：英国迅速进入了工业化时代，开始建立市场经济体系；中国国力逐渐衰落，直至沦为半殖民地。探寻这种相似理论遭遇迥异学术命运的缘由，可为中国现代社会提供有价值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