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经济学方法论的进展与批判

2.2.1 经济学方法论新进展

1.后现代主义

进入了20世纪70年代，经济飞速发展的后遗症出现了，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滞胀”，显然这些是西方正统经济学方法论无法解决的。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后现代主义，其主要代表人物是麦克罗斯基和温特劳布。其中，温特劳布区分了“大写字母的方法论与小写字母的方法论”。他在论述中指出，后者才是方法论话语，是众多经济学家们进行有关科学训练方式的讨论，并认为前者(Methodology)，即“大写的方法论”是不可能的。

同期的经济学者布鲁斯·考尔德韦尔在对麦克罗斯基的评价中提到“麦克罗斯基从修辞学的角度对经济学方法论进行了批判”。并且，麦克罗斯基认为,“经济学家其实并没有遵循自己的方法论规则”。

2.博弈论的方法论

随着对经济问题探讨的深入，经济学中又逐渐产生了博弈论的方法论。传统的经济学分析是以个人孤立的视角为出发点的，而博弈论则从另一个分析方法切入，“博弈论更加侧重于经济活动中多个利益主义所产生的相互作用和影响。这使得经济分析能够更加清晰地反映经济系统的本质”(Gul and Pesendorfer,2005)。博弈论的思想方法是，通过各参与者的理性合作，以及建立在参与者个人理性的基础上的方法，来揭开参与者与参与者之间的理性矛盾之谜。诸如经典的“囚徒困境”和“性别之争”，博弈论从个人行为的角度入手，将个人理性的决策放在整个集体理性的框架之内，深刻地探讨了通过参与者行为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合作、共谋，以及达到收益最大化的可行性。

同时，博弈论作为应用数学的一大分支，也是经济学数学化的一个重大成果。博弈论采用较为严谨的数学模型研究上述最优决策问题，是现代经济学中重要的分析工具。为博弈论奠定学科基础的经济学大师冯·诺依曼在他的著作《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中，推广了博弈论的参与者范围，正式地将博弈论应用于经济学领域。

3.行为经济学方法论

随着传统的经济学框架不断地遭受新理论的攻击，许多基本假设逐渐被推翻。传统经济学假设人是完全理性的，人们会根据使自己预期效用最大化的方法进行经济决策。传统经济学认为人是“理性的经济人”，而随着经济理论的不断完善和发展，部分经济学家发现，“人不是完全理性和自利的” (Caldwell,1984)。根据传统经济学的思维，人会利用手中的各种信息来做出合理的决策，但是事实并非如此。由于人类仅有有限的理性，因而会做出与传统经济学相悖的行为决策。基于以上问题的讨论，行为经济学这个经济学全新的分支就产生了。行为经济学的提出也动摇了以计量、宏观等为基础的传统经济学大楼。

行为经济学的奠基者是著名的经济学家丹尼尔·卡内曼。在前期，一些学者(Bruce,1994)发现，“期望效用理论存在很大的缺陷，尤其在新兴的金融领域中，人们的决策并不符合传统的预期效用理论”。同时，卡内曼等人发现，尤其在金融市场，人们在心里会有一个预期的参照系，在不确定条件下所做的决策，取决于实际结果和预期之间的差距。卡内曼对该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对期望效用理论进行了一系列的修正，并提出了预期效用理论(Kahneman and Tversky,1994)。期望效用理论不仅仅考虑了效用函数对人们风险态度的作用，还加入了价值函数和权数函数的作用因素。行为经济学成功地将心理因素引入了经济学分析，实现了学科的融合(Hands,2001)。

2.2.2 一般性批判

经济哲学方法论随着时代的发展、学者们思想的进步而不断前进，不断有新的思想加入经济哲学方法论中，但是至今也没有一个完美的方法可以研究所有的经济学现象。每个时代所提倡的方法论，都有一定的缺陷，经济学通过对这些缺陷的批判而进步。下面对现代普遍运用的方法论进行一般性批判。

1.对实证主义的评价

实证经济学方法论在经济学研究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甚至有学者认为实证方法是研究经济学的唯一科学方法。但是实证主义的方法论还是有一定的缺陷的。

实证主义方法论通过先进行假设，再进行实验验证的方法研究经济学，但是实证哲学过于重视“实证”。由于是先假设，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会忽略实际经济规律，特别是在实证哲学中引入数量方法后，容易造成数字至上的观念，导致与实际经济现象脱轨，造成“范式”危机(Wang Zaihua, 2009)。

实证哲学方法论的学者们大多从实证方法的功能性上开始研究，而忽略了研究该方法本身，也忽略了研究方法的根源和基础。

随着方法论的发展，数理经济学、博弈论等现代方法论逐渐成熟，这些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对实证经济学方法论进行了弥补，使得实证方法论的论证更加多元化，使得实证方法论之前过度重视数字的片面性有所转变。但是，从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本质来说，这个不足并没有改变，只是从表面上进行了转变。

此外，伴随着现代主流经济学家对数学模型和实证检验的热捧，过分依赖于数学工具这个现象引起了不少经济学家的反思和批判。由于过分集中于理论的建模而忽视了经验层面的研究，同时，热衷于计量的经济学学者们过分看重数据的统计分析而忽视了与理论的结合。

2.对证伪主义的评价

尽管在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中波普尔的思想有着很大的影响，仍然存在着反对者和批判者。

反对波普尔的证伪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以非主流经济学家为主，如激进经济学家、新凯恩斯主义者、制度主义者等。有学者总结了他们的观点(Barrotta，1996)：“那些反对者认为，现代经济学应该是理性的，而非可证伪的，他们大多不同意用以经验为依据的假说检验来构筑现代经济学，也不同意用经济学理论建立在预测的基础上。”

由于波普尔证伪主义标准过于严苛，经济学家很少真正运用波普尔的方法论。尤其在2008年经济危机后，有学者(Hardt，2010)审慎地思考了经济方法论的发展历程后指出，波普尔主义对经济学的结构要求过于严格，使得经济学很少有生存余地。

经济学家博兰也提出了证伪主义的局限性。他认为，波普尔所说的可证伪性只是科学研究和理性的逻辑条件。波普尔哲学的核心是理性，批判的理性主义只是一种手段，充其量只是批判的一个方面。

由此可见，该方法论在提出时受到了热捧，却在实际运用中遭到了批判和冷遇，西方的经济学方法论逐渐转向了以库恩和拉卡托斯为代表的历史主义。

3.对历史主义的评价

布鲁斯·考尔德韦尔曾在论文中指出，历史主义经济学方法论与前几个阶段的方法论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他解释道：非主流经济学向主流经济学提出挑战，也正是随着这些挑战，主流经济学也逐步进行了改进，如放松了学说的假设前提以迎合不断变更的经济社会。同时，也是由于在此前阶段的方法论中受到诸如历史、心理、制度等因素抑制，方法论的表现逐渐趋于合理化。

从理论发展和方法论的角度来看，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整体主义的趋势为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提供了广大的空间。正如“交易费用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的日益增大以及降低制度成本所带来的潜在经济收益,越来越被世人所认同”(傅耀，2003)，历史主义的经济学方法论也会随着经济学的发展不断地被认知、修正。对历史主义的批判主要是针对库恩的“学科共同体”思想和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

豪斯曼认为，虽然库恩的哲学方法论使得经济学方法论和其思想史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但是库恩的“学科共同体”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同时，由于经济学家们在应用科学研究纲领时遇到一系列的问题，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也受到了批判。由于经济学是社会科学，要求研究纲领能够因时而变，能够赋予更加复杂的方法。科学研究纲领中定义的不变的“硬核”使得该方法论太过狭窄(Backhouse，2006)。

4.对经济学方法论新发展的评价

新兴的经济学分支对以“理性经济人”为假设前提的传统经济学派发出了挑战，作为其中两个最为典型的新分支——博弈论和行为经济学，都对理性进行了全新的阐释。博弈论通过确定各个参与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来研究参与者如何决策以达到想要的均衡；而行为经济学将行为人的理性定义为有限的，并在当事人的决策过程中，加入了心理预期的因素(于全辉，2006)。无论是博弈论，还是行为经济学，都从侧面反映了经济学的科学性。然而，二者虽然部分打破了传统经济学的局限，但其自身也存在着矛盾和局限性。

博弈论的基础假设是“完全理性”，它要求参与者在不断相互作用的博弈过程中具有完美的判断和预测能力，同时也要求参与者之间充分信任对方的理性。很显然，这并不符合实际。事实上，当参与者在面对错综复杂的决策问题时，常常会出现差错。

行为经济学考虑了行为人的心理因素，因而其方法论的可行性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于心理学等社会学科的可靠性。其次，由于传统经济学中的假设，我们可以认为理性的人都是一样的；而在行为经济学中，我们假定人的理性是有限的，非理性人的行为是互不相同的，无法对其决策方法进行实证检验。这些局限性决定了行为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将面临很大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