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 当事人享有获得救济的权利

本次调查中，检察官卷A30题、警察卷A17题、律师卷A20题和A39题分别从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和申诉障碍两个角度，考察我国当事人享有的获得救济权利的实现情况。

2.5.1 申请变更强制措施问题

2.5.1.1 申请变更强制措施被批准可能性的认知差异

● 检察官卷A30.犯罪嫌疑人被逮捕后，如果符合法律规定，申请变更强制措施被批准的可能性有多大？【单选】/A3001

● 警察卷A17.犯罪嫌疑人被逮捕后，如果符合法律规定，申请变更强制措施被批准的可能性有多大？【单选】/A1701

● 律师卷A20.在您所在的地区，当犯罪嫌疑人被逮捕以后，在符合法律规定的前提下，他申请变更强制措施被批准的可能性有多大？【单选】/A2001

律师卷A20题、检察官卷A30题及警察卷A17题，均对申请变更强制措施被批准可能性的认知进行考察，体现当事人获得救济权利的实现可能性。为了解律师、检察官、警察这三类受访群体对申请变更强制措施被批准可能性问题的认知情况，我们首先剔除所有“拒答”问卷，再对剩下的问卷样本依据受访群体进行区分，得到表2—74和图2—53：

表2—74律师、检察官、警察对申请变更强制措施被批准可能性的认知差异表

图2—53 律师、检察官、警察对申请变更强制措施被批准可能性的认知差异图

从以上图表可以发现，在申请变更强制措施被批准的可能性问题上，律师与检察官、警察的认知存在明显的分歧。有超过七成的检察官和警察受访者认为，犯罪嫌疑人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得到批准的可能性较高；但是，对该问题持相同观点的律师，在受访者中只占五成左右。

2.5.1.2 申请变更强制措施被批准的可能性认知与检察官形象认知的内在联系

A44.您对自己所在地区检察官整体形象如何评分？【单选】/A4401

90分以上…………1

50—70分…………3

71—90分…………2

50分以下…………4

A20.在您所在的地区，当犯罪嫌疑人被逮捕以后，在符合法律规定的前提下，他申请变更强制措施被批准的可能性有多大？【单选】/A2001

对律师卷A20题所获调查数据进行频数分析(表2—75)，可得到图2—54：

表2—75律师对犯罪嫌疑人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得到批准可能性的认知频数分布表

图2—54 律师对犯罪嫌疑人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得到批准可能性的认知频数分布图

符合条件的犯罪嫌疑人提出变更强制措施的申请被批准的可能性，是考察当事人享有的获得救济权利的现状的重要指标。从律师的角度来说，如果犯罪嫌疑人符合条件，其提出变更强制措施的申请被批准的可能性大，当事人享有的获得救济的权利能够得到保障，可能有利于提升检察官的整体形象。因此，课题组提出假设：如果犯罪嫌疑人提出的变更强制措施的申请被批准的可能性大，则有助于提升律师视野中的检察官整体形象。为证明这一假设，我们对律师卷A20题和A44题进行相关性分析和交叉分析。

首先，通过对两组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考察两组数据间的Spearman相关系数，可得到表2—76:

表2—76检察官的形象认知和申请变更措施得到批准可能性认知之间相关分析表

*.N为样本数。

** . 相关性在0.01层上显著(双尾)。

从表2—76中可知，Spearman相关系数为0.256，表示两题之间具有正相关性；同时双尾显著性为0.000，表示该结果在0.01水平上显著，即表示其判断犯弃真型错误率小于1%，结果准确。

为直观而深入地探寻两题之间可能存在的深层次联系，我们对两题进行交叉分析：首先将“拒答”的问卷全部剔除，再对剩下的问卷样本以对检察官形象的评分情况作为区分条件，分析对检察官形象评价不同的受访者在申请变更强制措施被批准可能性问题的认知上具有的分布特性，得到表2—77：

表2—77检察官的形象认知和申请变更措施得到批准可能性认知之间交叉分析表

以犯罪嫌疑人申请强制变更措施被批准可能性的认知情况为纵轴，以律师对检察官整体形象的评分情况为横轴，可得到图2—55。

图2—55 检察官的形象认知和申请变更措施得到批准可能性认知之间交叉分析图

数据挖掘分析：

1.评分在“90分以上”的受访者中，认为犯罪嫌疑人提出变更强制措施的申请可能(包括有可能和非常可能)被批准的百分比为77.8%，占比最高；

2.评分在“71—90分”的受访者中，认为犯罪嫌疑人提出变更强制措施的申请可能(包括有可能和非常可能)被批准的百分比为58.7%；

3.评分在“50—70分”的受访者中，认为犯罪嫌疑人提出变更强制措施的申请可能(包括有可能和非常可能)被批准的百分比为45%；

4.评分在“50分以下”的受访者中，认为犯罪嫌疑人提出变更强制措施的申请可能(包括有可能和非常可能)被批准的百分比为26.9%，占比最低。

数据说明，律师卷A20题和A44题之间，即检察官的整体形象认知与申请变更强制措施被批准可能性的认知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具体来说，对检察官评价越高的受访者，越倾向于认为犯罪嫌疑人提出的变更强制措施的申请可能被批准。这意味着，从律师的角度来看，当事人获得救济权利的实现情况，与检察官形象之间具有一定的关联。因此，为进一步加强检察官群体的形象建设，检察系统可以从依法批准变更强制措施的申请入手，对当事人获得救济的权利予以保障。

2.5.2 申诉问题

A45.您对自己所在地区法官整体形象如何评分？【单选】/A4501

90分以上…………1

50—70分…………3

71—90分…………2

50分以下…………4

A39.在您所在地区，当事人到上级法院申诉，是否会遇到不合法或不合理的障碍？【单选】/A3901

对律师卷A39题所获调查数据进行频数分析(表2—78)，可得图2—56：

表2—78律师对当事人申诉遇到不合理障碍可能性的认知频数分布表

图2—56 律师对当事人申诉遇到不合理障碍可能性的认知频数分布图

对律师受访者而言，当事人到上级法院申诉时遇到不合理或不合法障碍的可能性较高。由图2—56可知，超过七成的律师受访者认为这一现象“经常会”、“有时会”出现，认为这一现象“完全不会”出现的正面观点持有者仅占全体律师样本的0.7%。该问题可能与律师眼中的法官整体形象相关。因此，课题组提出假设：如果当事人到上级法院申诉时不会遇到不合理或者不合法的障碍，则有助于提升律师视野中的法官整体形象。为证明这一假设，我们对律师卷A39题与A45题进行相关性分析和交叉分析。

首先，通过对两组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考察两组数据间的Spearman相关系数可得到表2—79：

表2—79法官形象认知和当事人申诉遇到障碍可能性认知之间相关分析表

*.N为样本数。

** . 相关性在0.01层上显著(双尾)。

从表2—79可知，Spearman相关系数为-0.342，表示两题之间具有负相关性；同时双尾显著性为0.000，表示该结果在0.01水平上显著，即表示其判断犯弃真型错误率小于1%，结果准确。

为直观而深入地探寻两题之间可能存在的深层次联系，我们对两题进行交叉分析：首先将“拒答”的问卷全部剔除，再对剩下的问卷样本以律师对法官整体形象的评分情况作为区分条件，分析对法官形象评价不同的受访者在法院是否会对提出申诉的当事人设置不合理或不合法障碍问题上的认知分布特性，得到表2—80：

表2—80法官形象认知和当事人申诉遇到障碍可能性认知之间交叉分析表

续前表

以律师对法官整体形象的评分情况为横轴，以当事人申诉遇到不合理或不合法障碍可能性的认知情况为纵轴，可得到图2—57：

图2—57 法官形象认知和当事人申诉遇到障碍可能性认知之间交叉分析图

数据挖掘分析：

1.评分在“90分以上”的受访者中，认为当事人申诉经常会遇到不合理或不合法障碍的百分比为1.5%，占比最低；

2.评分在“71—90分”的受访者中，认为当事人申诉经常会遇到不合理或不合法障碍的百分比为6.6%；

3.评分在“50—70分”的受访者中，认为当事人申诉经常会遇到不合理或不合法障碍的百分比为17.3%；

4.评分在“50分以下”的受访者中，认为当事人申诉经常会遇到不合理或不合法障碍的百分比为56.3%，占比最高。

数据表明，律师卷A39题与A45题之间，即当事人申诉遇到不合理或不合法障碍可能性的认知与法官整体形象认知之间具有一定的关联。具体来说，对法官评价越低的受访者，越倾向于认为当事人申诉会遇到不合理或不合法的障碍。这意味着，从律师的角度来说，当事人获得救济权利的实现情况，与法官形象之间具有一定的关联。因此，为进一步加强法官群体的形象建设，法院系统可以从清理当事人申诉可能遇到的不合理或不合法的障碍入手，对当事人获得救济的权利予以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