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优化与选择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欧美发达国家意识到制造业对于推动技术进步、拉动就业的重要性，纷纷实施“再工业化”战略，欧美制造业越来越多地从海外生产基地搬回本土。波士顿咨询集团2011年的调查报告显示，总部在美国、收入过100亿美元的跨国公司，48%愿意“回流”美国。与此同时，伴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及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中国制造业的低成本优势不断削弱，一些低端行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以出口或代工为主的中小制造企业，纷纷向越南、缅甸、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劳动力和资源等更低廉的国家转移。比如，耐克、阿迪达斯等一批跨国公司正将生产基地向东南亚地区转移，究其原因，就是这些国家工人的薪资远低于中国。有数据显示，2005年至2010年，中国工人工资涨幅达69%，而越南的生产成本则比中国低15%—30%。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产业面临着“双向转移”的压力。在这种情景下，中国产业要么升级，要么被挤出。

目前，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外汇储备，同时也拥有庞大的制造业产能。在国家实施“一带一路”构想的背景下，通过制定正确的国际产能合作战略，优化国际产能合作主体、产业及区域，不但可为消化产能找出有效路径，而且能给巨额外汇储备找到理想的投资目标，同时还能为推动“中国制造”走向国际、占据产业链上游并提升国际竞争力提供很好的思路。

（一）主体优化选择

1.完善国有企业经营机制

第一，加快股份制改革以淡化国企政府背景。

对于企业国有制度，市场发达国家往往比较排斥。而我国国有企业大都具有深厚的政府背景，在开展跨国并购与经营时，很容易被认为带有官方意图，是政府扶持和补贴的产物，而非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平竞争行为，甚至认为并购成功之后，相关产业和市场就会受到中国政府的影响与控制。因此，中国国有企业的政府背景，不但会给东道国政府与企业带来不安甚至使之产生排斥情绪，而且还会由此给国有企业跨国经营带来“意识形态”风险。然而，国有企业是服务国家战略及优势产业“走出去”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如何继续鼓励国有企业“走出去”，并减少国企跨国经营的障碍，是推动国际产能合作所应解决的重要课题。可采取的措施，就是通过股份制改革尽可能淡化国企跨国投资和并购的政府背景。通过大力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国企改革重组，支持引导国企与外资企业之间相互持股、联合重组，不仅可以减弱政府对企业经营决策的影响并淡化国有资本的政府色彩，而且可以推进国企股权的多元化改造并提高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

第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以提升国企的国际竞争力。

虽然经历了多年的改革，但国有企业至今尚未真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而缺乏现代企业制度，就意味着缺乏现代企业所应具备的投资决策、执行和监督的公司治理机制，如此也就很难保证企业决策的科学性和稳健性。一个典型的问题就是，因国有产权所有者缺位问题致使对海外投资的约束和监管不力，造成经营决策的盲目性和随意性，甚至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另外，国有企业承担一定的政府职能与社会责任，也会导致对外直接投资决策机制的扭曲，进而影响国有企业开展跨国经营的竞争力与经营绩效。而要想提升国有企业跨国经营的竞争力，就必须通过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健全企业内部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在制度层面提升国企的所有权优势。

2.加大对民营企业的扶持力度

由于国企、央企能够较好地贯彻政府宏观政策的意图，因此，相对民营企业而言，也就在政策上获得了绝对多数的扶持。特别是金融制度上的歧视性安排，在客观上造成了民营企业的融资困难，进而阻碍了民营企业开展跨国投资与经营。加之国企大都实力雄厚，在开展跨国经营与投资过程中，国企具有先天的政策优势与强势地位，从而导致了在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结构上不平衡，即国有企业占过高比重。然而，由于国企自身经营机制问题及东道国对国企跨国并购的排斥态度，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结构的失衡已经日益影响对外直接投资与跨国经营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毋庸置疑，民营经济是未来跨国经营与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驱动力。因为，无论从经营机制、治理结构看，还是从对市场环境的应变能力看，民营企业都具有开展跨国经营的独特优势。同时，根据日本与中国台湾地区的经验，在大的跨国公司跨国投资成功后，需要民营企业及中小企业通过“跨国跟随”策略，依附大企业“走出去”并为跨国公司提供稳定的供应链，以利于大企业的共生共存。因此，无论是从我国的经济发展来看，还是从国际产能合作的长远大局来看，必须从制度上减少对民营经济的歧视和不公，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大力扶持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开展国际投资，促使对外投资与跨国经营主体结构均衡化。

（二）区域优化选择

1.资源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根据日本产业国际转移经验，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本国处于或趋于比较劣势的产业依次进行。现阶段，日本产业国际转移模式，对我国开展国际产能合作与消化产能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因为，相对本国或发达国家产业来说，我国的边际产业虽然处于相对劣势，但在发展中国家却有可能具有比较优势。比如，我国企业的许多适用技术、中等技术，虽然在发达国家不具备优势，但相对发展中国家仍具优势。因此，我国应该选择在国际分工中处于更低阶梯的发展中国家，作为中国资源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重点区域，通过将资源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转移消化产能实现资源合作、合理避税等目标。

第一，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东南亚、非洲、南美、东欧等地转移。

随着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我国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日趋恶化。这些产业对我们来说可能是劣势产业，但对周边国家及一些发展中国家来说，则是优势产业。许多国家除了要我们扩大对它们的进口外，普遍期望我们去投资兴业。现阶段，我们应以“边际生产成本”为原则，转移那些边际生产成本不断上升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这些产业转移的最佳区位应该是东南亚、非洲、南美、东欧等发展中国家。

首先，东盟各国和中国比较接近，正处于经济发展期，运输成本较低，对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及城市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有较大需求。同时，随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形成，货物、人力及技术的流动障碍日益减少，对产业转移非常有利。

其次，部分非洲、南美、东欧国家和地区也面临着发展经济、资金短缺和国内就业等方面的困难。我国“边际产业”起步相对较早、规模较大、技术较好、成本较低，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这些地区转移，不仅有利于解决这些地区的需求和就业问题，促进东道国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升级，而且能实现我国产业的外部延伸，增强产业竞争优势并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

第二，资源型产业向丝绸之路经济带转移。

丝绸之路经济带地域辽阔，矿产、能源等自然资源富集，通过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进行产能合作，能够构建外部战略资源、能源的稳定供给体系。

首先，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全球油气资源探明储量最富集的地区，其中，中东是世界石油宝库，而俄罗斯、中亚与北非的油气资源极为丰富。另外，经济带油气主产区与主要消费区空间不匹配，中东、俄罗斯、北非、中亚是主要的油气产区，但自身消费能力有限，油气资源下游深加工技术能力较差；而欧洲、中国、南亚、东南亚是主要的消费区，自有产量不足，但油气资源深加工能力较强。因此，油气资源主产区和消费区优势互补，合作潜力大。

其次，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全球有色金属矿产的主产区和消费区，铁矿、铜矿、铝土矿主产区和消费区空间不匹配，经济带内国家之间金属矿产贸易互补性强。

最后，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全球最重要的煤炭开采和消费区，经济带内贸易需求空间广阔。

2.优势产业向欧美发达国家扩散

对于中国优势产业如何开展国际产能合作，雷蒙德·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和美国产业国际转移模式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中国优势产业开展国际产能合作，更适合选择在国际分工中处于更高阶梯的欧美发达国家进行，通过优势产业向欧美发达国家扩散，可以实现优势产业在发达国家的合理布局，获得技术、品牌、销售网络，达到规避关税壁垒的目的。

第一，优势产业向欧美发达国家扩散，可以获得国际知名品牌和技术。

全球著名品牌大都集中在欧美发达国家，它们不仅是行业的主导者，而且掌握着产业的核心技术，这些都是我国进行产业升级所急需的。近十年来，欧美国家的优质资产逐渐成为中国企业的收购目标。

首先，通过品牌投资，企业能够利用较少的资金和技术投入获取一个较高的起点，特别适用于急于进入国际市场的生产型企业。利用品牌投资模式可以成功进入欧美市场并树立自己的知名品牌，达到世界一流水平。比如，2008年雅戈尔集团并购美国服装行业位居前五名的上市公司KELLWOOD旗下的男装核心部门——香港新马集。于是，久困于国际产业链低端的中国服装行业在国际化进程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类似的案例还有浙江诺亚纺织并购意大利爱慕帝威MDV、南山纺织服饰并购意大利服装品牌DELLMA、TCL集团收购德国施耐德电子、吉利控股集团收购沃尔沃等。

其次，技术获取型的投资可以直接进入发达国家技术发明的中心地带，学习掌握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跨国投资经营的企业在前期成长的过程中，大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技术和研发实力，但许多企业仍然缺乏核心技术，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相比，其技术水平以及核心竞争能力还相距甚远。通过在发达国家设立企业或参与当地高新技术企业股权投资等方式，可以借助技术溢出效应获取先进的技术，提升自己跨国经营的比较优势。

第二，优势产业向欧美发达国家扩散，可以获得全球销售网络。

欧洲是工业革命的发祥地，美国高科技全球领先，如果不赴欧美投资实业，扩大中国企业的海外资产，就不能为中国企业国际化和技术升级积累要素，中国品牌走向世界就无法实现。目前，我国大部分优势产业在发达国家投资都是以开拓市场为目的的。从投资环境看，欧盟是目前中国优势产业走出去的最佳区域。与美国和澳大利亚相比，欧盟不但拥有先进的技术、熟练的劳动力，而且法律环境透明度较高，投资环境相对稳定，中国公司在此投资经营很少遇到审批障碍。相反，在美国和澳大利亚投资时，却常常遭遇以影响国家安全为由的阻碍。数据显示，2013年年末，中国对欧盟的直接投资存量为401亿美元；而对美国的直接投资存量为219亿美元，仅为欧盟的54.6%；对澳大利亚的直接投资存量为174.5亿美元，仅为欧盟的43.5%（如图2—11所示）。

图2—11 2013年中国对欧美等经济体的投资情况

资料来源：《2013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第三，优势产业向欧美发达国家扩散，可以有效规避贸易壁垒。

为保护本国的民族工业，各国通常采用高额关税、低进口配额、进口管制等贸易保护主义手段。遭遇贸易壁垒的企业，其原有外销市场就会受到威胁，企业的产品，要么在价格竞争中失利，要么难以进入这个市场。

面对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产品，许多国家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或者以反倾销和环保为由限制中国产品进口。近十几年来，中国已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甚至连续7年成为全球遭受反补贴调查数量排行第一的国家。比如，自2011年美国首次对我国光伏产品提出“双反”以来，中国光伏产业在全球范围内就频遭“双反”调查。2015年7月，美国商务部正式公布对华光伏产品“双反案”第一次行政复审终判结果，并大幅调高对中国多晶硅太阳能电池的双反税率。在反倾销税方面，中国强制应诉企业的税率为0.79%和33.08%，其他涉案企业的税率为238.95%；在反补贴税方面，中国强制应诉企业的补贴税率为15.43%和23.28%，其他涉案企业的税率为20.94%。据能源行业分析机构EnergyTrend分析，此判决可能对中国组件出口美国造成立即性的阻碍。

为了应对来自贸易壁垒的挑战，国内企业可以通过委外加工、国外办厂等方式在海外进行产业布局。比如，澳大利亚就是我国光伏产能转移的理想区域。由于澳大利亚没有光伏生产企业，因而不会面临与澳大利亚本土企业的竞争，也不会产生类似欧美“双反”的贸易摩擦。

（三）产业优化选择

1.优先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未来经济持续增长的先导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对国民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转换具有决定性的促进、导向作用，它不仅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和引导科技进步的能力，而且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命脉和产业安全。

当前，第五次技术革命正处于从导入期向拓展期转折的关键期。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要以体制改革为主线，以抢占战略性新兴主导产业制高点为重点，以提升重点产业技术竞争力为目标，紧抓全球产业技术革命由导入期到拓展期转折的战略机遇，以“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及国际产能合作为契机，按照国家科技发展的总体要求及《中国制造2025》行动纲领的指引，制定并实施全球创新资源配置和全球产业链整合战略，积极开展创新型企业试点工作，加快新型产学研机制形成，优化科技资源配置，加强企业研发机构和产业化基地建设，完善技术创新的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努力抢占产业高端，提升重点产业信息化水平，培育一批具有较强技术竞争力的企业，形成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创新成果产业化步伐不断加快、重点产业科技含量和集约度不断提高的产业发展新局面，为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提供支撑。

2.协调指导传统产业转型与升级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升级产业结构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时期。从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来看，原有高耗能、高污染的增长模式必须抛弃，过度依赖进口资源、能源的状况也必须得到转变。然而，从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态势及产业科技发展的水平来看，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资源、能源将仍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需求，能源、原材料等领域依然是海外投资的重点。因此，在制定与实施国际产能合作与国家海外投资战略时，必须要协调传统高能耗产业发展和国内产业升级之间的关系。

首先，应改善能源获取的结构，注重提升海外资源开发的品质。比如，对天然气的获取，应优先于对石油煤炭的开采；对高品质、低污染能源的开发，应优先于对高污染、低使用率的能源的获取。

其次，应鼓励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向邻近国家、资源国家、交通便利国家转移。通过海外开发能源、海外设厂制造生产等方式，将失去或正在失去优势的产业转移到具有相对优势的国家和地区。这样不仅可以延续资源能源类产业的生命力，而且可为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产业的升级换代、新兴技术产业的发展提供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