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当前的疑问

以下的五个“为什么”大概可以刺激我们追求对当代国际关系的新认识。

（1）为什么而今大国之间基本不存在发生战争的危险，和平变得明显可以预期？在19和20世纪，大国间的战争是经常的危险，也是国际关系学者的主要研究对象。关于“世界和平机遇期”的判断曾经构成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重要动力。20世纪70年代末美苏之间还在竞赛核武库数量，中国官方的准确判断属于“杰出”之类。而今，和平预期已经是常识，主要国家之间的战争越来越难以想象了。最直观、简单的解释是：核国家之间的战争无法产生赢家，而预期打不赢的战争就很难打起来。印度和巴基斯坦有深刻的利益矛盾，全面战争不仅是危险而且曾是现实。双方拥有了核武器后，两国却再也打不起来。也因为如此，在有局部战争危险的地区制止核扩散非常难。在半个世纪里，核国家的数量翻了一番，据说还可能扩散到非主权国家的军事组织手里。然而，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怀疑核武器是持续和平唯一重要的原因。

（2）为什么而今“军事优势”的作用明显下降？在19和20世纪，弱肉强食的“强”主要体现为强大的军力。蒙古落后，但可以凭借优势的军事力量建立世界范围的帝国。日耳曼人对罗马帝国，满洲人对明朝，均不脱此“规律”。然而，苏联在20世纪末期的崩溃，至少部分地被归结为追求军事优势拖垮了经济。在21世纪初，美国拥有空前的、绝对的军事优势，却被视为相对衰落中的霸权国家。而中国军力迄今依然属于防卫性质，谈不上先进，却被视为“崛起”中的新超级大国。美国确实在东亚不断寻找机会，甚至制造机会，来加强与韩国、日本、东盟的“安全合作”，但中国在东亚影响的提升并非来自军事行动。用军事行动来“遏制”中国，如同拳打柳絮一样徒劳。美国军工利益集团不断吓唬自己的人民，为美国寻找敌人。但中国若坚持走自己成功的路，不被牵着鼻子走，那么乔治·华盛顿号在周边的“演习”就成了“演戏”。防卫威慑力量可以“不对称”，可以“足够”，可以如核武器一样廉价和“有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挟强大的军事技术优势不断在世界各地打仗，不断赢得战役，却未曾打赢过战争。两场“反恐”战争“越反越恐”，军事实力如日中天之际再次遭遇越战式失败。为何美国依然动辄派航空母舰去耀武扬威，甚至傲慢到用1000万美元一颗的导弹去打100美元一个的帐篷？最简单直观的解释是美国深陷19和20世纪的传统思维模式，或也可归结为制度缺陷催生了庞大的军工利益集团。然而，为什么军事优势在19和20世纪可以轻易转换成全面优势，在21世纪却不灵了？

（3）为什么而今大国之间很难彼此定义对方为（全方位的）“敌国”？为什么（为“安全”而进行的）传统结盟活动正在丧失吸引力？定义“敌我友”是结盟政治的前提，通过多边的安全结盟在所有领域都削弱对方曾经是19和20世纪的惯例。在19和20世纪，对付法国、德国、苏联，曾经是结盟的主要理由。在21世纪，因为很难把另一个强大的国家或区域国家集团定义为全方位的“敌方”，具有传统军事安全性质的结盟已不复是大国日常国际活动的主要目标。传统的“同盟”被形形色色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所取代。“华约”没了，“北约”依然存在，却全无确切的敌国对象，淡出了新闻关注。日本、韩国与美国结成对付中国的安全同盟，但两国与中国经济联系的密切程度却远胜于同美国的经济联系。东盟最初起源于美国领导的对抗中国的准军事同盟，而今却是个区域经济合作组织，还吸纳了印支三国和缅甸。若不从“势力均衡”角度看待东盟十国探索10+X伙伴关系，那么“X”数量增多，意味着合作关系的拓展，而非对中国区域地位的威胁。若中国感到马六甲海峡的石油运输通道遭到美国威胁，那陆上输油管道明显更不安全，甚至连“恐怖分子”都有能力切断这能源通道了。问题是，美国有什么利益要阻止中国的石油供应，断绝自己的商品供应，并与中国打一场全面战争？为什么大家对（安全）结盟逐渐丧失了兴趣？为什么结盟政治在衰落？为什么中国的快速崛起并未导致中国被视为美国和西方的明显敌国？我们固然可以简单地判定，美国一国超强，没有哪个国家敢于结成同盟全面对抗美国。但也可以说，结盟阻止不了其他国家的生存壮大，没有对抗的必要。然而，为什么明显的敌国不复存在？为什么结盟无法阻止其他国家的生存壮大？

（4）为什么而今的“大战略”（即以地缘考量为出发点，综合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要素的中长期全球战略）丧失了魅力？在19和20世纪，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出色战略家层出不穷。今天也有国际政治学者渴望成为“未出茅庐，先知天下三分”式的大战略设计者。但是，受各国国内政治变幻的影响，21世纪的世界变动不居，今天的战略计划明天就过时，难以设计有实际操作意义的全球战略规划。仅在21世纪的头十年，国际政治舞台上的“焦点问题”至少变幻了四次，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打击恐怖主义、金融风暴、气候变迁，还不包括新世纪伊始关于“美利坚帝国”的喧嚣和稍后关于“中国崛起”的热议。美国爆发金融危机，触发了全球慌乱的应对措施。议题突然冒出，突然消失，毫无章法线索。所有的这些“不确定”，使形形色色的国际组织倍感尴尬，而且穷于应付。什么导致了这种不确定性？最简单直观的原因是国内事务的不确定性。金融危机是美国导致的。中国的崛起是中国导致的。2003年中国的GDP还只是美国GDP的1/8，而6年后的2009年就变成1/3还略多。欧元似乎坚挺，却因为希腊债务危机而凸显脆弱。一场墨西哥湾的漏油事故几乎让英国经济的象征BP公司趴下。国内事务变得异常不确定。国内政治不确定性导致的国际政治焦点的不确定性成了我们时代国际关系的基本特征。如何应对“不确定”，操作相互矛盾的军事、政治、社会、经济、文化“战略”是“国际战略家”们面临的一道新难题。美国是“大战略”的教学圣地，但美国的战略家们别说“中长期”，就连提前数年也不可能策划出“大战略”，以应对层出不穷的新“焦点”。为什么当今的国际关系变得如此深受国内政治影响，如此难以预见，如此不确定？

（5）为什么大型的欠发达国家突然获得了“发展”的良机？今天的发达国家，都是在19世纪“发达”起来的。在20世纪，有发达国家堕入欠发达国家行列的现象，很少有欠发达国家升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先例。自二战后的半个世纪里，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差距没有缩小，而是一直在拉大。但在21世纪，似乎欠发达国家中的大国获得了长足发展的机遇，穷国与富国差距第一次出现了缩小的趋势。新兴工业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比例大幅上升至近半，而且债务占GDP的比例平均才40%，发达国家则接近100%，新兴工业国从债权国变为债务国。不仅拉美的墨西哥和巴西，甚至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也获得了漂亮的成绩单，东部和南部亚洲更出现了取代大西洋成为世界经济重心的前景。相形之下，“西方”和日本则陷入停滞。为什么出现了这种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不相符合的新现象？最简单的解释是：在“第三次民主化浪潮”退潮之后，西方列强对欠发达国家内政的肆意干预减少了，而且世界经济增加了一台新的发动机——中国。然而，若印度也成为世界经济的新发动机，我们关于国际政治动力的旧知识能不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