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世纪里的新逻辑

战争、武力、结盟和大战略趋于过时，机构性质的“国际体制”黔驴技穷，“不确定性”和“发展”成为新潮，“南方”获得了丰富的发展机会。如此，流行的“四大理论”还能提供关于现实的定义、有用的解释，以及未来行动的指南吗？按照国际关系的传统思路，我们可以直观、简单地回答上述看似偶然而且互不关联的问题。但联系起来看，这五个疑问彼此互为因果，展示着更深层次的新原因。

什么是导致这些疑问的深层次原因？一言以蔽之，“全球化”。学者们对“全球化”议论纷纷，却囿于自己熟知的逻辑，不愿让这个新现象挑战我们从19和20世纪经验中获得的理论认知系统。

“全球化”的定义并不复杂，无非是商品、人员、货币、教育、生活方式和思想的全球交流，是市场机制和交通、运输、通信等交流的技术手段扩散到一定程度的结果，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全球化的结果。因此，全球化在物质上表现为技术、商品和资本的全球化，在思想上表现为资本主义观念的全球化。

苏东剧变和庞大中国人口的加入，给全球化注入了决定性的催化剂，引发了“质变”。如此，全球化突然聚成真正席卷全球的大潮。在21世纪，哪怕国家庞大到如中国和美国的地步，也不可能再“自给自足”了。一个最终消费品的生产往往通过数次原料和配件贸易才能完成，所谓“中国制造”其实是“世界制造”。资本主义市场逻辑下的生产分工使跨国贸易呈几何级数飞速发展，庞大的世界贸易组织显出笨拙的本色，跟不上时代，各国之间开始自行签订“自由贸易协定”。

如此全球化，有人欢喜，有人发愁，有人仇恨。但不管是支持还是反对，没有哪个国家付得起隔绝于这个大潮的代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而今的“西方人”正在变成“反全球化”的主力军。“出来混，早晚是要还的。”数百年前从大西洋周边发动的全球化进攻或许会以大西洋势力抵抗全球化努力的失败而结束。

在全球化的21世纪，“国际焦点”飘忽不定。技术、商品、资本和资本主义思想像大洪水一样漫到世界的每个角落，在高低各异、坑坑洼洼的地球上，在不同地区形形色色的历史文化条件下，催生出截然不同的物质和精神结果，而且是完全不可预料的结果。这就是“国际焦点”不确定的原因。面对如此的“不确定”，我们当然感到需要一些确定性，需要机构化的“制度”。但“制度”与变化中的不确定性是悖论。

在全球化的21世纪，“不均衡”是常态。全球化不仅在金融贸易领域，而且在每个国家的国内事务中制造“不均衡”，在国际关系和全部世界事务中制造“不均衡”。传统认识里的均衡以及传统地缘意义上的均衡早晚都会被涌动的大潮所消解。在这个时代，不均衡是常态，均衡才是异数；转型是常态，平静才是异数。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寻求“全球均衡”的努力是徒劳的。流动的前提是“差异”，有差异才有流动，有流动就有势，有势就有“化”。全球化方兴未艾，势头正猛，与中国人口同样庞大的印度也势必被卷入，成为继中国之后的新动能。不把全人类在地球上的自由流动称为“基本人权”，全球化恐怕停不下来。

在全球化的21世纪，“敌我友”界限趋于模糊。相互“敌对”的国家为彼此提供资金、技术、产品、市场、教育基地，甚至武器。如此，在某一领域的对抗随即被另一领域的合作抵消，传统的结盟正在丧失功效。今日之“敌”，明日是“友”，而“亦敌亦友”的情形更为寻常。今天刚签完“战略伙伴”协议，明天就相互指摘，甚至以制裁相威胁。金融危机期间，中资机构大规模进入拉美，好像是突入了美国传统的“后院”，却也稳住了原料价格，刺激了经济繁荣，阻止了“赤化”蔓延，帮了美国一个大忙。不从“零和”的角度看世界，中国人追求“双赢”的调门唱得最高，到处孜孜追求视中国为“敌”的国家给自己当“战略伙伴”。虽然西方主导的世界舆论每天都充斥着对中国的批判，但价值中立的实用主义政策使得中国在世界上几乎没有敌国。

在全球化的21世纪，“国族”处于“人格分裂”状态。尽管“主权国家”之间并不“相互依存”，但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各个部门却相互纠缠在一起，撕扯着主权国家的内聚力。“国族”这个17世纪才出现的、貌似坚强的社会组织，在全世界都患上了“精神分裂”症。在国内层面上，不管怎么说，不管怎么做，都有很多人反对，说得好听点叫“多元化”。在国际层面上，政策左一步、右一步，进一步、退一步，说得好听点叫“风险对冲”。于是，中国的爱国主义者们一面指责西方用不值钱的纸币“蒙”走中国海量的商品，一面又指责西方压迫人民币升值。于是，美国的国际主义者们一面追求大中东地区“民主化”，一面又以“国家利益”为名联手中东最“专制”的国家，打压那个地区最“开化”的国家。

在全球化的21世纪，军事手段的作用显著下降。世界上的大多数麻烦起源于技术、商品、资本和资本主义思想的流动，不是军事实力兴衰导致的，也无法靠军事手段解决。因此，19和20世纪的“炮舰政策”走向没落，和平变成了普遍的预期。美国拥有超强的军事手段，却在伊拉克惨败，连阿富汗也搞不定。于是，对付航空母舰或者太空战的手段依然重要，军队依然是安全的终极保证，但诉诸战争手段来解决争端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可思议了。中国军队的主要任务是抵抗“万一”的军事冒险。在传统思维模式支配下，美国政府穷兵黩武，却坐视本国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经费不断萎缩，令人叹息。

在全球化的21世纪，孩子们在全球互联网的时代长大，对父辈认为重要的事情丧失了兴趣。他们不熟悉战争，也不关心战争，当然更不喜欢战争。他们的思想随着自己的国际经验而变幻莫测，他们不在意美国航空母舰去了哪里，他们为大学毕业后陷于失业的高概率忧心忡忡。他们学习五花八门的外国语言，在全世界寻求教育和就业机会。以往的“代沟”至少是十年，而现在三五年的年龄差距就形成“代沟”。“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他们中间，不知是谁，因为什么，就忽然踢爆一个各国政府都不得不全力处理的话题。

概言之，技术、资本、商品和资本主义思想的全球化撕扯着“国族”这个统一体，使之出现“人格分裂”，并导致结果高度不确定，导致国际焦点变幻莫测，导致“敌我友”壁垒的虚化，导致“大战略”的萧条，导致军事优势的作用下降，导致和平预期，导致“制度”无能为力，也导致大量“欠发达”国家成为“发展中”国家。正因为如此，中国古典的“天下观”而今变得饶有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