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共产党是维护中华全民利益的先锋队

中国共产党既不是苏式“立国为党”的“工人党”,也不是西方此起彼伏的“议会党”(party)——代表社会某部分利益的组织。中国共产党是“立党为国”的“国党”(state party),为全体中国人民服务,为中国利益服务。中共自称“共产党”有革命时代的历史原因,但也延续了中国传统的(儒门弟子)执政集团的信仰和追求,继承了传统执政集团的“民本主义”和“大同”理想。

“大一统”的中国为什么两千多年来都由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统一的执政集团来治理?

与欧洲分层的社会不同,中国传统农耕社会不是欧式分层的阶级社会,而是独立小农家庭的社会,是因缺乏“长子继承”及“富不过三代”而产生的“百姓平等”的社会,也一直是士农工商“四民分业”的多元社会。这个独立小农组成的平等社会好似一盘散沙。而今占注册企业90%以上的家庭企业直接脱胎于家庭小农,也是一盘散沙。

这个社会的基本组织形态是社区,由血缘社区和扩大的、虚拟的血缘社区组成,从紧密的小家到松散的、层层扩大的“家”,直至“国家”。迄今,血缘称谓仍覆盖我国所有社会关系称谓。在我国政治中,阶级和利益集团缺乏政治正当性,阶级斗争也缺乏政治正当性。

这个社会由单一执政集团治理。执政集团超脱于一盘散沙的小农,以德治国,以公正治国。《论语·颜渊》记载了孔子的铮铮铁语:“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在中国传统概念里,“党”(黨)由“尚”“黑”二字组成,“结党”必为“营私”,故有“君子不党”之说。“党争”是“大一统”的致命敌人。因此,中国传统政府不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也不声称仅“代表”某个社会阶级或阶层集团。中共在革命时期领导了全国的“统一战线”。

中国传统执政集团在理论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统一。理论上,执政集团信奉“民本主义”——政府之存在就是为“大家庭”全部成员的福祉服务,否则造反有理。政治上,执政集团以“视民如子”“治国如治家”为正统,历朝均称“以孝治天下”,即“以德治国”。孝义就是道德,但不是一般道德而是家庭逻辑生发的“伦理道德”。组织上,执政集团的成员经公开考选而来,原则上逢选必考,无功不拔。功绩考核导致执政集团内部的激烈竞争。因为中国东西南北差异极大,功绩竞争还意味着不同政策的竞争。中式绩效竞争比西方的集团权益竞争往往更激烈。

顺便指出,“原则”与“事实”需要分开。原则不等于事实。但有此原则与无此原则差异大矣,有原则才有评价事实的依据。若总是举历史事实去否定原则的存在,无论中外,世上就都不存在原则了。

既然治国如治家,中国传统执政集团的官员就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齐家”难于“治国”。能齐其小家,才有管理大家的公信力。家人借其公权谋私利,何能“子帅以正”?执政集团靠“责任感”及智慧和能力去平衡三对利益——部分与整体、眼下与将来、不变与变革。因此,与西方政府不同,中国传统执政集团不是靠“代表性”治国,而是靠“责任感”治国。

长生不老是迷信,长治久安是科学。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当执政集团的主要成员由俭入奢,不复信奉民本主义,丧失了伦理道德和责任感,自私自利、公器私用,就是改朝换代的契机。

与西方不同,我国的农民起义向来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而是贫富联手,以中产农民为主体,推翻腐朽执政集团的革命。“得民心者得天下”是个独特的中式规律,因为“民”不再分。西方的“改朝换代”则经常是“民”分裂和“阶级斗争”的结果。

改朝换代之后,又崛起同样的一个“以民为本”的执政集团。如此循环往复,“中华体制”延续了两千多年,生生不息,超越了朝代变换,超越了生产方式的升级变换,成为世界制度文明中的一支“异军”和“奇葩”。这是中国社会具体条件塑造的,是历史塑造的,是中华大地上生长出来的,不是谁的“顶层设计”设计出来的。

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华民族整体利益而奋斗的党,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实行“统一战线”,并与世界各政党平等交往,目标是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中华复兴,让世界列强“平等待我”。一颗大星领导着由“四星”组成的社会,类似2700年前就有的士农工商“四民分业”。

因此,中共不是某阶级的代表,不是西式“党”,而是中国传统执政集团的延续。中国共产党应是“中华大家庭”公正无私的“家长”及中华民族复兴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高举社会主义旗帜,以“天下大同”为理想。

在而今的先进国家中,阶级阵线日渐模糊,政党的“阶级代表性”都已被社会现实严重削弱了。由单一执政集团统领分散的、服务业主导的社会,并非“落后”的社会治理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