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国内“阶级斗争”的衰落和“世界政治”的崛起

在发达国家，随着无形产品生产占据主导地位，机器与劳动力竞争成本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由于不再代表“先进生产力”，作为“阶级”的产业工人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传统的“阶级斗争”也随之走向衰落。

在发达国家，在高中端服务业中，雇员与雇主一样都是在创造“知识”，社会地位的流动性比制造业时代大得多。中国在自耕农时代就有“富不过三代”的现象。在无形产品快速升级换代，知识所有权很难被保护和继承的条件下，“富不过三代”日渐普及，成为流行于整个世界的大趋势。由此，“社会利益”的诉求不复体现为以政党组织为基础的“阶级斗争”，而是指责“生活资料”意义上的贫富差距。“社会利益”强烈要求缩小贫富差距。如此，发达国家内部就兴起“阶级界限含混”的“99%运动”[1]。

在发达国家，对一流高等教育机会的争夺，对高端服务业岗位的争夺，跃升为“资本利益”与“社会利益”之争的主要领域。资本利益要求效率导向的“自由竞争”，而社会利益要求“结果平等”。生产资料所有权的核心是生产规模，是大规模标准化生产。而无形产品的所有权与技术等级密切相关，与受教育的程度和业内服务经验密切相关。高等教育的成本是第三产业的核心成本。欲分享技术升级换代带来的高额利润，受相关高等教育的机会变得至关重要，占据高端服务业的岗位也非常重要。

美国一流大学的Affirmative Action政策（照顾少数族裔的录取比例），美国公司招聘广告中自称EOP（equal opportunity，平等机会）雇主，都体现“资本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妥协。在欧洲，税收与政府提供的社会福利（特别是“人力资本投资”——免费的高等教育和专业培训）一起增长，甚至获得了保守党派的支持，挤压了工人党的政治空间。由于阶级阵线模糊，传统的“工会”和“工人党”走向衰落，以政党政治为核心的“阶级斗争”也随之衰落。

工业化也并未带来欠发达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兴旺。

欠发达国家内部的阶级斗争没有因制造业崛起而激化。发达国家在制造业时代曾经发生过激烈的国内阶级斗争，代表产业工人的政党由此勃兴。但在生产方式的大转折中，新兴工业国的厂主们并不“真正拥有”工厂；厂主和工人都只是“代工”者，是“复印机”。到底是“富士康”在“剥削”中国工人，还是“苹果”在“剥削”中国工人？而今工人与厂主的斗争显得有几分诡异：工人们见不到“真正的”资本家，遑论与之进行抗争。换言之，带有“世界政治”性质的工人斗争缺少聚焦点，斗争对象模糊不清，被“世界分工”冲淡了。与20世纪不同，而今的生产线可以轻易在“新兴工业国”之间跨国迁移。对各个新兴工业国的政府而言，“接轨”和“全球化”都是玫瑰色的。“自愿”与发达国家进行的国际合作，淡化了新兴工业国内部的“阶级斗争”，甚至鲜有类似发达国家的“工人党”诞生。出身工会的巴西总统卢拉，只能含糊地倾向“左翼”，不可能代表“工人阶级”。如同在制造业时代农民淡出了政治核心，而今代表落后生产力的、分散于各欠发达国家的产业工人，已经沦为“一袋马铃薯”[2]。

欠发达国家的高速“崛起”是21世纪初期的奇特现象，新兴工业国似乎拥有了“加入发达国家行列”的明显机会。在20世纪，我们只看到原来的第一世界国家堕入第三世界国家行列。除极少数“城市国家”，在20世纪没有任何大国加入发达国家行列。然而，一些欠发达的大国在21世纪骤然获得了新兴工业国地位。这地位究竟是“争取”而来，还是劳力、土地、环境的廉价“赋予”的，抑或是世界生产方式大转折“带来”的？

在21世纪，新兴工业国能加入发达国家行列？这个前途很不确定。生产方式大转折带来了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上的“阵痛”。然而，阵痛过后就可能是发达国家产值的迅速增加和制造业产值的急速下降。

（1）在第三产业占主导地位的时代，技术进步是跳跃性的，极为迅猛，新兴产业随时会淘汰旧产业。当人们认为互联网的潜力已经穷尽，却发现其潜力才刚刚显现。从固定互联，到移动互联，到移动物联，新技术正日新月异地改造和支配制造业及人类生活。

（2）发达国家强力推动新兴工业国开放服务业，并迫使它们保护发达国家拥有的知识产权。正所谓“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3）制成品的市场价值很可能以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下跌。平板电视和个人电脑已经向我们展示了这种可能。日本家电大公司如自由落体那样迅速衰落，令人深思。新兴工业国一方面要分别争夺第二产业向本国转移的机会，另一方面又要发展自己的第三产业。如此，多数新兴工业国难以利用生产方式的第二次大转折逃脱“核心与边缘”两分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3]。

俄罗斯是陷入发展制造业与服务业困境的突出案例。从苏联继承了发达的高等教育和科研体系，俄罗斯拥有大量知识型人才。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似乎是俄罗斯重归“第一世界”行列的希望。但上个世纪末的大崩溃把俄罗斯的制造业消灭殆尽，俄罗斯几乎没有实验室和工厂来实验和实现科技人才的设想。若“重新工业化”，则面临与中国的竞争，无异于走向落后甚至失败，但俄罗斯发展第三产业却需要“重新工业化”做支撑。于是，困境中的俄罗斯就长期在产业进化的门槛边徘徊。

南美洲则是另类典型。在欧美环保主义运动的强力渗透下，除犹豫不决的巴西以外，南美各国都在拒绝工业化，拒绝制造业，希望一步跨入第三产业。然而，高等教育相当落后和贫困人口几近半数的现实，让这种希望变得颇为渺茫。安第斯山中的印第安文明遗址非常有吸引力，但无力修建昂贵的基础设施，靠发展旅游业为生不过是“空中楼阁”。

对新兴工业国而言，关于第三产业的国际斗争将日趋激烈。如同制造业的“摇篮保护”，服务业的“摇篮保护”也至关重要。因为拥有强大的内部市场潜力，大国的开放与“城市国家”的开放颇为不同。对新兴工业大国而言，年轻服务业的“接轨”意味着由外资占领庞大市场，毁掉本国规模产业向上升级的希望。日本不是仅仅因为“开放”而跃入发达国家行列的。由于殖民地背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大概是世界上最“开放”的地区，但仅仅“开放”并不会给那些国家带来产业升级。非洲的多数国家还在为充足的食品供应而努力。

对第三产业的“摇篮保护”取决于“主权”的坚固程度。中国对本国生产的“外国奢侈品牌”产品征高额税收，意在鼓励本国的“创意产业”。然而，这会引发“外国奢侈品牌”的本国消费者的强烈抵制。没有百度，谷歌就一统天下；没有微博，脸谱就一统天下；没有强大的国有银行系统和资本项目的推迟开放，外资金融巨头早已一统天下。至于主权的坚固程度，就是国际政治斗争的结果了。

在第三产业时代，在全球化时代，欠发达国家内部的“买办”势力比第二产业时代强大得多。“买办”已经不仅是代表外资提供服务的从业者，而且还包括服务的消费者。中国的“外国奢侈品牌”消费者不会在意本国“创意产业”的利益。于是，在第三产业占主导地位的时代，传统的“国内阶级斗争”被“世界政治”取代了，被具有明显“国际性质”的国内矛盾取代了。第三产业从本质上就是超国界的，移动互联服务是这一轮全球化的主要动力。因此，关于发展第三产业的斗争在欠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政府之间进行，是“世界政治”，而且欠发达国家内部的矛盾也是“世界政治”的反映。

然而，比起第二产业占主导地位的时代，第三产业主导的时代生成更多“后发优势”的机会。比起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界定和保护，知识所有权的界定和保护要难得多，而且知识更新换代的频率也高得多。这就给了后发者较多机会。不过，占有这机会的门槛很高：既要求普及的、高质量的高等教育，还要求坚强的国家主权保护。若新兴工业国同时拥有服务业和制造业的便利，即便无法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也难以被抽血、役使。在第二产业刚刚勃兴的19世纪，德国、俄国、日本获得了“后发变先进”的机会。或许，在第三产业刚刚勃兴的21世纪，通过艰苦奋斗，个别后进大国也有获得加入发达国家行列的机会。

或许我们可以循着“国际主义者”们的思路探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前景：第三产业的性质天生是跨国的，会带来国家主权和政治疆界退化。因此，“世界”因服务业和制造业之间的分工而日趋“一体化”。循着这个思路，以国家疆界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会自然消亡。然而，欲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进行有效批判，“国际主义者”们需要先后克服两个巨大的政治障碍。（1）欠发达国家的公民获得去美、欧、日旅行的自由。（2）欠发达国家的公民获得在美、欧、日寻找工作岗位的自由。没有这两个自由，“一体化”和“主权的衰落”指的只是欠发达国家主权的衰落，指的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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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2011年8月，一位28岁的纽约青年在微博“tumblr”上喊出了“we are the 99%”的口号。他指出，99%的多数人，不应为聚敛了大量财富的1%的富豪造就的经济危机承受代价。通过互联网传播，“99%”成为席卷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占领运动”的标志性口号。“占领运动”始于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是加拿大一家反资本主义、反消费主义的网站adbusters.org（广告克星）发动的，属于“信息时代全球行动者网络”。在“占领运动”中，发达国家的青年们通过移动互联网发起集会，抗议跨国金融巨头和大公司操纵世界经济秩序造成的不平等。可参考原始网站http://wearethe99percent.tumblr.com。

[2] 马克思比喻小农的特点时说，他们“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77.）。马克思认为，农民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形成不了一个阶级，只能“被”官僚“代表”。

[3]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理论，又称“依附论”，产生于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主要讨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必然构筑一个“世界体系”，即欠发达国家组成“边缘”，依附于发达国家组成的“核心”。这种理论认为，世界资本主义的生命线即系于此种相对的“零和”或“附庸”关系，类似于“雇员”的收入增长不可能赶上“雇主”的收入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