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复朴殷植（1924年秋）

朴君大提学阁下：

朝鲜吾同宗之兄弟国也。每念箕子陈畴，吾道遂东，朝鲜二千余年尊孔子，信儒教，文学彬彬，才贤接踵，东方礼义之邦，侧仰久矣。近虽时事迁移，而好学敷教不绝。望风引领，甚愿竭所怀与诸君子一谈学焉。

夫孔子为儒教主，改旧制而作六经，配天地，本神明，育万物，本末精粗，六通四辟，无所不在，故为圣之时，要以人道为主。故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故穷则变，变则通；观其会通而行其典礼。故于《礼》陈夏、商、周之三统，于《春秋》有据乱、升平、太平之三世，一世之中，各有据乱、升平、太平之三世焉。故推而为九世、八十一世，以至于无穷。故《中庸》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背。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也。大哉孔子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所谓峻极于天，而为至圣不可测之神也。

孔子晚年乃作《春秋》。《春秋》经文万六千余字，然微言大义不在是也。今日传孔子之道，莫可信于孟子也。孟子者，传《春秋》者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矣。然今经文事迹，皆鲁史之稍有笔削者耳。《史记》、《汉书》诸名臣所引《春秋》，皆曰《春秋》之义，若《春秋》之义大有王；《春秋》之义大一统；《春秋》之义王者无碍；《春秋》之义丈夫无遂事；《春秋》之义丈夫出疆，有可以安国家定社稷者，专之可也；《春秋》之义以王父命拒父命，不以父命拒王父命。凡所引句百数条，皆称《春秋》之义，而不引《春秋》经文。则孔子窃取之义，似别有专书，而不在今传万六千字之经文，至明矣。孔子传之七十子后学，至汉董仲舒而集其成。董子正谊明道，为汉儒首，武帝信之，乃令天下“不在孔子之学、六艺之科勿进”。于是孔子之教传于天下后世，董子之功也。夫董子，学《公羊》之学也。《穀梁》与《公羊》虽文辞少有异同，而大义一致，故《公羊》、《穀梁》为《春秋》大义真传，尚有口授微言未及写出。后学师师相传，口口相授，至善学而写出之。今董子所传之《春秋》学，在其所著之《春秋繁露》，其书今犹在也。以董子之说，考之于何休之《公羊注》而同，考之于穀梁家刘向之《说苑》、《新序》、《列女传》而同，考之汉儒为作《史记》之司马迁、撰《法言》之扬雄、撰《论衡》之王充而同，考之两汉诸儒之经说，无不从同。当两汉时，传孔子之学者，于《诗》则有齐、鲁、韩三家；于《书》则有欧阳、大小夏侯三家；于《礼》则有《仪礼》、《礼记》传之大小戴、庆氏三家；于《易》则有施、孟、梁丘三家，传之京、焦；于《春秋》则有公、穀二家。立于天下学官，传于博士弟子，两汉人人诵说，道一风同，无有异义也。

及西汉之末，有助王莽篡位之国师刘歆者出，反其父刘向之学，乃始破乱孔子之经，乃始伪犯周公、抑孔子，辑晚周战国诸书而撰为《周礼》，托为周公所作；此刘歆之大本营也。孔子六经无奄人，而《周官》有奄人，于是十常侍亡汉，天策亡唐，魏忠贤亡明，李莲英、小德张亡清矣。《周礼》曰：惟皇后世子不会。于是帝后得纵欲矣，乱谬百出。后世以周公所作，信而从之。刘歆以孔子之义，莫重且明于《春秋》也，于是偷窃《国语》，改为《左传》，以攻《公》、《穀》。后人以《左传》事理详明，皆习读之，遂弃《公》、《穀》不学，而《公》、《穀》亡。于是孔子升平、太平之道灭绝而不传矣。夫《史记》两称《国语》，其《十二诸侯年表》理据《国语》为之，则是《国语》为十二国语，分国而非编年。今《国语》只有六国，寥寥残缺，考以《十二国诸侯年表》所录之事，皆无之。盖歆窃取为《左传》，改附《春秋》为编年，以其残者为今《国语》。然则伪《左传》非传孔子之《春秋》者，至明也。司马迁又曰：左丘失明，厥有《国语》。郑重言之。然则左丘明只一书而无二书。夫《左传》重而《国语》轻，若左丘明作有二书，则马迁应称“左丘失明，厥有《左传》”，不应云“厥有《国语》”，然则《左传》之为伪辑而不传《春秋》，而刘歆之破乱孔子《春秋》，至明矣。刘歆愿广证其学说，故于《诗》则伪作《毛诗》，而排齐、鲁、韩三家；于《书》则于伏生二十八篇经外，增撰伪古文《书》至五十六篇，而排欧阳、大小夏侯；于《易》则增《说卦》、《序卦》、《杂卦》，伪作《费氏易》，偏主义理，而破施、孟、梁丘、京、焦之卦气。乃至《论语》、《孝经》，皆编为古文义，作《尔雅》以证其说。凡其伪经，皆以伪钟鼎之古文写之，号为古文经。凡其伪撰古文《毛诗》、古文《书》、古文《周礼》、古文《左传》、古文《费氏易》，并号称古文经，而托于周公；而孔子所传之真经，若齐、鲁、韩《诗》，大小戴之《礼》，施、孟、梁丘之《易》，皆号为今文经；此其变乱之大别也。一言蔽之，今文者，孔子之真经也；古文者，刘歆之伪经也。晋世有王肃者，又伪撰孔安国所传之《古文尚书》为五十六篇。然自晋、宋、六朝之后，立学官者，于《诗》则尊古文之《毛诗》，而孔子之今文齐、鲁、韩《诗》废矣；于《书》则尊王肃之伪《古文尚书》，则不独欧阳、大小夏侯《今文尚书》废，并刘歆之伪古文亦废；于《易》则尊王弼注，则为《费氏易》，传刘歆古文学者也，于是今文之施、孟、梁丘、京、焦废矣；于《礼》则尊刘歆之伪《周礼》为《经礼》，若孔子之《礼》，抑为“威仪三千”之仪，改为《仪礼》，至王安石而全废。而古文经说聚讼，《礼》不可得而定，而孔子之《礼》尽矣。于《春秋》则尊《左传》，晋人已称《公》、《穀》有书无师，故唐世啖助、赵匡之徒，束缚三《传》，独究遗经。至宋、明以来，言《春秋》者百千家，而皆望文生义，与孔子传之微言大义渺不相关也。

宋儒生于董子千年之后，经刘歆灭绝今文真经之余，举世所服从者，皆刘歆之伪古文学也。宋诸贤心疑五经之破碎支离矣，故求于诸经无所得，乃发明《论语》、《孟子》，选《大学》、《中庸》于《礼记》中，号为“四书”，以教学者。自程子创之，一传于杨龟山，二传于罗仲素，三传于李延年，四传至朱子。朱子博学而明辨，以居敬为礼，穷理为用。上明理气，推本于太极阴阳。下重躬行，细入于小学之洒扫进退。能诗能书，能词能画，傍注及于《楚词》、《参同契》、韩文，而专力于注“四书”。自元、明立于学官，大行于明、清，远传于朝鲜、日本，皆朱子学也。盖其博大精深，讲求尊孔，诚千余年来未有比也。然朱子于诸经皆遍注，而独不敢注《春秋》，谓《春秋》有不可解处。然朱子之不知《春秋》，至确矣。朱子谓《周礼》盛水不漏，非周公不能作。然则朱子之误尊从刘歆，亦至确矣。其注《诗》虽与《毛诗》小异，实以《毛诗》为主，其《易》虽与王弼少异，然以王弼为主。其于《书》则更从王肃之伪古文，并刘歆伪古文亦不知，何论孔子之欧阳、大小夏侯今文经也。朱子之五经，于孔子五经皆失，惟日在刘歆宇下盘旋奔走，归附后先而已，吾固极尊敬朱子者也，然朱子不传孔子今文之学，吾亦不能不分别明白言之。何也？今天下所言孔子者，皆非孔子之学，实朱子之学而已。而言朱子学者，又非朱子之学，大半实刘歆之学而已。刘歆之学，只有据乱小康之学，而不知太平大同学者也。今大地百国，改为民主大半矣，甚至进而为社会说矣。若引孔子之学说，犹有董子《繁露》与《礼记》之礼在。《礼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残疾者，皆有所养。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则今日民主说、社会说，无不范围其中矣。董子尚只传其口说，若《礼运》则指明孔子曰，其为孔子学说至明矣。然朱子惑于刘歆据乱之世，据《礼运》大同之说为老子之学，是朱子舍弃孔子太平大同之说，而无以范围方今民主社会之义，则孔子之道穷矣。天下既误尊朱子为孔子，而朱子守刘歆之据乱说，不能范围民意，不能范围社会。安所用孔子，则安能不攻孔子？此非孔子之不及，乃朱子为刘歆所教也。朱子知四书而不知五经，知据乱而不知太平大同，非割去中原等于偏安而何？

朱子之发扬道义，激励人心，教莫切焉，功莫大焉。其尊之甚至，故隐忍久之，欲为朱子讳，然无如民主之国既多，社会之说盛行，若不发明孔子大同之道，而徒称号偏安之朱子，则孔子之教恐亡也。孔教亡而朱子何所附焉？古谚曰：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朝鲜学者，最尊朱子者也，尊朱子亦以为尊孔子也。若为尊朱子而甘亡孔子，终则并朱子亦亡之。此岂诸君尊孔子之意？更岂以爱护朱子之意乎？习俗蔽人，贤者不免；非常之原，黎民所惧。此非诸君之误也，刘歆之罪也。诸君既信从儒教，尊圣卫道，愿广览万国之变，考求古今真伪之义，则必有大明者也。中国大乱，儒学不讲久矣。朝鲜为千年行学之渊薮也，若能讲而明之，孔子之大教于是乎赖！欲别古今文之真伪，吾有《伪经考》一书；所以明中国创教在孔子而非周公也，吾有《孔子改制考》一书；欲明董子传《春秋》，吾有《春秋董氏学》一书；欲明孔子之《春秋》，吾有《春秋笔削微言大义考》一书；欲明孔子大同、小康之别，吾有《礼运注》一书。凡上各书，李君炳宪东来十年，频来问学，皆以数书付之。诸君子若不存成见，虚己博求，可问李君取此诸书考览而辨明之。若有非也，愿诸君子教正，仆固愿舍而相从也。若无可驳正也，愿诸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既保守朱子之旧学，更进求孔子之大道。庶几孔子存而朱子因而存，大教显明于东土，岂不美哉？以圣教所关，故敢妄贡毣毣之愚，惟诸君子裁察焉。甲子。康有为。

（录自《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