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秋辉复康有为（1923年7月10日后）

捧读来示，勤勤恳恳，足征诲人无倦之至意。雒诵回环，钦佩无似！

但华尚有不能已于言者。先生之教华云：“欲考经学，必须先辨今古，知古文为伪，今文为真，然后去伪存真焉。”此诚为不易之至论。然华原书开首便云，《尚书》之有伪古文，自梅、阎若璩、二崔东壁及其弟迈指摘攻击，其作伪之迹已完全暴露，无复辩论之价值。故以下所与先生研究者，概属今文之范围，绝不复及古文一字。而先生之见示乃云云，岂先生以华为尚不知有此伪古文耶？抑先生对于此伪古文尚有疑义，而欲效毛西河之代作冤词耶？抑或先生疑华之所谓“无辩论之价值”者，乃全然不知前人已有所谓《尚书考异》、《尚书古文疏证》、《尚书辨伪》，及《四库全书提要》关于《尚书》者诸辩论，如《正义》、《冤词》、《疏证》等篇，而故作不屑之言，以自藏其拙，必欲使华再饾饤前人之唾余，糟啜醨，藉鸣其博以欺世而盗名耶？此则非华所素日仰望于先生者也。

及复读来函，则又使华瞿然惊者，则以华之所谓伪古文，乃东晋时梅赜所上之伪古文，而先生之所以教华者，乃刘歆壁中之伪古文也。华之所谓梅赜者，即后来孔颖达据之以作《正义》、蔡沈据之以作《集传》、前清垂为功令而家弦展诵者，其文初非必果为赜作（详见《尚书辨伪》，兹不赘），而历代之标名皆如是。而华生平所见之伪古文亦只此一种。至先生所云之“刘歆壁中之伪古文”，实始终未尝梦见。考梅赜之伪古文虽托名于安国，又以为安国得之孔壁，然则前人辨之已明，久无复有承认之者，故于其所作之伪传，亦皆题曰《伪孔传》，而无一曰“孔伪传”者。以作伪者之自托于安国，而非安国之果尝自为伪也。若刘歆之说，则华之得闻其书，此实为第一次，不禁抃舞者再。盖孔壁当日果有逸书十六篇，至永嘉中失传，其佚文犹时散见于《史记》，及晋魏前诸儒所援引。今先生云有壁中刘歆伪古文，窃疑其或即此壁中之真古文再出，而论者不察，偶误以为刘歆，亦在所不免，故深以得闻为幸。至刘歆之不得有伪古文，则不难于其“让太常博士书”决之。其书有曰：“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得古文于坏壁中，逸礼三十有九、书十六篇。”歆之自言已如此，则其时安国以今文较古文多得之十六篇，已盛行于世，可见壁中逸书之盛行。马、班二史志，其可考见者尚多，以其与歆无涉，故不录。夫以真古文盛行之时，而歆乃别撰一伪古文以与之对抗，又同托其名于孔壁，歆虽无识，似不至此。此华所以认定先生所言之为真壁中文也。故华切望先生将此书之源委详细示知，从何处可以购求。如为海内孤本，则握椠怀铅，亦所至乐，盖华生平常以此为至憾也。若其书仍为华所言之伪古文，而近人有考知为刘歆作者，亦请示之，以开茅塞也。

至先生见教以“人各有己”云云，实为华所心折，又为华生平所悬以为炯戒者。诚以经学之沉晦，胥由此一念有以致之。即如先生平日之所谓“增字解经”、“托古改制”诸弊，亦概由此。托古改制，在先生原不专主经学言，然经学之类此者甚多，故并及之。盖经文原不如是，故增字解之以强使从己；古原无此制，故特杜撰之，以便于己；己之说愈伸，而经之旨愈晦，此经学自七十子后所以失坠直至于今也。华虽不敏，以暮年瓠落、杜门不出之身，其说经也，既非以欺世盗名，又非欲假之为竿木、如沿村弄郭郎者之比，何所取而必蹈此覆辙？若定论云者，不惟非一己之所得操，即举世非之，举世誉之，亦不容遽下判断。盖阳春白雪、下里巴人，须俟其赏音者之程度如何而后辨。以多自慰，以同自证，此乃吾国数千年来之劣根性，不足以言得失也。

特是华之素志虽如此，然华之论著在于今日，则实有不容尽免于此讥诃者，则以凡人之恃以为可据者，华皆视为不足据。而华之所据，又非人之所及知也。盖近人之所恃之考据者，不过曰《尔雅》、《说文》、《论衡》、《新语》、《说苑》、《新序》、《太元》、《方言》、《山经》、《吕览》、《淮南子》、《列女传》、《尚书大传》、《韩诗外传》，及各家训故、马班二史。其上者亦不过洊及于管、晏、庄、列、老、墨、孙、吴、商、韩、荀卿、关尹诸子，或《国语》、《国策》、《吴越春秋》、《越绝书》、伪《周礼》，《公羊》、《穀梁》二传已耳。然殊不知考经出于何世，诸书又出于何世。其间近者二三百年，远者或五六百年。愚所认为经者，仅《诗》、《尚书》、《春秋》三者，故云然此而可据，将何时之言不可据者，违山十里之不见山，与千百里者正同一茫昧也。其为之说者则曰，其时犹近古，所言当必有据。此种论调，在中国人视之几为固然，实不足以当科学家之一哂。“日犹近，当必然。”则其所谓犹近者，果以何为界限？其所谓当必然者，又以何为标准耶？以为有据耶，则当为之胪陈其左证；以为无据耶，则自当仍以义理为言，而不得作此莫须有之词以求胜。况同一时代之言，而人各异说，甚至直相背驰，则又以何者为近古，何者为据耶？故华之《说经》，于诸书亦时或引之，以资参考，然绝不肯依之以为立论之主干。此人之所以反视为无考据也。

若华之所认为可据者，则别有在矣。

一曰经之本文。文以载道，中外古今之通义。故欲明其所言之意，必当先于其文字求之。若谓古人文字必待注而始通，则古人为笨伯矣。虽其间言文礼制、物象名称代有变易，不能无待于后人随时说明，初不过其小部分，其大体要自不难领会。华则遇有疑义，必首先荟萃本经中义意与之相关者，用归纳法以求其会通，然后再用演绎法反之各处，自无不适合。按此法亦有一二例外，然甚微，兹不及详赘。此即所谓以经证经者也。夫天下之可据者，孰有如物之自身？不此之信，而反信后来无稽之注，不亦怪乎！

一曰古书互证。经之自身，不必其尽有可证，则不得不稍加推广，以扩大其范围。按古书之出孔子前者，惟有《尚书》、《诗》、《春秋》，及《易》之卦、彖、爻三部。此外若《论语》、《左传》、《仪礼》、《戴记》中之若干种，《易》之象、系、文言，虽不尽纯，要皆为孔子殁后近百年之产物，其于经每相为出入。故慎选之，亦可认为说经之佐助。若以后之书，仅可资之以为由古至今之过渡，不得与此同日语也。

以上二者，实为治经之不二法门。近日新学家亦多有见及此者，如胡适之、钱玄同辈。然其中实有大流弊，即先生所说“以己意望文攻剖，数千年间，风俗不同，好尚歧异，后人之是非，未必古人之是非也”。特华之所以防其弊者，则又有在。

一曰古文望文生义。本事理之当然，而后人乃反举之以为戒者，则以今日经书所用之文字，初非当日之本来文字。自篆、隶代兴以还，六书放失，已由象形转而为符号性质，全无复义意之存在。故执小篆以求义，则其弊为许氏之《说文》；执隶书以求义，则其弊为王荆公之《字说》。此非文字之本不足据，实后人之所谓文字不足据也。至华之对于经文，一以商代卜词、周室彝器为据，而又剂之以六书，其文字与经书实出于同一时代，且流传于世者已将及千年，初非华之所能自作。又其器原非为说经谋，更不得强目以为番吾之迹、华山之博。况其中所载之事迹，实多有足补经传之所不及者。如伯禽未封前之为太祝（太祝禽鼎及王伐许侯鼎）；韩奕之韩侯名庆，乃召伯虎之庶兄（召伯敦），且因此推知召康公实武王长庶；《牧誓》之羌即“咎如”，在文王时代已归周（羌伯敦）；太公自其先世已归周，故文王于伐密时，即先组旅（“旅”，《孟子》作“莒”），实即吕太公故国也（小子师望鼎）；“徐仪楚即执于中”之徐子，非其大夫徐仪楚祭瑞；公子角，乃齐灵之子而非其弟（师 盘）。之类不一而足，此岂后人私意之所能左右者。他若即文字发生之次序，以推知上古事物变迁之迹，犹其余事也。

一曰方言。经书所纪之文字，即今鲁、豫、山、陕、直南一带之方言。盖文以纪言，自来言文未有不归一致者也。自来儒生罕知世事，其对于经书之文字，往往墨守师说，袭旧沿讹，甚且反以与俗言相合为忌，故音义每多乖迕。至方言，则众口流传，初非少数人之私心所能变易。虽其间年湮代远，重之以域地之不同，缓急轻重之间，不能无多少之差异，然其大体要不难考见。是以，凡文字上之失传者，时尚发见于妇孺之口。如“辂”本音王稼反，乃以物上车者之谓。《左传》之“谍辂之狂”、“佼辂郑人”等皆是，与《论语》“乘殷之辂”字同义。盖一为会意，一为形声也。今经传存其音而失其义，杜注皆误释为“迎”字，而不知河北之口语类然。古人谓台曰“皋”，凡经所谓“皋陶”、“皋门”、“九皋”皆是。古文皋字作，象京上有宫室形，引申之又为重申之意。古器中“重皋乃命”，今口语谓申说曰“皋说”，亦其义也。今《毛传》误释为“泽”，而口语上则有其音无其字，不得已以“阁”字代之。不知阁乃庋置食物之厨（见《内则》），故今人引申之谓庋置亦曰阁（俗旁加“手”，音与义并不同也）。古人谓覆盖曰怃，凡《诗》之“”，《仪礼》之“”、“怃”皆是。今各注误释为厚，而不知口语上，初未尝稍变。其类此者殆难更仆数。此外则有古本一字，而今人口语乃变为切音者，如藻之为“闸草”；之为“萍蓬”；萧之为“香蒿”；芩之为“茵陈”；苹之为“婆婆丁”（旧曰蒲公英，盖苹字，古读上平声也）；鳖之谓“王八”，古读如“别”（即鳖本字）；蜩之为“节聊”，或曰“季牛”，则以蜩在古本有条、周两声也。历数古音，如赖之为“利害”，惫之为“落魄”之类，尤非胪陈之所能尽。此皆随时随地可以证明者，以视彼一家之私说、个人之曲解，果孰可据、孰不可据耶？若杨子云之所谓方言，乃纯为各种注疏圆谎起见，实则无一语为真方言也。

一曰实物之考察。今之社会，实自古之社会所蜕变而成，谓今之社会即古之社会固不可，然视为绝对歧异、了不相关，亦殊非通论也。况两大间事物有随时代转移者，有不随时代转移者。政教风俗、典章制度，此其随时代转移者也；山川道里、草木鸟兽虫鱼，以及一般天然物，此其不随时代转移者也。水道虽不一定，要必有其遗迹可寻。若草木鸟兽等，虽有进化退化之说，然亦非一二万年中之所能显著者，况仅三二千年乎！其随时代迁移者，虽不能执今以例古，然要有其蜕化之迹。如“髦”，在周初原为未成年男女束发之朱锦，当时皆总两角，故其制有两，《诗》所谓“髦士”及“髧彼两髦”者也。至战国间，则人不复总角，惟束其发于顶，故惟存其一，且即冠犹不除之，必俟父母之卒。此即《礼记》、《内则》之所谓“髦”，而前人用以说《诗》，乃适形其矛盾者也。至汉人则竟制以为束发之小冠，所谓“小冠杜子梦”也。至后人则竟以为冠之通称，即今之所谓帽也。“髦”古本官帽，今读毛。凡此类，是关沿革言论间动盈篇幅，故不容多所举例。若其不随时代转移者，如物象名称之类，前于方言条中举例已多，可以参看。他，艾之为“傲徕”（《春秋传》“盟于艾”及“战于艾凌”皆其地）；鞍之为“马鞍山”；卢之为“莱无”（晋齐平阴之役“上军围卢”）；绛水之为“浊漳”（《禹贡·导河》文），又皆其关于山川道里者。究之，有其实者举其实，无其实者举其迹，要必使经之云某某即为今之某某，或为其遗蜕而注释，方为有用。若前人，则恐人之议己，每言一物，不曰南越有之，即曰东海有之，否则造作为种种神怪之谈以乱之。如驳，为“马倨牙食虎豹”；驺虞谓虎，黑质白章；蜮如短狐，在水中射人影之类，今人皆视为可据。华性至愚，窃不敢有所附和也。

以上三者实为华防止主观说经之惟一武器，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特其途径，胥由华一人辟之，而为他人之所不及料。以古文说经，前人亦间有之，然只一枝半节，故不具及，则其即认为华一人之己说，亦华之所不容辞也。

嗟乎！河山犹是，风景全非。浩劫当前，鸡虫自斗。此身已赘，遑恤乎身后之名？我生不辰，谁复知生前之我？特是余丝未尽，僵等春蚕，结习难忘，聊存梦谚。知我罪我，惟有付后来之悠悠者而已。兴言及此，当亦先生所抚膺长叹者也。

吴桂华

（录自吴秋辉《经说》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