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2011年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过去10余年的时间里，在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西部大开发的成就是显著的，但总体水平仍处于欠发达状态；在低碳经济时代，绿色发展、永续发展、包容式发展已成基本理念，后金融危机时代地区竞争加剧等形势下，发展的成本越来越高，加上长期不发展所造成的历史欠账太多，基础太过薄弱，前进中的问题越来越多。新的时代、新的问题要求用新的思维加以解决，已有的经验、模式对未来发展所能起到的指导作用弱化，后发优势作用在减退，而后发劣势作用越发明显。

（一）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迅速，但与东部地区的差距仍较大

西部大开发以来特别是“十一五”时期，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呈现出快速追赶的势头，但与东部地区发展的差距仍较大。中国统计学会根据《综合发展指数编制方案》，对2000—2010年各地区综合发展指数（CDI）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2000—2010年期间，中国四大区域的综合发展指数稳步提升，其中东部地区由2000年的44.88%提升到2010年的65.32%，中部地区由2000年的35.93%提升到2010年的54.13%，西部地区由2000年的33.72%提升到2010年的52.23%，东北地区由2000年的38.96%提升到2010年的56.35%。2001—2010年，四大区域的综合发展指数年均增速分别为3.82%、4.18%和4.47%、3.76%，西部地区增速最快，中部地区次之，发展的绝对差距有所缩小，但仍是发展水平最低的地区，分别比中部、东北和东部地区各约落后1、2、5年。

分省份看，2000—2010年综合发展指数年均增速排在前十名的地区分别为贵州、新疆、重庆、山西、四川、江西、西藏、安徽、宁夏和甘肃，西部地区占了7席，而2010年综合发展指数提高最快的10个省份为贵州、青海、西藏、宁夏、海南、甘肃、陕西、云南、新疆和重庆，西部地区占了9个。

分类别看，2010年东部、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类指数分别为73.29%、67.49%、57.91%和58.72%；“民生改善”类指数分别为73.21%、63.04%、61.33%和55.54%；“社会发展”类指数分别为67.32%、68.28%、66.93%和66.12%；“生态建设”类指数分别为65.90%、54.52%、57.73%和55.31%; “科技创新”类指数分别为38.37%、15.16%、14.72%和13.54%，西部地区除生态建设指数略高于中部外，其余指数均居末位。在各类指数排名最后10位的省份中，综合指数中西部地区占了8个，分别是西藏、青海、甘肃、新疆、贵州、宁夏、云南和广西；“经济发展”类指数西部地区占了7个，分别是甘肃、西藏、贵州、云南、新疆、广西和青海；“民生改善”类指数西部地区占了9个，分别是甘肃、云南、青海、贵州、西藏、陕西、宁夏、新疆、内蒙古；“社会发展”类指数西部地区占了6个，分别是新疆、宁夏、甘肃、青海、西藏、贵州；“生态建设”类指数西部地区占了7个，分别是青海、新疆、西藏、宁夏、甘肃、贵州、内蒙古；“科技创新”类指数西部地区占了9个，分别是西藏、新疆、云南、青海、贵州、内蒙古、广西、宁夏、甘肃，9省份的这一指数均低于10，与其他省份差距最大（见表1-12）。

东西部地区之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暴露出西部地区基础设施薄弱、产业结构升级缓慢、人力资源开发落后、公共服务能力与公共产品供给能力不足、公众对社会管理事业参与度不足、相对区位劣势及相对政策劣势等一系列问题。在社会管理与社区建设方面，虽然各社区已经做出了较大的努力，但就如何提高社区居民社会民主意识、公民素质，培养社区参与、互助、自决、自立能力等这些具有长效机制的问题则重视不足，暴露出社区居民民主、自决意识不强，社区参与度不高，社区制度内外关系及规范存在偏差和不足，社区内非政府组织发展受限，社区社会支持体系尚未健全等问题。

（二）生态环境脆弱的瓶颈制约仍然存在

更加注重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着力建设美好家园和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坚持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目标之一。经过多年努力，西部地区通过深入贯彻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加强土地、能源、矿产、水等资源的节约和管理，强化节能减排；加大对大江大河源头和草原退化区等重点区域的治理，生态区综合治理取得积极进展，2010年森林覆盖率达到17.5%左右，比2005年提高了2.63%，但仍比全国平均水平低3.31%；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显著减少。其中，“十一五”期间西部地区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减少7.42%，二氧化硫排放量减少8.45%，但这两种物质排放量占全国总排量分别高达29.63%和37.41%；万元GDP能耗约下降了20%，但仍属能耗水平最高的地区，2010年万元GDP能耗最高的10个省份中，西部占了7个（见图1-10）。

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自然灾害时有发生。2010年，西部地区农作物受灾面积占全国比重为41.50%，绝收面积占58.08%；旱灾受灾面积占68.52%，绝收面积占82.63%；洪涝、山体滑坡和泥石流受灾面积占22.16%，绝收面积占20.07%；风雹灾害受灾面积占50.53%，绝收面积占68.61%；低温冷冻和雪灾受灾面积占33.38%，绝收面积占37.97%；受灾人口占48.46%，死亡人口为6541人占84.8%；直接经济损失5340亿元占41.73%，是全国受灾最严重的地区（见表1-13）。

（三）科技支撑能力不足，经济转型之路任重道远

西部地区产业对资源依赖严重，如得益于煤炭等资源型产业的快速发展，内蒙古地区生产总值增速连续多年居全国第一。而西部工业效益的提高也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2003年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资源价格上涨因素，但过分依赖资源的发展模式也带来了产业结构单一、资源综合利用开发水平不高、环境压力较大等问题。在以发展方式转型成为经济发展主线的条件下，西部地区产业面临的转型压力无疑是全国最大的，但经济转型需要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和人才支持，西部受制于地方财力和资源依赖发展路径，导致西部地区的技术落后和人力资本供给缺口较大。

国家统计局、科技部等五部委于2010年11月发布了《第二次全国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R&D）资源清查主要数据公报》，2009年全国R&D人员全时当量229.1万人年，东部地区148.8万人年，占65%；中部地区48.2万人年，占21%；西部地区32.1万人年，占14%；全国R&D经费5802.1亿元，东部地区4052.2亿元，占69.8%；中部地区1024.9亿元，占17.7%；西部地区724.9亿元，占12.5%。全国工业企业R&D经费3775.7亿元，东部地区2759.4亿元，占73.1%；中部地区668.9亿元，占17.7%；西部地区347.5亿元，占9.2%。按实际工作时间计算的全国研究机构R&D人员全时当量27.7万人年，东部地区15.4万人年，占55.6%；中部地区5.6万人年，占20.0%；西部地区6.7万人年，占24.2%。全国研究机构R&D经费996亿元，东部地区606.6亿元，占60.9%；中部地区146.5亿元，占14.7%；西部地区242.9亿元，占24.4%。全国高等院校有R&D人员27.5万人年，东部地区14.4万人年，占52.4%；中部地区7.3万人年，占26.7%；西部地区5.76万人年，占20.9%; R&D经费468.2亿元，东部地区277.4亿元，占59.2%；中部地区110.3亿元，占23.6%；西部地区80.5亿元，占17.2%。除工业企业与科研机构R&D经费略高于中部地区外，西部地区其他指标均是最低的。从2010年全国R&D投入强度的排名情况看，西部地区有8个省份排名倒数第1、3、4、5、6、7、8、9位，陕西省投入强度最高为2.15%，是唯一高于全国1.76%的省份（见表1-14、图1-11）。

从各省份的居民受教育情况看（见表1-15）,2010年西部地区文盲率除陕西、新疆、内蒙古和广西4省（自治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外，8个省份的文盲率均超过4.08%；每十万人中高中和中专程度人口数仅有陕西、内蒙古超过全国均值，大专及以上也仅有陕西、内蒙古、宁夏和新疆4省份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说明西部地区熟练劳动力的供给能力较弱。与此同时，年轻劳动力外流严重，根据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的调查，2011年东部地区外出农民工中新生代农民工的比例为57.5%，中部和西部地区中新生代农民工的比例分别为61.2%和56.3%；新生代农民工来自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比例分别为31.4%、38.2%和30.4%，而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务工的比例分别为72.3%、12.9%和14.4%，两者相减，西部地区属于新生代农民工净流出地，而且流出比例较高。

（四）贫困面广且量大，民生改善任务仍比较繁重

“十二五”期间是我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和解决贫困问题的攻坚之年，根据国家统计局科研所的研究，2010年东部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现程度为88.0%，比2000年提高23.7个百分点；中部地区为77.7%，提高22.1个百分点；西部地区为71.4%，提高18.2个百分点；东北地区为82.3%，提高22.0个百分点。从十年来的年均增长速度来看，东部地区增幅最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低。2000年西部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现程度为53.2%，低于全国平均水平6.4个百分点。到2010年，西部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程度为71.4%，低于全国平均水平8.7个百分点（见表1-16）。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六大方面（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生活质量、民主法制、文化教育、资源环境）来看，西部地区均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尤其是在经济发展、生活质量和社会和谐这三大方面，2010年的实现程度分别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13.7、11.2和8.4个百分点。然而可喜的是，与2009年相比，西部地区2010年的增速在四大区域中排在首位，显示出了其快速发展的巨大潜力。从西部地区12省（区、市）来看，虽然其发展水平都相对较低，201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现程度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都达到了60%以上，全部实现了总体小康。其中近年来内蒙古发展较快，2010年的实现程度已接近80%；广西、重庆、四川和陕西4省（区、市）的实现程度位于70%～80%；其余贵州、云南等7省（区）的实现程度位于60%～70%。

从2008年中国各区域的人类发展指数（HDI）情况看，只有内蒙古的人类发展指数超过全国平均指数（0.793），成为唯一一个进入高人类发展指数地区，而其他省份在全国的排名均在第18名之后（见表1-17）。

虽然国家加大了西部地区贫困人口的扶贫力度并受益于经济的快速增长与粮食价格提高，西部地区贫困人口数量与贫困发生率已大为减少，但仍是全国最多和最高的地区。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在对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6.8万个农村住户的抽样调查中发现，在农村贫困标准由1096元提高为1274元的情况下，2010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为2688万，比上年减少909万人，下降25.3%，下降幅度比2009年高15.1个百分点；贫困发生率为2.8%，比上年下降1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农村贫困人口为1751万，较上年减少621万，下降26.2%；占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比重为65.1%，较上年下降0.8个百分点；贫困发生率为6.1%，较上年下降2.2个百分点；其中西部扶贫重点县农村贫困人口1134万，比上年减少381万，下降25.2%；贫困发生率10%，比上年下降3.5个百分点。

可见，西部地区仍然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难点和重点，加强扶贫力度不仅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加强民族团结、维护边疆稳定的需要。

（五）重点区域带动能力还不强，城镇化需要加速

近年来，中国经济区域化发展的格局越来越清晰，区域间的竞争与合作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而区域竞争合作是由区域大城市群支撑的，城市化发展呈现出从单一城市发展向组团式城市群发展的趋势，城市群的发展水平对区域经济竞争力与发展质量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区域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城市群或城市圈之间的竞争。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低不仅表现为城镇化率低，还表现为大城市数量少（见表1-18）,2010年全国地级以上城市有287个，西部地区有85个，占29.61%;400万以上人口城市有14个，西部地区有3个，占21.4%;200万～400万以上人口城市有30个，西部地区有5个，占16.7%;100万～200万以上人口城市有81个，西部地区有24个，占29.6%;50万～100万以上人口城市有109个，西部地区有27个，占24.8%。城市规模小则意味着净规模效益小，难以承担起区域经济增长极的功能。

目前西部地区成渝、环北部湾和关中—天水经济区都刚通过规划，区域整合发展的时间较短，无论是市场化、城镇化、工业化、现代化水平均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区有较大差距，而且除成渝经济区经济总量较大，科技、产业与基础设施条件较好，本区域内经济分工与合作机制较成熟，对本区域带动作用较为明显外，环北部湾和关中—天水经济区经济总量都较小，区域内产业链间的分工与合作均有待加强，目前作为增长极的作用仍未得到有效发挥。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国内经济格局、技术发展、区域竞争、发展模式均处于迅速而深刻的变革之中，经济发展不确定性大大增加，已有理论、经验甚至技术发展模式很难对未来发展提供确定而有效的指导，内生型经济增长使得马太效应增强。作为后发地区，西部经济增长的后发劣势已见端倪，并将在危机过后得到显现。为此西部地区应审时度势，未雨绸缪。对2012年的西部经济增长，除了应关注上述长期性、深层次问题之外，还应关注以下风险：一是世界与中国经济减速对资源需求减少的影响，这可能使西部地区工业经济增量和经济效益以及财政收入减少；二是房地产价格下降导致地产投资急速下滑对整体经济的下拉影响；三是频发的自然灾害对食品供给与民生的损害；四是经营成本上升、金融服务障碍以及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社会对非生产性分利的关注上升而导致对生产性创利信心与预期的损害，进而削弱经济发展动力；五是改革的阻力增大使经济转型成本上升的风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