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全球经济失衡利益偏向论

持有这类观点的学者往往基于不同国家利益和经济结构的视角进行了判断，他们认为，利益分配的不平衡将使全球经济失衡难以持续，Roubini（2006）、Obstfeld和Rogoff（2007）、Wolf（2008）、Obstfeld（2011），以及Hall和Tavlas（2011）等是利益偏向论的代表。

一些人认为，作为全球经济失衡的关键驱动者，美国是失衡的利益主导者，它获得了来自全球贸易与资本流动失衡的巨大利益，与之相应的大部分风险与成本则转嫁给了失衡伙伴和其他外围国家。另外一些以Bernanke（2005, 2006）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则基于传统重商主义视角，将中国等为代表的贸易顺差国视为全球经济失衡的最大受益者，认为亚洲经济体内部储蓄过多或投资不足等结构与相关政策是导致全球经济失衡的主因，而美国则承担了国内制造业岗位流失以及金融创新中心的风险。

一、美国利益主导论

作为贸易逆差和国际资本净流入中心，美国受到了更为广泛的关注。大多数针对全球经济失衡的研究都不能忽视对美国的论述，与此相关的利益分配也毫不例外。这些研究视角包括美国国内宏观经济政策与目标的核心地位、美国在失衡过程中的利益与风险转移主导权、失衡调整过程中的资本流动利益等，这些文献都离不开美国的国际金融中心与国际分工主导地位。美国的利益主导最终体现为，美国在全球经济失衡过程中获得了较多的利益并承担了较少的风险。

（一）美国主导利益分配

1．美国经济结构与国内利益目标导向

作为全球经济失衡的驱动者，美国的内部经济结构和政策因素与这一背景下的利益分配息息相关。经常账户逆差意味着CA=S-I＜0，即美国的外部失衡与国内储蓄不足相关，这源于美国居民过高的消费倾向（Gokhale, 1996）和美国主导的全球财富分配失衡（Chamberlain, 2005）；也源于国内预防性储蓄率的降低（Fogli and Perri, 2006）和资产价格上涨所导致的家庭财富效应（Feldstein, 2008, 2011）。当然，从根本上讲，美国的低储蓄与高消费也同样离不开政府的预算赤字，与美国长期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周期性货币政策息息相关（Mann and Peeters, 1999; Dominick Salvatore, 2006; Krugman, 2006等）。国内学者雷达等（2008）对此进行了更深入的阐述，他们认为，以国内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福利改善为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导致美国外部经济失衡的关键因素，作为世界经济中心，美国以金融业为主导的国内结构失衡必然导致其外部经济失衡，美国是其中的既得利益者。美国贸易失衡的另一重要政策因素就是对国内高技术出口产品的管制。为了获得持续的外部失衡利益，美国会维护而不是主动去进行贸易失衡的调整（沈国兵，2006）。

2．国际分工格局利益

雷达和赵勇（2009）、刘骏民和李凌云（2009）、彭刚和廖泽芳（2010）等国内学者则从美元本位制下的产业间国际分工及世界经济格局探讨了全球经济失衡中的美国利益中心地位。他们将失衡经济体区分为美国的货币与金融中心和顺差国的商品生产与出口中心。作为国际货币发行地区，美国通过发行美元就能获得大量的商品和资源，从进口商品的廉价消费中享受来自顺差国实体经济领域的利益；作为世界金融和全球虚拟经济中心，顺差国积累的经常账户余额又通过金融市场流回美国，美国在享有世界投资银行地位和经营美元业务的过程中获得了全球经济虚拟化的相当部分利益。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可以利用美元特权和虚拟经济中心地位，通过美元计价、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及金融危机等方式将失衡的风险与成本转嫁给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失衡伙伴。王传荣（2005）、曹明福（2007）、朱思敏（2008）等则从国际生产网络下的产品内分工视角探讨了全球经济失衡的利益分配，他们认为，由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主导了产品内国际分工，因此它们控制了产业链中具有高附加值的上、下游环节并获得了新型国际分工下的大部分利益，而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虽然处于贸易顺差国地位，但获得的仅仅是低附加值环节中的微薄利润。曾铮等（2008）的研究表明，过去十多年，中美贸易顺差的附加值比重变化不大，中国对外贸易利得并没有随着顺差扩大而得到实质性的改善。这些针对国际分工的利益分配研究表明，比较优势利益仅仅是国际分工利益的基础和来源，但市场控制力量是影响全球经济失衡利益分配的更重要的因素。

3．美元霸权利益

国外学者对美元霸权的探讨相当有限。英国的苏珊·斯特兰奇将美国在世界金融服务业比重的增加称为“金融权力”，她认为，这些金融服务业对美国来说是更为有利的行业，并且是能够非常有效地影响其他行业权力的源泉。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揭露了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中扮演的角色，他对美国政府通过牺牲外国利益来维护国内金融集团的利益持批评态度（2004）。就国内而言，相关的研究带有较强的批判色彩和否定态度，普遍将美元霸权定位为：作为美国的主权货币和国际货币，美元的特权地位使美国享受了霸权利益，并使其他经济体承受了相应的损失与风险（许少强，2005）。美元霸权论者认为，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支配，其实质就是美国对其他国家在经济上的支配，拥有美元的美国就掌握了全球经济的命脉。

基于上述美元霸权地位理论，一部分经济学家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的美元本位制与全球经济失衡利益相联系，从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外围”结构分析美国的利益中心地位，认为中心国家美国获得了铸币税及各种资本流动收益，而外围国家则承担了更多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的成本，包括财政赤字、贸易赤字、经济泡沫等美国经济的调整负担（李向阳，2005；何帆，张明，2005）。“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是不流眼泪的赤字”这一观点在20世纪60年代就被法国总统戴高乐一针见血地指出。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美元依然是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外汇储备的最主要货币。在不受任何约束的条件下，美元的供给便无所顾忌地持续增加。最终，美国以债务形式向世界输出了流动性并导致了全球流动性泛滥和美国经常账户的巨额赤字（Serrano, 2003；张纯威，2008；项卫星，2009）。Ronald I.McKinnon（2001, 2003）和Fangang（2006）等学者认为，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一种非对称体系，作为关键货币，美元类似于金本位时期的黄金，使得美国能免于国际投机性资本的攻击。因此，美国是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其经常项目逆差和对外负债犹如一国的央行负债，只需要通过美联储发行美元就可以一笔勾销。

但近几十年的经济全球化事实证明，美元的特殊地位在为美国谋取霸权利益的同时，也推动了世界经济的进步，尤其是那些积极融入全球化过程并参与外部失衡的经济体，包括战后初期的西欧、日本，以及东亚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二）美国的风险转移

在全球经济失衡过程中，虽然美国获益不菲，其风险也同样暴露在全球化这一过程中，针对美国利益中心地位的可持续性也引起了政府部门和学术界的热烈关注。Dooley（2003, 2009）、Hausman和Sturzenegger（2005）等乐观主义者认为，美国外部失衡的中心地位是可以持续的；而Obstfeld和Rogoff（2005, 2009）等则认为，美国外部失衡是不可持续的，需要进行调整。但他们的争议殊途同归，最终都体现为美元的国际货币利益和美国的金融中心地位。具体来说，就是如何通过汇率、利率及其他国际金融资产价格来影响美国以外的国家，实现其外部资产收益的增加或损失的降低。

一些文献从“中心—外围”结构解析了全球经济失衡中美国利益与风险的非对称性，认为美国获得了外部失衡的大部分利益，而外围国家则承担了大部分风险。这类文献的代表性研究者包括IMF（2005）、Panagiotis Th. Konstan（2010），以及Marcel Fratzscher, Luciana Juvenal和Lucio Sarno（2010）等。他们指出，由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特殊地位，美国可以从外部失衡中获取包含铸币税在内的一系列资本流动收益，包括国内储蓄—投资缺口，而将失衡的风险与调整成本转嫁给失衡伙伴及其他外围国。这些成本与风险包括美国的财政与经常项目赤字、全球通货膨胀、世界经济泡沫以及国际金融危机风险。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只有美元等少数币种才能用于国际支付，其他国家的货币不能直接用于国际贸易结算与投资，通过贸易顺差积累外汇成为它们获得美元的唯一途径，东亚国家也不例外（Janed'Arista, 2007）。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东亚国家为了防止资本流动性冲击和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通过贸易顺差筑起了外汇储备之墙（Aizenman and Marion, 2003），于是这些经济体积累的外汇储备又流回了美国。Mackinnon（2005, 2009）指出，在以美元信用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下，新兴市场顺差国往往面临着货币错配风险，如果美元储备不足，那就可能引发如1997年那样的金融危机。因此，一方面，东亚新兴市场国家只能通过贸易顺差积累美元外汇储备，美国只有通过贸易逆差满足国际储备货币的供应，形成全球经常账户的失衡。另一方面，新兴市场国家积累的大量美元不能以本国货币的形式借贷出去，这又以投资的形式构成了美元债权，形成穷国为富国融资的国际投资格局。Bibow（2008）进一步指出，这一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与国际金融秩序使新兴市场国家成为低收益外汇储备积累者，但加强了美国作为储备货币发行国的利益和金融特权。因此，在国际资本流动过程中，全球经济失衡导致了美国资本收益的提高，使新兴市场顺差国的福利遭受了损失。

另外一些文献试图从全球经济失衡调整的视角探讨了美国外部失衡调整过程中的好处，这些文献主要集中在汇率变动对美国贸易逆差及外部资产价值的变动效应上，前者侧重于传统的贸易调整渠道，后者则主要从金融渠道视角进行分析。传统的贸易调整通常认为，失衡调整是一种贸易流动的跨期再平衡，需要通过顺差国货币升值和逆差国货币贬值的方式实现贸易再平衡，如Obstfeld和Rogoff（1996, 2005, 2007）、Obstfeld（2011）等的观点。但以Mckinnon（2005）为代表的学者认为，美元贬值和顺差国货币升值不能解决外部失衡，只会导致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情形，即国内生产成本上升和出口竞争力下降，最终导致经济衰退和长期的经济增长低迷。人民币升值也将使中国面临类似的情形。由于汇率传递的不完全性，尤其是对美国进口商品的价格和贸易量的传递效应很小，汇率变动对美国贸易赤字改善不明显，传统的贸易渠道已经大大“失灵”，人民币升值的负面影响甚至比日本更大。

新近的文献开始重视金融渠道的重要性，这些研究证实了国际资本流动净收益对美国外部失衡调整的重要性。在Hausmann和Sturzenegger（2005）等人看来，美国在全球经济失衡中获得了来自美元霸权、国际资本流动等各方面的“暗物质”收益，就在2005年年末，美国官方从国外所获得的净利率收益意味着该国仍然具有比国外负债更多的国外资产，这些收益能平衡相当部分的美国外部失衡，如果记录完善充分，美国的外部失衡也许根本就不存在。Dooley（2003, 2009）则认为，全球经济失衡是布雷顿森林体系Ⅱ的稳定表现，美国的利益中心地位在未来10～20年是可保证的。

大量实证研究也支持了美国在全球经济失衡与调整过程中获得了资本流动净收益的结论，即美国在国外的投资比美国在国外的负债获得了更高的收益，这些实证研究多建立在估值效应基础上（Hausmann and Sturzenegger, 2005; Gourinchas and Rey, 2005, 2007; Lane and Milesi-Ferretti, 2005, 2007; Forbes, 2010）。Cline（2005）将美国净国外资产头寸变动过程中的估值效应称为“来自天堂的神赐食粮”（manna from heaven）; Meredith（2007）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估值效应是美国“过度特权”的主要来源。虽然存在结构与数量上的差异，但结果表明，由美元贬值和资产价格变动所导致的资本流动净收益大大降低了美国外部失衡所需要的贸易调整。如Hausmann和Sturzenegger（2005）及Kitchen（2006）得出的研究结论是，尽管美国的净国外负债相当大（2004年占美国当年GDP的20%），美国仍然获得了大量的资本流动收益，美元相对于失衡伙伴之间的汇率变动对美国外部失衡调整中的财富再分配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从理论上讲，美国对外资产倾向于使用外币，而对外负债使用本币，这样，本币的非预期性贬值将会使对外资产的本币价值增加，而对外负债不变，从而使总的净外部资产增加。Gourinchas和Rey（2005）的研究结果表明，1985—1988年，美元实际汇率贬值了30%，实现了经常项目账户逆差的改善；2002—2003年，美元贬值造成的资产效应抵消了同期经常项目逆差的3/4（IMF, 2005）；新近的结果也在不同程度上验证了资本收益在美国外部失衡与调整中的重要性（Michael B.Devereux et al., 2010;Fratzscher, 2010）。同理，外币的升值将会使美国的净外债减少，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日元的升值和21世纪人民币的大幅度升值，都在不同程度上降低了美国的实际对外负债（Obstfeld and Rogoff, 2005;McKinnon, 2009）。

上述观点认为，持续的经常账户赤字并没有对美国经济造成任何损害，因为金融市场的无形收益为美国经常账户的失衡提供了大量融资。通过国际资本流动这一渠道，美国不仅获得了来自顺差国的融资，还获得了大量资本流动利益，大大降低了美国对外债务，相当于从国外获得了财富转移，即通过国际金融和资本流动实现了全球财富的再分配。

（二）亚洲出口导向政策的风险

全球经济失衡在给主要顺差方——东亚新兴市场国家带来诸如就业、经济增长和外汇储备增加等好处的同时，也使这一地区面临着相应的风险与不确定性，东亚地区将成为失衡风险与调整的主要承担者。根据Park（2007）、Adams（2009）、Korinek和Servén（2010）、Martin S.Feldstein（2011）等的研究，除了出口导向增长自身的局限以外，全球经济失衡还使东亚地区承担了经常账户盈余次优和外汇储备过多的成本。

1．出口导向增长的局限

尽管存在很多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洲能够超过其他发展中地区的原因，但关键之一是这一地区能够生产并销售制造品到国外，反映了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在亚洲地区的高度成功。然而，全球金融危机动摇了外部需求和由此而来的出口导向增长无限制的幻想。金融危机爆发后，欧美发达国家对亚洲地区出口需求的下降使其出口与增长受到较大打击，凸现出对外部需求过度依赖的巨大风险。因此，短期来说，过度依赖出口的快速增长是一种不平衡增长战略；长期来说，由国外进口需求所造成的过度生产是不可持续的，出口增长战略将受到限制。

2．外汇储备管理风险

长期经常账户盈余的主要结果之一是东亚地区中央银行所持有的外汇储备的急剧增长，这些外汇资产收益低，意味着消费者福利的降低和投资者收益的减少，储备的最优水平是由边际收益与成本决定的。根据Park（2007）的研究结果，发展中亚洲的储备目前已经大大超过了所需的流动性水平，意味着相应的大量福利损失。过度储备的一种额外成本就是以传统储备资产形式持有的收益流失——比如像美国政府债券这类安全、流动和低收益资产，而不是更高收益的资产，这些资产几乎不提供避免货币危机的额外保护，具有相当大的机会成本。Park（2008）估计了管理超额储备的成本，发现它们超过许多亚洲国家GDP的1%。

（三）本币升值或通货膨胀压力

随着贸易顺差的大量积累，亚洲国家面临着本币升值与通货膨胀的双重压力，经济运行成本与风险加大（Eichengreen, 2006; Obstfeld and Rogoff, 2007）。一方面，大量贸易顺差将受到来自美国等贸易逆差国经济与政治方面对本币升值的压力，本币升值将导致热钱流入和资产价格上升，经济泡沫增加；另一方面，为了维持本币稳定，贸易顺差转化为大量外汇储备，将使国内货币供给相应增加，通货膨胀压力加大。如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的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都面临着这两大压力。

以上基于亚洲国家出口导向增长政策的利益与风险研究表明，虽然它们通过出口导向战略获得了经济增长方面的好处，但由于失衡双方的非对称依赖和调整关系，在参与全球经济失衡的过程中，东亚国家在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

（四）中国出口导向政策的风险

针对全球经济失衡的关键两极，大量学者对中美之间的失衡进行了特别关注，尤其是中国在全球经济失衡中的风险。21世纪以来，针对中国外贸顺差的持续增加和巨额外汇储备的积累，国内外学者纷纷对这一现象提出了质疑，尤其是对中国双顺差的好处进行了反思。Ronald I. McKinnon（2005, 2009）指出，由于人民币尚未国际化，中国处于不成熟债权国地位，只能以国际货币进行借贷，中国外部资产的货币错配风险将日益加大，即对外债权增加和本币升值压力加大，陷入两难困境。

国内代表性的研究来自余永定（2010）、张海燕（2009）、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2010）等。余永定在他的系列论文集《见证失衡——双顺差、人民币汇率和美元陷阱》中指出，出口鼓励政策和引资优惠政策分别导致了中国长期的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这些政策创造了经济发展和双顺差的路径依赖。双顺差使中国遭受了严重的福利损失，意味着高成本获得资本和低收益输出资本；而且，双顺差使中国陷入了美元陷阱，由于持续的双顺差导致了中国巨额的外汇储备积累，这些外汇储备大多以美元资产的形式持有，美国不仅经常项目持续逆差，次贷危机后美国财政状况也急剧恶化。2002—2009年，美元贬值已达40%左右，未来将进一步贬值，增加了中国外汇储备损失和违约的风险，中国已经陷入了任由美元摆布的发展陷阱。因此，必须转变过去的经济增长模式。张海燕更具体地对中国对外贸易的主体、商品及利益分配这三大结构进行了分析，得出了中国外贸顺差使国民福利不增反减的结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认为，全球经济再平衡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当前的国际分工与全球利益分配格局，国际分工定位、利益争夺、外部融资压力和政治风险是中国在全球再平衡过程中面临的四大主要风险，具体而言，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人民币汇率和来自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将是中国经济未来面临的几大压力。此外，中国外汇储备管理和人民币升值压力是这方面更细的分支，与前述东亚国家的风险类似，这里不再赘述。这些针对中国外部失衡风险的研究表明，出口导向型经济战略并非一劳永逸，对外需的依赖使中国内外调整都相当被动。与其他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相比，在全球经济失衡中陷入“美元陷阱”的中国面临的风险更大，也可能承担更多的调整成本，尤其在中美经济失衡中。

以上文献表明，作为全球经济失衡中心和驱动者，美国在全球经济失衡与调整过程中主导了失衡的利益分配。它不仅获得了国际分工、美元霸权和国际资本流动等方面的利益，还通过美国货币与金融中心地位将失衡成本与风险转移给了其他外围国。贸易顺差国不仅受到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的局限，而且还面临着货币错配所导致的储备资产损失、通货膨胀压力等风险，在失衡的利益分配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但作为全球货币与金融中心，美国在全球经济失衡过程中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在金融创新和经济虚拟化过程中的危机和风险也不可避免。

二、亚洲顺差国贸易利得论

针对亚洲地区巨大的贸易顺差和相应的外汇储备，一些美国经济学家将这一地区以中国为代表的经济体视为全球经济失衡的推动者和获益者，认为这些顺差国家应该在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中担当更多的责任。

（一）亚洲出口导向利益

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新兴市场危机之后，新一轮放松导致了所谓以“全球经济失衡”为核心的美国经常账户赤字的廉价国际信用，具有经常账户盈余的石油生产国、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盈余方则成为与汇率干预相关的集中批评对象。全球经济失衡现象被一些美国经济学家视为“不公平”贸易综合征，他们将外部失衡与东亚地区的出口导向利益目标相联系，为了实现高经济增长和就业政策目标，这一地区采取了汇率低估政策（Bernanke, 2005; Hubbard, 2005; Park and Shin, 2009）；特别是中国追求“为盈余而冒险”的增长模型（Obstfels, 2011）。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东亚国家为了防止资本流动冲击和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通过贸易顺差筑起了外汇储备之墙（Aizenman and Marion, 2003;Aizenman and Lee, 2007; Portes, 2009; Lane, 2009）。在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下，为了实现对外经济交易的稳定，亚洲国家普遍采取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并将美元作为锚货币。为了维持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出口竞争力，亚洲国家将本国货币的汇率维持在较低水平。在20世纪80年代和本轮全球经济失衡过程中，作为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地，日元和人民币汇率相继成为被关注的焦点（Lardy, 2006;Obstfeld and Rogoff, 2005; Goldstein, 2006）。这类观点的持有者认为，通过本币汇率低估，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获得了对外贸易顺差和经济增长的好处。这部分学者往往主张应由新兴市场国家承担调整成本，认为它们应该稳步推行金融体系改革，提高资本市场和间接融资效率，使国内投资和消费更快增长（IMF, 2005, 2006; Obstfeld and Rogoff, 2007;Blanchard et al., 2005; Roubini et al., 2004; Yoshitomi, 2007；段平方，2006）。Cline（2005）甚至建议美国应该考虑对那些通过保持人为货币低估而对出口进行补贴的国家征收反补贴税。

部分国外学者将人民币汇率与本轮全球经济失衡利益挂钩，Lardy（2000）、Obstfeld和Rogoff（2005）、Goldstein（2006）、Morici（2007）等学者认为，通过人民币汇率低估，中国获得了来自贸易顺差的大量好处。为了抚慰美国，2005年以来，人民币每年保持6%以上的升值速度，但人民币升值并没有从根本上逆转全球经济失衡，尤其是中美之间的贸易失衡，反而使中国处于不成熟债权国地位而被动对美国进行大量投资，在获得低成本外汇收益的同时，承受巨大的美元贬值风险（Ogawa and Sakane, 2006; Goldstein, 2007; Eiji Ogawa et al., 2009; Ronald McKinnon et al., 2009；王文怡，2006）。

当然，这种顺差方获益的观点建立在传统的重商主义思想基础上，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加深和国际资本流动的加剧，贸易顺差国的利益并不能得到持续的保障。事实上，贸易顺差国在汇率和贸易顺差调整过程中均处于相当被动的地位，而这些顺差往往成为美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和调整失衡成本的借口。21世纪头10年以来，人民币的大幅度升值并未在短期内逆转全球经济失衡，却增加了中国外部经济的运行成本。金融危机后，美国进一步要求以人民币升值的方式担当全球失衡的调整成本，这在2010年曾经一度成为中美经贸关系的聚焦点，但人民币升值仍然没有阻止危机后中美经济的进一步失衡，而中国的生产成本正在迅速上升，中国的出口竞争力也在逐步下降。

（二）美国外部失衡的风险

与Hausman（2005）、Dooley（2003, 2004, 2009）等的观点形成鲜明的对比，另一部分经济学家更关注全球经济失衡下美国资本流动的风险中心地位，他们担心全球经济失衡所导致的流动性泛滥可能导致美元贬值和金融危机风险。世纪之交后，美国经常账户赤字首次遇到了不可持续的警告，Eichengreen（2004）认为，外围国家愿意为美国赤字提供持续融资的前提是它们对美元有足够的信心。但国外融资不会得到无限提供，随着美国贸易赤字和美元贬值风险的增加，资本流入将突然终止，最终将导致美国经常账户余额的迅速下降以及全球经济的急剧下滑与恶化（Obstfeld and Rogoff, 2000, 2004, 2007; Obstfeld, 2011）。Roubini和Setser（2005）也对全球经济失衡的可持续性提出了质疑，认为美国逆差融资所需要的规模增长快于世界各国中央银行愿意增加的美元储备，增加了美国外部失衡的风险。随着股票流入让位于债务流入，然后是美国资产的私人购买让位于外国中央银行的投资，这些早期的警告得到了共鸣和放大。Cline（2005）认为，当美国经常账户赤字不是为高消费和政府预算赤字融资，而是为金融市场的高投资融资时，它（赤字）不再像20世纪90年代那样良好，最终将以美元贬值而结束；Obstfeld和Rogoff（2007）也对美国经常账户失衡的可持续性提出了质疑，表明美元的大幅度贬值的确非常可能。Summers（2004）、Blanchard, Giavazzi和Sa（2005）以及Krugman（2005）曾预测，全球经济失衡的进一步扩大将可能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甚至经济衰退。施建淮（2006）认为，美国巨额的经常账户逆差必须以高得多的经济增长速度来维持。

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全球经济失衡的风险得到了更多关注。一些学者明确将危机归因于资本流动性过剩下的全球失衡，他们的研究表明，不仅全球经济失衡的规模，而且全球经济失衡的分散程度也增加了危机爆发的可能性（Bernanke, 2009; Faruqee and Lee, 2009）。Roubini（2009）认为，美国的外部失衡最终将导致美元汇率的暴跌和资本流入的突然终止。由于新兴市场顺差国大量的低利率储蓄所导致的资本流入降低了美国与世界的利率水平，利益最大化的投资者将资金投入到高风险资产，由此推高了美国房地产市场和全球资产价格泡沫，增加了世界经济的系统性风险，资产泡沫最终导致了次贷危机的爆发和全球经济危机（Aizenman and Jinjarak, 2009; Fratzscher and Straub, 2009;Olivier Blanchard, 2010; Martin S.Feldstein, 2011）。Obstfeld（2011）认为，当巨额贸易盈余国家比赤字国家增长更快时，后者的消费增长必定快于收入增长，这一过程很可能以危机方式结束，除非债务国能实现收入增长的追赶，否则巨额财政赤字在较长时期是不可持续的。Lane和Milesi-Ferretti（2011）对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失衡调整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那些危机之前拥有巨额经常账户赤字的国家是受危机影响最严重的国家，国内需求下降尤其明显，它们也是在经常账户赤字扩张过程中严重负债的国家，美国和欧洲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上述文献表明，尽管并非像一些经济学家所预言的全球经济失衡将导致金融危机那样展开，但失衡的确对危机起到了助推作用。正如洛伦佐·比尼·斯马基（2009）所述，全球经济失衡最终为美国这样的国际金融中心创造了过多的流动性，引起了利率的下降，并刺激了逆差国的过度消费和全球金融机构的过分冒险。

综上所述，无论是全球经济失衡共赢观还是利益偏向论，都与美国的贸易逆差和资本流入中心地位息息相关，美国在国际分工和贸易中居于主导地位。虽然与美国失衡的贸易伙伴会根据国际分工下的比较优势获得资源或商品出口的有限利益，但与美国在实体经济领域与虚拟经济领域的双重利益相比，其中的利益分配不具有对称性，美国是全球经济失衡的最大赢家，而它的失衡伙伴的收益具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尤其在国际金融利益分配中显得相当弱势。本书认为，全球经济失衡是否可持续，不在于外围国家是否愿意持有美元，而在于失衡过程中的利益分配是否可持续。如果Dooley笔下的外围国“毕业”了，如果美国贸易逆差的新失衡伙伴诞生了，那么全球失衡格局将如何呢？

本书认为，全球经济失衡是与经济全球化过程相伴相生的现象，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美国始终是贸易逆差和国际资本净流入中心。作为全球经济失衡中心，美国在全球经济失衡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和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金融体系是导致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原因。作为全球经济失衡的另一极，亚洲贸易顺差国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占领了先机并成为全球制造业基地，亚洲地区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对全球失衡也起到了必不可少的助推作用。因此，失衡双方在与商品生产和国际贸易相关的实体经济领域是互利共赢的。作为贸易顺差方，亚洲国家先后从国际产业转移承接中获得了制造业生产与出口所带来的比较优势利益，而美国则在进口消费中获得了消费者福利改善，从国际贸易中实现了消费风险分担利益。全球经济失衡是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而产生的，通过贸易开放和国际生产一体化，“失衡”从生产要素供给增加和生产效率提高两方面推动了双方的经济增长。但在以金融为主的虚拟经济领域，美国主导着全球经济失衡的利益分配，它不仅获得了国际分工所带来的金融比较优势利益，还利用美元霸权地位将外部失衡的成本与风险转移给其他经济体，贸易顺差国和其他金融开放国家是其风险转移的主要对象。

就中国在全球经济失衡中的利益与风险而言，我们应该从动态的视角进行客观评判。应该说，在改革开放初期甚至是21世纪之前，通过FDI引进与出口导向政策相结合，中国实现了所谓的罗斯托经济“起飞”，并促进了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解决了就业并实现了经济增长，推进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这些好处部分来源于全球经济失衡。但21世纪以来，中国似乎陷入了出口导向经济增长的路径依赖，随着人民币升值及升值预期的增强，中国可能面临着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领域的双重风险：成本上升和贸易条件恶化将弱化中国制造业的长期竞争力，这可能是此轮全球经济失衡调整过程中中国面临的巨大挑战，这一挑战主要针对中国的对外贸易调整与自主创新能力；巨额外汇储备管理与不成熟债权国风险是中国在虚拟经济领域面临的长期风险，这一风险与国际货币体系息息相关。